资华筠：二姐如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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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如母

© 资华筠／文

　　二姐——王碧君，是我的先生（寿印）同父异母的姐姐，婆婆中年再嫁，寿印是她最小的儿子，二姐比这个“小弟年长20来岁——从小把他抱大。她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我却常常思念着她……
　　二姐颇有古典美的风韵：白皙的皮肤，饱满的额头，高高的鼻梁，剑眉、凤眼，面庞端庄，身材小巧。可惜命运多舛，幼年丧母，不久又失去了惟一的姐姐。她读书、工作都很好强。北京解放时已近不惑之年，仍以高昂的热情积极参军，表现极为优秀却因患肺结核而复员。此后一直在羊毛衫厂当检验工（还义务兼任小学生课外辅导员），1958年工厂搞整改，因为身体弱被动员退职（就是今天的“下岗”）。因其独身，每月可在民政部领取救济金12元，无论是挣工资还是领救济金，她都尽其所能贴补家用。
　　其实，寿印的家境原本是比较富裕的，我从未见过面的公公在满清末年留学英国（攻读铁路工程），回国后曾在京城有两份薪水不薄的公差。他格外疼爱失去亲娘的“二丫头”，因此二姐在这个殷实之家是享过福的。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后，老爷子拒绝出任伪职，盘算着自己的积蓄足够供儿女读完大学。没想到货币更替，物价飞涨，濒临破产，此后就靠变卖房产、衣物度日，解放前几近典当一空。
　　记得1958年我和寿印明确关系后第一次造访婆家时，全家八口人挤在三间旧瓦房里一起过日子。其中有：已逾花甲的婆婆和比婆婆大几岁终身未嫁的大姑——与二姐相依为命；寿印的大哥因体弱多病也退职在家，嫂子工资微薄，还有三个年龄相近正在上学的孩子。无疑，这是一个生活比较窘迫的平民大家庭，寿印须把每月工资的绝大部分支援家里仍难免入不敷出。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二姐于简朴中透出的高雅气质和不卑不亢的待人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长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敬畏之感，深恐不经意间冒犯了这位矜持的“大姑子”，她对我这个“未来的弟妹”似乎也陪着小心文革中，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上顶着“黑尖子、修苗子、狗崽子”三顶帽子，成了批判对象，被剥夺了从事专业——进行演出——的权力。当造反派忙于夺权、打派仗而无暇顾及“黑线人物”的间隙，我决心变更“为事业不生孩子”的家庭协议——婚后八年怀了孕。从这时起，二姐渐渐对我亲近起来，只要有机会与寿印一起回家看看，她总是问长问短多方劝慰。长年以来，她和婆婆的关系比较疏远（并不吵架），但在对我的态度上却十分和谐统一。婆婆是个朴实的家庭妇女，嘴不巧，心眼儿非常好，她俩常在一起商量怎样给我补身子。
　　那个年代，怀了孕也躲不过“接受批判”和“劳动锻炼”。我怀第二个孩子时，全团下放到沙城的一个部队农场，孕妇们被“照顾”在坦克压过的地面上抡镐开荒种菜（不必和大家一起行军十几里路去插秧），孕期满八个月才准许回京，产假56天后必须立即归队。我的父母是批判对象——早已被发配到干校劳动，婆家就是我惟一的家，“坐月子”，照顾襁褓中的孩子，二姐都是主力。难为她自己从未婚育，却要承担哺育孩子的任务。她做得很耐心，充分发挥了文化素质高的优势，两个孩子的身体都很健康。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对未嫁的姑姑称作“爹”，孩子们呢称其为“爹爹”，这便成了全家对她的“官称”。
　　林彪集团覆灭，对我们实行“管制”的部队农场瓦解，于是，“自己解放自己”逃回北京，怀着一丝希望，恢复练功。为了躲避造反派的监视，住到了婆家。这时，他们原先的三间旧瓦房已经拆掉，全家搬迁到三里屯“两大一小”的单元房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添了我的两个小baby，家庭人口有增无减，我的入住当然更是挤上加挤。全家毫无怨言地把小屋腾给了我。爱清静的二姐只能与婆婆、大侄子挤在一间屋里，还主动把孩子也抱了过去。为了解除我的不安，她玩笑似的说：“把孩子交给你我还不放心呢，再说孩子在大屋，夜里喂食、把尿，人手多受不了委屈……”
　　回想那“秘密冬训”的日子，每天顶着星星出发，中途倒三趟车才能到达先农坛——北京体操队去练功，将自己生过两个孩子——发了胖又被“批判”瘦了——肌肉松软的形体重新“组装”，一练就是一上午！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正是我后来得以重返舞台的基础。如果没有二姐、婆婆的真诚相助，命运将是另外一回事了。
　　1976年的夏天，形势格外严峻，传说我们这样的人要发配北大荒、大西北。二姐听说后坦然地对我说：“你们到哪我到哪，给你们看孩子、做饭。”每当我对前途感到无望时，她总是说：“我就不信日子会永远这样过下去！”这种不信邪的态度，在非常时期对我不啻是可贵的强心剂。
　　终于盼来了文艺的春天，我得以重返舞台，二姐带着我的学龄前的一女一儿搬到团里与我们同住。一家五口挤在筒子楼的一间15平方米的屋里，白天拆床、叠被，搭起书桌；夜晚再恢复卧室的模样，我和她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带着两个孩子（寿印只能在乐器仓库里搭张床），夜夜睡得很香，我们那间小屋因为有了二姐而变得异常整洁。
　　不久，我们“鸟枪换炮”——分到了帽儿胡同一套30多平方米的小单元，我却答应妹妹把儿子（鹏鹏）过继给她，这对二姐来说是最难割舍的，但是她与寿印全家一齐表示了极其开明的态度，只是鹏鹏迁走后“爹爹”更加牵挂他了。
　　随着形势的好转，我们的演出任务越来越重，出国、出差也很频繁，女儿（雷雷）又上了小学，繁重的家务事基本由二姐承担。她的体质不好，却有股细水长流的韧性，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不紧不慢，从不歇手。除了养活老人、支援兄嫂之外，我们把自己小家庭的财权完全交给了二姐，她过得勤俭而从容。这时才更展现出她训练有素的“女红”功底，夏天缝补，冬日编织，孩子的衣服几乎都是以旧改新，但哪怕是衣服上的一块补丁都要绣上花朵、图案。
　　对于雷雷的功课，她从不马虎。孩子偶然有点小病，她便整夜和衣而卧，发烧高时她还要坐起来把孩子搂在怀里睡，不停地用舌头舔她的额头——监测体温。我不忍心她这样辛苦，夜里总要起来换班，却被她严厉地“哼哒”回去：“你们都有正业，又都是好强的人，睡不好工作没有了精神头哪行！”雷雷和爹爹最亲，最听她的话，惟一闹矛盾的是，她当上“路队长”后，爹爹还要亲自接送，经过多次“抗议”，依然暗中跟踪。
　　那时没有洗衣机，这样的活计本应由我来干，但是孩子的衣服总是被二姐抢先洗净。舞蹈演员练功、排练出汗多，一天需换几身练功服，我有时偷懒就把脏衣服藏起来——攒在一起洗，也常被她搜出来，帮我洗净、叠好，放在床头。凡经她洗过的衣服都绣上了一个“筠”字，女儿笑话我说：“爹爹把你当幼儿园的小朋友了”，而这种母爱般的体贴，又何止渗透在一个“筠”字上呢？
　　住单元房，邻居间来往较少，如果家属间发生矛盾很容易波及同事——使文艺大院的人际关系增加复杂性。由于二姐的为人，远近邻居（同单元、同楼、同院）都爱找她聊天、办事，她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别人解忧，事事谦让，从不卷入任何是非。她的为人之本帮助了我们与邻里一直相处得很和谐。
　　她的惟一嗜好是吸烟，虽然到我家后被强逼着从“工农牌”改抽“大前门”，但几十年的抽烟史却毁掉了她的健康。正当我们顺利地跨入八十年代——事业、生活蒸蒸日上，女儿正在紧张地准备中考，我也正艰苦地排练自己的舞蹈专场告别晚会。记得那是寿印出差在外，我和雷雷为二姐隆重地庆祝她72岁生日的次日清晨，她不经意地说：“肩胛骨的夹缝处有点疼。”我立即带她去医院拍片子，一路上二姐还笑话我“小题大作”，万万没有想到诊断的结果竟然是“肺癌晚期，已严重扩散，不能手术——最多活半个月……”我当时几乎被这晴天霹雳击垮，却只能强忍眼泪告诉她是“肺结核复发”并立即打电报给寿印：“家中出大事，速归！”
　　医院拒绝接受这样的病人住院，这倒有利于向二姐隐瞒病情，但是以她的聪慧、敏感，每一种治疗措施都必须编一通“瞎话”，不时地品尝着说“善良的谎言”之苦。对于立即请保姆，二姐觉得是“防止结核病传染的必要措施”，欣然接受（她竟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病体不支）；对于把西洋参、银耳汤作为她的“日常饮料”，她觉得太“奢侈”，经过哀求——“压服”才勉强接受。对于著名中医开的苦药，她驯服地服用着，自感“疗效很好”。为了减少痛苦，延缓病情恶化，医生还建议服用“犀黄丸”。这种药不仅很昂贵，而且当时只有用“外汇券”到友谊商店方能买到。经济方面的困难可以借债，“外汇券”在当时却不能随意兑换。这时，方显出二姐的人缘，不仅我的父母、姐妹倾全力支援，大院里一经传开，许多有“外汇券”的邻居，都主动给予支持，二姐正是在众人的关心支持下奇迹般地活了半年多。
　　这半年多对于我们全家既有“度日如年”的沉重，又恨时光苦短。二姐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坚持正常起居，除了眼见着她一天天瘦下去，显得有些衰弱，几乎感觉不到她的病痛，真不知道在这样弱的躯体里，怎能迸发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使我经常对“发生奇迹”产生幻想。
　　但是科学是残酷的，终有一天二姐躺倒了，她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的病情，却只字不提，我们之间就这样互相“欺骗”着，真比痛哭诀别还要难过一百倍！她最后的早餐是我喂了她几口冰激凌，虽然她没有亲生子女，但所有她带过、呵护过的孩子都赶来看望了她，也许是“犀黄丸”起了作用，或许是“前世修来的”？（这是邻居们的话）二姐没有像一般肺癌病人那样发生严重窒息或是大口咯血的现象，而是相对平静地因心脏衰竭而停止呼吸。她离世时，我正在单位召开的大会上发言，刚走下讲坛就被告知噩耗，尽管对此早有精神准备，依然悲痛欲绝，特别是当我听说二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惦记着我时，更是难以自已。
　　邻居们纷纷赶到我家流着泪向二姐做最后的告别，雷雷因悲痛而发高烧一大病一场，鹏鹏哭着抢过“爹爹”的遗像抱在怀里——以亲生儿子的身份去送葬，单位的领导像对待直系亲属逝世那样亲自到家里慰问。在灵车驶向八宝山途中，天空洒下细雨——与我们一起哭泣……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二姐亲手做的针线包，家里的那张旧书桌上，布满了女儿当年写下的无数个“我想爹爹”。每每看到一些时代的成功女性，我总会想到，二姐如果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以她极富灵性的资质，善解人意的敏慧，充满理想主义的坚韧和那双具有创造力的巧手，是可以在许多领域里成就大事业的。而上帝却把这样优秀的女人像母亲那样赐给了我，我该怎样做才不负于这份幸运呢？

　　本文选自《过电影》，资华筠／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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