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庄：狱中记.中篇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狱中记
中篇

© 叶笃庄／文

六

　　从功德林出发前，先搜身，看有无违禁物品，然后检查行李，检查得非常仔细，一件一件，包括被子在内，都摸过。再次检查纸本，凡是笔写的，一律撕毁，片纸只字都不得带出。关于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以在检察院提审时，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明确告诉他们，我在监中翻译了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写在一本日文书中，希望允许我带走。检查员点头表示同意。这次提审来了两名检查员，一年长，一中年，看上去似是两个负责干部，态度温和。因此，在我离开功德林时，所有练习簿都当场被撕毁，唯独我的《人类的由来》底稿，得以放行。这部稿子一直到1962年我“保外就医”时带回家中，后交给四哥叶笃信，准备用他的名字出版，不幸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抄家，该书被红卫兵烧毁。
　　离开功德林，坐上普通的带蓬大卡车去自新路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说，这个案子在公安局已“结案”，检察院已“起诉”，于是移交给法院，所以要住法院的看守所，在这里等候法院提审，一般只提审一次，即行“宣判”。同去的有一大车犯人，到法院看守所后，再一次检查行李，通过后，送往监房。
　　法院看守所是解放后新建的，建于原第一模范监狱旁，两座监狱只有一墙之隔。一进监房的通道，就看到监号内的大炕上坐着几层人。每一个号子的面积大约有20平米，对面两个大木炕，当中有一个三尺多宽的小通道。到了夜晚，用一块一块的木板架在两个大炕上，下面就是通道，上面睡人。到了白天，把这些木板堆在窗户的一头，犯人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上面，多则四层，少则两三层。在白天，两边的炕上也要坐三四层人。一个监号内最多时住过五六十人，一个人只能睡不到一尺宽的一块半板，挤得水泄不通。
　　每一个通道大约有八间这样的监房，对面各四间，厕所（有抽水蹲坑，另有小便池）在信道的一头，信道的另一头为一排一排的槛栅状铁柱铁门。
　　和公安局看守所一样，每一监号设值班员一人，记录员一人。值班员掌握学习，记录员记录每一个犯人在讨论时的发言情况。管理员的办公室在铁门外，很少到铁门内来。看铁门的是犯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的，称为“铁门”。队长有一个姓藤的，河北省人，还有一个姓安的，东北人，对犯人的态度还不坏。这里称呼“队长”，不叫“管理员”。另一个年轻的管理员，态度很凶，但后来不见了。
　　这里的作息时间和公安局看守所差不多。每天夜九时睡觉，早七时起床，中午十二时午睡。早饭在九时，晚饭在五时。早饭是三大碗玉米面粥，浓度适中，有几颗咸菜；晚饭三个无眼的窝头，和公安局看守所窝头的重量差不多，没有菜汤，只给一点咸菜。所不同的是每周改善一次，给一点咸鱼。因为咸鱼是一段一段的，不好分匀，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咸鱼压成泥状，这样就比较容易分匀了。玉米粥是盛在脸盆内的，所以分完粥后，盆边上还沾有一层玉米粥，这个分完粥的脸盆，每天分给二人，让他们把剩在盆边的粥刮干净。于是大多数人都有一小片橡皮或一小片木头，用它来刮盆边的粥。通道里待分给各监号的粥是装在大木桶里的，给各监号分完粥后，残存在桶边的粥还有些，因而这样的空桶也得轮流分给各监号，各监号再轮流分给犯人去刮，好的时候可以刮下一碗多粥，所以谁分到空桶时，就可以多喝一碗多粥。刮桶时，就非得用小片橡片或小片木头不可了。分饭均由值班员和记录员管理。
　　集中在法院看守所的犯人，有反革命犯也有刑事犯，混合关押，在公安局预审时则是分别关押的。集中在这里的犯人，有的已判决，有的正等待判决，但都已完成预审，或已由检察院起诉，所以管理比公安局看守所松。譬如监号不关门，放茅后可自由去厕所，室内无尿桶。晚饭后可吸烟，每逢晚饭后，犯人就拥挤在监门口，等候“火种”。所谓“火种”，也是一支烟。每一个监号，给一个犯人点燃后，就拿走给另一个监号。监号内首先点燃的传给第二个犯人，第二个犯人再传给第三个，如此下去。“火种”是由“铁门”传递的，在传递之前，他先喊一声：“抽烟啦！”大约吸二十分钟左右，“铁门”又喊：“灭火喽！”各号的犯人在值班员的监督下及时灭火，否则就违反监规。在监号里，吸烟和吃饭是同等大事，有的人甚至用窝头去换烟，大致一个窝头可以换1～2支烟，我曾用一块香皂换了5支烟。这种交易必须秘密进行，如被发现，就得按违反监规处理。不过这要看值班员的态度了，值班员如装看不见，也就过去了。可以设想，一个监号内有二三十人吸烟，而且是狂吸，其乌烟瘴气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监号暗淡的灯光在烟雾的笼罩之下，更显得凄凉。
　　在法院看守所也吃过一阵“混合面”做的棕褐色窝头，后来又吃过高粱面窝头，吃这两种东西都拉不出屎来。针对这种情况，监狱想出一种办法，就在厕所门口挂了一个水桶，里面盛着自来水，上面安着一根管子，然后排队自行灌肠。当一个人把这条管子塞进屁眼灌肠时，排在后面的犯人就解松腰带，等到前一个人灌完后，紧跟着走上前去，把屁股高高撅起，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把管子塞进屁眼自行灌肠，如此轮流下去。
　　看守所里有一个医院，其中有一些个医生，都是犯人，名曰“犯医”。一个犯医，南方人，每隔一天来我们的通道一次，一脑门的心事，无精打采。他一来，就坐在通道一端的马扎子上，带着一只药箱，里面没有几种药。犯人们见他来了，有病的就靠着通道的墙边，站在那里，排成一队，顺序看病。他看病时，既不号脉，也不听诊，第一句话就问：“吃窝头了吗？”如果告诉他“吃了”，他就以命令的口吻说：“回去！没有病！”如果说“没有吃”，他就会说：“给你点消化药。”犯人本来肚子就饿，怕消化得快，再吃消化药，岂不火上加油，所以很多犯人都要说：“我，我，我不吃药啦！”于是犯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窝头医生”。
　　这里对于虱子、臭虫防范甚严，看守所没有这种东西。一发现虱子，值班员就得马上报告队长，跟着就是用蒸汽蒸制所有的衣被，不管什么料子的，都得一律蒸制。我有一件狐皮背心，就是这样蒸坏的。每隔一些时候洗一次澡。澡堂有一个大池子，外围有水龙头喷子，设备不坏。每次洗澡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包括脱衣服、穿衣服在内，所以在得到洗澡的信息之前，就把袜子脱下，衣服都解开扣子。一到澡堂，就赶快洗。水还够热，只是喷头没有热水。我总是在大池子泡几分钟，上来搓肥皂，然后用龙头的冷水冲一遍。这样，既省时间，又可洗得干净。洗完之后，就排队回号子。到时间后，队长吹哨子，不管洗完没洗完，都得出来。
　　法院看守所，每隔一星期看一次电影，偶尔也看一回戏。戏台在一个空场子上，每个犯人拿一个作枕头用的小包袱垫在屁股下，蹲坐在那里。影片基本上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守所有一个由犯人们组成的京剧团，演出过《强项令》那样的大戏。看戏时可以随便吸烟，而且院内的空气要比监号内的空气新鲜得多，即使不愿看那些老掉牙的影片，也非常高兴坐在那里享受吸烟和新鲜的空气。看戏或看电影时，只要不是“病号”，都得去看，说这是“受教育”。
　　每逢“十一”国庆节、阳历元旦、阴历春节，都给吃一顿饺子，按号里的人头发给定量和好的面和肉馅，由犯人们自己包。发给的量很不少，是可以吃饱的。包好之后，由值班员和记录员送往伙房煮。有一个记录员原是北京很有名的音乐教师，因贪污罪判刑。这个人嘴很馋，肚子又饿，在他端着生饺子送往伙房去煮时，就一边走，一边用嘴叼着生饺子吃。这件事被发现之后，引起犯人们的愤怒，开了一次“生活会”，联系他贪污的罪行，加以批判。他好像满不在乎，表现得好像我已把生饺子吃到肚子里了，已经得了实惠，难听的话由你们去说吧。
　　每一个通道都有一个洗脸室，两面墙各装四五个水龙头。每逢星期日洗衣服、缝补衣服，这一天可以任意坐在通道里缝补，整天不灭火，可以随便吸烟。这一天也是犯人们趁机进行非法交易的时候，如以肥皂、毛巾换香烟等。前已言及，我曾用一块香皂换了五支香烟，我还用一块毛巾换过一把旱烟末子，这种是筛烟叶时漏出来的土一般的末子，无法吸，只能擦在鼻孔里当鼻烟闻，没有闻几次，我的两只眼角就淌出脓一般的白色物体。古人说，七窍都互相连通，或许是这么一回事。
　　关押在法院看守所的犯人有两种：一种是“已决犯”，一种是“未决犯”。“已决犯”每月可“接见”一次，“接见”时有一大长条用木板搭起来的矮台子，犯人和家属面对面坐在两边，每次“接见”大约十五分钟。“接见”前一周，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经过检查后发出。信上不准要吃的东西，有的犯人就用暗语要东西，因为犯人接见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一些吃的东西。有一个犯人给他的妻子写信时写道：“你来‘接见’时，可把唐儿、饼儿带来，我非常希望看到他们。”家里果然看懂了这个暗语，就在“接见”时送来许多糖块和饼干。郊区农村家属送的东西最实惠，大都是炒面、炒黄豆，而且一送就是很多。在“接见”前总要理发一次，并且要换上新洗的衣服。队长还要训一次话，不外不要向家里人要吃的东西，不准接听外边的消息，要把监狱里的好生活向家里介绍。有一个农民向其妻子介绍，这里的生活怎样怎样好，又看电影，又洗澡，每星期改善一次……说着说着，他的妻子感动得流泪了，非常诚恳地劝她的丈夫：“你就好好地在这里待着吧！在外边可找不到这样的好事！”弄得那位农民哭笑不得。
　　我在法院看守所“接见”过三次。一次在未判决前，我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接见”。我“接见”的目的不外是叫竦给我送点吃的东西，当时我已饿得骨瘦如柴。“未决犯”是不准“接见”的，我没有想到，法院竟批准我“接见”，这种情形非常特殊。那次我是给竦和笃正二人写的信，他们如期前来。在“接见”前，那个凶狠的年轻队长，着重告诉我不准向家属要吃的东西。他们在“接见”时，我蹲在那里，我实在无力站着说话了。那次“接见”，我问了问家里的情形，他们看到我那副样子，也很难过。整个“接见”不过十分钟，队长始终在旁边。我不顾不准要吃的东西的禁令，我公开提出要竦按时送一些油炒面和炒黄豆，用邮包寄。因为人送吃的东西不收，邮包寄吃的东西则收。说这些话时，我故意把我的膀子露出，叫他们看看我瘦到什么程度了。这次来，竦给我带来一些次等烟卷和配给的低级点心，她怕送高级吃的东西对我不利。“接见”完毕回到号子之后，那个年轻的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足足骂了半个钟头，咆哮如雷，还叫我写了一份检查，才算完事。
　　第二次“接见”是在“保外就医”回到监狱不到一个月，法院判刑十年后。这次是竦和我的三姐叶笃雅一起来的，没有叫我们像大多数犯人那样地坐在矮台子的两旁，而是站在院子一个角落里单独“接见”。在“保外就医”时，我已向竦要求，如果再把我拘捕回去，就按时给我寄油炒面和炒黄豆。果然竦给我带来许多吃的东西，还有肥酱肉。这次我主要向竦提出了离婚，这是为了三个孩子的缘故。临别时，我还亲了她的脸颊。很快竦就来了一信，说为了孩子的顺利成长，同意和我离婚。我虽然在理智上明白我和竦必须离婚，可是在情感上，我难以割舍同她的恩爱情分。当时我真是百感交集：又怒，又恨，又悔，又感到我的一切全完了。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回信，要求把叶晓留下，交给笃正代我抚养。但她不同意我的要求。她说她不愿意叶晓和别的孩子不一样。那天我收到竦的来信后，眼睛直冒金花，突然吐了一口鲜血。
　　第三次“接见”是我的四哥笃信从天津来看我，给我带来一只空手提箱，这是我向他要的，以便今后装衣服等物之用。见后彼此苦笑，相对无言，不一会儿我就回号了。我在判刑后，除了上次“接见”外，一直到1976年再没有和亲人见面了。
　　“接见”之后，有些犯人大包、小包拎回来，开饭时就大吃一顿。没有“接见”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馋涎欲滴，食欲大增，难免发生一些偷、抢的事情。有一个航空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斯文。有一次开饭时，他恶虎扑食似的把一个人的一袋炒面抢到手，然后跳下木炕，就往通道里跑，一边跑，一边用手往嘴里塞炒面。这时突然从炕上跳下三条大汉，尾随其后，把他按倒在地上，嘴里喊着捉小偷，其实是趁机从他手里抢夺炒面往嘴里塞。这几个人争夺在一起，就像几条饿狗争夺一块肉骨头似的。有一个小偷在“接见”后，于夜间人们酣睡之际，把睡在身下的不到一尺宽的木板掀开，钻到炕洞里去，因为吃的东西都放在炕洞里。他在那里把一个人的两斤多炒面一下偷吃光了。吃完后，若无其事地，又钻回炕上。第二天那人发现吃食丢失后，和大家一起怀疑是他吃的，但他怎么可能钻过不到一尺宽的空隙呢？炒面吃多了就要去拉屎。这时值班员跟在他后面，等他拉完屎后一检查，开头一股屎是黑色的，这是因为吃混合面窝头的缘故，后面的一股屎，则是白色的，这是吃白面炒面的屎。于是值班员指着屎问他：“你怎么拉两样颜色的屎呢？”在这样的证据下，他不得不承认，是他偷炒面吃了。其实偷吃炒面，政府也不大过问，只是在号子里斗争一次就过去了，好在这个小偷也嬉皮笑脸地说：“我肚子饿得慌，看见别人吃炒面，我嘴馋。”有一个星期日吃咸鱼，剩下的鱼刺都倒在厕所间的一个篓子内，这个篓子是装垃圾的。有一个犯人假装去厕所小便，趁看守厕所的犯人不备，伸手就把垃圾篓里的鱼刺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嚼。看厕所的犯人拉他也拉不住，只好去铁门外报告队长，等到队长来时，这个人已把半篓的鱼刺差不多吃光了。
　　四五十人拥挤在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号子里，最难过的是夏季，因为不准开窗户，室内空气污浊不堪，令人气闷。遇到天气太热时，队长叫“铁门”犯人在通道地上泼水，以减轻热度。有时队长也准许各监号打四五脸盆自来水，叫人擦身。但四五盆水哪够四五十人之用，所以脸盆还没有放在炕上，大家就争先恐后把十几只手伸向脸盆，用毛巾蘸水，然后用湿手巾擦擦身子。到了这样热天时，就疏散几个犯人到监号外的通道的地上睡觉。一般一人给两块不到一尺宽的木板垫在身下，即使这样窄，也比在监号内睡觉舒服多了。我曾有幸睡在通道的地上，非常舒适，因为通道内随时有从铁栅栏那边吹来的凉风。睡在号内，以睡在靠窗的位置为最好，因为到了夜间，可以偷偷把窗户开一条缝，呼吸新鲜空气。
　　在法院看守所普通监房待了一阵子之后，就调到劳动监房。劳动监房的犯人比较少些，也有二三十人。房间大小和普通号一样，约20平米左右。在这里我从事过两种劳动：一种是刮塑料梳子，用模子压制塑料梳子时，齿根空隙压不光滑，必须用一把尖头的小刀子把它刮光滑。每人一天刮多少把全有记录，全号刮多少把也有记录，然后汇总在通道墙上一块大黑板上，这样引起各监号的竞赛。黑板上不记个人劳动量的汇总，只把全通道各监号刮得最多的和最少的两个人名字写上。还有一种是刮塑料凉鞋，用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时，鞋底周围有毛边，必须用一把小勾刀把它刮干净。劳动量记录如上。这全是“小劳动”，都在监号内工作。
　　进了“劳动号”，就可吃三顿饭了。每早喝两大碗玉米面粥，中餐和晚餐吃三个窝头，像我的饭量，基本可以吃饱。所以在“普通号”久饿之后，一进“劳动号”，就好像进了天堂。那些梳子和凉鞋都是看守所隔壁监狱，即原第一模范监狱里的犯人们做的。
　　法院看守所的犯人流动性比较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个人：
　　维吾尔族人木铁义，被捕以前是民族出版社编辑，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维文版，1958年被捕。他在解放前担任过新疆学院副院长、新疆“三青团”的副书记等。1978年打倒“四人帮”后释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哈萨克族人尼华德，现名尼合迈德·蒙加尼，1958年被捕前任民族出版社编辑，翻译《毛泽东选集》哈文版。解放前担任过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全国解放后，鲍尔汉领衔发通电起义，尼华德曾在通电上签字，按说应算“起义人员”，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不知为什么，也被捉起来了。1978年打倒“四人帮”后释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据说这两个人在新疆颇有声望。1978年以后，不记得通过什么关系又联系上了，他们来北京时还和我见过面，提起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一个姓孙的青年，南方人，二十岁左右。在苏联学原子物理，成绩优等，深得俄国老师的厚爱，每星期日都到老师家中，由其女儿教他弹钢琴。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不准中国学生再学原子物理，孙不得不改学语言——一个小语种。孙很苦闷，向他的老师求教。老师给他出主意，叫他去美国驻苏大使馆请求去美留学，当时中美还是敌国，他是偷偷去的。美大使馆的一个会讲流利俄语的年轻官员接见了他。他第一次去，把他的请求申明了一下，那位官员叫他过一两天再去。他按时前往，这位官员说，可以答应他去美国留学，但须向美大使馆提供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在苏联有多少留学生？都学的什么科目？他一听头就大了，心想这不是卖国吗？他赶紧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坦白，一五一十交代了问题。中国大使馆当即把他留在馆内，叫他住下，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大使馆派了一个职员随同他乘飞机返国，一到北京机场，就有公安局的人等候在那里，一下子就把他送进了看守所，结果判了五年有期徒刑。这个孩子非常有礼貌，我上下炕时，他总要扶我一把。性格沉默寡言。他告诉我，他曾在苏联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气垫汽车”的设想的文章。我很为他的前途惋惜，一朵未开放的花朵就这样过早地凋谢了。我曾问他，将来出狱后，准备干些什么？他说他喜欢汽车，如果有机会当一名司机，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国家统计局的研究人员，系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这个人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收集材料，见了材料，就记录在卡片上。他在统计局工作时，趁同屋的人不在，偷偷把别人的材料抄录了下来。这件事被发现之后，再加上他的海外关系很多，就把他抓了起来，判了五年徒刑。他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是一个死去丈夫的女人，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她的前夫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解放后她丈夫患病死去，经人介绍她和这位爱抄材料的人结婚的。他们结婚时，她在农业出版社工作，家里还有些储蓄，可是当他在监狱时要她送一点糖果，她都没有送。这个人很伤心，说：“夫妻一场，难道连一包糖果还不值！”这个女人后来又和我认识的民盟中央的一位罗某结婚，是她主动提出的。改革开放后，她去了美国，又抛弃了她的丈夫。我想这世界既大又小，在监狱里知道的人，在社会上又遇到了。
　　索兆凡，蒙古族人，书法家。被捕前曾为农业展览馆写说明书、毛主席语录、标语口号等。“三年自然灾害”时，家计困难，他从熟人那里打听到有一宗买卖可赚点小钱，就是在北京“走后门”弄些小苏打粉，运到山海关附近的昌黎县去卖。那里吃白薯面，使用小苏打掺在白薯面里，可以使它发酵，好吃一些。他跑过几趟这样的买卖，用部分赚了的钱在当地买些杂粮运回北京家用。不料这样做在当时是犯法的，遂被抓起，判了三年徒刑。出来后，到80年代，他做松花蛋的生意。把生鸡蛋买来，自制松花蛋出售。这个买卖也有利可图，一年下来，除开销外，可赚万把人民币。后来他不干了，因为年纪大了。他不知怎样知道了我的下落，给我来了一信，还到我家来过两次，每次来总要带几十只松花蛋送给我。我也到他家去过一次，他家住在东城区骑河楼内的箭胡同。
　　有一位姓马的国画家，解放前，专给琉璃厂几家大书画铺临摹古画，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不够吃，他便画假粮票，除了自用外，还赠送亲朋好友，两三年没有犯案。有一次他的小孙子放学回来时，拿了一张粮票去买面包，孰知这张假粮票被发现了。原来他画假粮票时，最后画粮票上印章外边的圆圈，这是最难画的，要用“蟹爪”笔划。这次，他把未画圆圈的粮票放在那里，孙子拿了这张粮票到食品店去买面包，于是就被发现了面包店报告了派出所，他被抓了起来。他画粮票，总是画大额的，一般画五十斤的。五十斤的粮票有暗记，他也能照样画出。他在号子里常说：“我也够本了，三年自然灾害，我救活了不少亲戚朋友。”
　　葛佩琦和我在法院看守所同过一个通道，不同号子，我在通道内经常看见他拄着双拐缓慢地行走。他原是人民大学讲师，1957年“整风”时，他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了言，后来人们诬陷他在这次发言中说过“要杀共产党”，一追查他的历史，又曾当过“国民党的少将”，遂被捕。原判十五年徒刑，他不服上诉，乃加判无期徒刑。在号内每天要写一篇“思想汇报”，交给看守所管理人员，受尽了精神折磨。1975年12月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员”，他因当过“国民党少将”，跟着大流被释放了。“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上告，始查明他是1938年的老党员，“国民党少将”是他的掩护身份。他的情况详见《南方日报》刊登的《离人泪》，已剪下放在参考资料袋内。
　　有一个外号叫“三十秒”的扒手，这个人看上去顶多二十岁。他专在公共汽车上作案，一般是从车后门挤上车，然后再挤到前门下车，一路上左右开弓，大掏钱包，如入无人之境，真可谓眼捷手快。他在传播他的扒窃经验时说：“首先要树立信心，要胆子大，认为被偷者绝不会发觉，这样就算完成一半任务了。”
　　有一个郊区农村的老中医，用中药和针灸给人堕胎，被查出来，抓了进来，判了刑。

七

　　1962年5月底，忽然叫我去看守所医院检查身体。我那时并没有什么病，只是瘦弱不堪而已。医院院长问了我几句话，问我有什么病，我率直回答他：“没有什么病，只是感到肚子饿得慌。”他点了点头说：“回去吧！”这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检查。第二天下午，叫我收拾行李，我被送到医院肺病监房，这时号内的犯人告诉我说：“你快出去了，保外就医啦！”当晚收钱折，因为我还有几块钱存在银行里，犯人身上是不准有现钱的，以防止逃跑。把钱换给我后，我笃定了，认为一定可以出去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吃完早饭后，九时左右，叫我收拾行李，看守所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由两个法警押着我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法院后，叫我待在休息室内，过了一会提审由一个审判员（旁边坐着一个记录员）宣布：“释放，保外就医。”随后向我说：“你在外边如没有不法活动，就不叫你回来啦你回到休息室，等待你的妻子来接你吧。”
　　我回到休息室等着，这时我把剩下来的约半斤炒黄豆、半斤炒面，放心而慢慢地吃了下去，我又找法警要了开水，吃喝得很痛快。在看守所时，我每天吃炒面和炒黄豆，都按一定的数量：三调羹炒面，一调羹黄豆，决不多吃。这次，要回家了，于是放开了肚子吃。吃完这些干粮后，好像还不过瘾。
　　不一会儿，竦在那个女记录员的陪同下来到休息室，女记录员说了一声：“你们走吧！”我看到竦后，并没有特别激动，木然，只是平静地向竦说了一句：“咱们回家吧！”竦叫来一部出租车，在车上，竦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但没有说很多话，只是说了句“孩子们都好”。
　　在竦接到法院通知把我“保外就医”后，她去找了高崇民，问怎么办。当时竦心里有些怕。高说：“你尽管把他接出来好了，如果你以为住在你那里不好，就让他住在我这里，或住在用潜家里也可以。如果住在你那里，我就给你们党委打一个电话，打一个招呼。”这样，竦心里有了底，才把我接回家的。在那个岁月里，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我回到家里，竦给我泡了一杯“可口粥”，还拿出装在那个蓝花瓷罐里的“蜜贡”给我吃，然后她出去办事。我一个人在家，一边吃着“蜜贡”，一边喝着“可口粥”，真是美滋滋的，不觉把罐里的“蜜贡”全吃光了。等到竦回来后，我告诉他我把蜜贡吃光了。竦吓坏了，她说：“那是买了两斤蜜贡，孩子们吃了不到一斤，还剩下一斤多，你会把肚子吃坏的！”我告诉她，在此之前，我还吃过差不多一斤多的炒面和炒黄豆。竦真的吓坏了，赶紧上街给我买化食的中药“焦三仙”，给我煎着吃。可是到了中午，我还是吃了一大碗面条，我还想再吃，竦给拦住了。
　　中午阿靓和晓回来了。自1958年9月18日被捕至1962年5月28日，这一期间我和孩子们没有见过面。见面之后，我心里又悲又喜，也感到对不起她们，她们还需要爸爸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她们。心里像开了锅似的，不是个滋味。午饭我和竦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吃煮挂面，多少年来没吃过面条，甚至没有吃过几顿白面，嘴里的津液非常之多。叶娃中午在学校吃，下午三点才回家，她见了我，叫了一声“爸”，就捂着脸跑到里屋趴在床上哭了。大约我枯槁的面容引起了她的伤心。
　　当天晚上，我和竦睡在一张床上，竦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就是和美国人裴克和布雅各的关系，把我和他们的一般的朋友关系，说成是特务关系。”我一五一十详细和竦说了我和这两个美国人的来往关系，并告诉她，我已经以“美国特务”的罪名由检察院起诉了，叫她不要存任何幻想，也非常可能再把我弄回去判刑。竦告诉我，高崇民自愿帮助我弄清问题，并说还考虑给我安排工作，所以竦认为不会再把我弄回去了。
　　我到家后的第二天晨九时，高崇民来到小西天演员剧团宿舍看我。高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当时是阶下囚，高老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他前来看我，使我激动不已，顿时涌现出各种复杂的心情：委屈、悲愤、感激、悲观……不禁失声痛哭。高老问我，究竟为什么，何以把事情弄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我向他如实地叙述了我的问题，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我本来没有希望他给我什么帮助，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会帮助我这样的一个落井的倒霉人。在那个年月，对于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总要划清界限，即使亲人也如此，不在井里投下几块石头，那就够意思了。可是高老坚定地向我说：“你不要怕，写一份申诉材料给我，我过问这件事。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把自己人当做敌人打！”我想了很久，向高老说出了我的真实思想和顾虑：“我出来时法官告诉我，没有不法活动就不让我回去了，我不知道写申诉材料是不是不法活动？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已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只要能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不叫我回大狱，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种想法，即使高老过问，这件事恐怕也不易搞清楚，我的问题本来是交代清楚了的，只是他们硬说不清楚而已。另外，我以为高老一过问，公安局和法院不会轻易认错，可能以问题有待搞清楚，把案子压下，无限期关押，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后来高老针对我这种思想，给予了严肃批评，说我这是“不相信党”、“有对立的消极情绪”等等。
　　在高老的促使下，我答应写一份申诉材料，可是高老一走，我又怕起来了，怕以此作为“不法活动”，把我收回看守所。我刚和老婆、孩子团聚在一起，不愿再去“打官司”了。当天我就去新街口一个纸庄买回五十万字的稿纸，准备整理我在看守所译的《人类的由来》。
　　回家后的第三天晚间，孟用潜和他的夫人小赵来看我，并给我带来两条好烟，一条“大中华”，一条“前门”。我向用潜说了高老叫我写申诉材料，我不敢写。我问用潜可以不可以写。用潜说，以高老的政治地位，他叫你写，是不会有问题的。我还是不放心，过了一天，我叫竦去问用潜，叫他再慎重为我考虑一下可不可以写。用潜告诉竦，高老、周新民和他准备一起去法院保我，并嘱咐竦：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免得我害怕。可是我还是犹豫不定，终日整理抄写我的《人类的由来》的译稿。
　　1962年6月24日，高老又来看我，找我要材料。我告诉他，我还是有点害怕，没有动笔。这次高老有点生气了，叫我一定在7月7日以前把材料交给他，并且说：“我过问此事，不是为了我们是朋友，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维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至于为什么要在7月7日以前把材料交给他，我没有细问。可是我刚一动笔写了一个开头，6月28日就又把我收回看守所了。
　　6月28日下午三时左右，竦和我刚睡完午觉，法院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五时以前去法院汇报病情，我赶忙动身。临行时，我把身上的粮票和钞票全交给竦，怕万一不让我回来，竦说我太多虑了。那天中午，我在新街口西安食堂买回几个牛肉夹火烧，准备作为晚饭。竦还给我开玩笑说：“你放心去吧，回来吃牛肉夹火烧。”我到中级法院后，坐在通道的椅子上，等待传讯。约五时开庭，当我站好之后，审讯员问我姓名、籍贯、年龄等，然后二话没说，就宣读判决书，以“美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读后说在一周之内可上诉。我当即表态，我上诉。判决书上所写的，全是我祈求宽大的夸大之词，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
　　“保外就医”时，我还是“未决犯”，“未决犯”不能保外就医。我竟然“保外就医”了。可是在外边过了将近一个月，又突然把我收回，当即判决。在“保外就医”时，审讯员明确向我说过，“你在外边没有不法活动，就不叫你回来了”，为什么不在一个月以前，我“保外就医”以前，先宣判，使我成了“已决犯”后，再“保外就医”呢？！个中情形，我至今还想不通。唯一可以解释这种情形的，就是高老他们要为我翻案。而如果翻了案，公安局就是“错捕”，他们当然不愿承担这种责任。从宣判时审讯员的面容，也可看出一点名堂。他歪着脖子，斜着眼冷笑，意思是：判了你怎样！而一判，就等于板子上钉钉，堵住了高老的嘴！
　　宣读完判决书，把我送到有铁栅栏的地下候审室，不一会儿，就用囚车把我送回自新路法院看守所了。当晚我没有吃饭，也吃不下饭，心里的难受比我第一次被捕时还要厉害，竦和孩子们的影子时时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赶忙写上诉书，一夜没有睡觉，和我当初被捕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我大约是5月28日“保外就医”的。刚一回到家里，孩子们对于我还有点陌生，我被捕时，晓只有5岁，经过四年之后，我在她的印象里恐怕已经很淡了。可是不到半天的时间，我们就亲热起来了。当时我的腿脚肿得很厉害，叶娃非常关心我，她说：“爸的脚肿得像佛爷的脚一样。”在“六一”儿童节时，晓缠着我带她出去玩，她说那天坐车不要钱。我告诉她，爸的身体不好，不能带她出去。她非常懂事，就答应不出去了。可是从她的面容可以看出，她是很失望的。回家的第二天晚饭后，我去德胜门外点心铺给三个孩子买了点心和糖果，都是很次等的，回来给她们分成三份，她们都很高兴。我出狱时，还有十几元钱。后来，竦把存款折交给我，叫我随意买点东西。我曾带着娃、晓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我知道晓喜欢吃红菜汤，同时她们已多时吃不到冰激凌了，除了这两样东西外，还要了两三个菜。可是，红菜汤没有，冰激凌已化成汤汤儿了，她们吃得不很开心。这次阿靓因学校有活动，所以未去。我被收回监狱后，对于“六一节”没有带晓出去玩和孩子们没有吃上红菜汤、冰激凌，感到有说不出的内疚。一想起这件事，难过得有时甚至掉眼泪。前已述及，这次收回监狱，比刚被捕时还要难过，这是因为和家人久别之后又聚集在一起，刚刚把心温暖过来，突然又被收回判刑，心情激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那时写过一些诗述说这种心情，只记得其中两首：

　　斜日疏林归暮鸦，炊烟袅袅有人家。
　　小窗隙里窥黄犊（注：我曾从法院看守所的窗隙里窥视到一只小黄牛犊），心在雏凤头上花。

　　远望疏林日影斜，犹忆昨夜梦还家。
　　殷勤妻女劝加饭，宅前小草吐红花。（注：回家时曾买过几株“死不了”小草种在宅前）

　　我“保外就医”时，笃成（方实）和白天来看我，问到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我的真实历史情况向他们说了。笃成回到新华社后，向党委汇报说，要过问我的事。党委的意思，笃成亲自过问有所不便，还是另派别人调查为好。调查结果，和我说的一样，这就是说我当时是为了革命受周新民的指派参加美军工作的，因此这是一个冤案。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为了此事，给笃成铺天盖地贴大字报，说他包庇他“反革命”的哥哥。

八

　　现在说一说“病号监”。
　　我“保外就医”前，曾在病号监住过两夜，表示我有病，因为从普通监是不能“保外就医”的。病号监的伙食和普通监一样没有什么改善，只是可以开窗，但向着通道的监号门则必关着，据说是为了避免传染。我待的那个病号监有二十人左右，还不算太挤，只是室内空气很污浊。在病号监可以随意躺卧，不学习。但最令人恶心的，是饭碗、筷子公用，以一块又破又脏的擦碗布在饭后洗碗时抹来抹去。洗碗的水也不过半脸盆。这次在病号监遇到了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一个讲师，先被划为“右派”，后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也不过三十岁左右。
　　1962年6月28日把我收回法院看守所，初到时住在普通监号，过了三天，就把我转移到肺病监号。这里的病号比一个月前我住的那个病号监的病号的病厉害多了。大部分人白日也躺卧着，看来像是一个重病号的监房。按规定，“保外就医”后又被收回的人，都要住病号监，观察一定时间后，才放回普通监房。而我“保外就医”时，本来就没有什么病，这一点他们是清楚的，但按照既定手续，还是把我放在肺病监号。我一看监号中的那种情形，简直恐惧极了，我想这下子一定要传染上肺病。因为和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人）住在一块，而且碗筷不分，这传染不上病才怪呢！我在这个重病监号住了将近一个月，居然没有传染上肺病，真是一个奇迹。从此，我相信人对细菌的抵抗力，是不可轻视的。
　　我被收回法院看守所后，当夜即写上诉，第二天写完交出。转移到“肺病号”后，有些老犯人劝我撤诉，那年月，一上诉就得加刑，因为上诉说明当事人不认罪，不认罪就得加重处理。住在“肺病号”后，天天看着有些人吐白的、吐红的，心情非常恶劣。我被判十年，系从逮捕之日算起，如此，已过了四年的刑期，剩下来还有六年，咬咬牙就过去了。另一方面，我已想开了，我本不是美国特务，和美国特务机关毫无关系，更没有拿过他们的分文，哪有做特务不要钱、白尽义务的道理？！只是因为我和两个美国人布雅各（新闻记者）和裴克（作家）有个人来往。据我所知，他们二人都不是美国特务，而我的判决书上硬把他们定为特务，而且也没有指明他们是哪个特务机关的特务，就这样也把我定为“美国特务”，岂不是完全违背事实？！既已违背事实，再去辩驳，也无济于事。根据这几种思想，我便要求撤回上诉，但一直不理我。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书，说原判并无不合，应予维持，而且说明这是“终诉”，以后不准再上诉。从此，我就戴着这“莫须有”的罪名，苦度春秋了。最可笑的是，在公安局“结案”时，审讯员向我说过：“你过去对革命的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法院宣判我十年徒刑时，法官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一笑置之，从未把它放在心上。这次被收回后，竦按期给我寄油炒面和炒黄豆，有一次还寄过六盒“代乳粉”，这对维持我的健康大有作用。她把孟用潜给我的两条好烟——“大中华”和“前门”——给我寄来。还有一次，给我寄来十支雪茄烟，犯人们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大亨”。

九

　　团河过去是皇帝的围场，打猎的地方，解放后开辟为劳改农场。这里关押的都是一些刑期较短的犯人，还有一批劳教分子。那时法院看守所人满为患，调了一批“已决犯”和“未决犯”去团河劳动，是临时性质的，不是最后的分配。我被选中，在一个阴沉的冬天，坐着巴士，晨九时出发。团河离北京很近，不知怎的，走到下午三时左右才到达。晨起只喝了三碗玉米粥，到了下午已腹内空空了，又冻又饿，我真正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
　　到后在一个广场上集合、点名，然后扛着行李一步一挨地走到监房。双脚如拌蒜，头昏脑涨，喘不出气来。进监房后没多久，每人发一个大玉米面蒸馍，约有半斤重，还有一碗菜汤，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已来不及细嚼慢咽。
　　吃完饭后，排床位，每人不到二尺宽的地方，甚为拥挤。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每人发两碗稀玉米粥，然后上工，工作是挖土方，抬大土，我也跟着抬。一则关押多年，身体已经很虚弱；再则我从没有过体力劳动的锻炼，但我还是咬着牙抬土，半天下来，我的肩膀已经压肿了。
　　团河劳改队的生活，是早餐两碗稀玉米粥，中午一个大玉米面蒸馍，晚上一个，各有一碗菜汤。虽然比看守所的伙食在量上多一些，但远远不够吃，因为劳动是很重的。吃完晚饭后，学习两个小时，就寝。睡的是砖炕，没有生火，既硬且冷，而且拥挤不堪。夜晚小便时，得跑出门外，光着身子在零下的温度里小便，真是痛苦之极。我在团河劳改时，管理员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他还读过我写的书，态度还算温和。
　　在团河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调回了法院看守所。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十

　　从团河调回法院看守所后，又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监狱的翻译队的管理干部曾找我谈过一次话，问了问我会什么语种、翻译工作的经历等。紧挨着法院看守所的是一所监狱，里面关押的都是重刑犯。监狱设有袜厂、塑料制品厂（当时主要制造塑料鞋），还有一个翻译队。翻译队接受外面委托的业务，如自己出书时，则用“清河”的笔名。翻译队的干部和我谈话后，并没有把我调往那里，不久，我被调到了良乡劳改队。
　　这个劳改队，原是一个劳改工厂，制造电梯，但已下马了。监房很洁净，有大窗户、地板、木板炕，厕所在通道的一头。这个劳改队是按犯人的政治情况分组的，有：共产党（被捕前为共产党员）组、国民党组、华侨组、混血儿组、高干子弟组，还有病号组。共产党组的犯人被捕前的经历，军队须校级以上，文职须司局级以上。国民党组皆系将军，即战犯之流。华侨组的犯人，其上辈须是华侨知名人士；混血儿组亦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劳改队，传说是准备特赦的。入监后要填一张表，管理员说：“官越大越好。”
　　我被编在共产党组，铺位的一边是倪华德，另一边是周洪昌。倪华德解放前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周洪昌系国防部坦克处处长。另外组里还有：朱枫，通县专区副专员；杜沛章，某部的司长；沈克，部队的中校；一个海军中校舰长郝得胜，陕北老红军；张某，县长；孟洪光，铁路干部；陈某，某部的处长。
　　这个组的犯人大部分是刑事犯，如朱枫（只有一条真腿，另一条是假腿），陕西人，强奸幼女犯；倪华德系历史问题；周洪昌，强奸幼女犯；杜沛章，贪污犯；沈克亦系“花案”；那个海军中校舰长，重婚；郝得胜，“现行反革命”——他被通知退役时，总是拖着不退，后来他想通了，同意退役，可是他下午去的，上午部队接到公文，停发转业费，他没有拿到一笔可观的转业费，便心怀不满。转业到一个大学后，由于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因此，非常气愤、不平。一天夜里他喝醉了酒，跑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然后就晕过去了。当人们发现这件事后，他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对他判得很轻，大约只判了三年，他经常喃喃自语：“我那金闪闪的‘八一大勋章’，也被没收了！”此人烟瘾很大，但家里从来不给他送东西，只好捡烟头，或找人要点烟吸。
　　孟洪光过去在东北北大荒劳改时，不服罪，曾企图偷跑，被卫兵打了一枪，把嘴唇打裂了，但未伤及要害部位。他的案情大概是：他工作时有一明两暗三间房屋的宿舍，他的妻子系一个工厂的工人，经常值夜班，不得回家。他有一个表弟媳妇单人借住在他那里，一来二去，他妻子怀疑他和这个表弟媳妇有染，便和她大吵大闹，并把她的行李丢在院内。这样，他表弟媳妇只好移居他处，非常愤怒。这时有人教唆她告孟洪光强奸，她果然告了。孟洪光在抗战时得过一把日本战刀，解放后放在箱子里，这把刀被查出后，法院便认定孟“持刀强奸”，结果判了五年。孟上告多次，均被驳回，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后来终于平反了，他和妻子离了婚，有一男一女，都长大成人了。我平反后，我们又联系上了。他又结了婚，家住在天津，经常来北京看他的子女，也来看过我几次，我去天津时也看过他一次。
　　在国民党将军组里，有几个是阎锡山的将领，还有伪军的将领。其中有一个国民党的嫡系，黄埔军校毕业。国共争夺东北四平时的国民党守将陈明仁的参谋长邝某，就在国民党组里。他的围棋下得很好，为人很深沉。我们组（共产党组）的杜沛章恰好攻打四平时腿部负伤，他当时是解放军这方面的，两个人把情况一对，全都对得上。
　　当时，一个是共产党方面攻打四平的，一个是国民党方面守四平的，二人都关在同一个劳改队里。这一仗，国民党把四平守住了，共产党没有打进去。后来陈明仁在长沙随程潜起义，当了解放军的上将，而他的参谋长却沦为阶下。这个人在解放后曾被安排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他终日钓鱼，不问政事，但是在1958年“大肃反”时还是被送进了监狱。
　　杂务组有一个人不可不提，此人名王××，山东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是“战斗英雄”，曾任解放军团长。解放后，选拔一批陆军优秀人员去苏联学习空军，他被选中，归国后任一个空军师的参谋长。在他这个师里，师长和政委都有专用车，而参谋长没有，他因此心怀不满，1957年“整风”时鸣放了一番，结果被划为“右派”，遂转业到地方，在一个降落伞练习站工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他的妻子在一个医院做大夫，他还有一个生死之交的老战友的妻子也在同一个医院做大夫。他的这位老战友性神经衰弱，不能满足他妻子的要求，恰巧王××的妻子又不能应付他的性要求，二人谈起这件事，就约定彼此交换妻子睡觉。王××被划为“右派”后，他的妻子不甘寂寞，和同一医院的年轻会计私通。他的老战友的妻子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王极为愤怒，俟机报复这个年轻会计，并扬言非打死这个会计不可。会计是独生子，没有父亲，会计的母亲听到王要打死他的儿子的消息，极为恐惧，带着她的儿子去王的宿舍跪着求情，这时王兽性大发，拿着手枪，当着会计的面强奸了他的母亲。儿子跳窗前去报案，当场捉获，于是判了三年徒刑。他在良乡劳改队缝破鞋，用旧黑白塑料鞋底做了好几副麻将牌和围棋子，和真的一样。我平反后，他从民盟通讯上看到我的消息，和我联系上了。他来农科院看过我一次，我去他家看过他一次，此后就没有来往。他出狱后，安排在怀柔水上学校工作。
　　在华侨组也有一个人值得一提：此人名韦愿，系叶露茜的亲舅舅。他原在香港工作，经杜宣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香港地下工作。1956年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满腔热忱，曾被安排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后调至北京出版社工作。1958年因“历史问题”被捕。他在敌伪时代，曾在敌伪电影公司当过编导，但没有参与过正式影片的拍摄工作，遂被判了十年徒刑。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算恢复自由，整整在监狱和农村苦熬了二十年。我平反后，通过杜宣的关系，我们又联系上了。1979年或1980年，他办好护照去美国定居，临行前，他在一个小馆里请我吃了一次饭，最后分手时向我说：“我改造了二十年，改造好了！我又要离开祖国走了！”他从香港回京后，不到一两年就被捕了，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又“离开祖国走了”！
　　他把他的女儿、女婿等全家人都弄到美国去了。每逢春节，他总要寄一张贺年片来。1994年我去旧金山时，去看过他，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餐饭。
　　高干子弟组有一个犯人，不过三十岁左右，郁达夫的儿子，名郁飞，原在《新疆日报》社担任编辑1957被划为“右派”后，欲赴乌鲁木齐苏联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未遂，由是被捕，判处徒刑十五年。他不认罪，不出工，终日翻译一本南美洲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时被焚。他极力保护，抱住书不放，还是硬被拿走，付之一炬。1978年平反后，在杭州一家出版社工作，据闻现在美国。
　　这个劳改队直接隶属北京公安局，犯人是从全国各地集中起来的，据说连铺位的排列都是由公安局订出的。管理宽松，可以出工，也可以不出工。队长在出工时说：“你们老在屋圈着不动，对身体不好，出去活动活动，透透空气。”队长对待犯人也比较客气。不出工的犯人，在家读读报纸；出工的犯人，也只是一些轻劳动，如拔草、用砂纸打磨钢筋头等。出工时，队长也不在旁边看着，自由劳动。监房内很整洁，冬天有暖气。每日三餐，可以吃饱；而且每星期改善两次，一次大荤，一次小荤。大荤全是肉，一般是红炖肉；小荤是蔬菜里加肉丝和肉片。一次吃白面，一次吃玉米面和白面掺和在一起的金银面。平时吃玉米面时，也经常换样，差不多每日不重样。这是我在劳改队时生活最好的一段。医生每天来，开药也多些。医生是伪满时代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医术很高。遇有大病，还可送公安医院医治，如有个人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良性瘤，就是送往公安医院开刀的。他开刀前后，家属可以随时探视。每逢星期日，就在院内摆满了围棋桌、象棋桌、麻将牌桌、扑克牌桌，大家可以任意玩，还可以高声唱。海政文工团的乐队指挥也关在里面，他组织了一个乐队，有四把小提琴，还有大提琴等，每逢星期日就演奏一番。也有会拉胡琴的，还可清唱。总之，管理很宽松，犯人比较自由。
　　这个特殊的劳改队原设在良乡电机厂（劳改厂），后迁移到延庆砖瓦厂。在砖瓦厂住的是砖砌窑洞、砖炕，冬天在室内升火暖炕，所以炕前有一个地下火眼，我在晋东南看到过这种式样的暖炕。冬季生火后，室内并不冷，夜晚睡觉时，炕也温热。尤其有一个小火眼，更为方便，可以做开水，也可以热饭。有一次四哥给我寄来一个猪油罐头，还有香肠，我曾在那个小火眼上做过一次香肠炒饭。还有一次给我寄来几听罐头淡奶，我在小火眼上试煮“奶子茶”，据那个哈萨克人倪华德说，我做的“奶子茶”和他们哈族的差不多。从良乡起解到延庆时，坐的是大轿车，一个车队，浩浩荡荡。我曾写过一首诗述说当时的心情：

　　西上居庸出塞门，青山无处不销魂。
　　何人一曲延安颂，几见鹑衣垂泪痕。

　　在延庆开始没有什么劳动，后来把一些棒劳力组织起来用机器制瓦。我还是作轻劳动，推送托瓦坯的木架。但没让国民党将军组参加制瓦劳动。
　　共产党组和国民党组经常吵架。有一次汪精卫部队的中将司令许某，故意找共产党组的人寻衅，他预先准备下一根木棒，上面安装了一个酒瓶，外面用一块包袱皮包着。王××负责分饭，当他低头给人从木桶里打菜时，许某三步两步走上去，乘王不备，用装着酒瓶的木棒向王的后头部猛击，把王打了一个筋头。这一来，引起了共产党组的公愤。于是找来一根粗麻绳，大家一齐动手，把那个姓许的四马倒拴蹄捆绑了起来，在地上放了约半小时，然后用一根扁担穿起来，把他抬到了队部。队部偏向共产党组，对他们的这种捆绑人的行为稍微批评了一下，就算完事了。那个姓许的则要写书面检查。许某原系土匪出身，安徽寿县人。1966年我们同时转移到安徽白湖农场，他还记得这次被捆绑的旧仇，找我撒气，也是用木棍，乘我不备，猛击我的头部，也同样把我打了一个筋斗。当劳改队队长知道此事后，把他倒背手捆绑了起来。这种捆绑办法非常厉害，即使年轻小伙遭到这种处罚后，也没有不嚎叫的。许某这次被捆得喊爹叫娘，连声求饶说：“下次不敢了！”经过这次捆绑后，他果然老实了。1976年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他也被释放了。
　　在良乡时，我们楼上的一层，还有特殊的劳改队，专门关押过去从事保密工作的人。他们的劳动比较重，砸石子。这个队的犯人不许与别队的犯人接触。
　　在延庆还有一个小院，关的是疯子，大概是女疯子，我们路过这个小院时，就听到里面嚎叫。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大约也关过疯子，因为砖墙上刻的有字“我永远忘不了你”之类。还刻有一双心被一支箭穿着。
　　我们这个特殊的劳改队的值班员，是轮流当的，每人值班一个月。值班时由值班员掌握学习，出工时由值班员带着出工。另外还有记录员一人，在学习时记录大家的发言。有一次轮到我做值班员，队长事先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最近学习得怎样？”我回答：“别人怎样学习，我就怎样学习”我这话讲得不入耳，队长愣了一会儿，说：“你回去吧！”由此我没有再做过值班员。和队长谈话时，队长坐在办公桌前的高背椅子上，犯人坐在一个低矮的小板凳上。
　　1966年夏，突然停止制瓦，叫犯人去运砖、码砖，改建围墙，加高加固。另外还修建了几座小型监狱，系平房，有一个小院，20平米左右，住在那里面够憋闷的。传闻，将有一批走资派圈在这里。不久，我们就被遣返原籍改造。

　　本文选自《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叶笃庄／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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