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庄：狱中记.上篇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狱中记
上篇

© 叶笃庄／文

一

　　被捕以后，我心里很平静，只是感到突然，解放前我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心想这是一个误会，共产党办事最实事求是，绝不会把我怎样。到了草岚子监狱之后，把我关在新监。草岚子监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坐落在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胡同，在西什库教堂的后身。这是一所旧监狱，国民党时代为“刑庭”，即“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关押共产党的，彭真、薄一波等共产党人都在这里关押过。解放后这里专门关押“反革命未决犯”，所有反革命犯在结案之前都在这里预审。房屋建筑系旧式平房，分甲监、乙监、丙监，都是解放前的建筑。新监在全监狱的最后面，是解放后盖起的。
　　1958年9月18日下午五时左右，我由丰台火车站被押到这所监狱的新监，新监的地面是水泥抹的，其他各监均为土地。我被引进一间单人的监房，哗啦哗啦铁门关闭的声音，说明我来到监狱了。
　　进监后不久，我肚里就觉得饿了，便冲着铁门的瞭望孔高呼：“看守，看守，我还没吃饭呢，肚子饿了！”看守随即走过来，朝着瞭望孔说：“等着！”过了一会儿，他一手拿着两个窝头，窝头里面有几块酱菜，一手拿着一把铁壶，里面是水，随后又拿来两个碗、一双筷子。哗啦哗啦铁门开了，说：“饭已经开过了，凉了，你将就点吃吧。”语言并不严厉。后来我才知道，要在平时，我这种放肆态度，非遭到严厉的呵斥不可。对“看守”，要尊称“管理员”，还要毕恭毕敬地说，“报告管理员”，然后才能提出要求。可能因为我新入监的关系，“管理员”并没有叱骂我。我一边细嚼慢咽地吃着窝头，一边心里想，“很快就会弄清楚的，不会关押很久的”，这样自己安慰自己。不过那时心里已经明确，即使我放出去，也会按右派的严重处理——劳动教养的。于是我想起王某前不久对我讲的关于对我处理的三条原则，怎么一下子就变卦了呢！而且那次是王某主动找我谈话，而不是我找他的。
　　吃完窝头后不久，天慢慢黑下来了，屋顶上一只罩着铁丝网的昏暗的小电灯亮了，随即送来两床白里白面的被子，我接过来放在木炕上，把衣服脱下来卷成一卷当做枕头，便纳头睡起来了。我有睡午觉的习惯，这天没有睡午觉，精神有点疲劳，睡得很香。后来知道，犯人刚被捕时，由于感情刺激太大，总是吃不好，睡不好，而我却不然，既能吃，又能睡。大约睡到十二点多钟，铁门哗啦拉开了，一声严厉的吼叫：“提审！”我从梦中惊醒，愕了一下，管理员又跟着喊了一句：“快起来，提审！”我揉了揉眼睛，穿好衣服鞋袜，便由卫兵跟在我后面，命令我向左向右地走到预审室。卫兵在我身后有三步的距离，手里按着手枪，如临大敌。
　　走到预审室的门口，卫兵喊“站住，喊‘报告’。”我意识到进门之前要先喊“报告”，我照样做了，听到里面有人喊“进来”，我便推门进了预审室。预审室有20平米左右，一面墙前放着一个长条桌，后面坐着一个审讯员，一个记录员，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桌子正前放着一个小方凳。靠另一面墙放有一对单人沙发，中间是一个茶几，房内显得空荡荡的。我一看就知道那个小方凳是给我坐的，所以进门后一屁股就坐在它上面了。审讯员板着脸说：“谁叫你坐下，你就坐下了？！”我赶紧站起立在小方凳旁，这时审讯员又发话，说“坐下吧”，我又坐下。审讯员先不开口，双眼怒视我约三五分钟，表示他的威严，然后才开口问姓名、籍贯、年龄。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我说：“不是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嘛！”这时审讯员二目圆瞪，大吼一声，并用手大力拍了一下桌子：“胡说，你自己还不认识自己是反革命吗？不认罪！”这时我不吭声了。接着他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向我说：“我们从来没想逮捕你，你这是机关起诉，自作自受！”这时我才明白是农科院把我送到公安局来的，当时每一个机关的党委都有权把人送到公安局判罪，叫做“机关起诉”
　　第一次审讯的时间不长，又由卫兵把我押回监房。不知为什么，虽然经过审讯员向我交底，我还是固执地自信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为解放前我没有反革命的历史，而是有革命的历史。当时我想，这是吓唬吓唬我，好让我认右派的罪。回到监房后，纳头便睡，不觉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早晨七时或八时吹哨，我知道这是该起床了。因为没有脸盆，我也没有洗脸。大约九时吃早饭，还是两个窝头，一碗只有几根菜叶的很咸的汤，没有一点油，倒很热。我喝了口就喝不下去了，也不敢喝了。因为那时我的双腿因肾炎肿得很厉害，叶娃常说：“爸爸的腿像是佛爷的腿。”我在家时遵医嘱吃无盐饭。于是我把两个窝头淡着嘴吃下去了。过了一会儿，管理员叫我到新监办公室清点我带去的东西，凡是药品、水果刀、玻璃瓶等物都给留下了。东西是我自己清点的，管理员只是在一旁看着说：“这个不许带，留下。”最后只准我带去换洗的衣服和洗脸毛巾、牙膏、牙刷，以及一支自来水笔，说：“钢笔本来不许带去监里的，考虑到今后你要写材料，给你留下吧！”最后叫我自己把身上里里外外的口袋翻开，看看其中有没有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事都应当是管理员亲自动手干的，这次他让我干，不知为什么。他还向我说：“不给你打收条了，过几天你出去，如数还给你，不会有错的。”管理员的态度和口气都很温和。
　　我回到监房后不久，管理员又把铁门打开，叫我把东西带上，跟着他走进斜对面的一个监房。这个监房的面积和原来那个监房差不多，里面有一个三十多岁、脸色煞白、须发很长、穿着一身黑色囚服的犯人端坐在木炕上。炕上有一个小炕桌，炕面铺着苇席，房角放着一个铁皮尿桶，上面盖着一把破芭蕉扇。管理员把铁门关上之后，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小声问我说：“尊姓大名？”我说：“叶笃庄。”“哦！知名人士，知名人士，我叫马迅，在社会上我们还有一面之缘呢！”于是我想起这个人是北平“新文化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住在洋溢胡同的房子就是由他介绍的。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在解放前和地下党有些关系。他让我去看贴在墙上的监规，并教给我小便时要一条腿跪在地上，凑近尿桶，把尿洒在桶帮上，这样，一可以不出声，二不至于把臭气激上来。他看到给我两床被子，说：“对你很客气呀，别人只给一床，给你一铺一盖，真够优待了！”很久以后，我听说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教原子物理的，1958年“反右”前不久刚从美国回来，由于在“整风”时自己成立了一个什么“劳动党”，公开在清华大学布告栏上贴出招收党员的广告，后来按“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他不服，打闹，又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听说这个人疯了。我猜想曾经住在这个监房的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可能就是那个人。
　　犯人的伙食，一日两餐，早餐大约在九时，晚餐大约在四时。每餐两个窝头，每个窝头顶多有二两，或者还不到二两，另外每餐给一碗菜汤，盐放得很多，其中只有几个菜叶。开始我因为有肾病，不敢多吃盐，所以先把菜叶捞出吃，然后喝口汤就算了。开始几天，每天这四个窝头还觉得够吃，一个星期后，就觉得不够吃，越来越觉得不够吃了，每天十二时以后就感到饥肠辘辘，头发昏，眼发花，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咸汤也喝个精光。可是马迅每餐却能有五个窝头，每次吃饭时大汗淋漓。每次打饭时，是由管理员把门打开，然后他去信道打饭。我吃完两个窝头后，就看着他大嚼大咽，就跟小孩看嘴吃似的，真是馋涎欲滴。有一次我同他商量，能不能多给我打一个窝头，他说：“那不行，你的定量是两个，我的五个是经特别批准的。”后来他又说，“我不能把我的窝头分给你一点，这样做，如果让管理员知道了，我的五个也保不住了，因为私相授受是违反监规的。”
　　我转移“号子”（监房）后，提审过三次，叫我交代历史，从私塾交代起。其实我在“肃反”时已经彻底交代过了。

二

　　被捕以后，只是提审了四五次，最初审时是要我把我的历史重新说一遍，以后又重点地问了我和美国人的关系。此后就不再问了。这样在监房里蹲了将近三个月，每日除去盼望那四个窝头外，还可以看一份过期的《人民日报》。入监后，给了我两床被子，一铺一盖，当时已是深秋（9～11月），所以夜里很冷睡不好觉。白天坐在那里无聊，又不许打瞌睡，一打瞌睡，在监房外通道来回巡视的卫兵就用脚踢铁门，嘣嘣地响，会一下惊醒。惊醒后如果再睡，就要挨骂了。白天坐在监房内，又不准打瞌睡，是所有监狱的监规。
　　在入监后将近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又被提审。这次提审是布置写亲笔供词。我曾问审讯员怎样写法，譬如说，我参加美军AGAS是周新民派去的，周系中共地下党员、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部长，等等，审讯员交代，只准单纯写和美国人的关系，不准扯其他关系。他又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态度老实些，否则会加重处理。在提审时，审讯员已经向我指出，裴克和布雅各都是特务，你给他们的材料，都是向美特提供情报。
　　其实，我没有给裴克、布雅各提供什么材料。只是裴克写Two Kinds of Time时，我给他提供过一些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内部腐败的情况，而且明确向裴克提出“国民党必垮台、共产党必胜”的道理。裴克写的那部书于80年代被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中文书名为《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书中数次提到“老叶”和萨空了。至于给布雅各的材料，也不外一些共产党的宣传材料。譬如，余心清因共产党电台被破获而遭逮捕后，地下党员田价人给我一份材料，说余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余是冯玉祥的部下，蒋介石逮捕余，完全系派系之争。田价人叫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布雅各，叫他发出新闻。布雅各当时是Life杂志的记者，他照办了。此外，我还给过布雅各一份材料，指明国民党军队打共产党军队的内幕，意思是中国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这篇材料系从《观察》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后来这篇东西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向美国特务布雅各提供军事情报。
　　在提审时，审讯员已经向我指明，我给裴克、布雅各的材料，不是替共产党做宣传，而是向美国特务提供情报。并且暗示我，如不承认就是“不老实”、“不认罪”，就是“抗拒”，就要“从严处理”。因此叫我写“亲笔供词”时，也要按着他的调子写。当时我仍存有幻想，认为如果按照他的调子写，或许可以放我回家，所以我尽量“坦白”，承认我大量向美国特务裴克、布雅各提供了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情报，帽子确乎很大，但大帽子下面没有足以达到情报标准的具体材料。难怪叶靓若干年后把我的判决书拿给公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时，那个人说：“没有干货！”
　　当时审讯的情形是，一方面恫吓，另一方面给予希望：“坦白从宽”。及至“坦白”之后，又判刑了，则说：“从宽不等于不处理。”再一方面，指出裴克、布雅各是美国特务，叫不能不承认向他们提供替共产党宣传的材料，就是向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我就是在这种客观的重重压力以及主观的放我回家幻想下写亲笔供词的，其中尽量夸大，以求得“坦白”。“亲笔供词”完全把事实颠倒了，以致审讯员都说：“你不要破罐破摔！”
　　在审讯员叫我写“亲笔供词”时，曾暗示我顺着他定的调子写，他说：“现在纸张很贵，不要浪费纸张。”意思是说，“不要重写”。我确乎按照他的调子写了，所以一次通过。
　　交上“亲笔供词”后就不再找我了。交上“亲笔供词”后的第三天，他们才通知竦我被捕了，并叫竦给我送衣服、被子、牙刷、牙膏等。竦当即给我送来一床驼绒被，这是家里最好的一床双人被，是我和竦合盖的。还给我买了两条新的棉毛裤，等等。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后，一方面想起竦的恩情以及我给她们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想起我的问题划上了句号，从此放我回家的幻想破灭了，于是放声痛哭，跪在地上，欲罢不能。奇怪的是，卫兵和管理员竟然没有来干涉。
　　家里给我送东西的第二天上午，吃两餐中的第一餐后，管理员哗啦啦地把铁门拉开，叫我收拾东西，然后就把铁门关上。过了半个小时后，管理员把我带走。我背着一个大包袱，管理员在我后面三码左右的地方，指挥着我向前走。一出监门，就得低头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否则就要挨骂。来到甲监后，进入一个大监房，室内约二十余人，一律是“反革命犯”。“狱头”称做“值星员”，管理号内的一切，新进来的犯人，他先要审问一次，“犯的什么罪？”他边问边做记录，做好记录后，就将它由瞭望孔递出去。这个值星员是一个东北人，曾做过敌伪时代的日本特务，日本垮台了，国民党来后，又做国民党特务。做国民党特务时，曾暗杀过两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东北解放前，他潜入北京，解放后在一个建筑公司任“施工”。这个人是一个斜眼，蹩嘴，一脸横肉，号内的犯人都怕他。
　　调号的当天下午，我被叫到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把我入监时存放的东西一一向我点清，点到工作证时，他向我说：“这个你没用了。”顺手就把它撕成碎块，看到这番情景，我更清楚我是另一种人了，真是心如刀绞。清点完东西后，叫我把双手蘸上油墨，打上手印。然后在胸前挂上一个编有号码的牌子照相，草岚子看守所，不喊编号，只喊名字，我不记得我的编号是多少。至此才算履行完入监的手续。这些手续都是要在被捕后一两天内应该办完的，而我却在被捕后约三个月才办理了这种手续。后来我看到我的起诉书后，才知道他们判我的罪完全是根据我的亲笔供词，毫无证据可言，这和“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押了我三个月，不办入监手续，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证据，拿到我的“亲笔供词”后，就作为根据，然后才把我正式纳入犯人的行列。
　　我在甲监大门向左拐的一个大号子，这个大号子有中式建筑的两个自然间那样大，室内有两个窗户，用纸糊上，看不见外面大号子门外是一条通道，上有天窗。室内屋顶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气孔，靠墙脚放着一只铁皮尿桶，尿桶上不像新监那样只盖着一把破芭蕉扇，而是盖着一只用破烂布缝成的相当厚的盖子，撒尿时也是单腿跪在尿桶前，把尿撒在尿桶内的边皮上，以免出声和溅出臭气。
　　监房内有一条通屋长的大木炕，木炕三面是墙，犯人依次靠在墙边坐在那里，坐在自己的既当枕头用，又当坐垫用的小衣包上。“严管号”需盘腿坐在那里，伸腿时要向值星员报告：“报告，我伸伸腿。”值星员答应“伸吧”之后这才能伸腿。尿尿时，每一个犯人都得向值星员报告：“报告，小便。”值星员允许之后，方能下炕撒尿。后来，值星员命令改变报告的内容，要小便时，加了“报告值星员，小便”，因为犯人报告要小便时，把两个短句紧紧连在一起，中间不间断，便成了“报告小便”，把值星员骂成“小便”了。
　　一个号子内，设有值星员一人，“记录”一人，都是由管理员指定的。值星员就是狱头，他管着号子里的每一个犯人。经常写小纸条从瞭望孔递出去，报告每一个犯人的行动，所以管理员对号内的情况了如指掌。挑选值星员，是以“靠拢政府”为条件的。其实，做值星员的有许多是罪大恶极的重刑犯，这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就“靠拢政府”，以求得“宽大”。有人说，这种办法就是“以犯制犯”。值星员还管打饭，就是拿一个大盆在通道里打窝头。为什么值星员打窝头呢？因为窝头不够吃，肚子饿，就觉得别人的窝头大，自己的窝头小，经常为此打架。即便是“值星员”打窝头，也得有一个分窝头的方法。有好多种方法，我记不清了。一种方法是，由值星员临时指定人，叫他说从第几个座位分起，然后值星员依次分窝头。有人说，这样值星员可以作弊，把大窝头分给自己。于是改变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指定两个人，由他们“拳”，两个人各出几个手指头，凑成一个数，然后从这个数的座位分起。如一个出三个手指头，另一个出四个手指头，这就得出“7”的数字，于是就从第七个座位分起。分窝头时，值星员的眼睛不许盯着盆内，眼睛要看别处，而且不许挑拣，必须顺着拿。这样，窝头大小碰运气。分菜汤时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分法。奇怪的是，从北京到安徽，犯人分饭的方法大致相同。
　　每天早晨七时起床，简单洗涮之后，就把鞋穿好，坐在炕边等着“放茅”。所谓“放茅”，就是放犯人去茅房。开铁门声，由远而近，等到开隔壁号子的铁门之后（从哗啦啦的铁门响的声音可以知道），大家就排好队站在号子门口等候开铁门。铁门一开，就鱼贯而出。当然走在院子内要低头，不准左顾右盼。照例值星员和另外一个人合作提尿桶，到厕所后，倒尿桶，用一根扫帚棒刷尿桶，厕所内有水龙头。
　　厕所系中国旧式的蹲坑，整个“放茅”时间也就是十分钟左右蹲下去没多大一会儿，管理员就吹哨子，哨音过后，不管拉完没拉完，都得赶快穿上裤子排队回号子。因此犯人们想出一个对策，就是在“放茅”前，先在号子内“预拉”，把屎拉到屁眼口就卡住，等到了厕所后，蹲在茅坑上，用劲一拉，就可在十分钟内完成任务。如果不在“放茅”时间拉屎，就得先报告值星员，由他把一块拴在门上的木牌子由瞭望孔丢出，有的管理员看到牌子后，就把牢门打开，放犯人去通道另一端的西式厕所内大便，大便完之后，不许随便离开厕所，还须在厕所门口喊“报告”，收到“回去”的命令声后方可回号。有的管理员不开牢门，闹肚子的犯人只得在尿桶里拉，这时弄得满屋臭气，当然要遭到大家的责骂。
　　放完茅后，等到九时，就开饭了，下午四时开晚饭。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数得清的几片菜叶的咸水汤，没有一点油星。开饭之前，打开水，可以随便喝。大多数犯人为了把肚子用水装满，使有饱的感觉，就尽量在水里放盐，喝咸水。奇怪的是，长期饥饿之后，嘴里时常泛出甜味。由于喝盐水多，不少人脸部水肿。吃窝头不许慢吃，以免别人吃完之后，看到嘴馋。为了品尝这两个窝头的滋味，有些犯人用线把窝头切成片，细嚼慢咽，但这种事是不允许的，只得偷偷地干。为了延长窝头在胃里的消化时间，免得饥饿，犯人们想了许多吃的方法，例如先吃一个窝头，然后把另一个窝头用线切成小方块，放在口袋内，饥饿时一点一点地吃。但这是违反监规的。还有一个中医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未吃窝头前先喝三大碗水，然后把窝头吃下。他说这样吃法可以饿得慢些耐时间。他还有一个理论，说这样吃法可以使窝头浮在上面，消化得慢。事实证明、喝水越多的，把胃撑大了，因而饿得越快。普通的心理是：大家都舍不得把那两个窝头尽快吃下去。嚼这两个窝头时，其滋味真胜似吃一餐酒席。
　　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学习。学习有三个内容：一是读报，一是讨论，一是帮助不交代罪行的犯人交代罪行或批评违反监规的人。实际上这和社会上开斗争会一样。学习时，由值星员掌握会场，记录员在一个本子上作记录。人人都得发言，有许多犯人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参加过学习，所以说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值星员就要高声责骂，说这些人“继续放毒”，“没有转变立场，继续反动”，等等。这些人也真难，不说不行，本来不懂得怎样说，说错了就会惹出事来，所以不少犯人把发言讨论“视为畏途”。有些犯人在审讯时没有交代好，管理员就通知值星员对他们施加压力，也不外坐在炕边上，半个屁股坐在炕边内，半个屁股坐在炕边外。有一次斗一个不认罪的中医，管理员把我和另一个犯人——“一贯道”的点传师张某（以后还要谈到）——叫到一个空号子内，叫我替他写交代材料。这样的斗争会是很野蛮的，有时还要集中两个号子的犯人斗争一个犯人。这时谁不积极，谁就会被认为同情那个被斗的人。我在不远的监房内，可以听到狂呼狂叫的声音。再有一种是斗争不守监规的人，往往交代不好，就会拉到不守监规的行列。有一个“现行反革命”，他曾偷偷爬上中央人民政府的新华门上写反动标语，被捉住了。这个人不过二十岁左右，是一个外省的工人，由于有冤无处诉，一怒之下，爬上了新华门。当帮助他认识自己的罪行时，他辩驳，继续喊冤叫屈，于是抓了一个他不守监规的茬，给他带上了背铐。我在监狱里深深得到一个体会，就是：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很快就会适应，想出种种方法求生存。我想这也许是动物进化到人的等级，并且得以生存下去的道理。再有，人到了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情况下，为了争得一点东西，就要进行“种内斗争”，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处在监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和环境的斗争以及人的“种内斗争”随处皆在。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表面上的东西如礼貌、自尊、自爱等等后天获得的特性，都消失殆尽，而“专门利己”的本能就出现了。有一个数学教授，为了争窝头的大小，竟多次吵闹，并将“概率”应用到分窝头的方法上。
　　上午学习到十二时，十二时以后至一点，无论冬夏，都午睡一小时。起床之后，又是学习，至四时开晚饭。晚饭后休息至七时，然后晚上又学习两小时，九时就寝。休息时可以下象棋，或下地活动活动。而活动的空间只有三尺宽，两个自然间的长度那么一小块地方，所以每次下地只允许2～3人。有时在早饭之后放风。放风就是放出监门，在一个小跨院内活动半小时，活动时排队跑步，实在跑不动时先报告管理员，得到允准后，可以免跑，站在一边。按规定应每日放风一次，因小院太小，只能容一个监号的犯人跑步，所以要隔3～5日才放风一次，以便各个监号轮流放风。从这个放风的小院可以清楚地看到西什库教堂尖形的屋顶，由此推测，这个监狱距离西安门不远。
　　值得一提的，这个监狱没有虱子。一发现某一个犯人的身上有虱子，就得报告管理员，然后在一定时间，把全体犯人的衣服统统拿去蒸，彻底消灭虱子。这所监狱也有医生，隔几天来一次。他来时，把铁门拉开，站在门口，问：“谁有病？”病号可以应答：“报告，我有病。”他不听诊或号脉，只是站在门口记一下，等到下午就把药送来了。奇怪的是，我在草岚子监狱，很少看到患病的犯人。
　　大号子甚为拥挤，监房内并没有限制人数，人多了就得挤着睡。我在甲监，人数最多时约有25～30人，这许多人都挤在两个中国式自然间的空间内。夜里睡觉时，必须侧着身，这个人的胸膛紧贴着那个人的后背，就跟挤罐头沙丁鱼一样。而且不准“颠倒颠”，得一律头朝外，不准蒙头睡。夜间下炕小便时，再上炕得前后挤半天，才能把身子挤进缝隙里去。在这样挤得出不来气的情况下，反而睡得很死。
　　这个号子里关押的犯人，大都是“历史反革命”。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位犯人，第一位是值星员，他的情况已大致介绍过了。有一个“中统”特务，已被判刑在茶淀农场劳改，因余罪没有交代清楚，又被提回，重新处理。他的余罪是解放后参加密谋放火烧粮栈等处。还有一个“绑票”的，是安徽的土匪，解放后潜来北京，在一家工厂里做饭，他曾绑母子二人，用火烤他们，叫他们拿出钱来。他还在年三十日夜里，俟机暗杀了他的邻居。暗杀后他还去邻居家吊唁。还有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是通县张家湾村的人。解放后在他侄子家挖了一个地窖，在里藏身，昼伏夜出。躲藏期间，他还积极传教，发展教徒。他竟趁他侄子不在家的期间，把他的侄媳妇用“一贯道”的教义迷惑住，把她奸污了。1949年北平解放，1958年他被逮捕，前后约十年期间，一方面由他侄子供养，一方面在地窖里纳鞋底，由他侄媳妇拿出去卖掉，换回钱来为生。这个点传师欺骗人的方法，就是用“油锅洗手”、“捋通条”这两种魔术式的把戏来迷惑人。所谓“油锅洗手”，是把油锅烧滚之后，把双手放进去洗手，而手不会烫伤。其实，这是在锅内放入半锅水，水面上再加上半锅油，放在火上热开，及至下面的水滚开之后，上面油层也随着冒泡，好像油烧开了似的，但手放进去之后，并不烫手。“通条”，通条即是通火用的粗火筷子，把通条烧红之后，用手把通条紧紧攥住向前捋去，这样也不会把手烫伤。他们向信徒们玩弄这两个把戏，来说明他们是有神灵附体的。
　　我在甲监住了一个多月之后，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忍，于是给管理员打了一个报告，以我患过肺病为由，要求家里送些清鱼肝油和葡萄糖。得到了批准之后，我给竦写了一封信，要求送这些东西，很快就送来了。于是我每餐饭吃三调羹清鱼肝油，一汤勺葡萄糖，吃法是：先把窝头用手捏碎，放在饭碗里，浇上鱼肝油，再撒上葡萄糖.一拌，就成了一餐营养丰富的饭了。奇怪的是，这一吃法一点也不感到腥气，反而觉得滋味很美。我这样吃了两三天之后，精神倍增，饥饿感好多了。看来主食窝头也许是够吃的，只是缺少油水罢了。不料后来，不知为什么吃坏了肚子，水泻起来了。可是不久就好了。批准家里送这些吃的东西是天大的照顾。

三

　　在甲监住了六个多月，又转到乙监。乙监的规格和甲监一样，生活也一样。值星员姓张，很快我就发现他是甲监那个姓张的“点传师”的侄子。他是通县法院的秘书，懂得法律，他估计，他犯的是“包庇反革命罪”，顶多判七至八年；至于他叔叔，就不好说了，重则是“死缓”，轻则“无期”，不至于枪毙。所谓“死缓”，是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长期饥饿之后，有几种感觉：
　　（1）头晕、头涨，脑子里很少想别的事，就盼那两个窝头。听说劳改队的生活好，可以吃饱，所以许多人都尽量“坦白”争取早日判刑，参加劳改队。北京的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有两个：一个在草岚子胡同，专押“反革命”犯人；一个在北新桥炮局子，专押刑事犯。这两处都是解放以前的旧监狱，犯人被逮捕后，在这里预审。预审结束后，写“亲笔供词”，叫做“结案”。“结案”后送往检察院起诉。起诉后，送往自新路法院看守所，在那里等候法院审讯，一般大约审一次，然后等候判决。判刑后，还要在法院看守所等候分配到劳改队。到了劳改队，又由公安局管理。被捕后，最重要的一关是公安局的预审，预审结案后，公安局即提出参考性的刑期意见给检察院和法院，法院大都根据公安局的意见判处犯人刑期的长短。此外，公安部也有看守所，先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这里也是一处老监狱，是清朝末年修建的，李大钊就绞死在这所监狱内。现这所监狱已拆毁，改建化工部的职工宿舍。解放后盖的一所新监狱在秦城，故名“秦城监狱”，是关押要犯的地方。话扯到别处去了，再拉回来谈饥饿的感觉。
　　（2）小便时用头顶着墙，闭着眼睛，用力才能小便出来。有人小便后立即晕倒在地，过一会儿才会醒过来。这是由于膀胱把尿排空之后，血液立即下行，造成血压突然下降，引起脑缺血而致昏迷。由于长期饥饿，血压本来就低，在低压的前提下再行降低，人就不能支持了。
　　（3）在开饭前一个小时内，嘴里泛甜，等到吃下那两个窝头后，甜味也消失了
　　（4）睡觉时经常梦见吃东西，夜间起床小便时，也经常听到入睡的人们吧嗒嘴。平常休息时聊得最多的，就是谈吃谈喝，但这不被允许，是违反监规的。
　　（5）如果敞开吃，总不觉得吃饱，吃了还想吃，以致胀死。我在安徽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牛棚里的犯人，趁着别人出去开会、留下他看门之际，偷偷把夜班饭的锅巴和喂牛的黄豆混在一起煮，吃了又吃，等到别人开完会回来之后，看见他躺在锅台旁边，手里还拿着半碗黄豆锅巴，人却已胀死半天了。我亲身也有胀肚的经验：在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星期天休息，说可以随便买饼干，因为梅雨季节就要来到，怕饼干发霉，我买了两斤，准备留着一点一点吃的，岂知吃了之后，欲罢不能，一个下午就把两斤饼干都吃完了。开晚饭时喝稀粥，其实我已经吃不下了，但舍不得不吃，又把那份稀粥也喝下去了，不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胀得疼，我赶紧到厕所用手抠嗓子眼，希望吐出来，但无论怎样抠，都吐不出来，想拉屎，蹲在那里半天也拉不出来。这时一个老犯人过来警告我，说千万不要躺下，不要喝水，要慢慢散步。我照他说的溜来溜去，足足溜了三个小时，才拉出屎来，拉出来的都是没有经过消化的白色饼干。
　　星期日不学习，上午洗衣服，下午缝补衣服。洗衣服时，把所有犯人的脸盆都集中起来，再加上两只打饭用的绿色大瓦盆，去号外打水。因为洗衣服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水也够用。脸盆和肥皂都是家里送来的。犯人有钱不能放现款，都得存入银行。用这些钱可以买脸盆、肥皂、缸子、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买东西时，管理员送来一张表，上面有可以买的东西，谁买什么，就在表上填好，然后把存折交出，过一两天后，就可以把东西买回。买东西叫做“开大账”。洗好的衣服，由值星员用脸盆端出，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再由值星员收回，发还给每个人。
　　下午缝衣服时，由管理员发针和线，线有限制，每个人两三根，有些犯人不缝补，这些人的线，大家可以分着用。我对于缝补很有兴趣，但缺少碎布，于是我把一件布中山装拆掉，一部分捐给号子作洗碗布，一部分留下了缝各式各样口袋。缝补时，最要紧的是不能丢针，这是为了防备犯人藏起来，把针插进血管里自杀。有一次一个犯人把针丢了，全号动员起来炕上炕下来回地找，足足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总算找到了。如果找不到，就不给开饭，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开饭。丢针的犯人为此还要自我检讨，大家分析其思想根源，进行批评帮助。值星员常说，在监狱丢了一根针，等于在社会上毁掉十只电线杆子，罪莫大焉。
　　洗衣服之前，就是打扫号内的卫生，把房内墙壁和屋顶的尘土打扫干净。此外就是扫被子，每一个人的被子都要打开打扫。每周这样打扫了后，就会在地上撒上一层白色的皮屑。由于缺少油水，人很容易落皮肤。
　　每逢十月一日国庆节、阳历元旦、春节，都给吃一顿大米饭，管饱，可以随意尽量吃。因而这一天犯人们在饭前就不喝大量的水了，甚至不喝菜汤以便腾下肚子吃大米饭。即使没有菜，也觉得大米饭非常好吃，又香又甜。我一次吃过四大碗冒尖的大米饭；还记得一个犯人吃了九大碗，后来还是怕他吃坏，值星员强迫他不要吃了，这才停下来。这一天可以说笑话、小声地唱，不过大家吃饱以后，谁也不愿再动了。
　　在乙监住了大约两个月，又调到丁监。在甲监时，看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员。这人大约已判刑，留在草岚子监狱内劳动改造，如修理电灯、修理水管等，干一些轻劳动。他吃窝头不受限制，吃多少，打多少，一个人住在甲监的一个小号子。他可以买点酱油。
　　丁监关的全是“劳动号”，即从事一些轻劳动的犯人。另外这里有一个病号监房，吃窝头也不受限制。关在这个监房的犯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是受优待，我则属于后者。这个监房里关有以下几个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山西人，大陆解放后，他跑到台湾，和特务接上了关系。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少校电台台长，三十余岁。在台湾，阎锡山还亲自接见了他。领了一笔特务经费后，潜回大陆。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已判刑，大约是“死缓”。他有一点存款，准许他买点心和咸菜。有一次他买回来一包“自来红”月饼，给号内每一个人吃一块，真是香极了。他整天躺在那里，咳嗽，吐浓痰，真叫人恶心。有一天，他病重了，把他抬出去送往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又回来啦。当抬他出去时，他大声喊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回来后仍靠墙睡在紧里边。一天夜里，他不行了，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清晨他死去了，没有哼一声。管理员叫我和另一个人用褥草把他抬到院里，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抬死人。
　　有一个华侨，讲一口广东味的官话，他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和一个人骂共产党，那个人把他揭发了，因而被抓起来。他总是傻乎乎地微笑，若无其事，一点也不着急。只是刚一吃窝头就皱起眉头，咽不下去，他把窝头掰成小药丸那么大，一点一点地往下咽，他抱怨说：“就是咽不下。”过了一个星期，他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
　　有一个工业中专的教员，二十三岁左右，南方人。划了右派之后，他向一个年纪比他大的朋友透露，他要跑到国外去，后来这个人把他检举了，于是被抓了进来。有这样行为的人，大都以“企图偷越国境”判罪。他会体操，会玩平衡木等他说，划为右派后，把他关了起来，他曾打破玻璃窗，借助一件斗篷，从三层楼跳下，而未受伤。有一天下午，他用扑克牌过关一下子拿通了（这是很不容易拿通的），他非常高兴，说：“通了！通了！”当天七时左右，天黑以后（冬天），他要去厕所大便，便一去不回，逃跑了。厕所房顶有一个大气孔，刚容下一个人的身子，他从这里钻到房顶，由房顶跳到大墙，又向下跳去。不幸的是，当时地面上有冰，没有站稳，把腿摔断了，结果没有跑成。他逃跑后，监狱长亲自提审号内所有的犯人，问他逃跑前，号内的人是否知道？是否合谋？还有，问当时值班的管理员是否是那个？果然，后来那个值班的管理员不见再上班，听说这个管理员因失职受到了惩罚。又过了两三天，开了一次斗争会，把他架出来挨斗，这时他的腿已经摔坏，但还是给戴脚镣。据说此人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病号监里还有一个犯人，姓宫，四十余岁，山东胶州人，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1938年入党），被捕前是中央某一个部的人事司副司长。他的案情是：土改时，把他家划为富农，他不服。当时他在部队里任职，于是返乡和村干部理论。回乡时，带着一个警卫员，腰间挂着手枪。不料返乡第二天，就和村干部吵闹起来，以致扭打一团。他急了，拔出腰间的手枪，准备行凶，被他的警卫员夺下，未酿成人命案。这么一打，他家的富农问题未得解决，他只好回到部队。村干部跟着把他告到军区，说他“武装镇压土改”。他也有理由，说划他家为富农是错误的，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参军后家里没有劳动力，只好雇工。像这种情形，根据当时规定，不得划为富农。他不承认他用枪威吓，只认为那是互殴。这是四十年代的事，后经军区和行署联合调查后决定，给宫某以警告处分。这件事本已了结，可是1958年搞“反右倾运动”时，村里又把他告了，部里不得不受理，叫他重新交代。他认为这个问题本已解决，有当时军区和行署的决定，所以认为村里是在无理取闹，拒不交代。部里开会“帮助”他，他完全采取对立态度，结果被送到监狱里来了。
　　有趣的是，这个人在抗日战争时，做过“敌军工作”，他还记得“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两句日语口号，而这两句口号正是我在八路军129师时，和几个留日同学共同拟出的。他和我一样，抱有幻想，认为政府不会判刑，只是因为在社会上态度不好，教育教育就会释放的。他常向我说：“抓住两只刺猬，判也判不得，放也放不得。”后来听说，他瘐死在狱中了。
　　还有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左右，是一个未考入大学的高中生，戴深度近视眼镜，北京人。一进号子，就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我是搞哲学的，信仰斯宾诺莎。”表现极为狂妄。他和他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读书会，从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抓进来了。
　　另一个青年，二十多岁，他父亲是北平的军统头子，北平解放后留下来了，后被枪毙。他父亲枪毙后他去收的尸，他把他爸爸从刑场背出来放进棺材。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他旷了工，没有去上班，最后索性不去上班了，住在他的一个女朋友家，很快就发生了关系，吃住均在这个女朋友处。这个女人知道他父亲是军统头子后，便以为他有特务关系，曾在床笫间问过这件事。他便顺竿爬地说：“我是反共救国军的司令，正在发展成员。”于是把她发展进来，后来又把她的姐姐也发展了进来。他还向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借过钱，也把他发展了进来。这个大骗局暴露以后，连男带女，一起抓将起来。这本来是假的，可是却把他当真的特务抓起来了。
　　后来，这个病号监房也要参加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制作小孩玩的玩具木剑，我们做的一道工序，就是把木剑上涂的用石灰、胶等物制成的腻子用砂纸打磨光，然后送出监号，由另一道工序涂银粉、油漆。这一道工序最脏。打磨下来的细粉末飞满屋内各个角落，鼻子眼里、耳朵眼里，都充满了这种粉末。而且监门关着，粉末都落在屋内，无法飞出去，满屋灰尘滚滚，令人不堪。后来，我们向狱医反映，说我们都是肺病号，这样大的灰尘，对于病情有害。狱医果然替我们反映了，于是给我们换了一个工种，就是用纸在一个模型内，脱制宝剑护手。这个活既干净又轻松，大家都很高兴。
　　这时竦仍按时给我送鱼肝油，不过不是清鱼肝油，而是鱼肝油糖浆。有一次，还给我送来一点酱姜芽，这是我最爱吃的，她还记得这点，我真感激极了。我吃送来的东西，心里很难受，万分过意不去。我无法想象她们母子四人在外边怎样生活，这种内疚的心情，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心痛，非语言所可形容。
　　在丁监里还关着两个女犯，一是北京某教派主教的夫人，她的丈夫就关在隔壁。他们犯的什么罪就不得而知了。这位夫人会织毛衣，给监狱管理人员编织毛衣。丈夫是单独关押的，情况不详。

四

　　不知为什么，这个病号监房的全体人突然被全体移到乙监的小号子内。小号子也就是十平米左右，一个中式建筑的自然间，有时挤上十个人，夜里睡觉真是挤得出不来气。这时原来的犯人走了几个，又来了几个新的：
　　一个姓南（？），有四十多岁，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毕业后在哈尔滨当医生。他哥哥也是医生，日本投降后，做了国民党的特务，是谋杀当时共产党代表李兆麟的主凶。他也参与了这次谋杀的会议，但未直接行凶。北平解放前潜来北平，直到1958年才被逮捕。这个人患严重的肺病，昼夜剧咳，把浓痰向肚子里咽。准许他白天躺着，并给予特制伙食，每日三餐吃细粮，经常吃饺子、面条。
　　有一个新进号子的青年，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好像是河南人。1957年划为右派，送到茶淀农场劳教，从那里偷跑出来，来到北京，身上还有几块钱，可是没有粮票，于是他到酱园买了半斤咸菜，蹲在路边，一边喝大碗茶，一边吃咸菜。他在北京简直没有着落。于是闯南斯拉夫大使馆，企图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的中国卫兵抓住，送到了公安局，而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说，他在茶淀农场时，和著名导演“胡风分子”陈卓猷同队，陈在那里身体很坏，后来转到山西，瘐死在狱中。这个青年在号内很不安静，每次开饭时，总说自己分的窝头小、别人的大，闹个不休。
　　还有一个右派，看样子有四十岁左右，从外地来到北京，把给南斯拉夫铁托写的信缝在肩内，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逡巡，鬼头鬼脑，被卫兵认为可疑，便把他抓起来。他在狱中一度绝食，管理员叫犯人掰开他的嘴，硬从嘴里灌，他咬紧牙关，不吃不喝。后来转到别的号子去了，结果不知。
　　我在号子里蹲得实在无聊，于是给管理员打了一个报告，请求家里送点达尔文的原著，以便翻译。这也是我试探一下是否会长久关押在那里，如果准了，就是有长久关押的可能；如果不准，就说明很快会离开那里。而且在看守所内看外文书，是绝对不允许的。不料我的请求竟被批准了。家里给我送来达尔文的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以及这部书的日译本，还有一部《赫胥黎演讲集》和马君武译的《人类原始及类择》，此外就是一部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得到这些书后，我便在《人类的由来》日译本的行间翻译这部名著。行间空隙不大，真是写蝇头小楷。我把这部书译完之后，又译了半部《赫胥黎演讲集》，写在《人类原始及类择》的行间。前者因系日文著作，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后者因系中文，得以保存下来，现时还在我的书架上。《人类的由来》是我译的达尔文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因一心未二用，得以终日聚精会神地工作。我译这两部书时，白天除去读报纸外，即进行工作；夜间不读报，在一灯如豆的条件下，仍然奋笔不停。监房的电灯镶嵌在屋顶上，外面罩了一层铁丝网，大约有十五烛光，非常昏暗。更加不堪的是，由于饥饿，头晕脑涨，可是我一天也没有停笔。所用钢笔、墨水，系供给写“亲笔供词”用的。蘸水的钢笔尖写多变粗了以后，就在水泥地上磨，把笔尖磨尖接着用，一直磨到笔中间的空隙。用完一个笔尖之后，只好等到有写“亲笔供词”的人，方能换一个新笔尖。在监狱里，什么都是缺少的，包括饭食在内，我曾写过一首五律：

　　落日西墙上，蝉鸣柳浪中。
　　楼登堪极目，窗小亦来风。
　　无中始悟有，病里才知生。
　　余年多少日，几度夕阳红。

　　这首诗是在自新路法院看守所写的，那里有窗户，可以望到外边。
　　丙监小号虽然也称病号监房，但生活上一点也不优待，每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漂着几片菜叶的咸水。记得有一次过“十一”国庆节，大家都以为又可饱餐一顿大米饭了，我还事先把竦送来的咸蛤蜊肉放在一个茶缸盖上，准备佐餐。结果大失所望，那天大概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缘故，没有照例叫犯人饱餐一顿大米饭，还是每人两个窝头，而有个姓南的犯人却吃了一顿饺子。这一天，别人下棋或打扑克，我则逢此佳节想起了竦和三个孩子，因此填了一首词：

　　往事如云烟，无限辛酸，十三年聚有余欢（注：我和结婚十三年时被捕），梦里依稀说虎事（注：我在东京去水道町二八番地学院寄宿舍访竦，适逢大雨，淋了个落汤鸡。见面后，我把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忘记了，尴尬之下，我突然间速：“你看过老虎吗？”），去矣年华。窗前飞乳燕，上下飞翻，朝朝暮暮盼爹还，一片深情隔不断，高墙入天。

　　在这个小号子大约住了将近一年，于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再被转移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

五

　　由草岚子看守所丙监小号起解，是在夜里九时，乘坐带篷汽车开往德胜门外功德林看守所。我预先缝好了一个带背带的大口袋，还有一个装书的小口袋，衣服装在大口袋里，书籍装在小口袋里，脸盆放在网线兜内，非常合适。而且步行不了多少路就上汽车；下车后，也走不了许多，就到了监房。
　　功德林是一座八卦式的建筑，走进去如入迷宫，设计得很成功，人关到这里面，很难越雷池一步。据说这所监狱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建造的。这所监狱比草岚子监狱大多了，原属公安部，后公安部的小汤山秦城监狱造成后，就划归北京市公安局管理了，专押“反革命”犯人，也就是政治犯。
　　我们转到功德林后，感到通道宽大，监房也宽敞。在丙监小号内，一共住了十人，拥挤不堪，到了功德林，换成约20平米的大号子，所以感到松快多了。这里的生活也和草岚子一样，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稀菜汤。饭后学习读读报，敷衍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绝大部分犯人已结案，所以也不开“斗争会”帮助别人交代罪行。我则趁此机会日夜翻译《人类的由来》。有以下几件事值得一记：
　　“三年自然灾害”高峰，我们的窝头改发每餐三小碗棒子面粥，一天六小碗。这样，人都饿得发晕了。喝完粥后，一个一个活像菩萨那样坐在那里不动，以免消耗能量。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后，看样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有饿死人的危险。后来给换了窝头，但不是玉米面，而是一种深咖啡色的面粉做的。人吃了这种窝头后，拉不出屎，我有一次九天没有大便，到第十天实在肚子里憋得难受，于是请求医官给点泻药。医官拿来两片泻药让我吃下，这一吃更难受了，上面干屎变稀了，下面的干屎仍旧顶住屁股眼，硬是拉不出来。后来终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把屎拉出来。拉出后，由于力量已耗尽，人也瘫了两个多小时，才缓过劲来。可是只有这种黑面窝头，所以还得吃。即使在这样恶劣的饮食条件下，我还坚持译《人类的由来》，因为我相信这部巨著早晚会有出版的机会。
　　在功德林，我负责打窝头。打窝头时，须把大盆放在盛窝头的大木桶的前方地上，打饭的管理员站在大木桶的后方，一个一个地向大盆里丢，我得蹲在那里及时按住窝头，否则就会蹦出盆外。有一次一个窝头落在地上，我要求换一个，他不允许，于是我把窝头放在原处，一言不发。他扔完窝头后，我就回号了。这是无言的抗议。回到号内，我说有一个窝头落在地上了，我没有拿，于是我少吃一个。一个窝头是一顿饭的二分之一，少吃一个，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等我们刚刚吃完饭，不料管信道的管理员又拿来了一个窝头给我，彼此都没有说什么话，看来他们自己也觉察到这种无理行为了。
　　还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发高烧，要求医官给点退烧的药。我提醒医官，我有肾炎，不能吃磺胺药。医官听了很不高兴，以为我在变相点名要药，非常凶狠地向我说：“要吃只有磺胺药，没有别的药，你还挑药呢！”我也气愤地回答说：“那我就不吃，顶多是个死！”后来他果然没有给我药吃。在高烧之下，我尽量喝水，终于在两三天后退烧了。我从此得了一个经验，就是感冒发烧时，必须大量喝水。
　　我记得的同号犯人如下：
　　一个俄文翻译，河南人。原在广州附近一个糖厂工作，因男女关系问题被辞退，后返回家乡，在一个中学教俄文。但他不甘寂寞，跑到西安一个老乡处暂住。他的老乡虽是政府干部，但是做生意出身，于是二人商量在北京收买手表，拿到西安黑市上去卖。这宗买卖由俄文翻译跑。他跑了几次，很是赚了点钱。吃到了甜头，便在西安到北京这条火车线来回跑。当时这种黑市买卖是严禁的，而这个俄文翻译行踪诡秘，多次来往于西安、北京之间，便引起警察的注意，以为他是在搞特务活动。他收买手表的地方多在北京市场内的一个咖啡店，或在华侨补校，因为那里华侨多。终于有一天把他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是按照“反革命”逮捕的。其实他犯的是刑事罪，如按刑事犯逮捕，就该送到炮局子看守所去了。这个人被捕后，倒也泰然，他说，他在外面也弄得走投无路，倒不如在监狱里吃现成的饭。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坐在那里，用手指把胡子拔得干干净净。这个人患有肺病，后来严重起来，死在狱中了。
　　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琵琶教师，姓林，上海浦东人解放前在浦东行医（中医），颇有名望。在家乡，国民党时代，老百姓推他做保长，他坚决推辞而未能如愿，干了几个月后，还是坚决不干了。同时他是琵琶圣手，是琵琶“浦东派”的唯一传人。解放后，他在上海行医，后被中央音乐学院延聘到北京教琵琶。被捕后，管理员说他不好好交代、不认罪，叫号内犯人给他一点压力。开过一两次斗争会，也就不了了之了。他每次吃窝头时都要流泪，悲伤地说：“我的孩子很多，我老婆又没有工作，家中无积蓄，不知他们怎样活下去？！”他说，他在保长任内，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没事就活动右手，做弹琵琶状，他说，“手长久不用，就会僵硬的。”看来他还有幻想，希望将来还能弹琵琶。70年代末，我听刘德海说他已经出来了，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教琵琶。1992年，他还去台湾演奏过琵琶。
　　有一个东北军的军官，四十岁左右，押了很多年了，尚未判刑。这个人已经有神经病了，他说他在陕北驻防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在监号里有时高声大骂，管理员也不来制止他，这是很奇怪的事。如果别的犯人胆敢如此，早被戴上背铐了。
　　另一个青年，二十岁左右，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校官，他中学毕业后因此未能进大学，遂在火车站当运输工，收入不错。他看到澳大利亚有些青年去深山老林中过自然的生活，很羡慕，于是给北京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询问去澳大利亚的手续。市政府给他回信，叫他问公安局，他又给公安局写信，结果被捕了。他的案情很简单，所以很快就结案了。后来怎样判的，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知，这类案子判得都不轻，一般以“企图偷越国境”或“企图叛国投敌”论处，总要判十年以上的徒刑。
　　有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二十二岁左右，1957年划了右派，后送去劳动。在劳动时，一些右派有时聚在一起，谈东论西，结果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这个青年被捕后，神情很泰然，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名胡义，在号内待的时间不长，也不过一个月左右。他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在“整风”时被划为右派，送往齐齐哈尔的一家机器厂劳动。他在号内表现得极好，争着做小劳动，如抬尿桶等。对人说话也很有礼貌，从不争吃争喝。他在齐齐哈尔工厂劳动时能和工人打成一片，人家说他右派拉拢工人，于是又挨批斗。他认为这个国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想逃往国外。他准备先到新疆，然后去西藏，由西藏去尼泊尔，再去印度。他到了新疆之后，就在当地待了下来，做汽车修理工人，准备俟机去西藏。可是在新疆待了几个月后，被查出他是一个逃跑的右派，遂由当地遣返。途经北京，不知为什么停留下来，短暂停留以后，便把他送回原工作地齐齐哈尔处理。他来时穿了一双翻毛的长筒皮靴，没有袜子，离开北京时已到深秋，齐齐哈尔恐怕已冰天雪地了，这样上路，是会把脚冻坏的，我偷偷送给他一双袜子，并送给他一些碎布垫鞋底——犯人之间是不许互相赠送物品的，这是为了防止犯人们彼此接近。行前管理员已吩咐他“打行李”，傍晚时刻，监房的暗淡灯光已经亮了，忽然哗啦啦一声响，铁门开了，他跟着跳下炕来，扛起他的大包袱，低声而亲切地向我说了一声“我走了”，我也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一路平安”。他走出监号的铁门时，还回头向我注视了一眼。在监门外，一个穿警服的管理员正在等着他。
　　胡义走后不久，检察院提审我一次，没有触及案情，只是问了一些不相干的话。这次提审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起诉书”，其中把我和裴克、布雅各的朋友来往，说成是“特务关系”，并肯定他们二人是“美国特务”，至于是美国什么机关的特务，则未说明，只是笼统地说“美国特务”。据此，也把我定为“美国特务”，也未说明我属美国的什么特务机关。我在华北农研所参加“肃反”时，已做了全面交代，而且“五人小组”也给做了结论——“一般性历史问题”，只是我要争取“革命”二字，也就是我要求实事求是，便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被捕以后，我又夸大地做了交代。“起诉书”写的全是我交代的，一点没有新的材料，也没有证据，其中还有字句说我“拒不交代”，“予以严惩”。真是天大的荒唐！
　　收到“起诉书”后，我气愤之至，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当晚彻夜未眠，思前想后，悔不该上了审讯员的圈套，自己夸大地作了交代。又想到竦和三个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收到“起诉书”后，我加紧翻译《人类的由来》，因为我知道，很快就要转到法院的看守所去了。但我没有想到，收到“起诉书”后，又在功德林待了两三个月，才转到自新路的法院看守所。在此期间，我除译完《人类的由来》，又译了半部《赫胥黎讲演集》，其中包括《赫胥黎自传》——平反后，我在《科学史译丛》（1982年第4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功德林的条件比草岚子好。第一，房屋宽敞，一个大号也不过住八九个人，这样睡觉时，各人之间都有一定的空隙，不致彼此挨挤。第二，管理比较松，每天读上一个小时的报，就可交差，不再学习了。第三，放风的小院子也比草岚子的大，有花草，而且管理员把犯人放进放风的院子后，把门一关，就走了，不像草岚子那样，管理员在一旁监视着。这样，人就觉得自由多了。我曾在放风时偷过两只红辣椒，一只在吃饭时就着窝头吃下去了，一只我做成一个标本夹在书中，因为竦在中学时有一个外号叫“小辣子”，我制作这个标本，以泄相思之苦耳！此外，我还制作过一些野菜的标本，如灰菜、蓟等。这些东西，在1962年“保外就医”时，我都拿回家中。我不记得在草岚子或功德林洗过澡。
　　在放风时，还可以捡到碎玻璃片或碎瓷片，拿回号内，用作器具制作竹针、耳挖勺、牙签等物。制作竹针的方法是，先将一小块竹子用玻璃片刮成针形的坯子，再在坯子上打眼针鼻。打针鼻是一道难的工序，先把装钉练习簿的铁丝在水泥地上磨尖，再用尖头打眼，劲不可用大，大了容易把竹坯弄劈，只能用小劲慢慢地钻，钻成眼后，再把针形竹坯用玻璃片刮成竹针制造一个竹针，总得用一上午的时间。制作竹针等物时，要眼睛盯着铁门上的瞭望孔，一有管理员前来窥视的动静，就得马上停止动作，否则管理员发现之后，将会受到违反监规的处理，不但物品充公，轻则骂一顿，重则会戴上手铐。做这些东西时，一是为了好奇，一是为了实用。因为只星期日才发一次针线，平日衣服破了之后，可以及时用竹针缝补。没有线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就是把一块布的纱抽出来，几支合在一起就可搓成很牢固的线了。

　　本文选自《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叶笃庄／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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