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下乡记事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下乡记事

© 蔡翔／文

　　下乡初记

　　1970年，我17岁，没等锣鼓敲到家里，就已自觉地报名下乡。因为怕蛇怕挑担子，就去了淮北。有人说那里尽吃五谷杂粮，但城里人一年难得见回山芋，笑笑，也没当回事。
　　走的时候，是在上海北郊的彭浦站上的车。车站里人很多，走的送的。父亲送我，默默地跟了一路。我坐在车上，父亲站在车下，望着，想不出什么话。坐着坐着，突觉动了一下，突然觉得周围很静，突然就惊天动地的哭声一片，眼睛有点酸，但没有泪。不知怎么，想起了荆轲刺秦，“风萧萧兮易水寒”，没道理，但却感动起来，而且有点悲壮，这么着就进入了另一重境界。也是少年人的一种矫情。
　　车缓缓地开，车下的人急急地跑。慢慢地，城市不见了。于是突然地不哭，突然地都活了过来。男孩大模大样地掏烟，认识的不认识的，乱散一气，完全解放了的模样。女孩掏出糖果饼干，很大方地让来让去。不断地有人来，不断地有人去，介绍，自我介绍，说起某某某，都认识，于是使劲地握手，自觉亲热起来。先是在车厢里乱窜，后来又从这个车厢串到那个车厢，兴奋了一夜。
　　车到南京的时候，突然停了，有好事的下车打听，先说加水，后又说没有车头，就这么停着。天渐渐地变灰，我遛出车站，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凉。迎面一阵冷风，不觉地打了个寒噤，这时天色变亮，渐渐看清周围，冷冷清清，没有人，站在那里看玄武湖，但见茫茫的濛濛的，白白的一片。
　　渐渐熟了，渐渐觉着车上多出了几个人。一打听，说是来接我们的干部。有一个女的，知青代表，早我们一年下去，五大三粗的模样，脸蛋黑里透红，就乱哄，“铁姑娘，铁姑娘”。然后围着干部问，问这问那，干部问急了，就说：“别挎膀子。”怕我们听不懂，又说：“别搞男女关系。”男的阴笑，女的就羞了。
　　说着就到了，车厢里一阵乱，说怎么就到了，拼命挤着往外望。老乡站得远远，一水的黑袄，自顾自地吸烟、说话，偶尔朝这里瞥上一眼。有几个老知青挤了过来，一口的上海话，满嘴乱问：“哪个区的，哪个区的？”“上只角还是下只角的？”手举得高高，要烟。渐渐地看清，一个个蓬着长发，胡子拉碴，棉袄破了，露出一些白的棉絮，有几个腰里胡乱扎着麻绳觉着亲切很热情地递烟。
　　喇叭里开始叫，什么什么公社的在那，什么什么公社的在这，就乱乱地下车，找行李，找同伴，找了一气，总算站准了队，然后相互地挥手，作鸟兽散，各奔前程。
　　队里派了四个老乡来接我们，拉着架子车也没记住叫什么名字，只是跟着走。说到家18里，约莫着走了三个18里，还是没到天就渐渐地暗了。
　　地里的土已经翻过，黑黑的。零零星星的，有牛，偶尔掠过一声鞭花，周围静极了，没有山，茫茫地一片，有同伴掉文，说：“野阔。”确是野阔，举目望去，无遮无挡，只见一簇一簇的树影，老乡说，树影里就是庄子，这时就听见一阵狗吠。又有一同伴失望，悄悄说：“怎么没红旗？”就一路乱笑，说你当是大寨呀。
　　远远望见一簇树影，老乡就说到了。有七八个半大孩子冲到跟前，精赤着屁股，冲他们一笑，就发一声喊，散了开去，然后尾在后面乱唱，渐渐听懂，原来是：“上海鸭子呱呱叫，坐了火车不打票。”就这么两句，翻来倒去地唱。
　　老乡说去找队长，就把我们搁在村前，暮霭沉沉，慢慢把村子看清。村子不大，一色的土屋，顶上盖着茅草，屋是连排的，由西向东，一间挨着一间。
　　这时天整个地黑了，老乡过来说队长不在，先吃饭，就深脚浅一脚地摸进队长家。一妇人迎出，灯影里瞧不清模样，只觉很老，就“大娘大娘”地乱叫一气。老乡就笑，悄悄地说人家才三十好几，怎么就“大娘”了呢？后来瞧清了，觉着怎么算也得五十开外，再后来又觉着也就是三十好几吧。饭是面条汤，白菜粉条就着煎饼。妇人过来说煎饼是地瓜面的，吃着还行不？我们说好吃，确是好吃，饿了一天，觉着什么都新鲜。老乡们就笑，说这是稀罕吃物，费柴禾，以后顿顿吃地瓜才叫改造哩。正笑着，队长来了，说去搞化肥了，又说学生的房子还没盖好，先住老乡家吧。就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长往外摸。
　　我们住的这户人家，堂屋很大，墙角支着挂石磨，地是泥的，但很平整，满屋子尽是土味，估摸着是户“富裕中农”，就说：“住到‘弯弯绕’家来了”。
　　陆续着有人进来，不一会就满屋人声。一盏小油灯搁在石磨上，冷冷地闪动，渐渐地越觉越亮。没有凳子，大家蹲着，一会儿觉着腿酸，干脆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老乡们笑，说这几个学生“中”，不怕脏，能改造好。我们也得意地笑。这时，女人纳鞋底，男人抽烟，有抽旱烟袋的，有拿着纸在那儿卷烟的。我们掏出“前门”烟，一一敬上，老乡们眼就亮了，说，“洋烟”。
　　行李没有打开，就搁在堂屋里。一青年伏在箱盖上听，问听什么，说听手表响，说罢又很严肃地追问：“箱里尽‘大罗马’吧。”我们大乐说当我们资产阶级呐。
　　就这么闲扯。一大爷蹲在地上，少言语，眼珠很黑，常沉思般望着我们，颇有哲学状。正纳闷，大爷突然敲了敲烟锅，问：“你们知道自己咋会到俺这儿来？”我们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爷鄙夷地一笑，说：“屌，你们自己闹的，红卫兵造反，差点没把皇上的金銮殿给弄翻了，毛主席不把你们弄来，咋办呢？”大爷名维检，我们后来叫他老检大爷。我们听了没吱声，笑笑，想，什么话。很快就忘了。
　　很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些材料也陆陆续续地公布，觉着有些恍然，也有些茫然，不知怎么就会想起老检大爷。

　　读书的日子

　　下乡的时候，免不了要带些书，一套少了封皮的《中国文学史》，几本鲁迅的著作，记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薄薄的，白色的封面，一直很喜欢，当然还有其他的书，已经记不清了。
　　没有电灯，学老乡的样，找一只小瓶，瓶盖上钻个洞，找些黄草纸，捻成灯芯，煤油里浸了，再插进瓶盖，就是一盏小小的灯。点了，火苗幽幽地闪动，飘出一阵呛人的油烟，灯火是黄的，把人的影子巨大地投到墙上。渐渐习惯，觉得很亮，就在灯下写信，读书。天冷，就早早地钻进蚊帐，把灯搁在枕头边，躺着，找本书看，疲劳渐渐远去。听墙外阵阵风声，便觉此时幸福无比。
　　那时的乡村，娱乐是一概没有的，偶尔有一场电影，也已经复习了好多遍。岁月荏苒，许多的习惯已经改变，但读书的癖好，却痼疾依然，而且到了农村，几个知青住在一起，就成了“集体户”，少了家庭的约束，便很自由地读书，很自由地聊天。
　　我一直以为，知青身上，大都保有一股“学生味”，这大概因了集体户的关系。知青单独构成一个集体，使用自己的方言，在这方言的使用中，便把学生的记忆给承续下来。当然也有矛盾，我们的矛盾大都因为懒，六个男生，谁都不愿做饭挑水，不过总有一二个人实在忍不下去只好亲手劳作，怨言当然是少不了的。我们既不劳而食，听些埋怨也理所当然。好在我们原来都是中学同学，情趣爱好又相互接近，下乡的时候，便自愿结成小组，所以，到了农村，便自然地气味相投。一本书相互地传阅，又相互地在油灯下大发感想大出狂言。
　　那时的知青串门很勤，高兴了，便把门一关，拔腿就走路上，便有闲心看些野景，庄稼自然是不茂盛的，稀稀拉拉，很孱弱地在风中摇曳，但是惟有大地，无边无际，给人一种默默的坚实的感觉。于是就到了一个知青点，离开的时候，人数自然多了一些，最后分手的时候，往往有几十个，也不知道这些天究竟是怎样挤在一起睡觉的。慢慢的，便有了分类。我们走动较勤的，大都是些爱读书的朋友。于是许多的书开始在知青中间流动。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算是书香门第，家中藏书颇丰，尽管文革时抄去一些，但多少还有些残余。于是便怂恿他，每次探亲，都带了许多回来。我们就很认真地读，认真地做笔记，认真地吵得面红耳赤，很认真地知道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和别林斯基。尤其是几年以后，“内部”又陆续出了一些灰皮书，每次回上海，便想尽办法地托人，也居然有些神通广大的知青，把这些书带回农村。比如《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等。
　　读书使这长长的寂寞的日子有了斑斓的颜色，许多的事情已经不再考虑，许多与当时的年龄不甚相符的想法已经开始产生。我知道，在当时这无边的大地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无数的民间的读书群落。自由思想在悄悄地萌动，在某一天，它突然苏醒，于是有了新的文化的呐喊。
　　也有没书读的日子，那时总是非常地沮丧，劳累了一天，在煤油灯下突然觉得无所事事，便窜到老乡家里，有时居然能找到一二本石印本，也不知是哪个年代的，大都是些唱本演义之类，印象最深的，就是性事描写的大胆和赤裸，那种详尽的粗俗的描写常常使我们读得脸红心跳。于是我们知道在我们通常接触的文学以外，还有这一类文字。实在没书，就读报纸，大队是订《人民日报》的，但往往过了几个星期，一捆一捆地堆在那儿，供干部们卷烟用，我们常常扛些回来，把它糊在墙上，然后无事的时候，就躺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着。有很多次，我的疟疾复发，一个人蜷缩在被子里，寒战过后，疲乏地躺在那儿，无数的老鼠在梁上窜来窜去，庄里很静，我盯着墙上的报纸，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着，渐渐地病已痊愈，我想，那便是字的魔力。
　　下乡数年，当时革命的狂热和虔诚已经渐渐冷却，接触了生活，接触了伟大书籍，便有了新的思想和怀疑，便有了渐渐的叛逆萌动。
　　1971年的秋天，某一天，气氛突然地紧张，大队书记很严肃地通知我们第二天到公社听中央精神，然后又见他们神情紧张地凑在一起议论。那一天晚上，我们似乎有什么预感，围坐一起，想说又谁都不愿先说，憋了良久，突然异口同声地说：“大概林彪出事了。”
　　正是在1971年的秋天，我们突然成熟，那些华美的文章已经不再吸引我们，我们的兴趣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哲学等等方面，我们开始在想我们应该走向哪里。
　　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许多想法在今天看来，朴素得幼稚可笑。人渐渐的成熟，但也渐渐地少了少年时的豪情和忧患的情怀。

　　夏天的回忆

　　在农村的时候，我想，我最喜欢的，大概是夏天。倒也不仅是此时树叶绿了，满地高粱青青，说来惭愧，到了夏天，突然发觉吃的东西多了。
　　新麦登场，每人多少分得几十斤，堆在屋里，满屋的麦香。老乡们照例好心告诫，劝我们细水长流，做些面条汤，就着薯面饼子，慢慢过日子。但我们吃了一秋一冬的红薯，早已吃得酸水横流，哪还顾着今后。找个大太阳的天气，把麦给淘净，找条席子，铺开，慢慢晾干，咬在嘴格嘣一响，就到队里牵条毛驴，借挂石磨，套上，一声吆喝，小毛驴慢慢地走，就见磨里慢慢流出白面。
　　有了面，就开始顿顿白面，面条是擀的，也做馍，烙饼，或者把面发了，切成一块一块，锅里放些水，先烧热，然后把饼贴成一溜。这样烧出的饼，背面焦黄，比馒头好多了。如果同时熬些小鱼，味道更佳。油馍也是必不可少的，先是擀成一大张薄饼，抹上香油、葱、盐，然后卷起，再切成块，放锅里贴好，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麦子熟了，杏也开始黄了，北方的杏子至今令我难以忘怀。老乡们却有意揶揄我们说，自打学生进庄，连个青杏子也见不着了。
　　大地变绿，满树的果子，满地的瓜果蔬菜，豆角爬满屋檐，庄户人家的碗里，开始有了色彩，白的面条，碧绿的菜蔬，是的，在夏天，生意才重新盎然。我们像老乡一样，吃饭的时候，蹲在屋外，地上放着海碗，手里拿着馍，咬口馍，喝口汤，吃得大汗淋漓，轻风拂过，带来丝丝凉意，村外是无垠的青纱帐，在风中，摇曳起伏。
　　瓜熟了，夏天是吃瓜的季节。北方的西瓜，个大，皮薄，瓤红，咬一口，蜜甜。不断有人挑着瓜担路过，拣好的，每人一个，过个瓜瘾。不过，我们喜欢上瓜园。午后，趿着拖鞋，搭条毛巾，瓜地边吆喝一声，看瓜的老汉就笑嘻嘻衔着旱烟袋，捧着瓜从地里钻出，瓜棚是夏天最美妙的地方，坐在瓜棚里，凉阴阴的，风从八面涌来。此时无烦无恼，只有风，有云，有满树蝉声，满地的瓜香。不过，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北方的香瓜。香瓜个小，在上海，又俗称“黄金瓜”，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瓜，肉色惨白，无滋无味。北方的香瓜品种繁多，各擅胜场，许许多多的瓜名我已经忘了。我记得有一种瓜叫“九道青”，是面瓜，不甜，但耐饥，吃一个，就有点饱。与社会相比，自然似乎更钟情于穷人，她默默地护着穷人，以她的乳汁使其免于饥饿。还有一种瓜，皮是绿的，肉是红的，我不得不叹服造物的千姿百态。我最喜欢的是小黄瓜，黄皮绿肉，那绿，绿得晶莹，水一般诱人遐思，奇甜，又甜得不腻。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在瓜园摘了满满一篮，去看另一个点的知青，但是在路上却挡不住瓜香的诱惑，且走且吃，到了地头，只剩下一个空篮。
　　天渐渐变得炎热，渐渐地把所有的衣服都除去，只剩下一条短裤，人变得轻松无比，自由无比。在北方，夏天的活，大多是锄草，便在肩上搭条毛巾，扛把锄板，每日晨出暮归。热了，便往河里一跳，又湿漉漉地钻上岸，让太阳暴晒，皮肤渐渐地黝黑，手轻轻一挫，就有一层皮蜕下，但却光滑无比。汗如雨一般每日挥洒，但体内却感到无比轻松，似乎略无杂质，人开始变得通体透明。
　　夏天显得无比温柔，所有的树，所有的花，所有的庄稼菜蔬，都亲切地朝人微笑。我喜欢夏天的黄昏，一场伏雨过后，斜阳西下，满地的绿色，绿得深刻，绿得令人难忘。
　　黄昏的夏天，极富生气，到处闪动着朦胧的人影，挑水的，抱柴的，在自留地里忙碌的，我们通常总是齐心合力地做饭，又齐心合力地把饭吃完，这时，大汗淋漓，便提着桶，走到井边，打一桶井水，从头到脚地冲凉，那凉，说句粗话，真正是凉到了腚眼。
　　这时天色已暗，便把床搬出，架在屋外的小土坡上，有人唱歌，然后是合声，扯开了嗓子，歌声飘向无边无际的旷野。唱《三套车》，唱《喀秋莎》，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时独钟情于俄罗斯民歌，俄罗斯的音乐浸入了每个知青的血液。
　　躺在床上，看手上烟火明灭，看流星从夜空中划过，这时竟会掠起一丝伤感。想家，想千里以外的亲人，想渺渺茫茫的未来。
　　淮北的夏夜常常闷热难熬，睡不着，就悄悄地向瓜园摸去。一条小路蜿蜿蜒蜒地向瓜园伸去，一边是河，一边荆棘丛生，看瓜的把床架在路中，仰着脸，扯着鼾声。我们此时的肤色早已与夜色无异，忍着笑，依次从床下钻过，夜里的瓜园，满地的蛐蛐声，我们只记着“瓜熟蒂落”四字，人趴在瓜藤上，轻轻一压，就觉有物滚到大腿边，一摸，是个大瓜。又捧着瓜，悄无声息地从看瓜的床下钻回……
　　岁月荏苒，少年时代早已流逝，夏天的浪漫也悄然远去，只剩下无可忍受的暴虐和庸俗。

　　本文选自《神圣回忆》，蔡翔／著，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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