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旧梦录

┃Personal History

旧梦录
节选

© 蔡翔／文

蔡翔

队长

　　那年我16岁，吃完妈妈煮的面条，便卷起铺盖下乡去了。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在淮北某县，快车要坐10个小时，坐慢车就拿不准时辰了。我下乡那次，车到南京，说要换车头，七弄八弄，折腾了半宵，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目的地。这时，满腔豪情早已化为乌有，夕阳西照，平添了无限乡愁。从那一次我就深深感到老人家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光辉篇章有何等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
　　我们背着行李，走了30来里路，走得稀里哗啦，晕头转向，摸到村口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一片。我记得那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农村的大好景色，连我们的村子都没好好打量，只盼着早点摸到窝里，两腿一伸，睡它三天三夜。
　　才到村口，猛听得庄里发一声喊，便见涌出一群精赤着身子的小孩，煞是好看。我便不怀好意地偷偷打量那些女生，暮色中看不清脸色，只听见她们在大声说话，中气特旺，便也没了兴趣。那些小孩远远地挤在那儿，等我们一进村，便又一声喊，跺着脚，拍着屁股喊什么“上海鸭子呱呱叫，坐了火车不打票”，喊得震天响。我们听清了，便笑，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于是便约定，明天早就去打听那些老知青的住处。
　　这时正是吃饭的时候，男人女人都蹲在自己家门口，手里摔着老大一只海碗喝得稀里哗啦乱响，见了我们，抬头笑笑，说声“吃啦”，便再不作声，又是一阵稀里哗啦响。我们便吵着找队长，接我们的四元子就到处乱打听。我们几个人挤在那儿，凄凄的，真正感到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也不知咋弄的，那时我们竟认定了队长是共产党。忙活了好一阵，方见四元子蹦跳着过来，说队长到城里卖烟叶去了。说完便带我们走进一座小院。迎面走来一个妇人，干瘦干瘦，四元子说这就是队长娘子。那时“秀才”已经是深度近视，为充好汉从来不戴眼镜，这时见了忙鞠躬喊大娘，便听得周围几声窃窃暗笑，等掌了灯，方见队长娘子身材娇好但脸上都干皱着凑到一块，四元子偷偷告诉我队长娘子还不到四十，我看着发了好一会呆。
　　饭吃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只知道在一个筐里放着好些个黑黑的饼子，咬在嘴里有一股霉味，每人发一个大碗，稀稀的，喝着也解渴。吃完，队长娘子便带我们几个男生到一间黑呼呼的屋里，说不敢掌灯，怕引着满屋的秫秫秸。我们摸到一只床，倒头便睡，一觉竟睡得死死的，也没梦见娘亲。
　　第二天好早起来，摸出漱洗用具，相跟着到了井边，提了一桶水，就围在那儿洗脸刷牙，井水凉凉的，精神好了许多，这时陆续有人过来，笑看着我们的满嘴白沫。
　　天大亮了，我们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倚在门口，笑笑地望着我们，有人说那就是队长，我们便喊队长，喊得委委屈屈。队长披着一件黑袄，斜斜的很有气派就说：“吃饭，完了开会，欢迎你几个。”说得我们一下子又感动起来。
　　会场在新盖的饲养棚里，我们相跟着进去，屋里空荡荡的，地上竖着几块半截土坯，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敢存有丝毫的轻慢之心，忙一屁股地坐下去。小玲掏出手帕，纤纤玉手才伸出一半，便给我们一瞪眼睛吓了回去。后来我见她脸色发白，两眼愉偷地直找队长，似乎还在那儿后怕。这时人多了起来，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男人嘴里衔着的烟袋，这一看便种成了我们后来抽烟的恶好。屋里飘满了烟味，很好闻。见人差不多齐了，队长便站了起来，拍了两下巴掌，场子里便静了下来。队长指着我们——我们一个个挺胸吸肚，坐得腰板笔直——对场上喊道：“这些，这些，就是毛主席派来的学生，今后就在俺们队了。好好熬着，熬个三年两年，就能出息了。”最后这话大概是对我们说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好好干，而说好好熬，不过这熬字倒说得我们心酸酸的。他顿了顿，又说：“到百货大楼，弄个售货员干干，那时见了我们可不兴不认人的。”这时满屋子便热闹起来，笑得很善良。“你们几个，”他指了指我们几个男生，“到他那儿住，”我们顺着他的手指，见到一个短小汉子，“那是我们大队的青年书记，”他顺嘴介绍了一下，“男娃女娃分开住，嘿嘿嘿嘿。”他突然笑了起来，笑得莫名其妙。我们便见女生红了脸，低着头用手指在地上乱画，我们突然也讪讪的不好意思起来。说完便没了下文。这时便见队长从怀里掏出一本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打开来就念：“毛主席说，干活为什么，干活为自己，有得吃，有得穿，哪个不干是王八蛋。”我们听得稀里糊涂，我捅了捅“秀才”，“秀才”可以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喂，这是毛主席说的？”“秀才”没有理我，大概正在那儿苦苦回忆，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我感到好玩极了，便更加起劲地望着队长，这时场上鸦雀无声，队长念完了，顺手从怀里抽出一张报纸，嘶的一声扯下一段，我见着印着黑体的语录也被拦腰撕断，接着，队长从兜里掏吧掏吧掏出一撮烟，往上一撒，手一拧，卷成了一支喇叭形状的烟，从边上一个老汉子手里拿过一盒火柴，嚓地点着，泰然自若地在那儿抽了起来。两眼威风凛凛地扫视着会场，这时屋里静极了，鸦雀无声。我们都被吓昏了，晕乎乎地不知遇到什么事。下面好像队长在骂人了，好像在骂谁谁谁干活偷懒，胡弄日鬼，到秋吃个鸡巴屌，什么什么的。
　　后来这类事便见多了，知道队长每逢骂人，必定要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内容无非是不干就没得吃，要吃就得自己干之类。说也怪，被骂的人都服服贴贴，不敢回嘴，边上定有人帮腔，说这人没道德，干活胡弄日鬼，到头来还不坑了大家伙儿。
　　后来我们和老乡熟了，老乡说队长是个人物，要不俺们队怎么总比别的队强？后来我们慢慢的和队长也熟了，队长喜欢到我们屋里来玩，一来就爱倒在我们床上，我们便找烟，队长抽着洋烟的时候精神最好，常常发些什么好好干，将来也弄个中央委员干干，卖卖大口条，就不用下力受苦了之类的理论，说得我们心驰神往，便也陶陶然起来。也有说得我们心惊肉跳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们，说河东有个知青一下子借给队里一千块钱，那个队现在化肥堆得跟座山似的。说完就意味深长地瞟着我们那几只破箱子，我们顿时不自在起来。好在那时我们已经成熟了，出门在外也很有点老知青的派头，轻轻巧巧地就把话题转了过去。
　　我们下乡的头几个月，肚里的油水大概还没有消化完，还有把子劲，总想表现表现。晚上商量，说这里光光秃秃，也没个政治气氛。第二天便找队长，说应该在墙上画些毛主席像啊语录什么的，最好在村口竖个大语录牌。我们自告奋勇，说颜料笔墨我们自备，也算一点贡献，只要队里给记上工分就行。队长那时望了我们好一会儿，就像看什么怪物似的，然后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走了。
　　又过了几天，我打摆子打得死去活来，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便见队长夹着个大纸卷走来，我扶着墙根蹭了起来，相跟着进了屋里。队长衔着烟袋，指了指那张纸说：“小蔡给俺画个刘少奇。”我一听来劲，找出笔，把墨磨得飞快，不一会儿就磨了浓浓一砚，刷刷刷的几下便成，还在那只富有时代意义的大鼻子上点了几个麻点，弄完，望着队长，好不得意。队长沉思片刻，又说：“再写几个字，”说完手痒，抢过笔就写，那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是悬腕写的，写毕，不无遗憾地说：“老了老了。”后来我知道队长念过两年私塾。他转身出去，不知打哪儿找来一块木牌，打了锅浆子，把纸糊在板上，这时我才看清在刘少奇边上写着：谁再打这地走，谁就是刘少奇。
　　他扛起木牌，我在后面跟着，走到村西口一块麦田便站住了。地里已经长出一片稀稀疏疏的麦苗，地中间一条小路，被人踩得发白，把地分成两个三角形。队长把木牌重重地插进路面，拍拍手，退后两步，欣赏了一回，嘴里骂着：“狗日的，这回还叫你走。”然后回过头对我说：“回头让会计给你记上一天工。”说完便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那儿，那块木牌在风中摇摇晃晃挣扎着不肯倒下，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猴子

　　从我们村往西三里，有一小桥，过桥向南，行不到百步，便有一片桃林在目，远远望去，如红云一片，在这百里之内，也称一景。林边鬼鬼祟祟躲着一座村庄，村名桃庄。又有一说，说桃庄本不叫桃庄，叫道庄。相传数百年前，这儿只有一户人家，父女二人守着几株桃树过活。某日，有一道士途经此地，见那女子正在井台打水，便上前找水喝，眉来眼去，不知怎么就搞上了。后来那道士还了俗，遗下子孙，逐渐地蕃衍开去，便成了现在诺大一个村庄。我们那时正年轻，听了这典故，很是兴奋，途经桃庄，总想在那庄人的脸上读出点道士的模样。不过后来老乡告诫我们，在桃庄人面前，切不可漏出道庄二字，否则便有人命。说得我们毛骨悚然，也就没了兴致。
　　这桃庄也有一个知青，长得精瘦，人称“猴子”。这猴子极懒，自称下乡4年，未叠过被子，出门一堆，进门一堆。据传，猴子怕水，起床便用那块已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毛巾一抹，象征性地。要是睡觉，就仰倒在床上，两只脚在床沿上一蹭一蹭，扔了两只臭气冲天的解放鞋，便往被窝里一钻，这一天就算过去了。本来还有个知青同他在一起，大概受不了那股臭味，闹着调了队。自打那个知青走后，便没见猴子升过火，也不知他怎么活过来的。也是从那时起，那片桃林便没结过果子，连个小毛桃也不见，村民直嚷着见了鬼。
　　不过这猴子有个好处，好客。每次见我们去，便挟一弹弓，掏几颗铁螺帽，匆匆往外。猴子手法极准，一弹过去，必有一老母鸡或一大母鸡或一小母鸡倒地身亡。这时便见猴子纵身上前，以迅雷般的手法将鸡脖子一拧，塞进怀里。身手矫健，全不见了往日那种济公模样。当然，余下的活全是我们的，烧水、烫鸡、拔毛……，这时猴子便躺在柴禾堆上，同我们神聊。
　　我们说起猴子，便羡慕得紧，说猴子是个三不管，没人管吃管住，也没人管他干活，实实在在的一个自在王。只有秀才恨恨的，说是糟踏了那片桃林。倘若是他，便会携一卷书，晨钟暮鼓，在林中踱步，说不定会积诗数百首，也算不枉了此生。这时，我们便笑秀才痴。
　　忽一日，有友人来，说猴子当了他们队的队长。我们顿时弹出牛眼，怔怔地，望着朋友那张嘴，仔细端详了半天，确确实实是一张嘴，我们便笑，笑的摸不着头脑，便相约去桃庄看猴子。
　　猴子还住原来那间破屋。推开门，仍是那股一闻就炸脑门子的臭味。猴子躺在床上，脚板朝夭，嘴里叼着一支烟，一只手枕在脑后，一只手在那儿抠脚板，不见有乔迁新居的打算，只是床头多了几包“东海”烟，我们便一哄而上，抢了烟，满屋乱散。猴子大度地在那儿抠脚板，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我们便要他请客。这时进来一个妇女，挎只篮，未吱声，先扔过来两包烟，然后怯怯地说想请假回趟娘家。猴子闭目不语，半晌，方挥挥手，
　　那妇女如奉圣旨转身便狂跑起来，才到门口，猛听得猴子一声咳嗽，便又吓吓地呆在那儿。猴子想了想，说：“你去告诉保管员，说我这儿来客了，让他称十斤好面，拿二斤粉条，有小鸡子抓一只来。”说完又闭上眼睛，入定似的。我们傻乎乎地围在那儿，就跟围着个皇帝似的。
　　我们便问猴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猴子不语，大有天下舍我而其谁的气概。这事便成了悬案。我们疯了好几天，到处乱打听，打听下来，竟也平常得很。原来这桃庄的村民都姓一个姓，姓桃。林子大了，便衍出许多支，大大小小远远近近亲亲疏疏竟有十七八支。依惯例队长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一年又该从头轮起，就有人不服，相互数落起劣迹来。唇枪舌剑，继而摩拳擦掌，眼看就有一场混战。这时不知是谁在底下大叫一声，说既然如此，不如就叫知青来干。接着便是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这事就算成了。平平常常，就跟憋紧了顺手放个屁一个样。
　　这以后，猴子就阔了起来，逢五逢十赶大集，逢三逢六赶小集，集集不落。馆子里要一瓶酒，叫上两个菜，美美地吃喝一顿，完了抹抹嘴，东游西逛。人也胖了，气色也好了起来。我们望着他那渐渐腆起来的肚子，便猜那里面尽是小鸡白面，然后就摸肚兴叹，说什么掉毛的凤凰不如鸡。猴子的客人也多了起来，那些平日见了就要皱眉头捂鼻子的女生，这时也不嫌那味儿了，时不时地跑到猴子那儿，闹点香油花生什么的。
　　我们也去打过几次秋风。逢年过节，照例要回上海，突然想起老娘生我养我，没有得到半分好处，反要月月寄钱，偌大一个男子汉，竞要家人补贴，心里酸酸的就想带点什么回去孝敬孝敬。可是兜里除了几枚钢蹦，便是些烟屑，回去还要蹭票，人民铁路养人民，不过也不能再送些鸡呀鸭呀什么的。就有人提议找猴子。
　　猴子二话没说，便带我们满村里跑。那些村民见了猴子，竟是恭敬得很。猴子忽然指了指地上那两只鹅，便问这是谁的，应声便有一个汉子站出来，猴子就说我要了。又叫开一家大门，开口就要50个鸡蛋，说免了要罚的口粮。这样转了半天，我们提着抱着拿不下了。猴子便问够了吗，我们就说够了够了。
　　猴子就此声名大振，远远近近都知道桃庄有个“小地主”，真个是桌上有小鸡，碗中酒不空。有一回大概吃腻了，有人吵着要换换味。猴子趁着酒兴，便在村里放话，说让宰条牛。话声一落，我们便吓醒了，那时我们还算正派，知道牛万万宰不得，那是要蹲班房的，退一万步，牛是农民的命，你宰了他们的牛，他们不要你的命才怪。猴子摆摆手，说我们狗屁不懂，说现在的农民谁拿队里东西当东西，你宰光了他们才高兴，乐得喝牛汤吃牛肉，谁不吃谁才是他妈的个大傻瓜。我们还是怕怕的，扛了条牛腿，便逃了回来。
　　这以后，我们没事就开始为猴子担心，担心哪天事发，猴子就会给公安局逮了去。这时秀才已经考证出那道士原来是武当派的，因冲撞了掌门人而私逃下山。那道士本是名门子弟，端的好生了得，会一套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据说这剑法并未失传，倒是偷偷地留了下来。说不定哪天不待公安局动手，那武当子弟们便会夺了猴子的小命。这时老乡便笑，笑我们洋学生不懂。说知青能吃多少喝多少带多少，要是让村里人当队长，谁一年不闹个千儿八百，大瓦房也盖得起。说得我们如醉如痴，如醍醐灌顶，顿时明白了这人生许多道理。
　　说也奇怪，这桃庄自打猴子当了队长，生产竟日日的上去，那庄稼旺旺的，到年底分红，竟比往年多了许多，于是更把猴子当神明似的供着。
　　这事惊动了上面，县里便派了人，说要总结总结，还要把猴子的事迹上报省里，说不定中央也能知道。那时这种一夜发迹的事例也不属罕见，猴子便晕了起来。几杯酒下肚，就说开了胡话。原来猴子一当队长，就把地给分了，包产到户，年底检查，谁完不成产量，就扣谁一年的口粮。猴子落个逍遥自在，百事不管。猴子大言惭惭，说谁敢不干？干得还欢得很，早完早歇工，闲了逮鱼摸蟹，挽个豆芽一般小媳妇回娘家，谁不乐得屁股颠儿颠儿的。
　　听得人目瞪口呆，收拾收拾便回了县上，这么一五一十地汇报，当场就恼了县委书记，那时正学大寨来着，便发下话，说这是搞自由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儿正时髦得很。七弄八弄，猴子就下了台，刚好一年差二天。
　　又一日，猴子到我们队里来，人又瘦得很，头发老长老长，穿一件油膩麻花的蓝卡其上衣，口袋掉了半边，斜斜地挂在那儿。猴子说要回上海了，摸鱼去，上海鱼正紧缺得很，菜场里连根鱼刺鱼骨头都见不着。说得唾沫星子乱飞。我们留他吃饭，他看了看那黑黑的山芋面饼子，便说不吃了，说着就匆匆地赶了回去。我们知道猴子已经吃不下这饭了。

寻爸记

　　冬天的一个黄昏，暮云四合，这时，天上下着雨，雨中有雪，气候非常阴冷。
　　我们缩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里，一只茶壶压在煤炉上，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屋里很暖和。我们当时正在玩纸牌，玩一种叫“拱猪”的游戏。在这一游戏中黑桃Q代表猪。我们玩得非常认真，努力把猪拱进别人圈里，每个人都在逃避猪的厄运。
　　我们四个人：我、大方、郭林和小金。
　　这时，郭林的脸上已经粘满了许多猪的肖像，那些猪非常可爱地扮着各种各样的鬼脸。
　　我们很高兴。
　　郭林突然扔下牌，说：“不打了。”当郭林张嘴说话的时候，那些纸条也随着他的嘴巴掀动起来。于是我们看见许多的猪在郭林的脸上很快乐地乱跑。于是我们大笑起来。

　　那个冬天的夜很长，寒冷把每个人都早早赶进了被窝，每个人躺在被窝里都静静地想一些事情。
　　那时我已决定和黄瓜分手，我悄悄喜欢上了车间里的一个小女孩。女孩个子不高，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必须努力俯下身子，这时我看见她脸上闪烁着一些青春痘，那些青春痘使我闻到了一股遥远遥远的青草味。我开始失眠，开始在半夜里起来写诗，我搓着冻僵的双手，把那些话抄在一个黑皮的本子里。我拿着这个本子找到女孩。我对她说这是西班牙伟大诗人希里乌图的诗。
　　在车间一个暗暗的角落里，我和她静静地阅读这些诗歌，我念道：“冬月的一天／相隔不远／阴阳的临界/四周活动的是穿越树丛的暗香／激情的舞蹈无比翩跹／愉快地死去／又得到新生……”。
　　我的语调非常平缓，我看见女孩的睫毛上挂起泪花，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开始相信这个叫希里乌图的老外真他妈的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那个冬天的黄昏我一边打牌，一边推敲着我即将对黄瓜发表的演说词。我想说我已经厌倦了那些江湖生涯，城市不需要我们，不再需要豪爽、义气、真诚、自由以及他的“十二形”，或者掌劈青砖，我得提醒黄瓜必须回忆起他的真实年齡，我说在这寒冷的冬夜，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已的小窝，窝里有一个小小的女人。我们应该做一个城市同意的好人，月月存钱，上衣口袋里挂一支钢笔，应该学会彬彬有礼，同每一个人说“您好，谢谢，再见！”。我说当冬天过去我应该把这间小阁楼好好粉刷一下。
　　这时郭林对我们说，他找到爸爸了，亲爸爸。

　　我在这里必须说一下我对郭林的观感。
　　我认为郭林是一个幸福的人。他身材不高，微胖，脸色红润，即使他脸上群猪乱拱的时候，仍然隐隐透出一股光泽。我同他第一次握手的时候，便感到他手掌很厚，且软，给人一种非常宽厚的感觉。
　　郭林有钱，休息时候，总是慷慨地向我们散发着他的“牡丹”烟。我们屡抽不谢，也从未感到惭愧。
　　郭林是独子，全身上下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的衣服式样老派，但质地却绝对上乘。郭林总使我想起小说里好丈夫的形象，为此我暗地里悄悄向他学习
　　我非常怀疑郭林的简历，我从来也不相信郭林那双保养得非常好的手会插进那臭哄哄的秧田里。为此我不止一次向郭林严肃指出，希望他对组织忠诚坦白。每当这种时候，郭林总是脸色发白，指天划地，对我赌咒发誓，说他绝对的知青出身，从未篡改过自己的光荣历史。
　　我后来买通了人事科的女职员，查阅了郭林的全部档案。我知道郭林的确没有隐瞒自己的出身。郭林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插队，大队书记是他的亲伯伯。郭林在那里掌管全队的出勤记录，每天早上，郭林起来会自己熬一锅大米稀饭，喝完稀饭，便站在村口的一棵大柳树下，清点当天上工的人数，然后回家，拿一张小网，到河里捕虾，有时也扛根钓杆，去河边垂钓。据郭林自己说他的技术极好，因此郭林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油爆虾或者葱烤鯽鱼。不过郭林从不喝白酒，只喝“花雕”，这一点使我很扫兴。
　　郭林曾经请我上他家里做客，我非常害怕到郭林家里做客。郭林家占着一幢石库门的二楼，地板漆得锃亮，屋里有一套老式的红木家具。我常常忘记脱鞋，望着地板上的脚印，常常羞愧难当。郭林家里有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一个慈祥的老母亲，他们叫郭林“囡”。吃饭的时候，他们常常忘了向我让菜，只是不断地把肉圆、虾、鳝鱼丝往郭林碗里拣。每逢这时，我总是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去世得很早，我只记得我4岁的时候就每天替他打酒，我还记得他每喝必醉，一喝醉就把我母亲踢得满屋乱爬。我父亲死了以后，我本来以为我母亲会高兴起来年轻起来风流起来，可是我母亲却一天一天地老下去，后来就拖着一口气等我回来。因此，当我右脚刚刚跨进房门，我母亲指了指我那两个傻妹妹，就毫不迟疑地闭上了眼皮，非常愉快地把革命的重担放到了我的肩上。
　　所以我说郭林是一个幸福的人。因此在那个冬天的黄昏，我非常怀疑在我为黄瓜准备的那篇演说词中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郭林。
　　这时郭林对我们说，他找到了爸爸了，亲爸爸。

　　也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郭林找到我，他裹着一件风雪大衣，双脚在阴冷的地上慢慢蹭着，慢慢抬起头，对我说：“陪我去找爸爸。”
　　当时，我注意到他的声音有点发颤，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种幸福的恐惧。好多年以后，我才读懂了这个词的全部涵义。
　　我记得我当时很想对他说：“何必呢，找什么亲爸爸。”后来我什么也没有说，陪他走了。
　　郭林走得很慢，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吹着口哨，肩膀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我现在非常讨厌自己这种走路的姿式，我不止一次地努力改正，以至于有一天女孩跑来非常认真地问我是不是关节硬化有毛病。
　　我们走得很远，换了三趟车，黄昏的时候，来到市郊的一个居民点。那是一个很典型的“棚户区”，各种各样的房子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弄堂外有一口浅水塘，冰已经融化，水很黑，一股臭气不断地从水里冒出。郭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朝一个嘴里缺了牙齿的老妈妈认真地念着，我看见那老太婆满脸警惕，又轻蔑地指了指一幢破败的小屋。
　　门没有锁，我推门进去，屋里积满灰尘，墙角上挂着蜘蛛网，一顶黑黑的蚊帐罩在床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屋里空空荡荡，只有几只破鞋子无规则地躺在地上。我想找水，在墙角里发现一堆空酒瓶，我很有兴趣地研究了一番，发现都是些“绿豆烧”、“二锅头”、“乙级大曲”之类。
　　郭林找了张小板凳在屋里坐下，他招呼我坐。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我看见一个60开外的老头走了进来。老头长得很猥琐，嘴唇上有几根焦胡子，眼睛很小，但很灵活，不时向四周转动。我觉得一点也不象郭林。他进来的时候，郭林已经站了起来，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木木地看着。我很想看到一幕父子拥抱的戏剧性的场面，我想我告诉女孩的时候女孩一定会感动得泣哭，可是后来我回忆的时候才想起郭林始终没有叫过一声“爸爸”。
　　好半晌，老头才清了清嗓子，说：“来了？”
　　“来了。”郭林嗫嗫地回答。
　　老头不说了，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开始饶有兴味地打量郭林，然后打了一个很响亮的饱嗝，于是我闻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酒精味儿。
　　郭林也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
　　“我吃官司才出来你知道了？”老头用右手小指长长的指甲剔着牙缝，眼睛望着屋顶，说。
　　“黄阿婆告诉我的。”
　　“妈妈的，老子就是找了几个女人，都是你那死鬼妈妈告的。哼哼，告得好，亲生儿子也送人了，嘎嘎！”老头发出一阵公鸭般的声音，又呸了一口，于是我看见一块黄黄的粘液从他嘴里射出，又远远地落到天井里。
　　我看见郭林的脸红了，老头很有兴趣地看着郭林那张渐渐变红的脸，突然兴奋起来：
　　“喂，听说你养父养母很有钱是不是？嘿嘿，我知道，他们家解放前开杂货铺，有底子，算是赔偿费吧，呸，拿两千块钱给我，算是……每赌必输，不然我就告他们拐小孩，儿子是我养的，那么便当叫他们阿爸姆妈！”
　　我看见郭林在努力摇头。
　　“什么？你摇头？你不同意？你是我养的，你姓人家姓还是我养的，你想赖也赖不掉，老子养你，你也要养老子，养我到老死。以后发工资的日子我自己会来拿，嘿嘿，你还摇头，我告你，告你忤逆不孝，我天天坐到你厂子里，让人家看看你的好爸爸……”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无赖般扯开自己的衣襟，兴奋得满屋子乱跑。
　　这时，在昏昏的光线下，我看见郭林的眼角迸出了泪花。
　　于是我恐惧地看见自己的手臂挥了出去。接着传来一声闷闷的响声，我知道我这几年的努力算是全白费了，我只是挽着郭林的胳膊，说：“走吧，这样的亲爸爸不要也行。”

　　就在那个冬天的黄昏，我看见女孩站在我那条弄堂的入口处，她手里拿着一个黑皮的本子，她把本子放到我的手上，平静地对我说：“西班牙没有那个叫希里乌图的人，人家告诉我的。”这时我看见女孩在我那破旧的小阁楼前巡视，冬天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青春痘在冬天的阳光下慢慢消失。
　　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对她说了声“再见”。

　　那个冬天的夜里我找到了黄瓜，我们在一起喝酒，我们把香烟屁股扔得满地都是，我们高兴得哈哈大笑，我们一起回忆那过去的好时光。

　　本文选自《神圣回忆》，蔡翔／著，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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