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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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研究

© 周舵／文

周舵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自杀前一天的情景。这个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曾完全愈合的，我早就想对这个使我创口痛深的悲惨事件做一个分析，既用以警诫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内心伤痛的一副安慰剂。
　　可是始终没有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多的事情。
　　还因为没有适当的心境，母亲逝去十一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不至于因激愤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曾料想过母亲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从来是那样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像是根本与自杀无缘的。如果我早有机会读到《自杀论》这部著作，我一定不会这样轻信。利他型自杀的人正是具备母亲这些素质的那些人。但母亲的死，却并不是纯粹的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的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员，据说相当能干。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小小的县官和别的什么不大的官，听说是因为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产党嫌疑犯（他说：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所以没能升官。1949年以后，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1962年病逝于长沙。
　　不管怎样，像母亲出身的这种封建家庭，礼教很严，忠、孝、节、义等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母亲幼年时就深深扎了根。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
　　母亲有一姐、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就与他不和，所以1949年时带着大姨妈随舅舅撤退到台湾，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里边。大姨妈杨端淑及舅舅杨长庚1949年随外婆去台湾后，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她、姨父罗泽荣及五女一男——1950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请他们回大陆。
　　姨妈一家听了外公的话，回了大陆。万没想到，没过多久，姨父就被指控为“潜伏特务”（他原在国民党军队里管电台，军衔是上校），抓起来判了20年徒刑，送到北方荒郊直到1969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于东北。姨妈每当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亲，真可说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姨妈一个人带着六个子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1岁，自己原来没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济性地安排个工作，后来才慢慢得到中学教员的职位，其苦况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我们一家就幸运得多了。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姐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但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给学费了。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1939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先后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当时的侨界很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的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还有说她像秦怡的。总之，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争相追求的目标。而这也就种下了婚后不和的恶果。
　　我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位。他那时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尔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结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书上叫作“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又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与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其真面目他从来似乎没有想到费心去研究一番，只是凭他的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那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还是母亲看得准，说他不像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一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还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颇神气，到得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况愈下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是个极爱整洁的人。但我发现像父亲这样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就是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总之，父亲的这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大吉岭（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据她的传记作者说，费雯丽的母亲怀孕时，医生请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是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因此之故，鄙人也差不到哪儿去。我出生不久，有父亲的朋友顾铁夫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了一个外国娃娃回来。当然本人现在是面目全非了，今非昔比。
　　我生下不久，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来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大学校长连教员的薪水都没处去弄，于是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可比现在体面多少倍，住一幢大洋楼，我家住楼下，楼上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各种花木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过我们小时玩“过家家”烧灶时的多少烟痕。那是一种典型中产阶级的生活，或者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有人日后要大加修理的、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容忍的丑恶生活。
　　我两岁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亲的伯母）带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妈（叫王木英）带大的。那年安徽发大水，奶妈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刚生下的儿子出来做奶妈，她的儿子后来到底饿死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很伤感，又好像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广州气候很热，蚊子又多，所以我从小就闹打摆子（疟疾），发髙烧时那些恐怖的梦境我现在还能记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时才五磅一），从小没有什么病是我不曾得过的。母亲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亲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遗憾，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亲脾气急躁，又从来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我记得的，就是她一边照料我这一年到头生病的倒霉鬼，一边抱怨着、责骂着，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错。其实我敢说世上像我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着实不多。我是那种胆小怯儒得出门时总要紧抓住母亲的裙边不放的小孩。我现在还记得母亲穿着高跟鞋和丝绸旗袍，打着阳伞带我出门的情形。一直到我进了幼儿园，能带着妹妹上学下学时，母亲才考虑找个工作。
　　像她这种“资产阶级教授太太”，找个革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中小学校长一类的事决不会请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业。那时，正与苏联老大哥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就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不久全国“院系调整”——按老大哥的教育体系，把中国的英美式教育制度来个大清算。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北京大学），于是乎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这时“旧”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说法是，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他说解放前夕，为了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政府要抓他，还害得我们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术上，父亲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了几篇像模像样的研究成果，后来简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也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的话头总是挂在嘴边。但看在三个儿女份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愿奉劝天下一切不能忍住不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
　　来北京后，母亲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学教俄语，后来设法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四处跑腿的小小资料员。这对于婚姻不如意，从来又是事业心极强的母亲来说，那是再晦气不过了。别的教授太太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偏又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净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腐水”，所以和教授太太们越来越合不来。
　　我不清楚这种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母亲对当时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对家务、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向工农兵看齐”。又来了个什么“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贵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少许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货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了个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只90元人民币。母亲卖时一边心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却不是那么好人了。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
　　我还没有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在所不惜地献给党。生命算得了什么？她根本不怕死。当年乘轮船从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飞机又轰炸又扫射，别人吓得要死，她却若无其事。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的困难时期，她没有过丝亳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相当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找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够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除去1962年前后那一段“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短暂时期外，我从不记得有“家庭温暖”一说。小弟还小，可爱又顽皮，胆子又大，母亲把对他的教养之责简直就交给了我。父亲是采取了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坏，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实在没有重复的必要。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人魔（父亲政治上的疯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却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却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父亲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所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回他很快地干出点名堂来了，原教育部大学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我对当时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弹”把人类改造成无私无欲的人间神的宏伟构思本能地从骨子里厌恶和怀疑，但年纪小，什么“反面”的书也没读过，实在弄不懂到底是“神”并不神，还是自己天性不良，永远望神莫及。那时就已经有同学批判我，说我是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还算好，清华附中是个有点水准，比较有人味的学校，还不至于上来就说我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确实，我从来对智商低下的小儿科那一套，对愚昧盲从缺乏感情，缺乏敬意；所以，红卫兵一造反我就紧跟“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他们，是个“铁杆保皇派”。我的逻辑倒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过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又是学雷锋、彻底革命化，已经把人的神经紧得不能再紧了，如果这还叫作“修正主义”，那么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那时候，因为我功课拔尖，班里的团组织把我当作重点发展的对象，额外地派了团支书本人及另一名团员亲自大力培养我，但我仍不识趣，坚持说我上高中就是为了要上大学，从没想过去做工种田，坚持认为科学家比农民贡献大……凡此种种，团当然没入成，若不是人缘好，文革中一定得当上“反动学生”。别人说文革是大浩劫，暗无天日，我却觉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的那两年。
　　在这段红色恐怖时期里，母亲的日子肯定比我们更不好过。
　　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并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战战兢兢，内心深怀恐惧。我想这大概是驱策着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事业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其四，虽没有父亲那样严重，但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当时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这些都是她的致命伤。若论人情世故、处理人际关系，母亲比起贞淑姨妈来，真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8岁丧母，20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四个字叫作“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开始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按说无论如何斗不到她的头上。她却无论如何不会懂得，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真个“水火无情”，并不管你那么多。“铁扫帚”锋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该的是，父亲一看大浪潮来了，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悠久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陈伯达关你个臭老九的什么事？你偏去跟他作对！他好也罢，坏也罢，对也罢，错也罢，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吗？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1967年的9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来，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幸）。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少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直到1974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孙女），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特务嫌疑”（印度特务）。1967年12月，又是一个深夜。这回敲门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然后又是一番彻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我心里暗自好笑，像我父母这样的大傻瓜若是也能当特务，这公安工作也是太容易干了。说良心话，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临走给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诉我“划清界线”。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又说我父母不是一般问题，叫我不要满不在乎。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1973年5月份“保外就医”。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过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地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终于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我和弟妹三人这几年的日子就不必说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钱很快花光，就变卖家当。“家当”也者，不过只是几件破家具而已。父母亲双方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资全部扣发，一分钱都不让我们领走，好像“反革命”家属的生理结构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阳光、水份和土壤就能茁壮成长。再后来，简直就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了（其间多亏一位高中同学的帮助）。直到1968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队落户，小弟那时才11岁，也只得带在身边。幸亏，中国的劳动人民毕竟大多数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城里的学生赶下乡来。他们并不幸灾乐祸，并没有想：“好啊，这回也该你们这些城里的上等人尝尝苦滋味了！”相反，他们同情我们，尊敬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反倒是我们自己，受了那么多年的扭曲教育，把农民们朴素、自然、毫不掩饰的天性流露，特别是他们在“性”上的毫无顾忌，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当官的等级特权的不满，看作是“落后”，认为该接受“再教育”的是农民，而不是我们。我很快就发现，村里最糟糕的少数人，恰恰是那些上过几年学，多少有点文化，学会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谈革命理论的人。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争权夺势，奸猾、恶毒、偏狭、嫉妒、虚伪、自私、好逸恶劳……等等人类的恶性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当时最得势的，最出头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强的，全是这一类人。但即便是这些人，总的来说还是比城里人好些，不像城市里那些“革命”家、阶级斗争专家们那样丧尽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1973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5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一大铁桶，赶回北京。下了火车，回家听妹妹讲了情况，说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去，已是傍晚晚饭刚开过。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入了艺术之境时例外，如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顾。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番政治课，说监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说她出监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托医求药。她在监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20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1971年林彪摔死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已经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这年（1973年）年底，12月29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借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很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他一露面，嘴就没闭过一分钟以上，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原来的家是不能回了，母亲对他深恶痛绝，反复说她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再见他的面，这中央民院也真有绝的，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一个叫“黑山扈”的地方，那里半山坡上有民族学院的一个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那年头高等院校穷得揭不开锅，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连门窗都朽烂了的。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40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冷得像地狱一般。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腾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了。于是把我们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把那间大屋子加一堵墙隔成两间。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灯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弯、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5年。父亲的病经多方诊治，渐渐有所好转，从天天闹，变成隔半月、二十余天发作约一周；从单纯的躁狂，变成躁狂——抑郁交替。身体是越来越好起来，每天拿把锄头，有用没用地四处锄草。下边是个大桃园，看园子的张师傅是个好人，很同情父亲，尽量给他安排点事情做。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即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当时的什么黄帅啦，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事情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猛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1975年，邓大人出山了，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母亲则对邓大人大为不满，怀疑他是反对毛主席。1976年，周总理逝世，邓下台，“四·五”事件被镇压下去，一片恐怖。社会上传闻四起，都是对着江青一个的。于是“四人帮”大抓“谣言”传播者。我因为听一位朋友及邻居说北大有人写诬蔑周恩来的漫画，告诉了母亲，母亲则对周并无深厚的敬意，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母亲这个毫无心术大儿童，在系里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把此事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了出来。这下可好，系里的人对她群起而攻之，那些迟谢（指迟群、谢静宜——编者）爪牙们是想借此立功，一般人则是对母亲的极左早不耐烦，母亲天天拼死拼活地工作，人际关系却一天比一天坏。人们早就厌恶透了江青。“四·五”事件更使人们头脑清楚了一点，谁不同情周、邓，谁不恨江青一个？哪还能容得身边来一位大左派，天天给同事大上政治课？那个年头，教育全是扯蛋谁会有什么积极性？像母亲这样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们积极工作，谁消极她就批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车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听直发毛，以为是为我一位同学哥哥的事。这位仁兄“四·五”时去天安门贴诗，被便衣盯上，还没到家就抓走了。我一听这事，立即赶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嘱咐她千万挺住别乱供，害人又害己，一辈子也别想再抬头做人。还说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话。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爱供谁就供谁，再也供不到我头上。我以为是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把我这番话供了出来，本来没事倒成了天大的祸事，我赶快把日记、信件、唱片等等都处理了。第二天，我揣上一本书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管片的民警出来，问我：前两天北大保卫科找你谈过话吧？你把情况说说清楚。我一听心头石头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话重述一遍。民警当然不信，让我好好想想，扭头进去，把我扔在外边板凳上。我心想：想个鬼！便把书包里的书掏出来看。好一会儿，这位民警出来，见状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进里屋，只剩我们两人。他把语气放缓，说了一番“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们也不会逼着你说”等一类的话，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卫科谈一次，说清楚就算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只有一条，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传随到。千万别开一帮人开车去找我，吓得我父亲够呛，影响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卫科我当然不会去找，让他们见鬼去吧！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
　　“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糟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亳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母亲在系里更孤立，终于，系里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世界沧桑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床，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无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里，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包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10岁，等她出狱，小弟已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副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的怪、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1975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觉得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顿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然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评论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1976～1978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百废待兴，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40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1978年3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半残废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她后来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忆起来，才知道母亲已经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是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而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放心，特地去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然后给他看手里的糕点，告诉他我去了一趟中关村福利楼西点部。他这才告诉我：“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后来，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看到脸面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休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我写不下去了。眼泪尽在眼眶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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