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既贱且辱此一生.上篇

┃Personal History

既贱且辱此一生
上篇

© 韩石山／文

　　吾贱且辱……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一．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

　　先说我的老家吧。要不说什么都像在半空悬着，落不到实处。
　　我是山西人，老家只会在山西，不会在别的什么上等州郡。依《郡望百家姓》上的说法，韩姓出自“南阳”，可说是南阳韩氏，那是宋代的事，说不定更早。按说我可以说祖籍南阳，想想并不妥当，近世以来，河南的名声比山西好不到哪儿，犯不着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郡望”，背上欺宗灭祖的名声；南阳那儿即使是祖，也是远祖，没有近祖亲切。据家谱记载，我家至少自明代起，就在山西南部这个叫韩家场的村子居住了。
　　韩家场，现在是临猗县临晋镇的一个村子。更上一层行政区划是运城市。若按这个县北边那个叫万荣的县里流传的一个典故，想托大的话，还可以加上更上一层或两层的领导机构。这个典故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说出来或许可以加深对我们那一带风土人情的了解。说是一个村干部，听说名头越大，越好办事，而他又是个老实人，不能胡说八道，深思之后便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这样几句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村办企业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
　　这当然是个笑话，我们这个村子怎么也牵扯不到山西省委，更牵扯不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一点却是必须郑重说明的，就是，我出生时，我们这个镇子的规格要比现在高些。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当时这个镇子，是个县城，就叫临晋县。到了1954年，“厄运”降临了，全国大合县，临晋与东边的猗氏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临晋就沦落为镇了。在此之前，它可一直是晋南平原上响当当的富县。而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富县县城的东关口上，与东关大街只隔一条不会超过十步宽的土路。
　　东关是旧县城最繁华的大街，说我们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也不为过。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要，要做郑重说明，乃是因为它不光关系到我们村子的品格，还关系到我个人的品格。须知，一个县城出生的孩子与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有句俗谚，较为清楚地说明了此中的道理说是：“城里的娃娃，乡里的狗。”意思是这两类动物，都是轻易招惹不得的。
　　我出点小名后，好多人一提起我是韩家场村人，总说我是个乡下人，于是生出许多说法来，或是纯朴，或是颟顸，总之是一个出生在韩家场这么个村子里的人，是不能跟一个出生在哪怕是太原这样重污染的城市里的人相比的，多少会少些文明的熏陶。我听了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他们还是不太懂得中国城乡文化的深奥含义。一个生长在周围都是农村的县城的孩子，其优越感是要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的。前者有可比性，后者没有可比性，可比性最能激发孩子的潜质，至于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就全看各人的造化了。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出生。道理同前，只有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弄清了，往后说什么才能落在实处。不知你留意了没有，刚才说到出生时，我只说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没有说月与日。加上月与日，再说1946年就不妥了。我出生的日子是丙戌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成公历，已是1947年的1月3日了。上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看到一本《万年历》，轻轻一翻就查出来了。这是我上了五年大学，现在能想起来的最明确的一个收获。
　　该说这个家庭了。真担心能不能说清楚。好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这次也只敢说试试看。最好的办法是从头说起。若在戏台上，是要叫板的，我的叫板该是一声长长的：苦啊！
　　所谓从头说起，就是从我记事时说起。我不是个多么聪慧的孩子，记事之时，当在七八岁的样子，也就是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我这里说的是虚岁，没办法，我小的时候，一直是用虚龄计岁的。
　　七八岁，也就是1953年吧，清楚地记得，我家大门的门脑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比三十二开的书本还要小些，大体说来是四方形，只是上面两个角截了些，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正中墨写的四个字是：光荣军属。
　　谁是军人？我父亲。
　　我见过父亲寄回的照片，好几张。一张是单人的，戴着军帽，正中是五角星，昂首挺胸，胸前的白布胸卡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父亲跟我说，这是他在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时照的，学校校长是后来成了元帅的叶剑英。一张是戴大盖帽的，胸前仍是白布胸卡，父亲说是1950年部队在太原驻扎时照的。一张是与一个战友的合影，两人坐在舰艇上，上面写着“五四年于长山岛”。经我细细辨认，发现那个舰艇，包括海水，全是假的，像是在照相馆里借用了道具照的。父亲坦然承认，确实是道具。他们是工兵部队，在烟台的长山岛上修筑国防工事，休假日去了烟台在照像馆照的。
　　不光是军人，还是个小军官。据父亲说1955年授衔时，是少尉，没过多久就转业了，在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直到1990年离休。
　　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当家的是爷爷。
　　爷爷也不是农民。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我上小学的时候，早就不当校长了，在临晋东关街上，开一间韩记颜料店，捎带也卖铁货。从东关口往里走三四十米的地方，路北，只有一间门面，没有伙计，就他一个人，是老板也是伙计。逢集的日子，在门前的台阶上摆满铁犁、铁铧等农耕用品，在台阶下摆一张单桌，上面摆一排盒子，盛着各色颜料，主要用处是染布。
　　临晋街上，三六九逢集，规模很大，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不管集日不集日，爷爷每天早上都要将门前那块地，认真地扫一遍。他扫地的时候，常是我上学的时候，到了爷爷跟前，总有些走不动的意思，磨磨蹭蹭，不想马上走开。每当这时，爷爷常会说：“想吃个火烧吧？”
　　我也不吭声，只是更加走不动了，直到爷爷掏出五百元钱递给我，这才欢欢实实地走开。1953年正是旧币兑换新币的时候，我有过用旧币的记忆，想来是爷爷给的。再后来，就是五分钱了。五百元，或是五分钱，正是一个火烧的价钱。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在上学的路上吃一个热乎乎的火烧，该是怎样的福气。
　　1955年11月，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我随母亲去了山东德州，户口也迁了去，1958年父亲响应国家发出的“干部家属下乡支援农业”的号召，又将母亲和我，还有三弟（在德州出生）送回老家。这时，爷爷已不开他的小颜料铺了，成了东关街上最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市部主任，副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经过了公私合营运动，他的小铺合到公家的商店里去了。他因为有文化，成了县商业局的正式职工。只有每天早晨扫街面的习惯，仍保持着。只是我已长大了，不会在路过他跟前时，磨磨蹭蹭不想走了。当然，若学校要什么学习用品，或是缴什么费用，会堂堂正正地向他开口。爷爷呢，每次给钱的时候，总要多给上三毛两毛，算是给我点零花钱。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写我的出生时间时，总愿意写作1946年。这是因为，写作1946年，我们弟兄四个的年龄，恰好是个平行四边形。
　　哥哥1944年生，比我大两岁，三弟1956年生，比四弟大两岁，哥哥比三弟大十二岁（同属猴），我比四弟大十二岁（同属狗）。两岁是那个短边，十二岁是那个长边，两个短边是斜的，不正好是个平行四边形吗？这是我初中二年级学了平行四边形的概念后，首先想到的。能想到这儿，可见我只是笨点，却不能说很笨。
　　再就是，只有这个扁长的平行四边形的队列，才有可能让我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上了大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让我的两个弟弟在文革结束后，还没有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我大舅有三个孩子，年龄恰在我与三弟之间，命运跟我们弟兄们就大为不同。时耶，命耶？只能说时中也有命的成分吧。
　　五弟六弟出生要晚得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当时有八口人，就有三个挣工资的。哥哥工资不高，只能顾了他自己。而父亲和爷爷，合在一起当在一百二三十元。对一个多数成员在农村的家庭来说，应当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就是，虽说家在农村，家庭里的成年男子，没有一个是务农的。说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有文化的家庭，该不为过吧。
　　是个富裕的家庭，有文化的家庭，却不能说是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巨大的阴影，正越来越近地，向这个家庭的头顶聚拢过来。
　　这就要说到我们家的成分，即家庭成分了。
　　成分这两个字，几十年了，我一直都弄不清楚该怎样写，也弄不清它的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装傻，是真的。是说这个家庭有某种成分吗？显然不是。是说整体上具备某种性质吗，也不是，似乎更注重历史。真的就是历史吗，也不完全是，同时也在说明着现时的什么。写到这里，我不放心，查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成”字下有这个词条，旁边又加了括号，里面是“成份”二字，也就是说，“成分”也可以写“成份”。有两个义项，第一是“指构成事物的各种不同的物质或因素”，举例是化学成分，营养成分，减轻了心里不安的成分。第二义项是“指个人早先的主要经历或职业”，举例是工人成分，他的个人成分是学生。
　　再翻“家”字，并没有“家庭成分”这个词条。才过去二三十年，词典就教人忘记这一影响深巨的社会名词了。
　　我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个没有富农分子的富农家庭。
　　实在说，当年我也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最初是军属。父亲转业后，每年到了队里分口粮的时候，常说“干部家属怎样怎样”，也就是说，我和我母亲，是干部家属，我们这个家的成分应当是干部呀。然而这是不允许的，父亲填家庭成分时，也得填富农。
　　最初让我意识到家庭成分可怕的，是初中毕业时的一件事。
　　毕业考过了，中考招生也考过了。一天傍晚，在我家门前，我妈与一位邻居大婶聊天。这位邻居大婶有个侄儿也参加了中考，说起可能到来的结果，邻居大婶很是自负地说，你们家的成分不好，若分数差不了多少，人家会要她那个侄儿，而不会要我。我妈回到家里，不住地叹气，我在灯下看书没注意。我妈叫住我，说了她的担心，前一年我哥哥没有考上高中，今年要是我也考不上，那可如何是好。
　　“通知还没有下来，你怎么就说我考不上？”
　　“刚才我在门前，跟你婶婶说话，人家就说，要是分数差不多，肯定是要她家侄儿不会要你，咱们成分不好啊。”
　　一阵悲伤涌上心头。我知道邻居婶婶说的是实话。但不知为什么，忽地一股悲壮之气涌上心头，扭身对母亲说：“妈，你就放心吧，只要是按成绩录取，录取一个也是我。”
　　“真的？”母亲惊喜异常。
　　“真的！”
　　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只可说差不多，敢说这样大胆的话，纯粹是为了安慰母亲。
　　那一年的高考怎样，我不知道，知道的是，中考特别难。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许多建设项目都下马了，中考招生规模也压缩到不能再压。中专不招生，中技不招生，中师（师范学校）不招生。高中，一个县只招一个班。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康杰中学，当年晋南专区最好的一所高中。
　　没过几天，考试结果公布了。
　　临晋中学录取的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康杰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会只有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考上高中，妈妈高兴，爷爷更高兴，妈妈高兴只是庆幸我有书念，她不知道考上康杰中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爷爷的高兴就不同了，他知道考上康杰中学，就意味着往后上大学不用发愁了。因为我们那儿多少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考上康中，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
　　爷爷的高兴，还有一重要原因，大约1923年的时候，他曾上过康杰在运城办的河东中学。假定现在的康中就是彼时河东中学的延续的话，等于多少年后，孙儿继他之后进了同一所中学。
　　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爷爷给我说，康杰姓嘉，是夏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留日学生。留日期间，与几个同学办学校，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他们还在上学，怎么办？康杰想了个办法，今年回来四五个人，教一年书，明年去日本继续上学，另外四五个回来接替他们。后来惹恼了阎锡山政府，办了两年就停了。抗战爆发后，他将自己家的地契烧了，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在中条山里坚持抗日。抗战胜利后，又领导武装斗争，因行事不慎，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又说，康杰口才极好，讲起课滔滔不绝，嘴边挂着白沫都顾不得擦一下。爷爷本来是要读下去的，但他哥哥弟弟接连去世，太爷爷无心用世，叫他辍学回来经管家务。爷爷回来后，一直在附近村子里当个小学教员，还当过编村村长，再后来就在街上开颜料铺子了。
　　我小时候，父亲不在家，我最为崇敬的就是爷爷。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清瘦高挑，热天一身白布裤褂，走起路来有种飘逸的风度。爷爷不光风度好，性情好，还写得一手刚劲的柳体字，在我们这一带是很有名的。爷爷总是勉励我好好念书，用他的话说，是念到哪儿家里供到哪儿。
　　我不敢说爷爷从我身上看到了多大的希望，但我至少是实现了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求学的梦想。
　　就这样，我去了离家一百华里外的运城县，上了康杰中学的高中部。从此也就离开了韩家场。只有假期，才会回去。
　　那是1962年，我十五岁。几乎可以说，从这一年开始，我就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我人生的漫漫长途。

　　二．苦读

　　去运城，是跟荆冬娃、卫大鹏一起去的。冬娃是镇上教场庄人，大鹏是南连村人，我姥姥家就在这个村。后来冬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大鹏考上西北大学。
　　那时运城还是个普通的县城，康中也不在现在的地方，在城内一条叫阜巷的街上，大门朝西，两个水泥门柱上，横跨着一个弧形的铁架子，上面四个红色的铸铁大字：康杰中学。
　　在教导处前的公告栏里，找见了分班的告示。四个班，排序是六十二到六十五，我跟冬娃分在六十二班，大鹏分在六十五班。过后才知道，这是历年来康中招生最少的一次，往常都是八个班，最少也是六个班，近十年来从没有只招四个班的。同时也知道了，这次中考，临晋中学考得好极了，四个班共有二十二人。往年从没有这样好的成绩，也就是两三名，顶多五名。
　　一个镇上的初级中学，何以会有这样好的成绩，当时我们并未深究，只以为是我们这一茬学生学习劲头足，又赶的运气好，才有这样的成果。
　　多少年后，我悟出此中的一点道理。说来或许让人不信，我的看法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对中国乡村教育有促进作用。只要这样问上一句就明白了此中的关联：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都去了哪里？因为有几个著名的“右派”去了黑龙江的农场（如丁玲、聂绀弩），或是新疆的农场（如王蒙、艾青），好多人以为他们全都去了那些地方。那是不可能的。那样重的处罚，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去了那些地方，纯粹从事体力劳动的毕竟是少数。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将他们从研究机构、要害部门调了出来，分配到内地的乡村中学当了教员。
　　山西就是这样的内地省份。
　　临晋中学就是这样的乡村中学。
　　隐隐然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起着作用，越是“罪行重”的，越是往基层打发。而“右派”这种人物，“罪行”与能力常是成正比，这样分配到临晋中学的教员，是些何等样人物，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必全面列举了。说上几个就行了。教过我们几何的龚维尧老师，江苏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校的教官。教过我们物理的周彭安，是浙江绍兴人，原在某高校教书，我们甚至疑心他是鲁迅的本家呢。教过我们化学的吴惠畴，是江苏人，据说他每星期都要去集上买一只老母鸡炖了吃。教我们俄语的三个老师，全是“右派”。冯祖华是江苏人，原在中央军委机要室任英语翻译；宿梦文，辽宁人，原是外交部的翻译，长的就像个外国人；阎杰，山西大学的高才生，早几年就该毕业了，因为“右派”问题严重，推迟毕业，我们去的那年才分配到临晋中学。
　　这些“右派”老师，不光教学认真，水平高，一般来说来长得也排场，没有那种猥猥琐琐的。他们带给当地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胸怀，做派，文明。
　　当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只是觉得这些“右派”老师有本事，有风度，满口普通话，绝非本地教员可比。听他们讲课，有劲，过瘾。
　　康杰中学的老师队伍，却是另一种气象。名望更大些，人也更气派些。比如李道垕老师，三十几岁，气质高雅，雍容有度，人说是李鸿章的曾孙女。教我们代数的张保安老师，是“右派”，略微有些口吃，但数学之好，全地区闻名。教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湖南石门县人，有过从军（旧军队）的经历，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解放后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是康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高三教我们俄语的李卓老师，闻喜人，黄埔九期学员，当过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上校团长，率部与日军打过几次硬仗。解放后，回到闻喜老家，跟上广播自学俄语，经考核后录用，成为康杰中学最好的外语教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并不老，也就四十七八的样子。在这所中学，有军界经历的教员，不止唐老师、李老师，更早一些的张炳南老师，当过张学良的秘书，我在校时的副校长张襄国老师，曾任二战区某师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
　　老师中，我最羡慕李卓老师的风度。不光是我，想来许多学生也是这样的。
　　李老师的军人风度，表现在教学与生活的一切方面。做什么事，都是卡着钟点，不迟不早，正好。钟声响着，走在去教室的途中，钟声一落，推门而入，分秒不差。一米八的个头，笔直的身板，通常的装束是黄呢子军上衣，蓝呢子马裤。黑色或棕色皮鞋，什么时候都锃亮锃亮。平日在校园里走过，总是跨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膝盖略微抬起，小腿轻轻地甩出去。若是去食堂，手里端着饭盒，若是去教室，手里端着粉笔盒，不管是饭盒还是粉笔盒，端在他手里，都像平端着一顶军帽那样郑重其事。我跟一位要好的同学，曾在宿舍里模仿李老师走路的步伐，学来学去，怎么也不像，总觉得自己一蹦一蹦的跟猴子差不了多少。学了两天就泄了气，知道自己原本不是那块料。
　　康中的校园，是很有特色的，最大的特色该是宽阔、气派。教学区的地势高些，我们在的时候，还是旧式教室，一排一排，由北而南，中间是一条甬道。另有花园、康杰堂、教研楼等建筑。生活区的地势稍低些，面积是教学区的几倍，西边是老式宿舍，东边是新式宿舍，也是一排挨着一排，像兵营似的。东西宿舍之间，是大礼堂、灶房、篮球场。北边是大操场，有大门，里面有足球场，跑道。东南角还有一片农田，种的是小麦或玉茭。最南边有个自流井，终年流水哗哗，形成一条清澈的小渠，由南而北，绕过半个校园。
　　这样好的教员，这样好的校园，怎能不激发我们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又怎能不膨胀我们出人头地的个人理想？
　　看看早上的情景，就知道我们当年是怎样拼命学习了。
　　早上起床后，先是列队去大操场出操。人多，无法做广播体操，全是跑步，先是慢跑三圈，再是快跑一圈，最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操场大门，直奔各自的宿舍，拿上毛巾牙缸牙膏，跑到自流井一带，早了还可以在井口处的水泥池子边上洗漱，迟些就只能在在井口接上水刷牙，在就近的水渠边洗脸了。这是指男生，女生另当别论，她们自有一套争抢时间的诀窍。
　　洗漱过后，还不能停下来。不是跑了，匆匆地走着，将洗漱用具送回宿舍，去教室取上书，语文课本，俄语课本，或是本子上记的“优美诗歌”之类，在校园里找个好位置，多半是树下或是渠边，要么是康杰堂前的花园里，哇啦哇啦地大声念。声音之大，不是真的听了，是不会相信的。用“可着嗓子”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因此选择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前面空旷，左右无人，念起书来最为过瘾。若是近处有人，那就看谁的嗓门大了，总有一个会被对方巨大而聒噪的声浪冲跑的。只有雨雪天气，才会在教室里念书。有天下雨，早自习时间我有事出去，办完事往回走，迎面教室里传出的念书声给我的感觉——这哪儿是念书，分明是拼命！一股股巨大的声浪，从门框，从窗户，甚至是从屋顶的瓦片间，喷薄而出，震人耳鼓。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响遏行云”绝不是古人的诳语。再后来就更明白了，康中的好成绩，就是这样念出来的。
　　还没有完。下自习的钟声响了，赶紧将课本送回教室，临放下课本前断不会忘了将今天应当记住的几个俄语单词，写在手心，夏天出汗则是小臂，然后拿上碗筷，匆匆赶往食堂前排队，一面随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蠕动着，一面默诵着手心上的俄语单词。有时太专注了，到了画票的事务长跟前，一声断喝才猛省过来。
　　有这样的苦读，任何一个中等材质的学生，也会考上大学的。
　　一面刻苦读书，一面也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
　　1962年，按后来的说法，仍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限内，是三年的最后一年。灾害这种东西，来不是一下子来的，走也不是一下子就走的。刚入学，新鲜，心劲足，还不觉得什么，一到冬天，就感到了饥饿。总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老像是没有吃饱。这主要的因为学校的伙食，除了白面、玉茭面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红薯。当时的折算是，三斤红薯抵一斤粮食，实际上红薯这东西，吃到嘴里不耐嚼，咽到肚里不耐饥。晋南是产麦区，老辈子的习惯，红薯只能算副食，蒸馍馍时顺便蒸上几个，吃个新鲜，从来没有拿它来抵饥的。1958年“大跃进”，图产量高，大面积种植，又不能当公粮上缴，这才折算成粮食成了主食。这是我们很难习惯的。
　　饿了想吃，该是天赋人权。再没有饿了能想出别的解决办法的了。
　　当学生跟当兵差不了多少，刚入学是新兵，啥也不敢做，过上两个月就是老兵，再过上两个月就是兵油子了。这还只是时间的磨砺，更要紧的是智慧的迸发。不知有人研究过没有，有个说法是，要想聪明你的头脑，必须先清空你的肠胃，确也是的，脑满肠肥从来是愚蠢的象征，寒门却同时出产孝子与举子，平日饥肠辘辘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以我之见，还要再加上一条，饥饿不光迸发人的智慧，还会让你的胆子变得忒大。饥饿生盗心，肯定是历史的总结。连陶靖节先生都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他后来是去乞食了，若连食也乞不到呢？再一个最好的例证，该是我了。那么一个勤勉向学的年轻人，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学会了杜子美先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呵斥过的南村群童的伎俩：“竟敢当面为盗贼。”
　　我的盗心很简单，就是想办法多领一份红薯。
　　我们吃饭用的是一种带格的饭票，排队领饭，到了跟前，递上饭票，司务长在上面画个“√”，旁边一个炊事员递过一个馒头，往里走，伸过碗，又一个炊事员给舀上一勺菜，常是清水煮白菜，上面飘几个油花儿。再往里走，有炊事员递给你两块红薯，说是称重量，实际上只是秤杆舞弄一下做做样子。馒头是不能捣鬼的，只有一个，拿上就走，一刻也不能停留，稍作停留，后面的人就要嚷嚷。汤也不捣鬼，稀得能照见人影，白给都不要。可以捣鬼的只有红薯。那个地方总是热气腾腾，对面几乎看不清人影。因为要过秤，要掂量轻重，人流不畅，常是挤成团儿。且有两三个炊事员管这个事儿。这就有了作案的机会。要领一是不能怕烫，接到手里，侧转一下身子赶紧塞进棉裤兜里，二是要装作迷迷瞪瞪的样子，好像你的眼睛叫热气熏得什么都看不清，或者你原本就是个只知念书不知别的事该怎么办的书呆子，再转过身就往另一个炊事员那边挤，到了那儿仍是迷迷瞪瞪的样子，这时炊事员常会大声呵斥：“瞎啦，眼睛是出气的嘛！”说着就会将称好的红薯往你手里一塞，一面催你快点走开。那边门口，一口大锅，有炊事员会给你舀上一大勺子白面汤。出了门，不能往同学多的地方去，走到僻静处，吃完第二份红薯，再端着汤碗和菜碗（馍馍在菜碗里放着），去同班同学集中的地方，就不会有人疑心你做过贼了。
　　后来我发现，这样做的不止我一个，我们班就有好几个。贼跟贼碰了面，谁也不说破，相视一笑而已。真有古君子之风啊。
　　这种办法只可隔上三两天偶尔一试，断不会天天如此，至少我是这样的。倒不是怕事务长或炊事员识破了难堪真要识破了，也有话说，是你塞到我手里的，又不是我从你手里夺过来的。要问为何将第一份放进裤兜里，就更好答了：你管得着吗？我所以不会天天如此，主要是，红薯这种东西，吃得再多也抵不了多少饥，反而坏事，不是肚子胀得难受，就是一天到晚不停放屁。
　　对付饥饿，我的解救之道，主要还是靠家里寄的钱和粮票。
　　来运城前，对我的生活，爷爷做了周密的安排。每月用保价信封（这种信封现在已没有了），给我寄十五元钱，五斤全国粮票。爷爷每次给我寄钱和粮票时，还要附一封字迹遒劲的信，勉励我几句。康中生活费每月只需八元五角。剩下的钱，就是我的零花钱。额外还需要什么，到时候写信，他会及时寄来。怕我在运城有什么一时不便之处，还给我们村在运城工作的王占辰先生带了信，若临时用钱，可去王先生那儿去取，过后由他在老家归还。王先生是运城缝纫社的社长。他的二女儿，后来嫁给我的三弟，这已是爷爷去世多年之后的事了。
　　平日最饿的时候，是下了晚自习，熄灯睡觉前这段时间。我的办法是，偷偷跑出学校，去街上吃碗肉炒面。这个时候，街上黑灯瞎火，大多数饭店早已关门，开门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院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再就是火车站前的人民饭店了。这两处的肉炒面价钱一样，都是三两粮票，两毛七分钱。当然不会天天去，只能是隔一段时间，偷偷出去解一回馋。
　　再一个最饿的时候，是星期天。学校平日三顿饭，到了星期天成了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半，最难熬的是两顿饭之间的这段时间。早就习惯了中午十二点吃饭，这天忽然没有了，一到这个时候，常会饿得心慌，书也看不进去，洗衣服都没有精神。好些同学这段时间，只好躺在被褥上睡大觉。这个时候，我会出了学校，去二郎庙一带转悠转悠。这儿是运城的自由市场，热锅子、羊肉泡、烤红薯、火烧、蒸馍，应有尽有。
　　那时真是年轻，特别能吃，我曾创造过一次吃五个火烧的记录。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去了二郎庙，买了五个火烧，刚出炉的，装在一个小布袋里提在手上。一边往回走，一边对自己说：先吃上一个，剩下四个，以后每天吃一个。于是将一个吃掉了。还是饥。又对自己说，今天是星期天，特殊些，吃上两个，往后三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仍有些饥，又对自己说，今天吃上三个，剩下两个，往后两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这会儿不能说饥了，只是嘴上还想吃，又对自己说，干脆今天吃上四个，剩下一个明天再吃。于是又吃掉一个。快到校门口了，嘴上还是想吃，又对自己说，要吃就吃个够，剩下一个做什么。于是将最后一个也吃掉了。可怕的是，一口气吃掉五个火烧，并没有饱胀的感觉。实在是当时只买了五个，要是买了六个，也会吃掉的。
　　有一年中秋节，学校供应福同惠的月饼，福同惠是运城的名店，平常根本买不上。每人两块，班上好多同学不要，我要了一斤，一斤八块，我也是用这种办法，自己哄着自己，一口气全吃掉了。那次的后果很严重。月饼不比火烧，死面油疙瘩，吃下去能把肠子坠断，半夜里肚子疼得我咬住被子角儿，差点打起滚来。
　　不管是晚自习后出去吃炒面，还是星期天出去买火烧，我从不相跟上别的同学。不是不想叫上，是怕传出去让人说闲话，影响自己的名声。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好些人都有助学金，不多，少的三块两块，多的不过五块六块。就这样，有些享受了助学金的同学，仍上不起，中途退了学。我们班报到时四十五人，满员，第一学年下来，就少了两三个，三年下来到高考时，我记得只有三十七人。
　　到了高二，灶上不吃红薯了，饥饿的感觉就轻了些。困难时期过去了，灶上的油水似乎也大了。但我仍然改不了偶尔出去吃顿肉炒面的习惯。
　　与肚腹饥饿伴随的，还有另一种饥饿的感觉，那就是对知识的疯狂的追求。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康中有个图书室，当时还不叫图书馆，有两个教室那么大，里面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全是书。尽头住着一个老师，姓王，年纪不小了，总在四十岁以上吧。说不定要小些，我们那时年轻，看见谁都觉得挺大的。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去的多了，王老师看我像个真正爱看书的，允许我一次借五本，再后来，允许我进里面挑书，还让我把一本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印的初版《辞海》借出常年使用。我的课桌带个小锁子，里面除了课本，多是从图书室借的书。常是借上几本翻一翻，又还了重借。我不怎么爱看小说，太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最爱看的，还是写古代文人生活，解放前文人生活的散文。
　　有时也去王老师办公室聊天。王老师口才很好，说起什么都是眉飞色舞，声音洪亮。记得他跟我说过多读书，多掌握词汇的好处。一边说一边比划：肚子里词儿多了，写文章拿起笔（伸出食指摆来摆去，像是笔在空中舞动的样子），这个词跑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走开吧，哪儿轮得上你！再一个词儿跑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去你的！再一个，还是不用。第四个跑来说用我吧，嗨，这个还差不多，用上了正好！再往后，就不是它们来了，是你写到这儿，需要用什么词儿，准准儿来了的就是你要的那一个，别的自知无用，早吓得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到了这个份儿上，就是真的会写文章了。有的老师说，要挑选词儿，那是起初，要是老在挑选词儿，构思好的东西早就跑了，哪里还能写出好文章。
　　真是一篇生动的文章论！
　　不光看书，我还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高中三年，大约写了七八本日记，都是那种厚厚的硬皮本子。
　　有空儿，就练习写作，小说、散文、杂文……别的什么都写，就是不写诗歌，我总觉得，要写诗就该写旧体诗，新诗就不叫个诗。现在我保留的一个笔记本上，还有我当年写的小说和散文。曾向《火花》投过两次稿，还用了个笔名，叫韩羽仲，可惜收到的全是退稿，直到毕业，没有登过一个字儿。
　　最能说明我用功之勤，也最能说明我的荒唐的，是高一第二学期，我竟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为的是看第六版上登的杂文、散文和人物特写。时间是一季度。以每天六分钱，每月三十天算，三个月五元四角，理由仅是喜欢这份报纸第六版即最后一版上的小杂文、小散文。我的糊涂在于，第二季度来不及了，便订了第三季度的。第三季度从七月份开始的，大概七月十号就放了暑假，秋季开学归来，传达室给了我一大摞废报纸。真可说是蠢透了。
　　先是爱借书，后来胃口大了，变成了爱买书。
　　运城南街上有家新华书店，我星期天上街，常会进去转转，见到喜爱的书，由不得就想买。买过的书，记得有《三国演义》《封神榜》。这都没有什么，毕竟是古典文学名著嘛。荒唐的是，还买了些绝不该买的书，白白地糟蹋了钱。有次见书架子上有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本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就买了下来，定价不低，记得是一元三角。回来一看，大为扫兴，原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更为可笑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栾调甫著，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现在还在我书柜最下面一层插着。
　　买的最有远见的一本书是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今译》，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前不久李辉质疑文怀沙年龄时，我还拿出来摩挲一翻，看文氏的译文，是不是真的像论者说的那么糟。真没想到，这么一本小书，四十多年后还能派上用场。
　　来运城上学时，爷爷给我带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白木箱子，高中三年我买的书，竟占了这个箱子的一半，总在三四十册吧。后来我才知道，我上高中时的花费，是很宽裕的，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典型的该是配眼镜。
　　高一的第二学期吧，看见高年级同学有戴眼镜的，很是羡慕，总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有了毛病，看黑板上的字影影糊糊的。放了暑假回到家里，给爷爷说，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想配副眼镜。爷爷问需要多少钱，我说我问过眼镜店，运城配不了，验了光，要寄到上海才能配下，得十几块钱。开学时，爷爷给我多带了二十块钱。那时验光，是要放大瞳孔的，一个星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起初的几天，跟瞎子似的，只能看见一点光影儿走路。一星期满了，再去眼镜店检测，店里人说，只有七十度，不用配。我已拿了钱，怎么能不配呢，我问得多少度才可以配，店里人说一百度，我说那就配个一百度的。就这样，我花了十三元，等了近两个星期，才取回从上海寄来的近视眼镜。
　　刚戴上眼镜，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是我们班第一个戴眼镜的。大概全年级也是最早的。
　　爷爷对我这么好，可是，有件事，我却让爷爷伤透了心。
　　到了高二，我给爷爷写信说，往后最好让爸爸给我寄生活费，表面上是爸爸的工资高，实际上我的小心眼里，是觉得钱由山东德州寄来，比由临晋镇寄来体面些。这也是源自我那因了出身不好而生成的自卑心理。1963年后半年，学校不断地强调学生思想革命化，班主任老师开会时，又常强调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跟家庭划清界限。就是小组讨论会上，别的同学发言不发言无所谓，韩安远是一定要发言的，表个态嘛，清算自己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这事儿，弄得我一听开会就紧张，一说出身就灰头土脸的。叫父亲给寄钱，意在向同学们表白，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的父亲是在司法部门工作的。
　　爷爷看透了我的小心眼，伤心归伤心，只能同意我的要求。大约从高二的第二学期，就是父亲给我寄钱了。也是十五元，只是不夹寄粮票了。每次回到家里，爷爷仍会十块八块的给些。
　　思想革命化中，我又做了件让爷爷伤心的事。一次小组会上，为了说明自己的认识提高了，我说，前些年最困难的时候，我家后院北房是队里的库房，农村的大房子，都是双扇门，用铁链子在下面套住，扣在门槛的铁钉上，铁钉上有圆孔可上锁。稍一推，门便敞开一条缝，用小炭锨伸进去，可铲出粮食来。我曾见我祖母用小炭锨伸进去铲粮食，外面用簸箕接住，铲了满满一簸箕，端到前院饭厦。这事儿小组长汇报上去，班主任在总结思想革命化成果时，还把此事写在黑板报上，一时间弄得我跟做了叛徒似的，走在路上，都觉得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我最担心的是，班主任把这事儿写信告诉我们村里，村里开会斗争我祖母。为了让家里有个提防，我给爷爷写信说了这件事，意在让爷爷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村里知道了怎么办。
　　万幸，班主任老师没有给我们村写信。放寒假我回到家里，爷爷说，邮递员送报时，里面夹着我的信，往商店的柜台上一扔，那封信出溜到柜台下面去了，他也是最近才见到的。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多少年后，祖母在文革中（1968年）惊悸而亡，我总觉得有自己一份罪孽。
　　那两年，我的精神状态是，一面发奋努力地读书，觉得前程无量，一面又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
　　1965年夏天，高考来临了，我什么都不想了，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复习期间，不时听到一些不利于我这样的考生的消息，有的说今年的政审比去年还要严厉。去年就有学习很好的一个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而没有录取。中考时，我说过那样的大话，什么只要招一个也是我，到了高考，虽然自信我的学习成绩仍在优秀者之列，却再也不敢说那样的大话了。
　　社会教会了我怎样看待自己。
　　人间还是有真情的。高考期间两件小事，很让我感动。
　　那时学生都没有手表，高考时能戴个表，对掌握时间肯定有帮助。最好的办法是向老师借。借得越早越好，就是当下不用，也要早早定下。有个考文科的同学，向代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借表，能开这个口的，总是平日还有些交情，然而没想到的是，唐老师说：啊呀，对不起，韩安远同学已经跟我说过了。过后这个同学跟我说起，问我真的跟唐老师说过吗，我急忙说，说过的，就在前两天。而我心里清楚，我还没有向唐老师说过，只能说高考前，我肯定会向唐老师说的。高考的前一天，我去找唐老师借表，唐老师多少带点抱怨地说：你这个孩子呀，也不早来说一声，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再一件小事是，考外语前，就要进考场了，李卓老师匆匆走来，对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那边考场呢，安远，给你个任务，先答你的卷子，答完之后，给我抄一份考题。”让学生抄考题，各科老师都会这样做的。早点见到考题，可以从容应对同学们下了考场的询问。这种事，常是委托课代表去做。我并不是外语课代表，李老师委托我来做，是对我的信任。他知道，我做这样的事，不会影响我的高考成绩。考场上，我答完了自己的卷子，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考题，记得还是第二名或第三名下的考场。
　　考完试，待了一两天，就各回各家了。
　　临晋离黄河不远，约三十华里。傅作义当水利部长的时候，给家乡办了件好事，建起夹马口引黄灌溉工程，全县半数农田都可以浇上黄河水。黄河泥沙大，这个工程的一个特点是，每次要上水了，都要征调民工挖引水槽，俗称“上水利”。我回去不久，正赶上“上水利”。这活儿，常是一批完了再去一批。韩家场是个小村，年轻人少，要换人了，队长问我愿不愿意去。这批去的，有我小时的同伴姚平定，我从未去过黄河滩，就去了。我们住在一个叫堡里的村子里，每天步行四五里地去黄河滩上挖淤泥，自己起灶，不时有人回去取粮食和蔬菜。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取粮食和蔬菜的人回来，在河滩上喊我，说，安远你回去吧，你的通知书来了。
　　当天我就赶回韩家场。通知书就在东房（爷爷的房间）桌上放着：山西大学历史系。
　　谢天谢地，真该作个长揖！

　　三．上了大学

　　考上山西大学，是该作个长揖。
　　但是，当年我在感念的同时，多少还是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应当去个更好的学校，至少也是山西以外的学校。社会不成全，就自己成全自己吧。那时我正迷着写作，一到了学校就写了个小说，给《火花》寄去，怕同学们笑话，落款写的是爷爷单位的名称。也没有给爷爷说，他接到用稿通知，自然知道是我的。上的是山西大学，能成为作家，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为此，寒假过运城时，都没有去看望唐天榜老师。我盘算着1966年的春夏间，肯定会发表一篇小说放暑假时带上作品去看望，多少能减轻我心头的愧疚。真没想到，就是这一念之差，让我再也没有见到教了我们三年语文的唐老师。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唐老师就自杀身亡了。
　　后来，了解到更多的高考情况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的那些想法，是多么的愚蠢。简直是白痴一个！考上山西大学，不是该作个长揖，而是该磕三个响头，还得是泣血稽颡的那种。
　　真是玄乎，真是可怕，说是命悬于一线，一点也不为过。而这个认识，我这个蠢货，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后，才算是真正明白了此中的玄机。
　　1972年，已是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省汾西县教书的第三个年头，教书的上团柏学校，是我教过的第二所学校。放暑假回家，在霍州境内的辛置站（离上团柏村约十五华里）上的车，一坐下就看见对面椅子上坐的是路老师——路益言老师，康中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多年后师生相见，分外亲热。推小车的过来，买了两包香烟送给路老师，算是老学生的一点孝敬。谈起当年的高考，路老师说：“安远，你知道不知道，1965年你们那一茬学生高考，是政审最严的一次。好多好学生，都因为政审不过关叫刷下来了。你们班的好几个同学，本来怎么都应该上了大学的。但上不了，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是家里有判过刑的人。”
　　“接到通知书，我去过学校。平常我们班的成绩，四个班里是排头的，高考，数我们班最差。全校是百分之八十，我们班只达到百分之七十，没考上的差不多有十个。都怨我们班是专职班主任，政审严，其他三个班都是语文老师兼着，政审松些。”
　　“老师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当年的政治气氛。你记得你是在哪个教室高考的吗？”
　　“记得，老初三的那个旧教室，就在新教室的旁边，早就拆了吧。”，
　　“那年高考，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全都集中在老初三的那个教室里。后来我们统计过，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你一个。”
　　“真的？”
　　“真的。你再想想，你们班里有出身不好的考上的吗？肯定没有。全校就你一个。高考过后，我们扒拉来扒拉去，扒拉了多少遍，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了你一个。当然，我们也分析过，你的家庭情况比一般出身不好的，要好些。”
　　车到运城，与路老师道了再见。我相信路老师说的话，他的出身也不好。后来路老师当了康杰中学管教学的副校长，现在他老人家仍健在，该有八十岁了。
　　真让人寒心。将所有出身不好的考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且是所有作考场用的教室里，唯一的一个旧教室。不知是谁想的这个主意，真是够毒的。意思很明显，你们都是些注定考不上的学生，就不必占好教室了。由此也就联想到，考外语时，李卓老师找我，为何会在进考场前才急匆匆地走来，定然是以为六十二班的考生，都在某个新教室，去了没有找见我，经人指点，才来到初三这个旧教室的。
　　在山西大学，开了学，系里通知，学外语的分两个组，一个组学英语，一个组学俄语。班上的同学，在中学都是学俄语的，想改学英语的，自己报名。我报了英语。外语是公共课，授课教员是外语系巩象巽先生。教室在主楼二层南边的一个教室。记得第一次上课，巩先生对照花名册，挨个儿点名认人，点到我时，我应声站起，巩先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下花名册，这才说：“啊，你该上外语系嘛。”这话是什么意思，不难明白，想来我的外语成绩是很高的。究竟多高，我也不知道。
　　1968年9月吧，我们班从“半农半读”的岚县回到太原不久，学校大乱，我们系的系办公室叫人砸了，最初的一两天，谁都可以进去乱翻乱找，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也去了，最让我惊奇的是，在我们入学前，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刻了一个长方形的名章。没有边，光秃秃的三个宋体字，间隔有一个字那么宽，后来翻出我们的花名册，才发现这个印章是专门用来造名册用的。名册上有格子，印上就不需要边儿了。我拿回了我的印章，顺便还拿回了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印章，想来当天或是第二天见了人家，就殷勤地献上了。几十年后，留下的痕迹是，在我当时用的《四角号码新词典》的扉页上，拓着我的姓名：韩安远；在另一页“查字法”的字行间，拓着这个女同学的芳名：王健秋。想来是拿回的当天拓上去的。健秋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白净清秀，有着体操运动员一般的身材，跟她谈恋爱，我连想都不会想，能献点小殷勤就是很幸福的感觉了。
　　也是这次去系办公室翻找，竟然看到了我们入学的成绩表，就是那个用了印章的花名册。我的入学成绩并不高，七十九点五分，全班第二，最高的是张天祥，八十一点五分。那年高考，只考四门：政治、语文、俄语、历史。我的单科成绩，最低的是政治，七十分，最高的是俄语，九十九分。是不是看到了政审等级，现在记不清了，想来是看到了的，我的是“普通”，意思是可录入普通高等院校。因为多少年了，我有个印象，觉得冤枉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只能是看到我的政审不是那么坏，才会有这样的转变。由此推论，当时是看到了的。这也可说是我此生的又一件幸事。
　　要感谢的，或许不是班主任老师，该是那个神秘而又荒谬的“百分之五”，写作“5%”更直观些。
　　这个百分之五，虽说早就存在，且在我的生命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而我，却是多少年后才发现的。
　　文革后，有次与中文系的薄子涛同学说起出身这回事，我说我们班三十个同学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他说，他们班五十个同学，也是两个出身不好的。中文系一年级甲乙丙三个班，他是丙班的，据他所知，甲乙两个班，也是每班两个出身不好的。我有些奇怪，说这样我们的班就占便宜了。子涛说，谁也占不了便宜，整个一届学生平均下来，就是百分之五。教育系人少，三十个学生，不用问，也有两个出身不好的。
　　我脑子里马上算出来了：50×5%=2.5（中文系），30×5%=1.5（历史系），30×5%=1.5（教育系）。可不嘛，中文系三个班，每个班多出来的半个人，正好填补了历史系、教育系的窟窿。若以这三个系平均，中文系某个班，应当是三个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按半个算，多出半个该算成一个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想来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看看我们班两个出身不好者的情况不难明白。我的不说了，另一位同学叫乔象铉，出身地主，但他这个地主，也实在冤枉。他父亲三十年代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抗战起来，年龄大了，回到河津老家。他与母亲，一直在太原，与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也是从太原考上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象锺，姐夫是中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美学家蔡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者家庭出身的人，多少年来一直蒙受着出身低贱的屈辱。在班上，与我成了不便多接触而心心相印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们还来往着。去年秋天，他家后院里的葡萄熟了，还邀我一家去采摘。
　　这个百分之五怎么来的，绝不会有什么统计学的支撑，不过是那个年月，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衍变而来。那年月，甚至更早，那些自以为懂得马列主义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一说起阶级斗争一类的事，总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既然人民群众占了百分之九十五，阶级敌人只能是百分之五了。
　　事实上，对学生政审的鉴别，是一个非常严格甚至是严厉的系统。我记得当时共分四等，一是绝密二是机密，三是普通，四是不合格。前三类，是考生政审的等级，也是可以录取的学校的级别。绝密类的，指“哈军工”这样的院校；机密类，指太原机械学院这样的高校；普通，山西大学这样的学校。不合格，就是说政审不合格，哪儿也不能录取。
　　前年，我看到袁剑平的一篇文章，名为《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载二〇〇七年第六期《书摘》杂志。作者是河南开封著名的育才中学的学生，1959年的考生。主要回忆了他们班当年高考的情况，也涉及到河南省和全国的一些情况。其中说，他们那一届共有学生二百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后来才知道，全是因为政审没有过关。当年的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
　　这样说来，1965年的政审，又严厉了一步。将可录取机密专业，分解成了绝密与机密两类，去掉了含糊其辞的降格录取，“不宜录取”也改为更为明确的“不合格”，免得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宜”字上做文章。
　　起初我还是感激这个政策的，毕竟我是“给出路”政策的一个受惠者，多少像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同学，从此告别了学校，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当了小学教员，还有的回到农村，再也没有出来。极少数幸运的，直到十二年之后，国家恢复高考，才再一次走上考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想相比之下，我真是够幸运的了。
　　然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羞辱、磨难，甚至是恐惧之后，我不那样认为了，隐隐约约地，我总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更为阴狠，也更为恐怖的安排。在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历史时期，不管在哪儿，怎么能少了斗争的对象？好比一个角斗场里，断然少不了角斗的另一方。
　　这一章的开头部分太长了，但对于下面要写到的内容来说，我总觉得还是短了些。不把责任归之于时代，你永远也无法解释同学之间怎么会那样的残酷无情，心毒手狠。比喻虽说不伦不类，总还是可以回避一些更尖锐的问题。
　　我们班录取时是三十名，开学后不久，从别的系转来一男一女两个上一届的病休生，因病休学一年又复学的学生，就是三十二个了。我们这一级叫“六五级”，学制五年，按毕业年限说，就是“七〇届”了。历史系是小系，全系不过一百五十人。二年级人数最少，只有二十个。
　　第一学期先是入学教育，记得主持工作的刘梅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了句让人振奋的话，说是山西大学要振兴，已定出详细的规划，概括地说就是：七年奠基，十年有成。希望新入学的同学，为振兴山西大学而勤奋读书。代表教授讲话的是历史系教授阎宗临先生，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世界史家，这并不是他最辉煌的名头，最辉煌的名头是，他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日记》上有七八处提到他。他的讲话，声音不高，不像副校长那样理直气壮，嗫嗫嚅嚅的，意思不外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打好基础，将来毕业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学期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记得清楚的是，每人发了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五本书，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图书馆，借了翻翻就还，还了再借，不到一个学期，借书证上就写满了，又换了个新的。再就是去市里的书店买书，现在我书架上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就是那时买的，不过却不是主动买的。同宿舍的李三文同学有一套，我借了中册去图书馆楼上看。回来的路上要去厕所，遂将书包挂在路边的树枝上，出来就不见了。当天在食堂外面的墙上贴了个寻物启事，写的是：本人临时有事，将书包挂在图书馆南侧路旁的树枝上，不知哪位急公好义之士捡走，望能送还或告知本人去取，感谢不尽。这样刁钻刻薄的失物启事，鬼才会给你送还或是告知呢。里面有李姓同学的书，怎么办，只好去书店买了一套，将其中的一本还给人家。自己留下上册和下册，插在宿舍的小书架上，不留意的人还以为是全套。直到1969年冬天，我们要“战备疏散”去昔阳了，教务处的电话打到系里，让韩安远来领他的书包，我去了，才看到四年前挂在树枝上，让某位“急公好义之士”捡了交到教务处的书包，里面有我的文具盒、硬面夹子、笔记本，还有那本《中国文学史》中册。中册回来了，跟剩下的上册和下册，又配成一套。
　　这件事极具典型意义。退休后有时间细细回味此生，为何如此落魄，如此凄惨，有一条是不能回避，不能怪罪别人的，那就是笔下无德。什么好意思，叫我一写，全变了味儿。想来那位捡了书包的同学，就是见了我的寻物启事，也不能交给我或是告知我了，又不能昧了，只有交到教务处了事.奇怪的是，教务处竟能保存四年而最终物归其主。
　　还有一事该记。我家里有两个人挣工资，评助学金前，我没有报，班上还是给评了个最末一等，每月四元。据说是我家人口多，按人口平均，不足十五元，给补齐班上出身好的同学，人人争说困难，几乎报什么评什么。全额助学金十八元，除了伙食费之外，还有几元的零花钱。我仍是由父亲每月给寄十五元，比高中穷多了。这儿光伙食费就是十五元，好在家里不时给以接济，没有真的穷过。放在书包里，一起丢了四年后又回来的那个硬纸面夹子，一个就二元七角，是在太原的五一大楼文具部买的。一般同学不会买的。这个夹子还在，除了旧些，一点也不比现在市面上卖的塑料面的夹子差，似乎还要更气派些。上街饿了，一次买两碗炸酱面解馋是常事。太原的炸酱面，常是刀削的，有筋道，口感比北京的炸酱面好得多。
　　第二学期，就是1966年春季开了学，一到学校，就听说要让历史、教育、中文三系一年级学生，组在一起去晋西北某地搞“半农半读”试验。当时什么都是革命化，大学教育也要跟上革命化的步伐，别说是“半农半读”，就是说要搞“全农不读”试验，我们听了都不会觉得奇怪。文革如果是一场风暴的话，这时候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各种零零散散，影影绰绰的消息，在风传中渐渐完整，也渐渐明确。晋西北某地，经派员踏勘并与省地政府部门协商，具体为忻州地区的岚县。机构名称为山西大学吕梁分校，不加“半农半读”四字。分校校长为山西大学副校长逯行同志。时间是1966年4月1日。我对这些都无所谓。我不是个多么有脑子的人。去看看晋西北的山水，也挺好嘛。
　　下去了，坐汽车下去的。由忻州去岚县，要过一个叫十八盘的地方，大卡车在山路上绕来绕去，有时我们这辆车车头朝东，而下面那辆车车头朝西，像是背道而驰似的。太原已经热的要穿衫子了，而这里的背阴处，还有未消融的积雪。这一切，都让人像将要奔赴疆场的战士一样亢奋不已。

　　四．文革开始了

　　到了岚县，地方早就划好了，我们班在山上一个小村子，叫井家洼。住了没有一个月，又搬到东土峪村，这是个大村子，教育系也搬了过来。中文系还在原来的地方，他们的条件原本就好一些。这儿是平川，条件好多了。我们每天都要出工，先是在河滩里开垦耕地，种玉茭。后来又将一条小河堵住，要栽水稻。到东土峪没多久，6月1日吧，《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带我们下去的辅导员，接受反右的经验，将学生划为左中右三类。我也不知道自己算哪一类，一次劳动时有个同学露了馅儿，这才想到，我的类别不会比我的出身更好。
　　那天是在水稻田劳动，我、乔象，还有一位王姓同学在一起拔稻田里的稗草。一边劳动，一边随心所欲地说些班上的事，间或还会说句下流话。象铉心细，见那位王姓同学不时转过身，在胳膊的皮肤上写什么，悄悄走到背后，一看就生了气，说：你怎么把同学随便说的话都记录下来，是要向老师汇报吧。那位同学叫揭了老底，很是尴尬，连声说不会的，只是自己回去记日记用。我们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平时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怪不得辅导员老师不下地，却常常很自负地表示，他什么都知道，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那些小把戏，别想骗得了我，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我看一眼就知道，你们底下说些什么也都知道！”曾有一个同学，因为被诬陷说了一句话，死不承认，最后竟弄到咬破手指写血书的程度。
　　到了8月，不时听到太原总校的一些情况，三个系的同学都闹着要“返校闹革命”，分校领导没办法，请示总校后，派来四五辆大卡车，接我们回太原。一到太原，哈，全校到处都是大字报。到了下午，竟然见我们系的几个高年级学生，押着十几个教师在校内游街。其中一个中年老师，走在最前面，提着一面小铜锣，走上两步，当当敲上一下，喊一声：“我是大流氓×××！”后来才知道，这位讲师，哪是什么大流氓，连小流氓都够不上，他是党员，刚从“四清”的村子回来，有同学写大字报揭露，说他在村里常议论哪个媳妇漂亮，哪个媳妇长得白净。游街时，都要有个名堂，老先生可以叫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他是讲师，又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只能给他安个流氓的称号，既是流氓，当然“大”为上品。
　　这期间我也写过大字报，有次外语系开会，跟另一派发生了冲突，另一派说是打人事件，要揪出打人凶手，来势汹汹，写了许多大字报。正好推搡时我在跟前，就写了张大字报叫《是推不是打》，还附了当时两人位置的示意图。大字报出来，引来好多人围观。中文系一年级乙班的崔巍见了，说写得好，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常来常往。我们都是吕梁分校的，以前打过交道。通过崔巍介绍，又认识了孙涛，再后来又认识了薄子涛。认识梁志宏要晚些，但他的名字上学之初就听说了，他比我们高一个年级，是文二的，我一入学，就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是诗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诗。
　　9月的一天傍晚，楼道上忽然有人呼喊：走，去省委去，要求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我也跟上去了路上才知道，西安的大学生受到省委的压制，在省委门前静坐示威，学生联合会给全国各大学发来求援信，呼吁派人赴西安声援。在省政府的东院，当时是省委秘书长的办公室，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进去交涉去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又等，直到天黑了很久，交涉的同学出来了，说省委同意了我们的革命要求，拨给经费和粮票，南下支援西安的学生运动。省委的秘书长出来接见了我们，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第二天，我们就上火车去了西安。全是我们系的，谁想去就去，总有四十几个人吧。领队是谁我不知道，该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也去了，若有个领导小组的话，会是小组的成员。去了西安，学生们已不绝食了，事件已平息了。我们也乐得如此，在西安玩了两天，就南下去了成都。在成都，因为支援大学生冲击西南局，还让西南局的干部支使当地民众将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在西门外的青羊宫围了一天一夜，这在成都的文革史上称为“青羊宫事件”。之后便是去重庆，设想是由重庆坐江轮，直达武汉，再经郑州、北京，回到太原。当时全国的大串联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这一设想可是够宏伟的。
　　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大学，吃饭就在学生灶上。吃了两顿饭，我就发觉重庆人要比山西人，在文明进化上高了一个档次。我在山西大学吃食堂，馍馍是定量的，每顿一个，连窝窝头也是定量的，别想多吃半个。菜呢，常是大烩菜，材料并不差，肉片子，粉条，海带，白菜，应有尽有，但肉跟蔬菜一锅熬，大师傅舀菜时，一勺子下去，很难说舀到什么。也许一勺子全是肉，也许一勺子全是菜，全看你的运气，也全看大师傅的心眼。重庆大学就不是这样。他们是一大木桶白米饭放在那儿，随你去盛，吃多少盛多少，不限量。菜呢，肉与蔬菜是分开的。以我吃过的肉片炒嫩姜为例，盛好白米饭，去排队领菜，递过搪瓷盘子，先由一个大师傅给你舀一勺子炒嫩姜片，往过挪一步，再由另一个大师傅用一个小匙儿，给你舀上满满一匙儿的炒肉片。尽量的满，让你感到大师傅恨不得把盆子里的炒肉片全给你一个人舀上。只是太可惜了，他的小匙儿就那么大，实在没有办法。这样一顿饭下来，谁也不会有吃了亏的感觉，吃饱喝足，高高兴兴地去上课，去读书。
　　我后来在学校里，见过为排队争先恐后打架的，后来到了昔阳县，还见过有同学打上菜，当即泼在司务长面前的，想想，都是因为没有采用重庆大学这种做法。要是这样做了，先来后到就没有差别了。也断不会有同样掏了饭费，而碗里不见一个肉片的事了。说起来是小事，关乎一个人一整天的心情，甚至会诱发更大的事件，能说是小事吗？我总觉得，社会能体现公正的地方，一定要尽量体现公正。公正是一种智慧，不公正则反是。
　　在重庆待了两三天，主要是江轮的票不好买。有高年级同学办外交，我这样的人只能坐享其成。忽然有一天，说是江轮的票买下了，明天一早就可以上船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少陵的诗句在胸中涌动着，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三峡绝壁上攀援的猴子，怎样向坐在船舱里的我尖声啼叫了。
　　然而，到了傍晚，我们班的班长找见我，有些难为情，却又是坚定地说：重庆的革命气氛很浓，接待我们的红卫兵提出，不能让“黑五类”学生混在红卫兵的队伍里游山玩水，我们研究过了，只怕往后到武汉，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决定让你跟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就返回去。这儿没有太原的火车，给你们买的是到北京的票，在北京玩上两天，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着将一张火车票递过来。
　　我默默地接过来。立即意识到，这是遣返，只是没有人押着罢了。遣返这个词，我是熟悉的。在来西安的火车上，就曾看到被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被查出的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想不到的是，遣返这种事，会落在自己身上。用红卫兵的语言，用当时重庆大学挂在主楼前的大幅标语上的话说，则是“黑五类滚回去”。
　　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出身不好，耽搁了大家的行程。班长说的是实话，不光主楼悬挂的白布黑字的标语上，确有“黑五类滚回去”的大字，据说外地来渝的学生，登记时都要问清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不予接待。
　　第二天早饭后，卡好钟点，我和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几十年过去了，只记得五年级的同学叫王庸，其他两位叫什么，哪个年级（肯定不是一二年级）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是因为，大家情绪都不好，默默地进了站，上了车，各自找地方坐下，都没什么话可说。记得到北京后，不是王庸，是另一个同学，下车后问清我想去一下颐和园，特意告诉我该怎样乘公交车。他在北京有亲戚，常来的。
　　虽是无奈，也不是没有怨怼，比如说，大家都是从太原出来的，学生证上又不标明出身，你们不说，接待单位怎么能知道哪个出身不好？还有，同行的一个叫施雅芝的二年级女同学，也是出身不好，为什么就不让她跟我们一起遣返回去呢？当然，施雅芝同学是系里最漂亮的女生，给了我，也会把她留下的。这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要隐瞒是可以隐瞒过去的。
　　我回到太原，大约是9月10号左右，不久就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自然没有我的份儿。
　　到了九月底，学校通知，凡是没有参加过接见的大学生，都可以去北京，由学校统一领队，统一安排。这次我去了，住在北城区的一个中学里，睡的是教室，连床板也没有，就是席子、毯子。到了10月1日这天，早早就出发了，集中在东单附近的胡同里，快十点钟了，我们排成八列纵队上了长安街。两边全是解放军战士，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一会儿走，一会儿跑。到了金水桥前，边走边朝天安门上瞅，只见镁光灯一闪一闪的，想来是给毛主席照相，看人却看不见。到了正对面，能看清了，只见周恩来总理，拿着本“红宝书”，探着身子，胳膊不住地挥着。有人停下了，顿时挤作一团，旁边的解放军催促着快走，不准停下。再往前走，过了中山公园门外，队伍就稀松得像是要散伙，没人管了。
　　大串联正火，人们疯了似的往外跑，没人再说“黑五类”不准去串联的话了。我跟同班的几个同学，又去了西安，目的是再去重庆，补偿上次没有过三峡的遗憾。到了西安，“领”不上南下的车票，去乌鲁木齐的票却意外地好弄，别人不去，就我与张天祥两个愿意去，于是我们两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去乌鲁木齐玩了三天又坐火车回到西安，再南下去了重庆。在重庆，领不到船票，没办法，只好坐火车继续南下，过遵义，到贵阳，又到了桂林，在桂林竟意外地遇上在西安跟我们分手的景运则等三位同学。（写到这里，弄不清这次串联的时间，打电话问后来在山西壶关县工作，已退休了的景运则同学，承他查看旧照片，证实在桂林我们相遇的日子是1966年11月26日。）
　　也许是招架不住大串联的损耗，“复课”又复不了，中央号召步行串联，离校前，我们都订了步行串联的计划，我和天祥的计划是从韶山步行到井冈山。离开桂林，去了长沙，到韶山再折回来，步行穿过罗霄山脉，走到井冈山，共用了七天的时间。井冈山上印象最深的是黄洋界上的大雾，远处的山峦像一个个小岛，忽隐忽现，近处的雾在身边飘来飘去，挥挥手就能拨开几绺。在接待处，我和天祥领到一个小小的毛主席像章。我还买了个竹子扁担，过春节拿回老家，北方太干燥，没多久就裂开缝不能用了。
　　在山上玩了两天，步行下山到吉安，坐汽车到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坐火车经鹰潭，后来怎么回到太原的，现在都记不清了。所以记住鹰潭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坐在火车上，挤得跟沙丁鱼一样，半夜里迷糊中，听人说车到了“湘潭”，心里大惊，怎么刚离了南昌，就到了湖南，后来才弄清，不是湘潭，是鹰潭。写到这儿查地图，既然到了鹰潭，按当时的铁路线，只能是去上海或是南京了。上海是肯定没有去的，那就是去了南京，真要去了南京，也没有停留，挤上火车经德州、石家庄回到太原。好像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在大串联中走的最长的一次，连上在重庆遭遣返，去北京受接见，共三次。再后来上泰山，纯粹是游玩，不能叫串联了。
　　就在这次回到学校不久，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羞辱。
　　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一直在过去老校门南侧的拐角楼上，两层，我们系占了二楼的大半，北头几间住的是教育系的学生。我住的，是中部朝西的一间，同房间有景运则、张天祥、李三文、沈宝根。这样的格局，肯定不是一入学的格局，可能稍有调整，别人动没动记不清了，我是肯定没有动过的。
　　一天我正斜躺在被褥上看书，同班一位张姓同学进来了，这个同学出身好，觉悟高，运动初期是积极分子，但不知为什么，班上好些同学都不怎么看得起他。他平日穿戴邋遢了些，说话也不怎么干脆，稀里哗啦的，张天祥给起了个外号叫“油条拉稀”。天祥出身中农，不好也不坏，平日又爱跟人开玩笑，这样做这位张姓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相反，还跟天祥特别合得来。两人见了面，总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常是天祥占便宜的时候多，张姓同学吃亏的时候多。今天不知为什么，两人又打闹起来，桌子上有先前用来写大字报，现在用来练习写字的墨汁与毛笔，天祥拿起毛笔蘸上墨汁（或许毛笔原本就在墨碟子上放着），朝着张姓同学脸上洒了过去，大概起初不以为洒上了，伸手在脸上一抹，连眼睛也糊住了，再看手上，全是墨汁，知道脸上肯定少不了。天祥那边还在取笑，张姓同学这边最要紧的当然是将脸上的墨汁擦掉。他连看也没看，从床架子间绷的细铁丝上，扯下一条毛巾就擦，这是条新毛巾，一擦马上就是一片墨黑。我本来不理他们，在看自己的书，瞥了一眼，一看是我的毛巾，几乎是本能地喊：那是我的毛巾！腔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说着站了起来。不料，这位张姓同学一下子发了怒，将与天祥争斗吃亏的火气全朝我发了过来，一边擦脸，一边冲着我叫道：“就要用你的，狗崽子，你要怎么样！”
　　“你——”
　　就像一根大棒砸下来一样，我一下子全懵了，站在床边，除了一个“你”字，什么也说不出来。对方再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听见这边吵闹，旁边宿舍有同学过来了，其中一位跟张姓同学关系还不错，一边责怪其不该发火，一边将之拉了出去。另一位同学是乔象铉，安慰了我几句走了。天祥也走了。我一个人斜靠在被子上，由不得暗暗垂泪。那一瞬间，我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往后的命运，现在已记不清了，想来是不会想到的，只是眼下的屈辱，就够我心如刀绞了。能想到的，只会是，这谁都可以羞辱你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多少年后，记得是我退休的那一年，一次在乔象铉家里，说起这件事，象铉说：安远，你不记得你当时的情形了，我一进去，你嘴唇哆嗦着说了两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站在那儿，浑身不停地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脸雪白雪白，还怕人呢。
　　我相信象铉说的是实话。
　　当时我是气坏了，伤心透了，这就是我的同学，这就是我上的大学。
　　几十年后，写这件事，仍禁不住心头疼痛。但是，要说我对张姓同学有多大的仇恨，也不见得。不光张姓同学，就是后来给我造成更大伤害的同学和同事，事过之后，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有的后来还在一个城市，见了面，该怎样还是怎样。不是说我的心胸多么开阔，不会的，我的心胸从来就不是多么开阔，是我一想到我和他们曾经共有一个伟大领袖，我对这个伟大领袖的崇拜一点也不次于他们，就没脾气了。

　　本文选自《我比前贤路已宽》，韩石山／著，三晋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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