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弥：一路走来

┃Personal History

一路走来

© 马小弥／文

　　我小的时候很惹人注目：黑而胖，多嘴多舌，一口法国话。爸爸马宗融的朋友们都爱逗我，李健吾伯伯在文章中称我为“天使”。不过知女莫若母，妈妈总是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句话太对了。
　　7岁，多了个弟弟，母亲却去世了。我日趋顽劣，老是和继母作对，爸常打我。抗战，全家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战后复员回上海，又去台北。
　　过了17岁，突然出现奇迹：我不再是蓬头垢面的顽童，功课也变好了，男孩子开始用温柔的眼光看我。多年不见的级友郑华初到台北时定要见我，她以为一定会面对个邋遢鬼，殊不知见到了一个模样出众的姑娘，她大吃一惊，“原来女大真的会十八变呢！”
　　1949年初，我跟爸爸、弟弟坐民生公司最后一班货船回到上海，继母留台北。不久爸爸去世，我和弟弟被巴金伯伯收留。又不久，我就到张家口军委工校参军去了。
　　不到20岁的我很喜欢塞外的生活，什么都新奇：不长草的大山、翻穿羊皮袄的农民、乱哄哄的大车店、不断倒嚼的骆驼，还有烤牛肉和涮羊肉。上军操，清晨有节奏地走步，跟着连长大喊一、二、三、四！带劲极了。集会前学歌子，“某某队，来一个！来一个，某某队！呱唧呱唧，掌声震天。
　　冬天零下20度，拿起大镐刨冻成坨的屎尿，湿手摸一下门的铁把手就会被粘住。指导员问我们苦不苦？小米饭，土豆炖萝卜，吃得下不？我觉得蛮好，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东西，很香，不苦。尤其是牛肉汤浇莜面，很筋道。有人说只能吃半饱，多了一喝水就要撑死，我不管，照吃三大碗不误。有时候馋了，还溜出校门去买黄黏米切糕、通化葡萄，闲看大车店里的骆驼。我没有被塞外的粮食撑坏肚子，却被塞外的风把两腮吹出了“塞外红”。我只烦从早到晚拿个小板凳坐在操场上听大课，实在受不了时就偷偷地看小说。指导员很生气批评我：“白吃人民的小米，不好好干革命，”我大怒：“谁白吃你的小米啦？要我交学费，交就是！”气得这位农民出身的指导员直掉泪，说：“这帮知识分子，我管不了，不干了。”
　　于是来了一位姓徐的指导员，是个白面书生，开口鲁迅，闭口毛泽东、艾思奇，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学习任务顺利完成。新中国成立，全队跑到张家口大街上演活报剧，打腰鼓。腰鼓不够分配，我就绑了一条小板凳在腰上，一样打。我不会干力气活，只好在肩上垫个枕头，和别人一试高低。
　　第二年春天我调到北京。北京机关里很闲散，工作不多，领导老说我们是储备干部，叫我们多学习，准备日后受重用。于是我学打字，学英语，乱看书。周日骑了自行车去看宫殿庙宇、爬公主坟，看段祺瑞、川岛芳子住过的地方。夏到颐和园学游泳，冬到什刹海学滑冰。
　　1952年，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位领导要我去学当翻译，另一位领导要我给某位首长当政治秘书。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当翻译，陪着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英国议员代表团周游全国。机关里的人，喜欢我的说我聪明能干，外语学得真快；不喜欢我的说我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巴黎女郎。
　　这样，我在有爱有憎的环境中兴兴头头一直干到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时，我所在的单位没有大鸣大放，当然也没有右派。于是康生那个老混蛋来了，大发雷霆，说：“我不相信你们这里没有右派，难道这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给我重来！”恰巧前一年这里开过一个党代会，发动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于是倒算，把头一年提过意见的人大都算成右派。我虽不是党员，却也提过一些意见，比如：“党委书记说话太啰嗦，长且不得要领”之类。于是我被划为中右，打入另册。不喜欢我的人很高兴了一阵。
　　我吓坏了。看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是书本上的话，行不得的。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是。于是我埋头工作、学习，不问天下事。那时的份内之事我不消半天就做完了，看见别人在加班加点我又不能闲着，就到图书馆借来英文的闲书乱看。我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不扎堆聊天，成天沉浸在作家们给我构筑的天地中，很知足。我又借来用英文写的法语读本，自学法文。机关里认识蟹形文字的人很少，不知道我读的是什么，因而不来管。终于有一天，我带了一本英文版的《悲惨世界》去打饭，被一位来自香港的老兄看见，他冲我大喝一声：“同志，你的思想那么差，不好好改造，还看这种书，你自己也快要悲惨了！”他吓了我一大跳，而他自己，不久也被打发到大西北去了。
　　到了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因为有1957年的教训，我决心这次一定要紧跟毛主席。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我被动员到北大、到兄弟单位去看大字报。我逐渐被大字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煽动得血液沸腾。忽然隔壁单位走廊上沸沸扬扬，热闹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原来一位叫老何的处级干部，就工作中的问题系统地揭露了领导，说得头头是道。我暗暗佩服，赞叹。过了几天，我又被动员去“关心国家大事”，不料这次风云突变，铺天盖地全是针对老何的大字报。说他反党反领导，别有用心！他是中俄混血儿，除无限上纲外，还添了些不明不白的问题。我认真看来看去，又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认定这是一桩冤案：噢，一定是某个反对毛主席的权势人物在阴谋捂盖子！福尔摩斯情结在我的血液里作怪，我按捺不住，以为自己有了伟大发现，便连夜给上面打报告：出了冤案啦，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啦，有人阴谋捂盖子反咬一口啦等等，请领导下来了解情况。报告上去，没有回音；再报告，还是没有回音。一共写了四个报告，哈，回音终于来了：请君入瓮，我也被贴了一身大字报。罪名是反党反人民，四个报告就是铁证。我不服，成立了个人的“岿然不动战斗队”，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但是，有口难辩，越抹越黑，我的罪名升级为“国际特务篡党复辟集团的联络员”。为了和中俄混血的老何相对应，我的妈妈成了法国人，祖母成了西班牙人。
　　“我妈妈罗淑是30年代的知名作家呀！”
　　“那又怎么样？”
　　“我祖母是四川的小脚老太太呢！”
　　“你的祖父是驻外公使，西班牙女子是他在国外娶的小老婆！”
　　“小老婆总该由我祖父来娶，而不该由你们娶吧！”
　　……
　　我不服，我写了许多“状子”，到中南海的各个投诉点去递，我甚至见到了某首长的秘书。只是那位首长似乎也是自身难保。不过整我的人知道我常常告状，对我有了一些顾忌。
　　我从不在公众场合讲话。可是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一位老同志按在台上跪着，双手举一块写着“我是反革命”的大牌子。这位同志几次要站起来申辩，都被按倒在地。我怒不可遏，鬼使神差冲上台去大叫：“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为什么按他跪下？为什么不允许他讲话？”台下有几个人大喊：“报成份。”本来我的父亲是教书的，我可以报自由职业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气上来，我把胸一挺，大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楼上有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大喊：“资产阶级，我打断你的狗腿。”一边就要往下跳，于是全场大乱。
　　第二天我就进了牛棚，早请罪，晚请罪。命我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说我不是敌我矛盾，这条语录不适用于我，不念。因此，我一再挨斗挨踢。为了表示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我和爱人魏威争着在学习班大院的毛主席像旁照了像。
　　对政界的事，我糊里糊涂，只知道跟着口号走。但是对文艺界，我有深厚的感情。1966年夏巴金伯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回来，对他的批判揭露日益加码，不久上升为“黑帮”。我在部里的大会上被点名时，就多了一条“黑帮干女儿”的罪名。
　　每次批斗我，我的丈夫魏威都坐在头一排，众人喊打倒，他不举手。他给我送到牛棚的水果和巧克力都被吞没了。
　　1969年秋，我们全家下放干校。我在专政队干活，那时我已经38岁，要挑80斤重的水和硕大的石头，插秧时天不亮就下水田，天黑了才收工，超负荷劳动磨去了我的锐气，消蚀了我的气血。我很弱。吃饭的时候，因为没有力气，丈夫替我洗去手上的泥污，盛好饭，把筷子和碗递给我，我才能勉强进食。有一次我倒在水田里爬不起来，觉得身下的烂泥软滑无比，泥腥味好闻极了，我想干脆融入稻田，不再起来……爬着爬着，一股怒气从脚心直冲头顶：难道我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烂在稻田里？谁会来拉我一把？谁会来替我洗刷冤情？除了自己，能靠谁？
　　于是我找到军代表，对他说：“请你公开有关我的材料，让革命群众讨论，我究竟属于什么矛盾，在作出结论之前，我不再和专政队一起下田劳动。”
　　这位姓李的军代表答应去“查一查”。第二天他来问我：“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没有查到你的案卷。”我听了大乐。哈，我知道了，我的案卷一定是并到老何的案卷里去了。这时老何已被关进秦城，后来就死在那儿了。于是我对军代表说：“没有我的案卷，就是非法立案，我不下田了。”军代表无可奈何地说：“也由你……可是革命同志也不高兴和你一起学习和劳动。这样吧，你就留在宿舍里自学好了。”我大喜，于是革命群众下地劳动去，我就在宿舍里看我的书。得其所哉。
　　这时的干校一天比一天疲塌，主要的军代表回部队去了，留守的军代表整天打野物、钓黄鳝。五七战士凡有点办法的都溜回北京找出路去了；干校一下子少了很多人。凡是夫妻都分了房，我欢喜异常，竟在不惑之年，添了一个小乖女淘淘，给了我极大的安慰。1970年10月，干校为纪念抗美援朝二十周年，放映了由巴金作品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我想伯伯的日子该好过些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大小军代表惶惶不可终日，所有的批判会都停止了。我决心想办法跳出原单位，另找工作，实现我从事写作翻译的梦。我又开始努力读书，听英语广播，求爹爹告奶奶地向干校会外语的朋友借来一本又一本英文小说，然而书不久就都被我看完了，法文书更没有，法文是我的母语，早忘了，然而不捡起来又不甘心，怎么办？
　　1972年8月13日，巴金伯伯的夫人陈蕴珍伯母受迫害不过，
　　患癌症去世了，我心沉痛。我弟去上海奔丧，路过干校来看我们，留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我产后乱长胖肉，变成一个胖大嫂，衣衫褴褛。我们身后是五七战士自己盖的房，左一是我弟马绍弥，右边那个自然是我爱人魏威，穿黑裙的是我的大女儿。淘淘穿着我手制的凉鞋和衣服。绍弥去上海奔丧使巴金伯伯颇受感动，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
　　那时伯伯家中一片凄凉，楼上被贴上了封条，人只能住在楼下客厅里。伯母去世后，伯伯结束了两年半干校的折磨回到上海，参加作协学习，翻译《处女地》及赫尔岑百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伯伯受了这样大的打击，尚且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念，难道我就一蹶不振了吗？……不能，决不能！我的心渐渐活了起来。
　　我少时的梦想，是和父辈们一样，从事文学的写作。及至参加革命，觉得自己是个孤儿，那就做党的孩子吧，以革命为家吧。工作上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从事文学写作的理想暂放一边，且等退休之后，再争取为革命烈士写传，作为对前人的纪念，对后人的教育。这本是我虔诚的心头话，却在文革期间受到无情的耻笑和凌辱。谁都可以随便看我的档案，引经据典地说些风凉话。几个红五类出身的人鼻孔里冒冷气：“她也配做党的儿女！那我们算什么了？”“她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成名成家！洋里洋气！”几个平素我以为是代表党组织对我关心的人一下子都翻了脸，谎话连篇。
　　好吧，心虽碎，志犹坚。不如恢复少年时的初衷，重头再来。
　　我决定向巴金伯求救。我写信给他说，我们已经端着小板凳在打麦场上看过由你的《团圆》改编的《英雄儿女》了，可见你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帮帮我吧。我决心恢复英语，并用英语作拐杖，把法语也学起来，一有机会就离开原单位，另找门路。伯伯的回信很快来了，他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楼上书房还贴着封条呢。”我说既然已经宣布不是敌我矛盾，为什么不揭封条？肯定是办事的人忘了。别管它，只管把封条扯下，寄几本书给我。最好是同名的小说有英法两种版本，我好用英文作拐棍学法文。伯伯又回信说，封条的事决不可能是忘记了，还是别扯吧。不过那从来没有车的车库和屋子角落里，总还有漏封的书，可以寄几本给你。书不久真的寄来了，是《胡志明传》，英法文各一本。我一见大失所望。倒不是我不敬重胡老先生，听说他是个很谦和的人，当年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还管早上吹起床哨呢。只是我已经对政治人物的行为史没有了兴趣。我干脆对伯伯直说，我还是喜欢少年时代的旧爱，请给我寄《基督山伯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有趣的书吧。
　　这之后事情就变得顺利了，伯伯被我纠缠不过，陆续寄来了《包法利夫人》、《小酒店》、《笑面人》、《海上劳工》等书。都是英法文各一本。每天中午等淘淘睡午觉了，我就在床上铺开字典，用英文当拐棍学习法文。
　　1973年8月，干校终于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我和丈夫要求留在当地，未获准。只得带着自己做的编筐等家什，婆婆妈妈啰啰嗦嗦地回京了。到了北京，原单位居然要留我，四位副部长出马找了十个有“问题”的人谈话，表示挽留。其中就有我。可惜我不识抬举，只说：“请高抬贵手放我走吧！我有把握自谋生路。”其实，吃了近30年的大锅饭，年近半百，又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凭，上哪儿去找工作？内心一点底也没有。我和丈夫魏威骑着自行车悠悠地在北京城里转，开始了艰苦的求职之路。那时文艺界的“黑帮”们陆续落实了政策，却又晃晃悠悠还没有站稳。传说上面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我忙写信去问，并告诉他我不承认给我作的结论，拒不签字，问他的情况。巴金伯回信说：“我根本未签过字，也未看过我的结论。七三年中我们单位支书（工宣队）找我谈话时只根据他笔记本上的记录念给我听：‘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冯国柱六人讲决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带帽子，发生活费。这是根据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的精神决定的……’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并没有审查什么问题，得出什么结论。”说起“发生活费”一语，那是很滑稽的，因为伯伯靠自己的稿费生活，从来没有工资。所谓“发生活费”，只不过是把他存在银行里的稿费解冻一点儿罢了，羊毛出在羊身上。
　　伯伯还没有站稳脚跟，他只能建议我去找他极熟的朋友汝龙、李健吾、萧乾……我曾遇见李健吾与张骏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见了当年飞扬的神采和勃勃的雄心，相拥无言，黯然神伤。健吾伯为我奔走，到处给我找“门路”，但是无济于事，他没有实权，我没有实力。我苦笑着对他说：“你可爱的天使已经成了面目可憎的老太婆啦！”伯伯却热情地回答：“不，你永远是我的天使！”他对我说：“外文所英文干部已经饱和，你的法文能不能用？如能，去考！”我傻乎乎地一口应下：“能！”为了考外文所，从1978年3月到8月，我一共背熟了八千多法文单词，读了好几本法文小说。后来竟译了一个中篇小说《公证师的鼻子》，刊在《外国文学》杂志上，得到汝龙叔的称赞。但是工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我想：既然现在可以考，我不靠人情，凭本事去考如何？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先去到北师大，绕过人事处，直奔英文系办公室，找到系主任潘老太太，用英语毛遂自荐。当时正是英语教师青黄不接之际，可敬的潘老太大喜，说我人才难得，还奇怪我多年没有机会用英语，居然说得那么流利，立刻拍板用我，并给我安排了最高班的课程。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不要我的北大德语专业毕业的丈夫，说是德文用不上。那不行！魏威和我风风雨雨患难与共20年，文革中受我牵连多多，为了让我读书，主动承担起大部分家务，我在干校长期泡在水田里，得了椎间盘突出症，数月卧床不起；又是威为我倒屎倒尿，看着书学针灸和按摩，硬是治好了我的病。我不能丢下他。那样原单位一定会把对我的所有气恼，都发泄在他身上。我谢过潘老太太的好意，再去另谋出路。终于在人民大学谋得一份研究工作。
　　这期间，我恢复了与老舍家的来往。老舍原是我爸马宗融的莫逆之交，抗战期间一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合作甚为愉快。老舍伯伯很喜欢儿时的我，因为我胖，开玩笑叫我“横姑娘”，拿我编故事。可我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得知老舍伯惨死的消息，很难过，写了一篇《一篇未完成的童话》，登在《十月》杂志上。老舍在1947～1949年赴美讲学期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由旅美作家郭镜秋女士译英文。但中文原作从未发表过，底稿也不翼而飞。1979年我在胡絮青伯母家见到这本书，伯母说找不到合适的人译它。我大喜，说我来试试如何？伯母将信将疑地说：“那就试试吧！”我先译了四章给伯母，由她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韦大为赞赏。于是事情变得容易，《收获》杂志一气登完了它，人民文学的单行本也于1980年问世。这之后，我又发现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原来是残缺不全的，少了末尾的13段，我在英译本中找出了这失落的13段，也译了出来，刊在《十月》杂志上。两种译本的出版得到好评，到2000年，我的翻译被收入《老舍全集》，划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巴金伯表面上一再告诫我“不要自满”，但是看得出他很高兴。他说：“我比你大28岁，你应该至少再好好工作28年。”我趁机对他说：“这下我要译一本你喜欢的书，你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书吗？”伯伯若有所思地看看我，说：“我喜欢《双城记》……但是这本书很难译，而且已经有人译过……当然你也可以再译。”“难译”，“有人译过”，勾起了我的好胜心，好，我就来译它。
　　1982年底，我收到伯伯寄来的插图本《双城记》。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译完它。译这本书使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的苦痛。“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那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那是闪耀着智慧的岁月，那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那是富于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一切的时期……”总之，那是疯狂的时代，有着太多的血和泪，仇和恨。一个医生，只因说了真话，在巴士底监狱的黑牢里，被整整活埋了18个春秋。他终于得救，复活了。然而他失去爱妻，白了头，神志不清了。只有女儿的爱能使他恢复生的意趣。我逐渐明白巴金伯为什么喜欢这本书了。
　　我总算圆了一点搞文学翻译的梦。我也想学着搞搞创作……但是不行，屡试屡败。终究，是我生活圈子太小，生活的积累不够。我最后放弃了这种尝试，只偶尔写写散文。
　　在今年（2000年）奇热的夏天，我的丈夫魏威去世了，猝死。他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为了给已经长大的淘淘挣大学学费，他为台湾某杂志做了四年特约撰稿人，写的《圆明园沧桑》得到主编的特别推荐。可是小女儿一毕业，他就说，“不写了，不必再为挣钱而写，还是集中力量帮你吧！”他帮我看稿，定稿，抄稿，改正错别字，对我很严格。他若说个“好”字，我就高兴得了不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还要求他给我看看这篇谈自己的稿子，他说：“我今天要洗澡，明天再给你看吧。”明天，我们便成了阴阳隔绝的夫妻了。巴金伯送了他一个花篮，使我的心深得安慰。
　　今后的路，我还得走下去，就像门前那株老栗子树，斑斑驳驳，却还想开出几串不起眼的花，疏疏落落结几枚带刺的果。

　　本文选自《老照片》，第16辑，冯克力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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