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年：逃亡军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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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军天湖

© 张百年／文

　　安徽省宣城西北二十里，距上海380公里，有个小湖，当地人称军天湖。据传，太平天国的军队，曾在那里饮马、用水而得名，这时是安徽省公安厅的一个劳改农场，以湖得名，叫军天湖新生农场。地处金坝、寒亭、杨柳铺一乡两镇之间，总面积四十平方公里，其中农田15000亩，茶园5000亩，林地10000亩。因为该场是1961年刚开张，又适逢饥荒，所以，土地资源未及充分利用。
　　史载：经上海方面主动、积极联系，沪皖双方友好协商和有关上级的安排，最终，安徽方面将犯人调白湖、南湖、普济圩农场。上海市公安局付200万元，买下了这块地方的永久性产权和使用权。
　　上海市闽北劳动教养农场适时撤销，人员大迁徙，逃亡军天湖。
　　三年多以来，上海劳教农场在闽伐竹16600多根，运沪10600多根。核算一下，三年多，每个劳教才生产了一根多一点的毛竹。
　　不应当否认干警的辛勤劳动，但他们的工作，主要在于管理，在于指挥；而在运动着的10000多根毛竹，其功劳主要在于8000劳教分子，他们不但付出了汗水，而且还付出了泪水，甚至付出了生命。他们在劳动中死亡不算工伤，在饥饿中死亡更轻如鸿毛。但他们是因“劳动”而死的。这是一件大事，非常大的大事。其实社会上都饿死人了，饿死劳教也难说是丑事，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在劫难逃，无须避讳。
　　迁场时为四个分场。十六开，四百多页的《军天湖农场志》第397页写道：“下沙分场1300余人到后为汤村分场。东风分场1400余人，到后为马村分场。大坑分场1300余人到后为烽火（后改枫河）分场。坑塘分场和医院1000余人到后为下湾分场及医院。”
　　以上四个单位共5000余人。这四个“余字，姑作500计，则合为5500人，因为含干警401人及少量家属，即到军天湖的场劳人员为5000上下。何以要说含“干警401人及少量家属”呢？因为该《志》要表述的“传主”是干警，但前后文未另列，而且，按习惯，统说一下，也就可以了，再者，中队、分场干警，是和劳教同行的。这就是说，入闽的8114名劳教分子，现在少了3000，或者说是3000左右；生还者5000左右。
　　绝口不说饥荒，更不说劳教人员的非正常死亡，是不对的。生命是不分等级的，无阶级性的。对所有非正常死亡的劳教人员，在精神上，我们都应予关注、哀悼，这就是人道主义之一种，尤其是对那些因工死亡者，不当一回事，那就更差劲了，或者说，这是对“劳动”的一种轻慢，还少了几分仁爱。你本身就是对他“‘劳动’教养”你不尊重劳动，又何以教养人？
　　迁场行动开始的时间是1962年6月，分水陆两路，陆路当然以铁路为主，但那时到宣城是没有铁路的，所以两头要步行，而后上船，上汽车，当中是火车。而水路，起步不久，就是小船，而后是大船。最终，水陆两路都上汽车。车到军天湖最东南方的焦村，是人下人，是物卸物。1958年入闽时，劳教分子所带行装甚少，在那里过了近四年，衣物当然就多了，所以说，入闽时人多，出闽时衣多。
　　劳教分子和少数场员的衣物，行前几千件，都打了包，写上名字。这些行李包不跟人走，而是另行运输，几经辗转，历时多日，最终到达焦村，堆积如山，蔚为奇观，人到以后，再来领取。
　　从习惯，新农场还是保留了“军天湖”这个地名的特色，名为上海市地方国营皖南军天湖农场。1971年12月更名为上海市军天湖农场。1958年6月至1974年3月前后共收容劳教人员12000人，1974年4月起开始收押罪犯，同时，几千场员又留场继续改造，对外仍叫上海市军天湖农场；对内是上海市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总队，1995年6月改称上海市军天湖监狱，隶属于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至今。
　　军天湖，从大范围说，区域属安徽宣城，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基本是鱼米之乡，以生产水稻为主。地貌主要是平原，有少量山丘。
　　1956年3月，上海市公安等部门，在安徽广德，创建白茅岭农场，开始是收容游民、流浪者、残老者，名为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后来收容劳教，再收监罪犯，最终改为上海市白茅岭监狱。这就是上海在安徽省的两个监狱农场。
　　1958年去闽北路经沪浙贛闽四省市，如今是闽贛浙苏皖五省，路线更长，是一个小长征。5000场劳分子下山，千里大“逃亡”，因为有水陆两路，出发时间不一，所以是铺天盖地，水陆兼程，绵延百里。1962年6月17日启程，7月底完全到达，费时月余。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事，又是那样地从容、淡定、宁静、安全，甚至也没听说有一人逃跑，遑论闹事、暴动。不见刺刀，没有机枪，无一兵一卒戒备，居然一路平安，是为奇迹，世所罕见。
　　这显示了，灾害的来临，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过，一定要说有矛盾，其主要方面不在场劳分子，而在警方。也可以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甚至还可以说，这5000人已经全部改造好了，而且四年了，无理由，不能延长。所以说，依情、依理、依法，对这5000人，应全部当场释放，对其中的场员，更不能强制留场。然而，他们还是被紧紧抓住，甚至还要再抓近20年。这同样是奇迹，同样世所罕见。
　　这一回的回目，叫《逃亡军天湖》。不论上级有何指示，而从长远观点来看，迁军天湖，客观上可以发展生产，可以建设一个更好的农场。所以，这个题目可能文不对题，题不对文。但人命关天，就当时而言，根本在于保命，是摆脱死神，功德无量，以《逃亡军天湖》为篇名，也就更符合事实，更贴近历史了。其实，军天湖于历史是反光镜，于未来是红绿灯。
　　然而，关于迁场的原因，记者顾一琼女士的报道却称，1962年：“因战备需要，迁址皖南更名军天湖农场”。
　　什么是“战备需要”呢？当然不是应对苏联，因彼时中苏关系虽已紧张，但尚未出现要动手的样子，珍宝岛的局部干仗，那是1969年的事，而非1962年之前。而且中苏对峙是在北方，而不在东南腹地。再而且，闽北迁皖南，距苏联倒更近了。那就是与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关吧。有一句话，叫“福建前线”，那是特指福建的“东南沿海”，其次还有福建中部地区，这是一个宽阔的地带，而将乐县，深埋于福建西北部，密林里，群山中，接近江西省，从政治和地理上说将乐又是老苏区，那里的群众革命得很，所以说，那里是“福建后线”。又何惧散落在群众汪洋大海之中的几千病歪歪、气恹恹、死期全覆盖的劳教分子。所以与对蒋“战备”无涉。实事求是地说，死亡的降临，才是当时紧急的主要的根由。再者，一个几千人的大农场，仅靠伐竹的生产方式生存，也少了科学的头脑、现实的根据、长远的打算。而且，上海不“跃进”了，不要毛竹了。当然，那可能是统稿，是怨不得顾大记者的。
　　还是那位顾记者，还是在那篇新闻报道中，她写道：“1958年6月，为了上海的社会稳定，和市政建设，根据市委批示，市公安局抽调400余名年轻干警奔赴闽北山区，创办上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短短3个月内收容八千余名劳教人员。”
　　一是关于“为了上海的社会稳定”。这就是罔顾事实、不符历史了。因为1958年前后，上海的社会稳定得很，不但肯定比文革时好，也不亚于当下。彼时人与人的关系，可以用“友爱”二字概括。全不似当下。其二是说400余名“年轻干部”，这也错了，当时坑塘九队而言，六个干部，只有一个陆庆余小于40，其中的王建伦到闽时，早已年过半百，劳教分子一开始，背地里就称他为“老黄忠”了。至于“短短3个月内收容八千余名劳教人员”一节，是怎样地胡乱，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我只是说，这个新闻不真实。
　　上海市地方国营皖南军天湖农场，对内是上海市皖南劳教农场，对外又叫三三三信箱，下湾分场为一分箱，一中队就是一支箱。
　　下湾分场是八个中队，每队120到150人。所谓的场员，那是和劳教分子混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极少数，劳教分子是汪洋大海，场员是几叶扁舟。惟一不同的，就是场员有20元左右的“工资”，每年有两周所谓的探亲假，刚摘帽那会儿，场员可以和干部一起吃小伙房，而到军天湖，又被取销，通统赶出，和劳教一锅煮了。
　　我到军天湖之后，曾经写信给吴桐，他有回信给我，有一次，他洋洋洒洒，竟写了几千字，其中最使我感慨的话是：“想我兄弟，今生怕是难得相聚了！如果可能，今后就写写信吧。”是呀，他是我的知音，这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他还告诉我，我走后，蒋某人因表现突出，成效超然，科员跃升正科，到胎盘室当书记了。是呀，他在官场高一尺，我到人前矮三分。
　　1962年的秋末冬初，农场投入一定量的劳力搞林业。这有两种，一是种茶，第一步和主要的工程是挖沟；再有是种果树，第一步和主要工程是挖坑。相继种下茶树、桃树。各中队均参加劳动，我就挖过五个桃树坑，深1米，宽80公分。
　　刚到军天湖，我在下湾五队，我的岗位是种地户、庄稼汉，五个月后，我被调入下湾一队继续当统计员。当此大任，好像是因为我在原闽北坑塘九队有个好名声，这回我是被分场管教组组长於明才提名。统计员的任务，是按生产队长要求，每天将具体任务分解到各组，每天验收各组劳动质量和完成数量，月底结算工分。因彼时某些日用品凭证供应，每月一次，由统计员统一去分场代销店采办每天去分场部领取全队的报纸、信件。这样，统计员就有了管理的内容，而大不同于在闽北了。
　　一队原来有个叫朱士超的统计员，原是会计师，但快50了，又是历史反革命，这就让我顶替了，真是不好意思的。后来，他“妄图复辟”，多次想拱掉我，未能成功。又有一个叫蒋恒远的，也很觊觎。
　　下湾一队是分场龙头队，中队长是纪学海，中队副是孙立修，事务长是曹征爱，此三位家属在分场，是以场为家的。管教员是刘忠康，就是当年结婚两天就赴闽北的那位。此人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写字速度相当快，还喜欢唱歌，所以，中队开会时，他都要求先唱支歌。此时，我就很得意了，因为唱歌时，总是我指挥。所唱，无非也就是《社会主义好》《一条大河》《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该队有劳教分子、场员130余人，有水旱田527亩3分，山地81亩8分、茶林11亩2分。
　　老习惯了，和在闽北一样，我仍然向中队部求得读旧报纸的机会。刘忠康对此也很支持。这样，我比在闽北进步了，不想自杀了，这主要是因为麻木了。当然，精神的痛苦，挥之不去。
　　农民经大饥荒的沉重打击之后，一种求生的力量，一下子就喷发了，就舍死忘生、不要命了，偷偷摸摸，不顾一切地搞生产了。安徽小岗村农民的搞生产，是准备坐牢杀头的。其实比如养鸡，三四个月，就有了一只一只童子鸡，十几个月就有了一只一只老母鸡，几个月，就有了瓜瓜菜菜和豆豆果果，八九个月就是一头大肥猪，几个月就有了这样那样的粮食，一年就能丰收。这几项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安徽宣城虽是重灾区，但恢复得很快很好，几乎是转眼之间的事。
　　当地的生产发展，场劳分子沾了光。对于所谓的场员和劳教，虽一律规定不得接近群众，但因为终究没有大墙，没有铁丝网，所以，对下山的5000饿鬼，你关不住的。饿了嘛，保命第一。所以，一到军天湖，劳分子就四出活动，深入群众，买一点、换一点、摸一点、偷一点。这当然是违规的，各级干部，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可是，生命与规矩，孰轻孰重？因为大有利于活命和农场生产，有问题也不严重，所以，干部是一眼开一眼闭，并不阻拦。中队干部熄灯前，假装无事人，到集体宿舍兜一圈，见不差人，也就大放宽心地去睡觉了。
　　而最受欢迎、最大众化的，就是地瓜，也就是山芋，村民、农场都种。生熟咸宜，价廉物美，营养丰富，健体强身，场劳分子的脸上有肉了，互称“山芋面孔”。当然，我从迁场的第一天起，就不吃“剩菜剩饭”了。但那也只能救一人，而迁场军天湖，救了5000。干部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有鱼有肉，有鸡有鸭。
　　所以说，迁场之举，正确，英明，光荣！千岁，千岁，千千岁！
　　最是焦村之东，有一山岭，岭上有一片树林，人称快活林。那里的地界，不属军天湖农场，是一个边界，但无“边防”。
　　快活林，真快活！我也去过几次。每天入夜，摊位成排，灯火萤萤，热气腾腾，鸡鱼肉蛋、野兔山鸡、馒头馅饼、米饭面条、瓜子花生、香烟火柴……凭君选用。摊主非但有就近金坝村民，有的还来自稍远的寒亭、杨柳铺，甚至来自宣城。场员、劳教纷至沓来。生意做得“牙豁豁”。买卖双方，友好、亲热。比如，你买一碗肉，钱已付了，肉已拿了，摊主还会亲热地再夹一块肉送你。当然，比如那碗肉是9元，你递上一张10元券，也会痛快地说：“不用找了。”买卖双方融洽、友好而且通名报姓，老王、小李、赵大姐、张大娘，叫得亲热。
　　快活林，真快活！多时可以集聚百人。那里，摊主称自由市场，场劳分子却只称“快活林”，该品牌全场皆知，含宣城市市长、农场党委书记。这名字叫出来，就是一个爽！
　　快活林，真快活！如此胆大，如此无法无天，那还了得！又牵涉到军天湖农场这样一个很大很严肃的政治单位，事关“外交”，所以，当地大队、公社，不敢贸然行动，这就报告了宣城人民政府，政府很重视，派员来场接洽，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专政机关怎么办？”
　　事实是，在风起于青苹之末，在只有三个五个摊位时，当地就曾冲过几次，清静了两三天。孰料，后来，摊位竟变成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二十个了……越冲越多了，野火烧不尽了。政府来人了，场部由管教科科长李华甫同志接待，他装聋作哑，说“啊？有这等事，我们还不知道呢，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呀！这样，毛主席教导我们，办事要调查研究，是不是让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来员说：“最好最好！你们上海同志办事，就是这样地仔细、认真。”李科长留客人食堂午餐。餐时，客人说：“你们上海人烧的小菜，刮刮叫，得说了，好吃好吃！”李科长说话很幽默，他说：“要是跟快活林的小菜比比呢？”对方也爱开玩笑，说：“那不过是我们宣城的土特产，土特产。”
　　对于快活林，还有场劳分子偷鸡摸狗、灰色交易、地下市场之事，农场早有掌握，而且有一个基本的估计：物极必反，5000饿鬼下山，产生这样的情形，势所必然，放一放，问题不大，而且有好处，对恢复场劳人员的健康，甚至保住和延续他们的生命，还有投入生产，至关紧要。稍后，物极必反，只要农场生产搞上去，这种现象也就会自生自灭了。
　　再说这次客人走后，李华甫找出了几个月之前的一份文件，那是他们管教科关于快活林问题，向场领导的一个报告，上面有场党委书记魏林生同志的批语，也只五个字：“民以食为天。”李华甫又将内容重阅一遍，而后微笑着将文件放回。一两个月后，宣城方面来电话，问怎么样？李华甫说：“我们场领导高度重视。但是如何处理，我们要研究研究。”再一两个月后，对方又来电话，李华甫说：“我们已经对全体场员、劳教人员进行了正面宣传，做了纪律教育。”对方说：“不行的，我们到现场看过了，情况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李华甫说：“那我们再抓紧教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一抓到底，决不宽容。”又一两个月，对方又来电话，说：“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呀，现在情况是大有好转，你们辛苦了！”李华甫就奇怪了，他并没做什么工作呀，何以平白里受了表扬？也就二三里路嘛，晚餐后，他戴上大口罩，现场视察。其实，这是他第三次去快活林了，他问了问摊主和场员、劳教，还买了两只馅饼，回来的路上，腹中饥了边走边咬馅饼。
　　李华甫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他逗留了三四十分钟，一旁有张小桌子，旁有两只小竹椅，坐上去吱格吱格响，他和那位女摊主聊了几句。摊主最后说：“不像老早了，现在生意难做了，你请他们来，他们也不来了。”近来的客流，真的是每况愈下了，摊位也越来越少了。最多时，一个摊位的营业额可达二三百元，后来是日见其少，今晚这位才做了50元。那么，客流都到哪儿去了呢？一是农场周边村民可就近“供应”，因为是与村民家庭交换，少了商业性，成本低，物品便宜，也方便，又何必舍近求远，赶到快活林去快活？第二是陆续有场劳人员家属从上海来探望，有食品带来；第三，最根本的一条，农场生产大发展，一年大变样，粮食根本不是个事，蔬菜、副食品充裕，杀猪宰鸡渐入常态，场劳人员生活改善了。5000饿鬼，半年时间，身体里不缺什么了，有点油水了，健康全恢复了。所以，你那个快活林，场劳先生，你请他们去玩玩，他们也懒洋洋了。最终，一度繁荣昌盛的快活林，也就自生自灭，无人问津了，剩下的，也只是那片小树林了。个中道理，相当有趣，耐人寻味，还可以认为是当时社会的一缩影。
　　上列趣事，有的是农场开改造积极分子大会，李华甫在大会上对我们讲的，有的是中队干部传达的，当然，多数是我的实践。
　　却说上海市军天湖农场，第一年，15000亩农田，就喜获丰收，粮食真的没处放了，总场不得不赶紧造粮库。其他副业也大有可期。于是就开窑厂烧砖，各分场都有一个建筑队，为分场部和分场干部家属、为各中队场劳人员，建造砖瓦结构的永久性住房，计划五年内全部完成。场员的工资有了提高，平均22元，再以工分计算这就是统计员的工作了。而我则是30.80元固定工资，也是全队最高的。这里的经济和政治是二元的，就是说，农场生产蒸蒸日上，场员情绪每况愈下。
　　然而，政治是不能忘记的，自1958年到1962年，即到军天湖的第一年，5000劳教分子，就已经改造四年了，还是劳教分子，而且，农场明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冤枉的，有问题也是不大的。比如我原来所在坑塘九队，151人，四年才解除了4个人的劳教。可其余人，自闽至皖，老老实实，没犯错误，更没犯法，更没“乱说乱动”，而是老老实实，积极劳动。叫他向东他不向西，叫他打狗他不撵鸡。那你到底要他劳教多少年呢？
　　而可怜的劳教分子吃饱了，有的就又想事情了，也就难怪有的劳教说劳教不如劳改了。因为劳改是有期的，有判决书的。不管如何，有判决书好，遑论正确与否，但可以说明凭什么处理你，又有个时限。不过，这年年底，就下湾分场而言，也解除了二十几个人的劳教。可这是不够的，很不够的，因为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呢，只能是王老五卖糖——零打碎敲，每年解除一次，1963年，也不过摘了五十多。1964年，六年多了，也许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说不过去了，“哗啦”一下，分场开大会，“一风吹”，剩下的八九百劳教分子，就基本全给解除了，也就全场员了。会上，干部宣读名单，读得口干舌苦，接连换人，才将名单读完。这和第一次一样，和有史以来一样，只在大会宣布名单，而不给任何形式的书面凭证，也不说理由，当然一律留场。
　　不过，事到如今，各队多少还有那么一两个、三五个还是劳教分子呢。那也不着急，此后的一或二年，只是管教队长个别说一下：“张三，你午餐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或者说：“李四，你收工后找我一下。”“或者说：“王二麻子，你明天找我一下。”而后，分别对他们说四个字：“你解除了。”就这样，七年了，闽北来的5000人，就真的全“场员”了。
　　场员是场员了，解除是解除了，但大家全没了激动的神情，少了感激的表达，这也太没良心了，太冷血了吧！不过，我们真的麻木了，而尤其在于不解除在农场，解除了也在农场。不解除改造，解除了继续改造，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变为劳改了，升级版了。而且，就锅炒菜，就地改造，该干啥还干啥，原来是啥还是啥。一句话，我们是永久的不变的人家的阶级敌人。
　　对于“场员”这一雅称，当时在场员中，有那么十六个字：

　　场员场员，
　　又长又圆；
　　一家老小，
　　永不团圆。

　　是呀，一个是长的，一个是圆的，怎能捏到一起去？这十六个字，在军天湖流行很广，农场组织说，这是反动言论，要追查，可是，到哪里查？查不到的。同时，禁止流传，有场员又在背地里牢骚了：“政府不让我们‘团圆’了。”这就更反动了，要坚决打击，可是，举起铁拳，无从下手。
　　在这家农场，解除劳教，并不等于摘除四类分子帽子，因为所有八千多人全都是四类分子。即令是这两道关过了，也不能成为正式职工，而是进入场员这样的劳改状态，而非正式职工。以我个人而言，要成为正式职工，农场有规定，必须“摘掉劳教帽子，又不戴四类分子帽子。改造表现突出好，或者有较大贡献。但要从严掌握。”这不就是过了一山又一山嘛。这五句话，每一句就是一座山。最后一关又是“从严掌握”，那你也就完了！我的表现，应当说是“突出好”的，但“从严掌握”，也就将我排除了。所以，我在那里改造了二十年，其间解教以后就是十六年多，还是没能当上正式职工，就是当上了，比之干警，仍是低人一等，天上地下。而且，就整体场员而言，又重新来过，又和当年解除劳教一样，转职工，每年每队一或二人而已。那就是明摆着，天饿不死你，人另有办法，这就叫死路一条。
　　天地良心，对于这8114名劳教分子，改造了二十多年，死了几千人，生者除了被无端惩罚；在思想上，全变得麻木、愚蠢、落后，而乏善可陈。这似乎是一种遗憾。
　　所以，事实是，农场生产大发展，这于国于场于所谓的场员，当然是大好事。不过，政治、生产，在这里是二元。
　　1963年春，上海就陆续送来新的劳教分子了，这也是农场的一发展。萧规曹随。迁场后，农场加强了对场劳人员的改造。一到军天湖，全场布置场劳人员写一年一度的1962年改造小结。1963年、1964年的小结，跑居民点，去快活林，都得检查，这就叫秋后算账。这里用得着这八个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还有八个字：场劳改造，本质一样。不过，写了也不怕的，死猪不怕滚水烫，而且，法不责众，您就看着办吧。
　　邻近的小白树村生产队要写生产总结，产队长到下湾一队请人帮忙，点名要我。场群关系很重要，队领导就派我去了。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队长热情地留我洗澡，虽然我很需要，但我怕惹是非，婉拒了。
　　春节将临，下湾分场浴室建成使用，入浴的顺序是——干部先洗，而后是他们家属，再而后，才是“小三子”场员。彼时也，那一池水，浓度已高，肥田为上品，洗人已不宜。何况，还得嗦嗦而抖拖着一尺长的鼻涕，在寒风中排队等候若干小时。
　　这时，生产队长又直接找我，再次热情邀我去洗澡。
　　农场加强了对场员的管理，不准场员和当地群众来往，怕的是我们腐蚀贫下中农，但实际上抓得并不很严。再者，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我是去洗澡，不是乱说乱动，何怕之有！还有，也不能辜负队长一片好意嘛。所以，某日傍晚，我就怀里揣着毛巾、香皂，顺路在山上捡了一捆柴火，赶到了队长家。
　　队长一边接柴火，一边微笑着说：“背柴火来干么事？”“干么事？”即“干什么？”。这是当地老乡的常用语，而且，话从他们口里说出，很好听，宣城味特浓。
　　队长给了一碗茶，还有自制的炒米糖，让我在堂屋享用，自己则到一旁去烧水。后来，我跟了去。那是一栋“黄土为墙茅盖顶”的小屋，屋里堆着不多的柴火，盘着一腔土灶，灶上有两口锅，小锅是烧猪食的，大锅是烧洗澡水的。一旁有铡刀，锄头，铁锹等农具。而煮饭、烧菜的灶头盘在堂屋。这两栋屋子，很是空旷，因为这家只有队长一人，父母不幸饿死于前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与我们闽北三千劳教，同归于尽。
　　我猛然想到：我洗澡，他人为我烧水，这不就是不劳而洗吗？不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吗？不就是很反动吗？于是，我就抢着自己烧，队长就到那边大屋去干别的了。
　　就像当年上海办闽北农场那样，逞能并不等于能解决问题，我将火烧得熄了，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呛得自己干咳连连，幸得队长及时赶到，重新将火烧旺。半小时后，水热了，我向队长要澡盆，队长笑了。原来，并不是在澡盆里洗，而是直接爬到锅里去洗。我吓一跳，这不就是“煮”人吗？我忽地想到《国策•齐策一》以鼎镬煮人之烹刑。但我旋即又忍不住笑了，而且又立即产生了好奇心、新鲜感，何不一试！
　　这口大锅的直径不下80公分。队长说，这是洗澡专用锅。因为缺货，又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还因为卫生观念滞后，所以这种锅并非每户农家都有。据队长的意思，有了这口锅，论那档次，也就等于或高于今日上海居民的拥有淋浴房了。
　　队长拎来一桶冷水放在灶台上，另有一瓢再取过一块木板横在锅上，而后请君入锅，便随手带上门去了。那门比较破旧。我搬过刀、取来锄头，将门抵得牢了，怕的是一旦有女人进来，那我的罪就大了。我卸衣下锅，赴汤蹈火，引颈就煮。
　　我坐在木板上，双足却不敢用力，深怕踩破锅底。队长在屋外忙着什么，还不断和我通话，问冷问热，进行“遥控”。我也几次“调温”：加冷水或跳下灶头添柴火，最后去了木板，蜷起身，变个大虾米，小心却又是痛快地盘着身子，在锅里狠“烹”了一回，舒服极了。
　　不是说改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嘛，此次浴后虽未换骨，却有脱胎之感。是的，今天我在这里脱胎，而后回农场换骨，再而后，总可重新做人了吧。
　　此后，我一接触到沐浴事，每每忆起那间小屋，那口大锅，还有那位生产队长。不过，实事求是，有件事，我得交待清楚——那位队长是女的，是位姑娘，她有个好听又有学问的名字，叫周鸣凤，热情、泼辣、俏丽、大胆，20岁的年华，饥饿的年头已过，地瓜、大米、蔬菜，将她养得很标致，这天，她又特意穿得单薄，所以，一对乳高高地耸立在你的眼前，口水从她嘴角流出。不约而同，饥饿也已离我而去，我也完全健康、正常，就像一般的男人那样。她大胆地拉过我的手，放在她的胸上。我俩饥渴、充满欲望的目光，对视着，她猛然将我紧紧搂住，用她的胸脯，磨蹭我的胸脯。我慌神了，松松地搂了她一下，以示回报，不料，她竟唧唧有声地亲我，再腾出手来，上下乱摸我，这就很惊心动魄了，热血直冲我的脑门。不得了，使不得！我用力将她推开，她差点跌倒，这就比如是一盆冷水泼过去，一团火，也就灭了。我慌忙离开她，慢慢往回走，尴尬地回头，致歉地一笑。而她，就那样呆呆地站着，长久地看着我，是一个木头女人。我匆匆往回走的时候想到，怪不得她两次请我洗澡呢，只怕早就有了心思。当然，这是她看得起我，我不怪她的，而是，而是……
　　此后，周鸣凤也常在一队的山前山后打猪草，所以也偶尔会和布置生产、检查劳动质量的我相遇。但她不理我了，因为她想，这根本就不是个男人，为么事要理他！就是说，她有气。我倒也想保持一种友谊。再者，说不定将来有什么发展，所以也偶尔和她搭话，在我的心中，对她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歉疚心理，这种心理，长久地存在着。
　　不是吗，下湾五队，有个叫李宝华的场员，附近三棵树村的一个姑娘好上了，两情相悦，在野地里做了事，而且成效卓然，女方怀上了，后来正式结婚，李家从上海来了三桌人，在宣城最大饭馆敬亭山酒家办了五桌。而后，李宝华就转到三棵树村当农民了，再后来，他还当上了生产队长。此为场农通婚之一例。我的未来又当如何？她有房有地，招进去也是一条路。

　　本文选自《静静的军天湖：亲历七千三百天》，张百年／著，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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