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芹：武大旧人旧事

┃Personal History

武大旧人旧事

© 吴鲁芹／文

　　一

　　一位青年人同一位老年人谈天。青年人说：“您怎么一下子又把话扯远了一扯到别的事上面去了？”
　　老年人慨然答曰：“到了我这种年纪，提到某一件事，就会联想到另一件事或者另几件事。提到某一个人就会联想到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要想文章切题就很难了。”
　　这正是我目前的心境。
　　此处所谈的是四十年以前的旧事。其中有些人尚健在，不少早已先走一步——走了。但是旧人旧事往往是身无长物老年人的重要财产。

　　二

　　幼时初读《三国志演义》的印象是单名的人何其多也！初到武大的印象也是单名的人何其多也！一九三七年秋，上海正是大战方酣，直接溯江而上去武汉的轮船当然停了。先循陆路，再走水路也还是相当方便，我是存心拖一拖再说。因此到了珞珈山办入学手续，已经迟了一个多月。注册组的执事先生们，颇为客气，说是战区来的，可以通融，只要写一简单报告请教务长批准就行。那时“战区来的”，和稍后的“流亡学生”，好像都是一种资格——别人该让他三分的资格。当然比伤兵的地位还是要低一些。
　　我按照了注册组的指点，就拿了一张刚写就的报告，直入教务长的办公室，我亦不知他是何许人，鞠躬如仪之后，就递上报告。他亦一言不发，在报告上批了“特准注册　览　月　日”。我就拿去办入学手续，也还不知其为何许人也。稍后方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国际法专家周览（鲠生）。接下去顺序要请文学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在注册证上签字的。院长是陈源（通伯），系主任是方重（芦浪）。再翻一翻武大一览中教职员名录，现在还能记起的是：中国文学系主任刘颐（博平）、哲学系主任高翰（公翰）、经济系主任陶因、物理系主任查谦、机械系主任郭霖。总之，当时以为是置身在《三国志演义》的环境之中了。
　　这种单名的天下，到后来学校内迁四川乐山，也还是有增无减。大约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四川大学易长发生风潮。领衔反对教育部派程天放接长川大的是当时川大文学院长朱光潜（孟实）。似乎武大的学术自由气氛较浓，而且和在成都的川大距离也较近，反对以党人治校的一批学人，就转移阵地到了武大。其中包括前川大校长张颐（真如）、哲学系教授到武大担任注册主任的叶麟。同时中国文学系就在那一年请了讲书如演戏的教授高亨，和后来与我有点交往的黄侃的侄子黄焯等人。可见单名的势力，迄未稍衰。至于后来吴宓（雨僧）就任外文系主任，那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区区已不复是学生，套用一句陈腔，已经是“滥竽上庠”的不肖之徒了。
　　在乐山时，曾有人用“高翰高公翰”为上联，对以“顾如顾友如”。平仄倒是十分工稳。高翰原为哲学系主任，后来改任文学院长，为人极其风趣，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武大初迁四川乐山时，当地的县立民众教育馆曾经洽商武大教授作一系列的演讲。用意相当谦虚，好像是区区小地方，忽然有了一座大学堂，来了这么多大学者，就请开导一番，启迪一下民智如何？记得高公翰先生的讲题是“笑”，谁不曾笑过？那是并不怎么费事的事情。可是唯有哲学家、心理学家才说得出那么多大道理，而且他深入浅出，谈笑风生，并未存心卖弄学问，而处处显出博学。我想武大能在当地民众间建立学术地位，高公的一“笑”之功不可没也。
　　上述下联的“顾如顾友如”，是外文系教授兼女生指导顾如字友如。顾女士只教一班英文，是美国某大学的一名硕士，大约英文甚好，可是未见她用中文发表过文章，因此没有人把她归入女作家一类，去增加“珞珈三杰”的名额（“珞珈三杰”者是小说家画家凌叔华、戏剧家袁昌英、散文家苏雪林）。顾女士是南开出身，据说当年是南开出名的校花，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是渐进中年，但是风韵仍极高雅，相信当年校花的头衔，绝非虚誉。后来在台北一次聚会中，座中大半是男女弟子，小半是她昔日的同事，有人对她当年倾倒芸芸众生的情形，愿闻其详，于是众口一词：“顾老师，说出来听听嘛！”我想，那时她已是六十以上的高龄了，可是并未现老态，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就差没有闹出人命案子来就是了！”这是何等的笔墨！她没有写文章是十分可惜的事。用笔能够经济到一如蜻蜓点水，一句话远胜过一篇冗长的叙述了。
　　顾女士管女生，据女同学说，十分讲情理。不像婆婆管小媳妇，也不像狱吏管囚犯，松紧有度，颇得口碑。就连不时枉顾白塔街女生宿舍的男士，也说她富于同情心，没有把好逑的君子，一律看做是抢亲的恶汉。我有一位好朋友，籍隶法律系，经常到外文系来“留学”，醉翁之意是想结交我们班上一位除去衣着尚入时、其余并无可取的女生。某晚某君携了三本大书，都是属于古典名著之类的东西，直奔白塔街求见该女。据他回来报告的灾情是：先是双方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接着他就以三大本名著相赠，对方似乎是不知所措，花容失色。连叫几声“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就从会客室奔到后面去了。这时顾女士正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知道准是碰了钉子了，问明原委，不免莞尔。“原来是这么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啊！好了，好了，把这三本书留在我这里，我也是念文学的，我可以看；有时也有女同学向我借书看，说不定我还可以替你借给她！”后事当然并没有照这种如意算盘发展，不过我这位朋友对顾女士的雍容，真是感激涕零的。他说：“不但感情上不肯把这几本书抱回来，体力上也真的抱不动了。”
　　上述以“顾如顾友如”对“高翰高公翰”，也有人以“陈源陈祖源”作下联的，这不大妥帖。因为高翰字公翰，顾如字友如，都是一个人。陈源字通伯，陈祖源乃是另一人。唯此人亦颇有可记之处，他是历史系的教授，欧洲史是他的专长，他准备的讲义，材料十分丰富，在教室中讲授时又时时加以补充，问题是他舍不得“割爱”。他授欧洲史，往往一学年才讲完上古史，他授欧洲近代史，略微提一提近代史以前的事，以便衔接，这一提就把一学期提掉了一半了。

　　三

　　写武大的旧人旧事，自必要从校长王星拱（抚五）写起。我虽忝列门墙数年，并未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极好，总觉得大学校长就该像他那副模样。他终年是长袍马褂，有重要集会如此，平常亦如此，在珞珈山时代，我只是在汪兆铭、王世杰、陈立夫三位中央大员到校演讲时，看到他在大礼堂讲台上作简短的介绍词，那也真是简短。后座之人，还不大听得清楚。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不像一般介绍名人演讲的主席，奉承的嫌疑很重，然后再把别人的废话摘要或补充作一个总结，坐在下面的听众苦了。
　　我对王抚五校长的好印象，实在都是由道听途说而来。可是每听到一点小故事，就增加一层对他的好感，为了维护这层好感，往往就拒绝相信传闻可能失实，固执到底。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位化学系的高材生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当然是言语上的冲突），似乎理亏的并不是学生，可是教官嗓门儿大，来势汹汹，训导处想用记过的处分来平教官之怒，可是我武维扬的教官不答应，声称不把该生开除学籍，自己就卷铺盖。所谓以去就力争了。在校务会议中，王校长没有官官相护的习惯，把是非曲直弄清楚，就慢吞吞地说：“我宁愿更动一个教官！”我自从听到这一件轶事之后，私下对这位校长就开始肃然起敬。这是何等的风度！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入世未深，容易冲动，好像有点欣喜若狂的状态，连声说：“大学校长当如是也！”
　　另一宗轶事是他敢于漠视政治现实，于故交则情重如山。据说陈独秀死前的晚景已甚凄凉，死后更凄凉，几乎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料理后事。那时国共虽然合作，但对陈独秀似乎都有恶感，只是程度深浅不同，恶感的造因亦不同。他活着的时候，大家对他已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死了当然不会有人来“忝叨知末”，或者“谊兼师友”了。抚五校长与陈独秀是同乡，在北大是同事好友，当年陈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抚五先生是理科学长（相当于今天的理学院长）。据说陈独秀的萧条后事，是由抚五先生出来领衔治丧，才略具规模，才有了相当可怜的哀荣的。一位国立大学校长做这样的事，在当时算是有胆量的行径。其实他对当道的不卑不亢是相当划一的，到了侵害了他的办学或者做人的原则，他几乎是宁亢不卑。有一年军统局中统局的特务人员，抓走了若干名学生，事先并未通知学校当局，过几天又都放回来了，像是一场闹剧。听说校长为这件事震怒了好几天。上书当道，有扔掉校长纱帽来表示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念，大约获得“不再发生”的保证，才打消辞意。
　　我获得王抚五校长照应的是一封亲笔写的八行。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尾或者一九四〇年初，我已经是病体支离，颇有不起之势。乐山小地方，医药设备差，而我的病情似乎又复杂迷离，几个好朋友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把我送到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去碰碰运气。似乎不如此，大家都心有不甘。行前有人到秘书室要封公函，请求医院体念该生来自战区，经济断绝，贫病交迫，酌情减收医疗费用等等。等到我的好朋友去拿这封公函的时候，秘书室办事的人又给他一封王抚五校长亲笔写给“寿南院长吾兄”的私函。三大学联合医院是中央、齐鲁、华西三个大学医学院合办的，院长是中大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我一见到这封信就知道是校长的亲笔。那时乐山有一家裱画铺，我路过时总进去看看，常见到校长的法书。他虽然是科学家，可是诗做得好，字也写得好。另外几位书法家是哲学系的胡稼胎，中文系的刘颐、刘永济、徐天闵，机械系的郭霖。我若不是为了那封信的实用价值，几乎想把它留下来了。
　　当然那时的大学没有今天大学学生两三万人的规模。两三千人也还是有的。做校长的肯在百忙中为一个并无一面之缘的学生亲笔写封求助的信，这种人情味是很难得的。我所知道的王抚五校长，就是这么两三件事，就凭这两三件事中所表露出的雍容、讲理、重道义、富于同情心，立传的人或者是替“为人师表”塑像的艺术家，也就不缺少什么基本资料了。

　　四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我的“误人”与“误己”生活》，写大学生活的一段，曾经提到某些教授，大半是我直接受业的。为了避免重复，这里不再提他们了。此处多少是想用漫画家的手法，描绘出我依稀记得的印象，或者依稀记得的传闻。外文系有一位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李尔王》出名的孙大雨，是写新诗的才子，他上课时有时会心血来潮，在黑板上抄出一节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再抄一节徐志摩的诗，也还是连呼“狗屁！狗屁！”接下去就抄一节他自己的诗，击节赞赏。这和他上的课并无关系，然而有了这段前奏序曲之后，似乎他上正课的情绪才能纳入正轨。同他有往来的学生说，孙大雨有两件讲究的东西：一张座椅和一张床，他相信一个人大半生都消磨在这两张家具上面，讲究一点也不为过。除去同代的诗人作品容易触怒他之外，就该轮到管轮渡的人了，他坐武昌到汉口的轮渡，十有九次要和轮渡或者码头上的工作人员，言语上发生一点小冲突。没有人问他何以要如此，就像也没有人敢问他闻某、徐某的诗何以是狗屁一样。同诗人才子去讲理，对彼此都是扫兴的事。
　　不是诗人才子而也专治英诗的是费鉴照，此人天分不怎么高，但是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苦读了几年书，英文能动笔，自诩为“文学的英文”，十分瞧不起历史系教授郭斌佳写的“新闻记者的英文”。学校内迁之后，郭斌佳没有跟去，留在重庆外交部或者是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做官去了，并且主编了一份英文刊物。有一次费鉴照把这本刊物带到教室中，把郭斌佳的英文解剖得体无完肤，然后就劝大家学习英文，一定要取法乎上，那当然就是指他的“文学的英文”了。高年级的同学说，他们之间可能有私怨。费、郭二人那时都是青年单身教授。在脂粉群中，郭斌佳的仪表谈吐一定容易博得名媛淑女的青睐，费鉴照不免瞠乎其后，唯有在解剖和贬抑“新闻记者英文”上面，报一箭之仇了。
　　费鉴照的专长是“浪漫诗人”。在利物浦的论文就是济慈。他平时的穿着相当马虎，唯有开始教济慈的一段时间，总是衣冠楚楚，讲完济慈就恢复旧观。他有肺病，我想他有时是以济慈自况的。说不定他在恋爱上也有过痛苦的经验，提到济慈的女朋友樊妮·布朗，不止一次双眉紧蹙，严词呵责，好像济慈就是樊妮害死的。后来听说他终于死于肺病，不过不是夭折，比济慈多活了一二十年。
　　还有一位中国才子型的教授是陈登恪，他是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共有的财产。他在中文系教中国小说史，在外文系教法文。到了第三年的法文，勉强可以称做法国文学。有人说他一肚子学问，可教的东西多得很，可是教什么也等于没有教。他上堂就念他的讲义，对学生视若无睹，顺着钟声下课。他是大诗人陈三立的儿子，大学者陈寅恪的弟弟。江西省修水县陈家的祖坟一定风水好。他们弟兄辈个个得天独厚，个个都有成就。除去陈寅恪是博通今古、流贯中西的通儒以外，他的长兄是名画家，二兄陈彦通是以研究目录学望重士林。陈登恪的名望不大，据说是因为少年时在恋爱上受了挫折，寄情诗酒，无心著述的缘故。相传他在少年时代与某相国之女已到了论嫁娶的阶段，半路上杀出一位青年军官，秀才遇见兵，秀才败下阵来，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去了。他嗜酒如命，中年说话时有点发抖，双手亦微颤。中文系的老先生们对他的诗文很佩服，外文系主任方芦浪有一次对我们说陈登恪在法国时写过一本《留西外史》，可惜绝版失传了，是一本极有趣味的小书。他对陈君的记忆力，尤其是已经到了哀乐中年的记忆力，不胜其惊羡。据说他们有一次同游乐山对岸的乌尤寺大佛寺，倦游归来，陈君能把当时也只是一掠而过的几副长联，逐一背了出来，同有这样异禀的人一起念书，只有落后的份了。
　　教授中脾气大的，或者说爱发脾气的要数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历史系的吴其昌，不过他们发脾气的对象不同。前者是对学生，后者是对图书馆员。燕树棠原是北大法律系教授，和王雪艇、王抚五、周鲠生、陈通伯一批北大老人同来创办武大的，在教授群中是“重镇”之一。思想极端保守，遇到学生不肯好好读书，最痛心疾首，忍不住时就破口大骂。抗战初期，捣乱的学生用“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做题目来罢课、来请愿。他在法学院门前对请愿的学生就迎头痛击：“你们说给我听听，什么是战时教育！教育就是教育，你想学开枪杀敌人就到军校去，到前线去，不要在这里捣乱，妨碍别人上课。”
　　吴其昌爱对图书馆员发脾气，就像孙大雨和武昌到汉口轮渡上的工作人员冲突一样，都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专对一人而发，我们对某一类的人或者某一制度，心存偏见，这种偏见殃及在这制度中讨生活的池鱼，是相当普通的事。我亲眼见到两次吴其昌在图书馆大发雷霆。此人瘦骨嶙峋，平时说话讲书都把弦子绷得很紧，吵架更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他拿起手中的一本书对着图书馆员砸了过去，并未命中，举足一踢，又踢到了椅子脚，一跛一跛地徒呼负负而去。特别斯文的是经济系的两位大牌教授杨端六和刘秉麟。他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当面背后还是“杨先生、刘先生”。

　　五

　　四十多年前男女同学约会的事，是不如今天这么开放的。学校内迁之后，女生宿舍在白塔街，好像原先是所女子学校，名字是静德女校。我何以记得“静德”两个字，是外文系的才子赵瞎子（名隆骧，一眼失明）替中文系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起了一个“静德门前空伫立”的绰号，指这位仁兄找女同学碰壁而又不立即班师回营的故事。
　　那时找女同学的手续是先向女生宿舍的门房来一个“来将通名”，告诉他要找某某小姐，这位四川老者就提高嗓子：“某某小姐，某某在会客室里等你。”遇到那些纵使恋爱尚未成熟已经是相当固定的往来户，他也就不待来将通名，叫一声：“某某小姐有客会。”彼此心照了。
　　只有一回与我相当熟的一位河北籍姓何的同学，自作聪明，和司阍老者耍了一点幽默，造成进退维谷的僵局。他原先与一位女同学约好出去吃晚饭，到时去迎接的时候，司阍老者问他：“你叫啥子名字？”此人平时就喜欢说笑话，忽然脱口而出：“穷极无聊没落儿光棍团团长。”司阍老者没有细听那一大堆形容词，倒是抓住了要点，向三楼提高了嗓子：“某某小姐，一位团长要会你。”在四川或者云南，内地去的人都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青年妇女给军阀看上了，就凶多吉少。团长虽不算什么大官，在小地方也够“阀”了。这位女同学一听到团长求见，吓得心惊胆战，连忙答覆：“她不在。”何某知道把事情弄糟了，想解释亦无用，司阍老者坚持：“团长，她不在就是不在！”何某立即奔回宿舍，报告灾情。于是大家为他筹谋对策，决定由另一同学去冒名顶替，让何某伫立门外，等约出来之后再转交。可是这位女同学惊魂甫定，走下楼来，一看并非何某，本能地想到其中必有阴谋，立刻就奔回去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以后如何冰释的，是否和好如初，我已不大记得了。

　　本文选自《瞎三话四集》，吴鲁芹／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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