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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鲁芹:武大旧人旧事

吴鲁芹 私人史 2022-03-22

Personal History

武大旧人旧事

© 吴鲁芹/文


  

  一位青年人同一位老年人谈天。青年人说:“您怎么一下子又把话扯远了一扯到别的事上面去了?”
  老年人慨然答曰:“到了我这种年纪,提到某一件事,就会联想到另一件事或者另几件事。提到某一个人就会联想到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要想文章切题就很难了。”
  这正是我目前的心境。
  此处所谈的是四十年以前的旧事。其中有些人尚健在,不少早已先走一步——走了。但是旧人旧事往往是身无长物老年人的重要财产。


  

  幼时初读《三国志演义》的印象是单名的人何其多也!初到武大的印象也是单名的人何其多也!一九三七年秋,上海正是大战方酣,直接溯江而上去武汉的轮船当然停了。先循陆路,再走水路也还是相当方便,我是存心拖一拖再说。因此到了珞珈山办入学手续,已经迟了一个多月。注册组的执事先生们,颇为客气,说是战区来的,可以通融,只要写一简单报告请教务长批准就行。那时“战区来的”,和稍后的“流亡学生”,好像都是一种资格——别人该让他三分的资格。当然比伤兵的地位还是要低一些。
  我按照了注册组的指点,就拿了一张刚写就的报告,直入教务长的办公室,我亦不知他是何许人,鞠躬如仪之后,就递上报告。他亦一言不发,在报告上批了“特准注册 览 月 日”。我就拿去办入学手续,也还不知其为何许人也。稍后方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国际法专家周览(鲠生)。接下去顺序要请文学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在注册证上签字的。院长是陈源(通伯),系主任是方重(芦浪)。再翻一翻武大一览中教职员名录,现在还能记起的是:中国文学系主任刘颐(博平)、哲学系主任高翰(公翰)、经济系主任陶因、物理系主任查谦、机械系主任郭霖。总之,当时以为是置身在《三国志演义》的环境之中了。
  这种单名的天下,到后来学校内迁四川乐山,也还是有增无减。大约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四川大学易长发生风潮。领衔反对教育部派程天放接长川大的是当时川大文学院长朱光潜(孟实)。似乎武大的学术自由气氛较浓,而且和在成都的川大距离也较近,反对以党人治校的一批学人,就转移阵地到了武大。其中包括前川大校长张颐(真如)、哲学系教授到武大担任注册主任的叶麟。同时中国文学系就在那一年请了讲书如演戏的教授高亨,和后来与我有点交往的黄侃的侄子黄焯等人。可见单名的势力,迄未稍衰。至于后来吴宓(雨僧)就任外文系主任,那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区区已不复是学生,套用一句陈腔,已经是“滥竽上庠”的不肖之徒了。
  在乐山时,曾有人用“高翰高公翰”为上联,对以“顾如顾友如”。平仄倒是十分工稳。高翰原为哲学系主任,后来改任文学院长,为人极其风趣,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武大初迁四川乐山时,当地的县立民众教育馆曾经洽商武大教授作一系列的演讲。用意相当谦虚,好像是区区小地方,忽然有了一座大学堂,来了这么多大学者,就请开导一番,启迪一下民智如何?记得高公翰先生的讲题是“笑”,谁不曾笑过?那是并不怎么费事的事情。可是唯有哲学家、心理学家才说得出那么多大道理,而且他深入浅出,谈笑风生,并未存心卖弄学问,而处处显出博学。我想武大能在当地民众间建立学术地位,高公的一“笑”之功不可没也。
  上述下联的“顾如顾友如”,是外文系教授兼女生指导顾如字友如。顾女士只教一班英文,是美国某大学的一名硕士,大约英文甚好,可是未见她用中文发表过文章,因此没有人把她归入女作家一类,去增加“珞珈三杰”的名额(“珞珈三杰”者是小说家画家凌叔华、戏剧家袁昌英、散文家苏雪林)。顾女士是南开出身,据说当年是南开出名的校花,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是渐进中年,但是风韵仍极高雅,相信当年校花的头衔,绝非虚誉。后来在台北一次聚会中,座中大半是男女弟子,小半是她昔日的同事,有人对她当年倾倒芸芸众生的情形,愿闻其详,于是众口一词:“顾老师,说出来听听嘛!”我想,那时她已是六十以上的高龄了,可是并未现老态,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就差没有闹出人命案子来就是了!”这是何等的笔墨!她没有写文章是十分可惜的事。用笔能够经济到一如蜻蜓点水,一句话远胜过一篇冗长的叙述了。
  顾女士管女生,据女同学说,十分讲情理。不像婆婆管小媳妇,也不像狱吏管囚犯,松紧有度,颇得口碑。就连不时枉顾白塔街女生宿舍的男士,也说她富于同情心,没有把好逑的君子,一律看做是抢亲的恶汉。我有一位好朋友,籍隶法律系,经常到外文系来“留学”,醉翁之意是想结交我们班上一位除去衣着尚入时、其余并无可取的女生。某晚某君携了三本大书,都是属于古典名著之类的东西,直奔白塔街求见该女。据他回来报告的灾情是:先是双方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接着他就以三大本名著相赠,对方似乎是不知所措,花容失色。连叫几声“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就从会客室奔到后面去了。这时顾女士正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知道准是碰了钉子了,问明原委,不免莞尔。“原来是这么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啊!好了,好了,把这三本书留在我这里,我也是念文学的,我可以看;有时也有女同学向我借书看,说不定我还可以替你借给她!”后事当然并没有照这种如意算盘发展,不过我这位朋友对顾女士的雍容,真是感激涕零的。他说:“不但感情上不肯把这几本书抱回来,体力上也真的抱不动了。”
  上述以“顾如顾友如”对“高翰高公翰”,也有人以“陈源陈祖源”作下联的,这不大妥帖。因为高翰字公翰,顾如字友如,都是一个人。陈源字通伯,陈祖源乃是另一人。唯此人亦颇有可记之处,他是历史系的教授,欧洲史是他的专长,他准备的讲义,材料十分丰富,在教室中讲授时又时时加以补充,问题是他舍不得“割爱”。他授欧洲史,往往一学年才讲完上古史,他授欧洲近代史,略微提一提近代史以前的事,以便衔接,这一提就把一学期提掉了一半了。


  

  写武大的旧人旧事,自必要从校长王星拱(抚五)写起。我虽忝列门墙数年,并未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极好,总觉得大学校长就该像他那副模样。他终年是长袍马褂,有重要集会如此,平常亦如此,在珞珈山时代,我只是在汪兆铭、王世杰、陈立夫三位中央大员到校演讲时,看到他在大礼堂讲台上作简短的介绍词,那也真是简短。后座之人,还不大听得清楚。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不像一般介绍名人演讲的主席,奉承的嫌疑很重,然后再把别人的废话摘要或补充作一个总结,坐在下面的听众苦了。
  我对王抚五校长的好印象,实在都是由道听途说而来。可是每听到一点小故事,就增加一层对他的好感,为了维护这层好感,往往就拒绝相信传闻可能失实,固执到底。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位化学系的高材生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当然是言语上的冲突),似乎理亏的并不是学生,可是教官嗓门儿大,来势汹汹,训导处想用记过的处分来平教官之怒,可是我武维扬的教官不答应,声称不把该生开除学籍,自己就卷铺盖。所谓以去就力争了。在校务会议中,王校长没有官官相护的习惯,把是非曲直弄清楚,就慢吞吞地说:“我宁愿更动一个教官!”我自从听到这一件轶事之后,私下对这位校长就开始肃然起敬。这是何等的风度!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入世未深,容易冲动,好像有点欣喜若狂的状态,连声说:“大学校长当如是也!”
  另一宗轶事是他敢于漠视政治现实,于故交则情重如山。据说陈独秀死前的晚景已甚凄凉,死后更凄凉,几乎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料理后事。那时国共虽然合作,但对陈独秀似乎都有恶感,只是程度深浅不同,恶感的造因亦不同。他活着的时候,大家对他已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死了当然不会有人来“忝叨知末”,或者“谊兼师友”了。抚五校长与陈独秀是同乡,在北大是同事好友,当年陈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抚五先生是理科学长(相当于今天的理学院长)。据说陈独秀的萧条后事,是由抚五先生出来领衔治丧,才略具规模,才有了相当可怜的哀荣的。一位国立大学校长做这样的事,在当时算是有胆量的行径。其实他对当道的不卑不亢是相当划一的,到了侵害了他的办学或者做人的原则,他几乎是宁亢不卑。有一年军统局中统局的特务人员,抓走了若干名学生,事先并未通知学校当局,过几天又都放回来了,像是一场闹剧。听说校长为这件事震怒了好几天。上书当道,有扔掉校长纱帽来表示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念,大约获得“不再发生”的保证,才打消辞意。
  我获得王抚五校长照应的是一封亲笔写的八行。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尾或者一九四〇年初,我已经是病体支离,颇有不起之势。乐山小地方,医药设备差,而我的病情似乎又复杂迷离,几个好朋友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把我送到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去碰碰运气。似乎不如此,大家都心有不甘。行前有人到秘书室要封公函,请求医院体念该生来自战区,经济断绝,贫病交迫,酌情减收医疗费用等等。等到我的好朋友去拿这封公函的时候,秘书室办事的人又给他一封王抚五校长亲笔写给“寿南院长吾兄”的私函。三大学联合医院是中央、齐鲁、华西三个大学医学院合办的,院长是中大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我一见到这封信就知道是校长的亲笔。那时乐山有一家裱画铺,我路过时总进去看看,常见到校长的法书。他虽然是科学家,可是诗做得好,字也写得好。另外几位书法家是哲学系的胡稼胎,中文系的刘颐、刘永济、徐天闵,机械系的郭霖。我若不是为了那封信的实用价值,几乎想把它留下来了。
  当然那时的大学没有今天大学学生两三万人的规模。两三千人也还是有的。做校长的肯在百忙中为一个并无一面之缘的学生亲笔写封求助的信,这种人情味是很难得的。我所知道的王抚五校长,就是这么两三件事,就凭这两三件事中所表露出的雍容、讲理、重道义、富于同情心,立传的人或者是替“为人师表”塑像的艺术家,也就不缺少什么基本资料了。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我的“误人”与“误己”生活》,写大学生活的一段,曾经提到某些教授,大半是我直接受业的。为了避免重复,这里不再提他们了。此处多少是想用漫画家的手法,描绘出我依稀记得的印象,或者依稀记得的传闻。外文系有一位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李尔王》出名的孙大雨,是写新诗的才子,他上课时有时会心血来潮,在黑板上抄出一节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再抄一节徐志摩的诗,也还是连呼“狗屁!狗屁!”接下去就抄一节他自己的诗,击节赞赏。这和他上的课并无关系,然而有了这段前奏序曲之后,似乎他上正课的情绪才能纳入正轨。同他有往来的学生说,孙大雨有两件讲究的东西:一张座椅和一张床,他相信一个人大半生都消磨在这两张家具上面,讲究一点也不为过。除去同代的诗人作品容易触怒他之外,就该轮到管轮渡的人了,他坐武昌到汉口的轮渡,十有九次要和轮渡或者码头上的工作人员,言语上发生一点小冲突。没有人问他何以要如此,就像也没有人敢问他闻某、徐某的诗何以是狗屁一样。同诗人才子去讲理,对彼此都是扫兴的事。
  不是诗人才子而也专治英诗的是费鉴照,此人天分不怎么高,但是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苦读了几年书,英文能动笔,自诩为“文学的英文”,十分瞧不起历史系教授郭斌佳写的“新闻记者的英文”。学校内迁之后,郭斌佳没有跟去,留在重庆外交部或者是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做官去了,并且主编了一份英文刊物。有一次费鉴照把这本刊物带到教室中,把郭斌佳的英文解剖得体无完肤,然后就劝大家学习英文,一定要取法乎上,那当然就是指他的“文学的英文”了。高年级的同学说,他们之间可能有私怨。费、郭二人那时都是青年单身教授。在脂粉群中,郭斌佳的仪表谈吐一定容易博得名媛淑女的青睐,费鉴照不免瞠乎其后,唯有在解剖和贬抑“新闻记者英文”上面,报一箭之仇了。
  费鉴照的专长是“浪漫诗人”。在利物浦的论文就是济慈。他平时的穿着相当马虎,唯有开始教济慈的一段时间,总是衣冠楚楚,讲完济慈就恢复旧观。他有肺病,我想他有时是以济慈自况的。说不定他在恋爱上也有过痛苦的经验,提到济慈的女朋友樊妮·布朗,不止一次双眉紧蹙,严词呵责,好像济慈就是樊妮害死的。后来听说他终于死于肺病,不过不是夭折,比济慈多活了一二十年。
  还有一位中国才子型的教授是陈登恪,他是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共有的财产。他在中文系教中国小说史,在外文系教法文。到了第三年的法文,勉强可以称做法国文学。有人说他一肚子学问,可教的东西多得很,可是教什么也等于没有教。他上堂就念他的讲义,对学生视若无睹,顺着钟声下课。他是大诗人陈三立的儿子,大学者陈寅恪的弟弟。江西省修水县陈家的祖坟一定风水好。他们弟兄辈个个得天独厚,个个都有成就。除去陈寅恪是博通今古、流贯中西的通儒以外,他的长兄是名画家,二兄陈彦通是以研究目录学望重士林。陈登恪的名望不大,据说是因为少年时在恋爱上受了挫折,寄情诗酒,无心著述的缘故。相传他在少年时代与某相国之女已到了论嫁娶的阶段,半路上杀出一位青年军官,秀才遇见兵,秀才败下阵来,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去了。他嗜酒如命,中年说话时有点发抖,双手亦微颤。中文系的老先生们对他的诗文很佩服,外文系主任方芦浪有一次对我们说陈登恪在法国时写过一本《留西外史》,可惜绝版失传了,是一本极有趣味的小书。他对陈君的记忆力,尤其是已经到了哀乐中年的记忆力,不胜其惊羡。据说他们有一次同游乐山对岸的乌尤寺大佛寺,倦游归来,陈君能把当时也只是一掠而过的几副长联,逐一背了出来,同有这样异禀的人一起念书,只有落后的份了。
  教授中脾气大的,或者说爱发脾气的要数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历史系的吴其昌,不过他们发脾气的对象不同。前者是对学生,后者是对图书馆员。燕树棠原是北大法律系教授,和王雪艇、王抚五、周鲠生、陈通伯一批北大老人同来创办武大的,在教授群中是“重镇”之一。思想极端保守,遇到学生不肯好好读书,最痛心疾首,忍不住时就破口大骂。抗战初期,捣乱的学生用“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做题目来罢课、来请愿。他在法学院门前对请愿的学生就迎头痛击:“你们说给我听听,什么是战时教育!教育就是教育,你想学开枪杀敌人就到军校去,到前线去,不要在这里捣乱,妨碍别人上课。”
  吴其昌爱对图书馆员发脾气,就像孙大雨和武昌到汉口轮渡上的工作人员冲突一样,都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专对一人而发,我们对某一类的人或者某一制度,心存偏见,这种偏见殃及在这制度中讨生活的池鱼,是相当普通的事。我亲眼见到两次吴其昌在图书馆大发雷霆。此人瘦骨嶙峋,平时说话讲书都把弦子绷得很紧,吵架更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他拿起手中的一本书对着图书馆员砸了过去,并未命中,举足一踢,又踢到了椅子脚,一跛一跛地徒呼负负而去。特别斯文的是经济系的两位大牌教授杨端六和刘秉麟。他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当面背后还是“杨先生、刘先生”。


  

  四十多年前男女同学约会的事,是不如今天这么开放的。学校内迁之后,女生宿舍在白塔街,好像原先是所女子学校,名字是静德女校。我何以记得“静德”两个字,是外文系的才子赵瞎子(名隆骧,一眼失明)替中文系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起了一个“静德门前空伫立”的绰号,指这位仁兄找女同学碰壁而又不立即班师回营的故事。
  那时找女同学的手续是先向女生宿舍的门房来一个“来将通名”,告诉他要找某某小姐,这位四川老者就提高嗓子:“某某小姐,某某在会客室里等你。”遇到那些纵使恋爱尚未成熟已经是相当固定的往来户,他也就不待来将通名,叫一声:“某某小姐有客会。”彼此心照了。
  只有一回与我相当熟的一位河北籍姓何的同学,自作聪明,和司阍老者耍了一点幽默,造成进退维谷的僵局。他原先与一位女同学约好出去吃晚饭,到时去迎接的时候,司阍老者问他:“你叫啥子名字?”此人平时就喜欢说笑话,忽然脱口而出:“穷极无聊没落儿光棍团团长。”司阍老者没有细听那一大堆形容词,倒是抓住了要点,向三楼提高了嗓子:“某某小姐,一位团长要会你。”在四川或者云南,内地去的人都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青年妇女给军阀看上了,就凶多吉少。团长虽不算什么大官,在小地方也够“阀”了。这位女同学一听到团长求见,吓得心惊胆战,连忙答覆:“她不在。”何某知道把事情弄糟了,想解释亦无用,司阍老者坚持:“团长,她不在就是不在!”何某立即奔回宿舍,报告灾情。于是大家为他筹谋对策,决定由另一同学去冒名顶替,让何某伫立门外,等约出来之后再转交。可是这位女同学惊魂甫定,走下楼来,一看并非何某,本能地想到其中必有阴谋,立刻就奔回去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以后如何冰释的,是否和好如初,我已不大记得了。

  本文选自《瞎三话四集》,吴鲁芹/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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