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曜东：1945年的楚园和楚囚.上篇

┃Personal History

1945年的楚园和楚囚
上篇

© 孙曜东／口述
© 宋路霞／整理

　　楚园的七十二个新“房客”

　　楚园是上海建国西路上一条不大的弄堂，弄内原有六幢小洋楼，过去是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房子。抗战胜利后卢英被捕，这些房产被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没收，其中一幢五开间的带花园的大花园洋房，被戴笠拿来成立了“军统优待室”，关押了一批在沦陷期间，与军统组织多少有些联系的汉奸（个别人例外），其中有缪斌、温宗尧、梁鸿志、盛文颐（即盛老三）、闻兰亭、唐寿民、吴蕴斋、朱博泉、唐海安、严庆祥、沈长赓、张慰如、金雄白，等等，差不多七十二位“房客”。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底，大约有半年多时间。
　　我因曾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复兴银行（伪上海市银行）的行长，与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程克祥、彭寿、陈恭澍等有交往，并向他们提供部分活动经费，所以也被列为受“优待”的人员之一，并由军统中地位仅次于戴笠的另一头目王新衡，亲自送进去的。直到1946年3月，戴笠在南京郊区飞机摔死之后，军统失势，全国惩办汉奸的呼声日高，蒋汪勾结的内幕一天天被揭露了，这一行人才结束了“优待”生活，被投入提蓝桥监狱。接下来，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走人的走人，各有所归。
　　楚园半年，实为这一批人进提蓝桥之前的拘留期。由于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政府尚未还都，大规模的肃奸还未开始，连周佛海当初还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上海伪行动总队总指挥，所以被关在楚园受“优待”的人，既惶惶不可终日，又抱着些许莫名其妙的侥幸心理，一有风吹草动总是紧张万分，各有表演。兹将回忆所及，略记一二，或许能反映出穷途末路者的心态，以及汪蒋合流时的些许内幕，仅供关心这段历史的市民们参考。

　　戴笠手中的砝码

　　1945年9月底，戴笠把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接到重庆去了，原先的伪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无形中解体，我这个总指挥部的主任秘书自然也没用了。随着重庆接收大员的一批批到来，上海市面越来越乱，因为来接收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了。程克祥他们那些在汪伪时期就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此时亮出“牌子”，成为第一批接收大员。他们抗战中一直没离开过上海，对哪些人是汉奸，哪些人家里有什么房子、财产一清二楚，熟门熟路，所以日本人一投降，他们捷足先登，一下子捞了很多好处。接着是原先在汪伪政府和军队里的一部分人，此时也亮出“牌子”，声称自己是打进汪伪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现在成了正面人物，也到处贴封条、抢汽车、占洋房。后来才是重庆来的各路人马，包括军统的、CC派的，以及其它政界、军界人物，他们见“先头部队”在上海占了便宜，于是更变本加厉地“劫收”，在原先贴了封条的房子、车子、仓库、车库上，再加一层封条，以至于上海西区的一些漂亮的花园洋房大门上，被贴了好几个单位的封条。还有一些根本就是来路不明的人，也在到处抓人要钱，抢地盘，捞好处，都声称是没收汉奸财产。在这场“五子登科”的闹剧中，他们时有分脏不均，于是拔枪相向，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结果程克祥的“小分队”并没有真正占到便宜。在重庆的军统大员到沪后，很快就把他们踢开了——陈默被枪毙，戚再玉被枪毙，森基（真名叫余祥勤）被关禁闭，彭寿也被抓了起来。大概因为他们太贪婪，私吞了太多的财物，故为人所不容。有一天程克祥垂头丧气地跑来对我说：“我不行了，他们把我们踢开了，以后你有事找重庆来的王新衡了，我跟他讲过了，他有事也会找你的。”我明白，他这是把我转给王新衡“接收”了。那时王新衡名义上是上海市伪政府调查室主任，实为军统在上海的文官中的最高官职。武官系统中，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的处长为最高官，这个位子历来都是军统的骨干分子担任。王新衡是少将衔，戴笠也是少将衔。程克祥从那以后就不见了，据说也被抓起来了。
　　王新衡表面上对我很客气，但从我那时的太太吴嫣手里“接收”了不少钱，因为我的钱大部分都在她那儿。王新衡个人后来还有一次更大的“接收”，即荣德生绑票案破获之后，他从荣家捞取了十五万美金和一幢小花园洋房，即常熟路、延庆路路口的那幢。这是荣家的管事陆菊生亲口告诉我的。
　　我归王新衡“管”之后，常被叫去询问情况，大多数是金融和市场方面的情况，也有汪伪内部的情况。有一天王新衡又来电话，说是：“外面现在很乱，到处抓汉奸，戴先生（戴笠）要保护你。把东西赶快收拾一下，到一个地方避避风头，过会儿来车子接你。”我问去什么地方，多长时间，他说避避风头而已，等社会上安定了以后就回来，并且安慰我说：“你过去为军统做了许多事，戴先生不会忘记你的，放心吧，不会有危险的。”不多久车子来了。谁知车子真正只开了一会儿就停下了，原来是离我家仅百米之遥的吴四宝的老房子。那时我住愚园路601号，吴四宝住749号。李士群也住那儿，是吴四宝送他的房子。此二人先后都被日本人毒死了，胜利后房子自然被军统接收了。
　　我随他进去后见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有吴蕴斋、朱博泉、李祖莱，都是银行界的人，大家都是熟人，于是相顾一笑，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过了几天又进来几个人，有唐寿民、唐海安等。于是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干银行的“保护”起来呢？莫非军统还想控制上海的金融吗？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并非多余，戴笠的确亲自来问过金融的事情，他把我们这些人捏在手里，整个上海的金融底子就全清楚了，唐寿民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吴蕴斋是金城银行经理；朱博泉是票据交换所经理，还是创办人，同时身兼几十项金融和实业界的职务；我除了掌伪复兴银行外，还是中国银行的监察人，汪伪时期接管过“北四行”；唐海安是宋子文的人，抗战前当上海海关监督，抗战中与法国人办回力球场，亦是个经济专家。在战后金融再次发生剧烈动荡的情形下，经济本身就是政治，是稳定局面的保证。
　　我记得当时，美国在日本一扔原子弹，这边不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已经在庆祝抗战胜利了。市民首先的反映是，伪中储券保不住了。8月11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一根大条（黄金）跌至伪中储券二千余万元，股票下跌了90%，而物价飞涨。戴笠在这个时期，抓住这些金融行家，想必有着老谋深算，起码在战后军统与中统的激烈争斗中，加重了他的砝码。我们的确也为戴笠出过一些主意，帮他分析过金融形势，但他并未完全采纳。也许经济实权并不在他手里，他还管不了那么多；也许他想实行，可还没来得及实行，就先摔死了。
　　一星期后，我们一行人再次被带上车，来到了建国西路上的楚园。王新衡一再关照，不要着急，好好休养一下，不出半年就会“政治解决”。到楚园后，关进来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而且不止是银行界的人，各式人物都有了。但是我发现李祖莱不见了，后来听管我们的一个军统官员说：“他没有资格受优待，关到别处去了。”

　　看见林康侯，方知是优待

　　我和吴蕴斋、朱博泉、唐海安四人住进二楼中间的带一个大阳台的房间；唐寿民、金雄白在隔壁。每人一张床，床边有床头柜，放点杂物。屋外是条宽大的走廊，连接着朝南的五间屋子。慢慢的二楼住满了。闻兰亭、温宗尧、缪斌住一间；朝北的一间小屋里，单独关着梁鸿志，由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军统特务陪住，据说为防止他自杀。三楼后来也住满了人，最多五人一间。楼下是军统人员的办公室，也有屋子住“房客”。楼上的人时不时地被叫下楼去问话，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深夜。有时是办公室的人提问，有时是外来人提问，有些类似文革中的外调人员。楼内是可以随便走动、串门的，但不允许走到楼外。
　　楼里有个大房间是餐厅，八人一桌，每顿六菜一汤，三荤三素，由卢英的厨子烧饭，味道一般，好像大家还挺有意见，认为菜不可口。后来换成梁鸿志的厨子，胃口大开。因梁鸿志历来讲究吃，以名士自负，所以他家的厨子是福建人，烧的一手“闽菜”称“八闽第一”。他得意时住汾阳路150号的大花园洋房，每周五有牌局，常去的有四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盛老四（盛恩颐）、周文瑞（台湾银行经理，是盛家的孙女婿，与盛老三很要好）、李鼎士、朱象甫（北洋军阀时代的名士，与梁周旋，但不下水。）每次打完牌请吃饭。所以我深知其厨子手艺高明。但此时在楚园再品其手艺，自然是“别有滋味”了。
　　有一天，楼下办公室里又带上来一个人。此人蓬头垢面，胡子老长，面黄肌瘦，但好面熟。仔细一看，居然是林康侯。我们一下子围上去问怎么回事，才知道在车站路的看守所里也关了很多人。关在那里的人可就惨了，吃监饭，跟坐牢一样，苦不堪言，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对比林康侯的情况，大家恍然大悟，明白自己确实是在享受优待了。据说当时兰妮也关在车站路，李祖莱也在那儿。
　　这帮人过去都是享受惯了的人。时间长了自然耐不住寂寞，就想方设法买通楼下的军统人员，托其向家里捎信，从家里往这儿带东西。楼下的军统都是从重庆来的土包子，初到大上海还未见过世面，也经不起“房客”们的引诱，为了些许“劳务费”也为之跑得挺勤快。于是时隔不久，楼上的早饭，可以吃到牛奶、面包、豆浆、油条了，面包烘炉也带进来了。楼上的人闲着没事除了想自己的心事，也喜欢跟楼下的人聊天。后来一些小特务就跟唐寿民学书法，跟我学京剧，跟朱博泉聊炒股票，忙得也不亦乐乎。他们也在为“占领”大上海做准备呢！但也有时常些骚动。比如梁鸿志被关进来的时候，就引起巨大的不安。因大家都一致认为，此人是必死无疑之人，为什么和我们关在一起？立即有了警惕感，可能我们的问题也属于很严重的，一时空气就很沉闷。严庆祥进来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处问人家：“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把我关进来？”其实谁也无法解答，最后唐寿民说：“算了算了，进来了就出不去了，自己管自己吧。”

　　戴笠夜访楚园

　　有一天深更半夜，我被叫醒下楼，看见戴笠坐在楼下办公室里。后来知道他那天叫了三个人谈话：朱博泉、唐寿民和我，主要是问些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情。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公布的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例是两百比一？这个比价有什么根据？据我的测算，应当是二十八比一。”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包括伪中储银行的金库库存、房地产数额、仓库和贷栈里的存货，尤其是日本人从日本运来的大量金条，战后日本人并未带走，这些都是伪中储券发行的实际保证。现在老百姓手中握有大量伪中储券，你们来个两百比一，不是害苦了老百姓吗？此于政府何益？所以政府应向日本人清算，应向日本人要战争赔款，不要从国民身上扣。戴笠认真地听着我的解说，沉吟了半天，并未说什么，说他只是了解些情况，听听我的看法而已。至于如何整顿金融市场，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说了也是白说。

　　缪斌第一个被枪毙

　　缪斌在楚园实际上只住了一天。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去南京见蒋介石了，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还都南京。缪斌进来时一身西装笔挺，手拎一只公文箱，信心百倍地与“客房”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像是个重要领导接见他的下属。他对我们说，他明天去南京，负有重要的使命，蒋先生会亲自接见，至时他会将楚园中的情况向其反映，保证大家的安全。“政治解决”绝没有问题。第二天临走时再次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实际上是最后的诀别。他到了南京没多久就被枪毙了。消息传来，楚园的空气一下子僵住了，大家想到自己，必也难逃厄运，谁也懒得说话了。有本事的纷纷往外带信，求外面的人加紧活动，力求早日离开楚园，没有本事的只有闷头想心事。
　　后来我们才明白真相。缪斌曾身负蒋介石的使命，赴日本探求讲和之途径，与日本大本营上层人物沟通过。此事日本人投降后交待出来了，英美方面追究到蒋介石头上。缪斌不明真相，自以为手里拿着蒋介石的“手谕”，去日本是为国家做事的，绝无问题，谁知这恰恰是他必死的原因。蒋介石杀人灭口，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把这个“手谕”给消灭了。
　　缪斌一死对我是个很大打击，因为我们这些人也都知道一些汪蒋合流的内幕，比如说军统的程志祥、彭寿等人早就与周佛海有联系，汪伪政府成立后不到一年就联系上了。周为他们在汪伪政府里安排了小小的职位，而实际上是在为重庆工作。他们都有电台，还可随时出入周家大门。他们中间的联系人是杨淑慧的弟弟杨惺华……这些情况对于我是否也构成威胁呢？
　　汪伪中的许多人，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留好后路的。想等到一旦日本人被打败了，好在国民党面前有所交待。连梁鸿志也曲折地跟孔祥熙联系过。当初是为了讨好重庆，留条后路。而事到如今，这后路留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缪斌不是被毙了吗？这就不能不带来巨大的恐慌。

　　梁鸿志被女婿出卖进楚园

　　梁鸿志在楚园独居一室，没什么人理他，只有我和金雄白跟他接触多些。因为他原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僚，我父亲也曾在北京做官，与之相熟，因此我与他早就是“牌友”了。他的麻将打得好得出奇，一场牌打下来，如果每人出了十张牌，他能把其他三人出的哪十张牌，依次都给背出来，其记性是无以伦比。我一生喜欢打牌，只见过两个堪称“牌王”的人。一个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另一个就是梁鸿志。可惜他的聪明没用到正道上。金雄白本是报社记者，当过律师，汪伪时期又当过“中央委员”，喜欢舞文弄墨，对梁的诗文一向崇拜，所以也喜欢跟他聊聊天。
　　梁鸿志原先人缘就坏透了，主要因为他太狂妄，太目空一切，并且好口无遮拦地把自己的“狂妄”说出来。他与章士钊原是好友、同事，他被捕后又答应让章士钊当他的辩护律师，可是背后谈及章士钊的文章时，竟以“狗屁”斥之。郑孝胥也不在他眼里。我曾想通过他向郑讨一张字，梁竞说：“不必。他的字只得古人形似，而未得其神韵。以后我给你写好了！”以后他果真给我写过字，可是已是提蓝桥时代了，在提蓝桥那么昏暗的囚室里，灯泡大概只有十支光，又高高在上，他用蝇头小楷为我写了一幅扇面，内容是他自己的诗。书法的确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他仅懂得作诗的含蓄而不懂得做人“含蓄”，甚至以当代东坡自喻，常表现出一种所谓“名士”的大大咧咧，那麻烦就多了。
　　文人中他只看得起黄浚（秋岳）。时人认为他俩水平相当，故有“黄梁”之称。可是他被关进楚园，恰恰与黄家的人有关系。黄秋岳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当秘书时，与日本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很熟，后来竟坠落为向其出卖情报。他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南京的一家饭馆里，见面而不讲话，各自吃饭。吃完饭把对方挂在衣帽钩上的帽子拿走。黄秋岳的情报就藏在帽子的内沿里。这是后来黄的姨太太梁粹芬亲口告诉我的。有一次，南京政府要对停泊在长江上的日本军舰采取行动，可是未及动手日舰竟抢先溜走了。蒋介石大光其火，下令破案，黄秋岳由是一命归天。
　　黄秋岳有个弟弟名黄溥（字竹生）。梁鸿志因佩服黄秋岳而把亲侄女嫁给黄竹生。黄秋岳被枪毙后就更加呵护、提拔他，曾任其为局长，并把他推荐给任援道。任援道是江苏宜兴人，当地望族，长辈中与李鸿章、盛宣怀家族都有姻亲。他当过伪江苏省长和汪伪时的伪海军部长，与梁的关系极深，同时与军统方面也拉得很紧。替任援道与重庆方面联系的总代表，是担任伪江苏省银行行长的任西民。我与之相熟，所以知道情况。抗战胜利后任援道亮出“牌子”，他是军统派出潜伏人员，所以没有清算为汉奸，但是军统要他把汉奸一个个“咬”出来，梁鸿志自然就跑不了了。
　　有一天梁鸿志对我说：“要不是黄竹生，我何至于此！”原来他有两个姨太太（原配夫人在福建老家），小的姨太太娘家在苏州乡下。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就藏匿在那儿，与外界只保持一条联络线，即是黄竹生夫妇。这时军统向任援道要梁鸿志，任援道嘱黄竹生一定要交出来。他算是找对了人。黄竹生岂敢不交？于是大义灭亲。梁鸿志后来在给他小儿子的一封信中说：“10月，汝晋姐设法破我秘密，不得已来沪报到，因此家中微产，存在兴业（银行）者，全部入官。十月廿日，我入居军统指定之楚园……”即是指此。任援道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往海外，黄竹生一直跟着他。

　　唐寿民索诗反被讥

　　梁鸿志在楚园闲着无事，吟诗的积习又难改，常写写弄弄。同室看管他的军统小特务20来岁，看着好奇，也向他讨教一二。他生平好炫耀，于是也“诲人不倦”。那时他对前途尚存幻想（这种幻想一直保持到被处决之前，亦可见其天性），情绪并未大坏，就是到了提篮桥，也还有《入狱集》和《待死集》两部厚厚的诗稿，陆续交其姨太太带出来，并非故作旷达。
　　我生性好凑热闹，见他在谈诗，也去听听，向其索诗，得一首《赠曜东》。因是写给我的，故今日仍记得：“门第淮西过百年，褐裘侧帽最翩翩。彦瑜三好音书酒，摩碣双修诗画禅。同作狱囚吾老已，会看脱颖子歙然。勿忘在莒须才杰，勤为缁衣赋好贤。”是在以长辈的身份劝我好自为之，将来出去还可做事，其中既有无奈，亦有豁达，情谊很重，与其身份和当时的情绪很相吻合，我当时看了还很感动。
　　然而他那对他讨厌的人的尖刻旧习，仍未肯改。楚园之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死到临头之人一般出言必哀，然而他不。楚园中不少人向他讨诗，他高兴时写得挺正常，不高兴时又推辞不掉，就在诗中骂人。如唐寿民向他索诗，就被他骂了一通，其中有云：“市儿但识金银气，计相哪知平准书！”骂唐寿民是只知道搬弄金元宝的市侩，一旦要掌管国家财政预算则一窍不通。然而唐寿民毕竟是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出任董事长，还是国华银行的创办人和总经理，以及“四联”（联合银行）总署的秘书长，未必是无能之辈。唐人极聪明，但历来也嘴巴不肯饶人。蒋介石原本要重用他，只因其嘴巴太坏，得罪人太多，与宋子文也闹不和，所以宋子文整他，把胡笔江打进交行了，用以抵制他。抗战中他们在香港，胡笔江乘机飞重庆不幸被日本人击中身亡，唐寿民还讥以“还是我命大，他自己去送死。”他后来参加了汪伪的商统会，主持交通银行，但梁鸿志看不起他，故以诗讥之。好在当时唐寿民国学底子并不厚，一时看不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就稀里糊涂地收下了。想必事后经人点破之后，也会大骂梁“自己去送死的”。唐寿民的确命大，活到1974年，到晚年，一手毛笔字已练得很好了。
　　看守梁鸿志的小特务见梁学问好，学诗学得挺勤快，日久竟同情他。后来换了一个，亦同情他，如今想来也不可思议。

　　盛老三在楚园抽大烟

　　盛老三原本一个大烟鬼，他家烟铺上放的金质小痰盂，一直是市民议论的笑料。想不到他被带到了楚园，而且把烟具也带进来了，这是楚园中唯一享有这种特权的人，想必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结果。
　　盛老三是盛宣怀的堂侄，名盛文颐常州人，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都在北京当官，北洋军阀垮台之后才到南方来，一直是个拿日本人当老子的奴才，其后台是日本军部（梁鸿志的后台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原田大佐，邵式军的后台是楠本，李士群的后台是晴气少佐）。他掌握了“宏济善堂”和“裕华盐公司”，既办盐又贩卖鸦片，所以有的是钱。汪伪政权成立时，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还设法打击周佛海，想拉班子取而代之。后来看看汪伪政权站住脚了，又反过来拉拢周佛海。盛老三的幕后军师叫陶希泉，是我的表叔，也是他们常州人，人称“小诸葛”，原先在北洋时代与盛老三就是同事，极要好。盛老三投伪，把他也拉下水了，每月盛给他两根金条的报酬。我所在的伪复兴银行有一经理与陶希泉熟，有一天他对我说，陶想见见我。我想既是亲戚嘛，见见有何妨。结果陶就说明来意，目的想通过我，拉盛与周见面，说明盛老三从原来的打周转为拉周了。我为此去过盛在金神父路（瑞金二路）上的豪宅，临走时，盛叫我把两块乾隆年间的古墨送给周，以治他的流鼻血。后来周也亲自去过盛家，他们从此化敌为友了。盛老三的“幕府”里还有一完全中国化的日本人。中文名字叫李东，平素一身中国长袍马褂，一口京片子，整天出入盛家大门，如同一家人。
　　像盛老三这样的人，我们原以为理应象梁鸿志一样，是必死无疑的，想不到梁判死刑，而盛却判无期。在楚园时他躺在三楼的大房间里，整天吞云吐雾，若无其事，想必那时他早已心中有谱了。

　　朱博泉有亲不敢认

　　我住的房间朝南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饭后在那儿活动活动，可见楼下满园绿色。举目透过花园，依稀可见楚园尽头的围墙，以及墙外的高树和楼房。
　　平时中饭后他们都喜欢午睡一会儿，楼里非常安静。而我性喜好动，且无午睡习惯，就东走走，西转转。这天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晒太阳，看见对面墙头上站着几个人，好像有女人和孩子，因为中间隔着花园又看不清楚，起初没在意，后来发现她们老是不走，总往这边看，而且有人在用手擦眼泪，于是明白了，肯定是我们当中哪个人的家属来了。她们打听到了我们被关在这儿，但是从大门进不来。一般的家属楼下的军统根本不让探视，除非有特殊的关系才行。也难为她们找到这里，大概是借了梯子才爬上墙头的。于是我转身回屋把他们三个都叫起来：“起来起来！快出去看看，谁家来人了！”他们都出去了又都回来了，都说不是。我又跑到东边的屋子叫：“起来！快起来！出去看看谁家来人了！”我那时年轻，爱管闲事，大家又推我当小组长，所以什么事都上心。东头屋里的人出去看了，又一个个地进来对我摇头：“不是的。”我又跑到西头的房间，再嚷嚷一番，结果也是如此。
　　他们回到各自的床上继续午睡，我再到阳台上看，看见一位妇女哭得更厉害了，心想不对，其中一定有问题。进屋来再看，别人都心地坦然睡自己的午觉，而独朱博泉神情不对，焦虑不安。我立时明白了几分，一把拉住他：“快去呀！人家来看你来了！”他慌作一团，连忙小声说：“不行不行，别声张别声张，让我想想怎么办。”
　　原来来者是朱博泉从未公开过的一位女友。而他老先生历来是以正人君子、好好先生、不贪酒色闻名的，所以人缘特别好，况且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洋学生，口碑就更好。他身兼了浙江实业银行、上海票据交换所、中国实业银行、大上海保险公司、房地产同业公会等几十项职务，而我竟无意中揭了他的隐私，坏了他的名声，他怎能不慌呢？朱老先生也可怜，尽管心中不忍，然而还是面子要紧，硬着头皮就是不出去见面。后来我才知道，朱老先生确有他的苦衷。可是那女人第二天又来了，而且长时间不走，朱博泉看不下去了，托我带封信出去。我自然是老办法，买通楼下的小特务，请其帮忙送个信。我接到纸条一看又一惊，这个地方就在我家隔壁弄堂，里面住着许多熟人，我怎么不知此人？我不得不佩服这位“真人不露相”的前辈了。反正大家都是熟人，后来我就常开他的玩笑，他也无奈我何。朱博泉待人一向心地善良，乐意助人，从无怒色，所以人也长寿，活到一百多岁。前两年去世前的几天我们还通过电话。

　　“滥仔”唐海安只会哭

　　我们房间里我与朱博泉、吴蕴斋较熟，三个人常在一起聊天，家属有东西送进来了也互通有无，而与唐海安相对疏远些，因为过去走的不是一条路。
　　唐海安曾是发过大财的人。他因与宋子文同乡的关系，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后，就受到宋的重用，先后担任过广州烟酒专税处长、全国印花总税处长、缉私总处处长、税警总团团长，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又担任财政部秘书、淮安关监督、镇江海关监督，后任上海海关监督。宋子文很赏识他，他又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在海关与财政部的公函往来中，他的签名要在海关税务司伯乐德之上，掌握了上海海关的关税大权，以至于“暗杀大王”王亚樵受人之托，要拿他的脑袋。他对宋子文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每周宋子文从南京回上海，他都要去北站迎接。1931年7月，王亚樵率人在北站向宋子文行刺，第二号目标就是他唐海安。结果枪手们走了神（也有人说是内部出了问题），没有击中宋和唐，却把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海上交际名媛唐瑛的哥哥）击毙，让唐海安躲过了一劫。抗战时他没有跟宋子文去重庆，却跟日本人、法国人搞在一起，当了回力球场（中华运动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亦是个发大财的生意，还兼任了扬子饭店的董事长，在香港也办有农场和其他商务。他还是广东银行的永久常务董事。按说如此一个大财主，理应有很多社会联系。他进楚园，想必与宋子文不无关系。但外面没有人来接济他，也不曾见有信送来，于是他常一个人闷头想心事，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后来到了提篮桥大体也如此，大概有钱时盛气凌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有个外号叫“滥仔”，是他们广东人叫出来的，可知在广东人中名声亦不好。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把他疏散出去了，听说后来在香港生活。

　　本文选自《十里洋场的民国旧事》，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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