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伴囚记.下篇

┃Personal History

伴囚记
下篇

© 梅志／文

　　学种番茄

　　我们四周山上的果树已露出了芽，很快就出现了一片片新叶，不再四脚八叉像魔鬼似地站在我们面前了。现在，它们像一个个头戴绿帽的小孩随着春风的指挥棒，不停地向我们点头招手，似乎是在对我们说，春天来了，它们醒了，多美好的世界啊！
　　是的，世界应该是美好的。×所长来通知我们说，为我们盖的新房子已完工了，要我们立即就搬过去。我们很快就收拾好了日用物品，由老冷、小李帮忙搬到了新居。它是在场部右边的一座山上，但是要经过一段下坡又上坡的路程，有一两里吧。房子建筑在一块刚开辟出的山坡平地上，所以后墙仍是山。我们住的是旁门的两间，正门似乎有好大一个院子，有好几间房子，这是和我们隔断的。而在这两门之间，盖了一排三间房，应该算是看守室。因为靠着我们屋里的那间有一扇门与我们相通，老冷他们就住在这三间房里。
　　走进屋里一看，原先存在场部里的东西正在由犯人陆续搬来，就由我们指挥放置。一天，就基本上弄完了。至于吃饭呢，他们指给我一个厨房，那里有一眼灶，上面有一口大锅。但是，这厨房里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别的用具，做了饭，还得跑过一个小天井，才能送到屋里去。我提出，就在屋门口用小炉子做饭。他们研究后答应了，不过说焦炭得我们自己买，还可能供不上。那就不去管它了，先就这样做了一顿晚餐。我们喝着刚煨好的粥，吃着早晨剩下的馒头和泡菜，感到没有比这更美味的了。这院子小门一关，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后我们就可以像在家里一样生活了。
　　但这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一个梦，很快就被现实粉碎了。我们刚把屋子布置好，一间卧房，一间书房，并且书也整齐地放在架子上了。正准备坐下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时，就被新来的一个×处长命令将院里的那块地翻出来。他来之前先叫小李将锄头和尿桶放在我们房门口，这才从自己房里走出，叫着：“张光人，你应该参加劳动。把这土翻一翻，可以种菜嘛。”说完他就进去了，我们先是有点莫名其妙，后来，胡风向我一摆手，叹了一口气：“来了，要我劳改了。没什么，我又不是不能劳动，那是你们不让我劳动。”话虽然这样说，心里总还是不痛快。
　　这时，又收到老聂的信，要我们将他的信和诗都烧掉，以免将来受株连。我把他的信都理了出来，望着那红条八行信笺上写的漂亮的蝇头小楷，要将它们付之一炬，很是不舍。胡风把诗通读了一遍，沉痛地往桌上一放，没说什么，就赌气去翻门口的那块土地了。我想了一个办法：将那些信纸一张张分开用它来包卷筷子。这样，十多张纸很快就成了两个筷子卷。我想，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带走了。
　　几天后，×所长来“拜访”。陪同的是一个新来的×干事，清清秀秀地，可能是大学生吧。
　　客气地随便谈了几句，×干事就站起来浏览那些书。再坐下时说了一句：“这里有不少毒草呀。”×所长接着说：“毒草最好把它们消灭掉！”
　　“噢，我留下是想用它们作为批判材料的。”胡风回答。
　　“这些事，我们会有人做的。”×干事说。
　　“什么是毒草，我弄不清。毛主席不是说过，毒草也可以作肥料吗？”看得出，胡风是在对抗着。
　　“这样吧！报上点名的三家村黑帮的书，还有走资派的、黑作家的、苏修的，他们的书都是毒草。你查一查吧！”×所长用比较缓和的口气说着，“查出来就交给我们。”
　　他们两人走了。
　　我说：“这是命令，还是自己清查一下吧！”就找出了一些书作为毒草上交了。
　　可能是在第二三天，我们又收到了老聂的来信。信写得很简短，意思是要我们从速将他的诗烧去，并且说以后不再来信了。这真使深居山沟里的我们，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聂出了什么事？……许多的问号我们无法回答，也无法问。我看了看两封信上的日期和收信的日期，显然在工作人员手里就放了好些日子。不管怎么说，情况是不妙的。胡风要我立即将老聂的诗烧掉。我只好又将它们一张张从筷子卷里揭下来，由胡风一张张地放在炉子上烧。焚朋友的诗稿，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心情是十分沉痛的。胡风安慰我说：“你放心。这些诗他会记得的，因为是用心血写成的。”胡风和他的诗，当然也都记在胡风的脑子里了。但我还是将那些不多几首诗的底稿偷偷地留了下来，放在平常不穿的西服裤子口袋里。心想，他们就是来抄家，也不会想到去翻那些旧衣服的。
　　好些天，我们都像亲手毁坏了自己心爱的东西一样难过，同时对外面究竟变得怎样了，又一无所知。现在，不但老聂不再来信，连熊子民也不来信了。看来是，革命革命，越革越……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胡风怀疑老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说：“年前的信上提到抄家抄去存款抄去手稿，还居然一点也不在乎，仍然给我抄来了诗。现在，可就不对头了……”
　　胡风就一心去翻院里的那块土地。地不过几十平米大，但是，每锄下去，都要翻出一些石头和碎砖。我的工作就是捡出它们，然后一簸箕一簸箕地倒在门外的坡下。就这样，胡风的手还是打起了泡，同时我也得到通知，叫我不必开门出去倒石头。这意思我很明白，就是不让我出门。
　　使我奇怪的是，隔壁忽然热闹了起来，似乎来了新人。不但不让我出门，连一直在搞建筑的工人，这两天也没让上工，我们也就趁这个机会休息了。
　　搬到这里来后，结束了让我们独自占山为“王”的生活，在“管教”上不仅有专人，还有了“专规”：要求胡风参加劳动，又一再提醒他还得写思想汇报。参加劳动，胡风没有意见。对写思想汇报，他可真膩味了。他说：“老写空话、废话，我可真不愿意。可是，写自己的真心话，这傻事我再也不会干了。早就一再申明了，不乱说乱动。还要我写汇报！”他还为此事打了个报告，希望去掉这一项。这当然是没有答复的。
　　对我呢，就明确地规定，可以到场部去取信，也可以在场部食堂买饭。要进城就得打个招呼，让他们陪着去。我倒没什么，胡风却为这些限制很是生气，要我不去管这些规定。他说：“你是自由的，你没有判刑，你还是国家干部呢。你怕什么？不要太好说话了，越听话越有人欺。”在正常情况下当然可以这么说，他哪里知道外面贴的大字报上说的是什么呀！能讲道理吗？许多情况我不敢告诉他，生怕他因此产生反感或恐惧，这样就更不好了。
　　好在这一阵我也不想进城，连场部都无空去。因为我接到女儿的信，说她生了个小男孩，要我寄些小衣服去。我早打好了毛衣和毛背心，但既然要小衣服，我就再清理出一些零碎布头来，拼拼凑凑地做了一些。这占去了我们两个的空闲时间，分散了我们的心情。胡风虽然不能缝制，但为了那新生的小外孙，还是尽量帮我的忙，缠缠毛线，干些杂活，说这些都是他该做的事。这一来也就忘了眼前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不过，好景不长。×所长又带着×干事来看胡风了。先问了问学习的情况，就向他提出，应该读毛主席的老三篇，最好天天读。胡风一口答应，今后一定天天读。又说，也不能放弃劳动，门前的土要早日翻出，从成都带来的番茄种子，现在出的苗已长得差不多了，该种下去了。这样不但改造了思想，还能收获劳动果实呢。胡风说他很快就能把地翻出来。我正高兴着这次谈话的顺利，谁知×所长又说了：“我们的同志们对你的待遇有意见。他们认为你改造既一般，劳动也没成绩，应该减去一半，今后只给你25元生活费。”胡风马上说：“对，对，这样好！要不，对我也是个负担。本来嘛，有碗牢饭吃就行了，还拿什么生活费！……”×所长接下去说：“你有需要还是可以申请的，我们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走出门时，那位×干事还提醒了一句：“从明天上午起就开始学习吧！”
　　每天早晨9时开始，我就和胡风大声地读老三篇。他念了几句就停下来了，我就一个人念又大声地和他谈话。他很不以为然，我说：“人家在听着呢。这是你我学习的情况，不认真恐怕连25元都不给了，还不知道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呢？还是按指示办吧。”他摇摇头，苦笑了。
　　但他挖地却很热心。只几天的时间，我们就捡出了总有一两车的碎砖头和鹅卵石。这些都是房子盖好后埋在地表面的，一翻就都出来了，不捡走就无法深翻，当然也就种不成番茄了。这时，×处长也带着几个干部在住房上面的坡上翻地。那里差不多有三四分地，不过是熟土，所以翻起来很快。看得出胡风有点好强，不愿落在他们的后面。结果是，地翻完了，手上又打了泡，并且还在流黄水。
　　我给他洗手搽药，发现他脚上的脚气也在红肿发痒，就又给他烧了一盆花椒水烫脚。
　　我们都在小院子的台阶上坐着，×干事从那边屋子里走出来了。先是说胡风的地翻得不错，后来又夸胡风的思想汇报写得好，联系了实际，做到了活学活用，这一向改造有进步，劳动也有成绩。
　　胡风半开玩笑地说：“那主要是受了毛主席老三篇的教育，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我接着说：“你看，手不是都打起了泡烂了吗？”
　　“哎呀！要不要找卫生员来看看？”
　　“不是轻伤不下火线吗？这点轻伤，我给他洗洗搽点药就行了。不发炎，没问题。”
　　他很高兴地进屋去了。
　　胡风低声和我说：“你看，要的就是这种表面现象。你要写点真实思想，就会成大问题了。”
　　他还是被命令写了份材料，那是所谓的外调材料。×干事拿来一张单子，调查他过去认识，曾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而又没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某现任高级干部。所提的问题是非常阴险的，基本的调子是：你同他的关系？干过一些什么（坏事）？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坏事）？……总之，是想从胡风那里得到对他们所调查的人不利的材料。
　　胡风写了，写得比他们所要求的多得多。不过，他是像写评论文章那样写的。写了同此人的关系，所发表的作品，还写了对作品的评价。
　　最后，他要我重抄一份，自己将底稿留下，并且郑重地对我说：
　　“这是最真实的材料，他们再来要，我就照样再抄一份。”
　　“你这样写，恐怕他们不会满意的。你不是写材料而是写文章了。”
　　“不要就算了！我就是写文章嘛，哪能都依他们呢？”
　　胡风居然能种地，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并且亲眼目睹了，要不我还真难相信呢，因为他家菜园地不多，我在他家住时，都是由他大嫂和侄媳们侍弄的，男人们从不去管。我不由得夸奖他。
　　他说：“小时候看过母亲和嫂嫂翻菜园地，也曾在一旁帮忙种过菜秧，所以今天干活没有闹笑话。他们要是真以为我是连韭菜麦苗都不分的臭知识分子，那就搞错了。”
　　“是呀，我们从前过的苦日子他们哪里知道。”
　　番茄秧拿来了，我们俩就在胡风开好的一畦一畦的地里种了起来。
　　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直到抗战时在重庆乡下，才亲眼看到粮食和蔬菜是怎么长起来的。但是想自己也弄到一块土地种点菜，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记得在赖家桥时租住地主的房子，同屋的郭副官家向地主要了块菜园地。看他们吃着自己种出的新鲜胡豆、新鲜菠菜和豌豆苗，实在眼馋，就也去向地主要块地。谁知他指给了我对面竹林旁的一块荒坡，还说：“开出来种上菜，你一家都吃不完呢。”我借了锄头，带着10岁的儿子一同开垦。忙了一天，连桌面大的一块都没开出。后来，地主家的长工路过，笑我是白费力气，说，这地里都是竹根，就是花了力气开出来了，也吃不成菜，因为坡上没有阳光。原来如此，是地主故意欺我外行了。从那之后，我又回到了大城市，再也没条件想种菜了。这次，我有机会看到翻地开畦的全过程，现在又和胡风一起，将番茄秧种下。
　　胡风找了两根拇指粗的木棍，用棍插一个一寸多深的小洞，将秧子放进去，然后用手将土按结实。一百多棵秧子，我们种了一上午。胡风已经有点吃不消了，站起来时一个趔趄，我赶快扶住了。他说有点头晕。本来嘛，60多岁的人了，平常又很少劳动，蹲这么久能不头晕吗？
　　饭后他午睡时，我一人偷偷将余下的几畦都种完了。不过心里有点害怕，我种的能活吗？
　　下一道工序是浇定根水。×处长嘱咐过，最好是加上点粪水。胡风和我都不会挑水，我在他家乡时曾为了好玩挑过一担水，还只半桶，等从湖里挑来，过门槛时一歪几乎全洒了，还弄得我肩膀痛了一夜。所以，我不敢自告奋勇去外面厕所挑粪水。当然更不能让他去，只好由我们两人来抬了。在走过院外的墙边时，坡上的人都停脚看着我们，可能是感到奇怪吧。
　　耕耘了，下种了，灌溉了，茁壮成长了，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现在它长得有一尺多高，该是定形的时候了。记得在北京时，鲁煤曾劝我种几棵番茄，说他会侍弄，有什么一条鞭、两龙戏珠等，主要是打杈的手艺。我们就在每棵的旁边插上了竹竿，细心地拾掇它们，然后就等着收获了。
　　它们一棵棵长得枝叶婆娑、很壮实。开了一簇簇的小黄花，又结成了一个个青杏大的小番茄。我们三天两头地为它们浇粪水，我高兴地天天望着数着，只盼着它们快点变红快点成熟。但是，它们不但不变红，有的却发黑了，有的连叶子和枝条也发黑了。难道这也是必然规律吗？我们正在研究时，×处长来了，他是来看我们的番茄的。他看到这现象后说：“一样的。我们的也这样。这是一种病，恐怕没办法了。”他又找了一个放大镜来让我看，果然，所有发黑的地方长的都是霉点儿。后来他说我们的比他们的病得轻。他们用稻草扎枝，扎的地方都黑了，而我们是用布条，所以枝杆还好，似乎还有救。
　　为了给番茄除病害，我去到场部供销社想买点农药。农药没买到，却带回了一个“新闻”。我们的所长成了漫画里的人物了，场部的宣传黑板上画着他，我一看就认出来了，因为面部画着许多黑点点。他的罪名是保“走资派”，还是什么二月逆流”的小爬虫等。基建队的广场上还扯起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详细情况我们搞不清，只是过去常来的基建队的刘队长早就不来了，我们的隔壁也寂静多了。一天，我们走到坡上去想看看他们的番茄到底怎样了，只见那几间房子都用深蓝色窗帘遮住了。等我们来时，×处长正在后门口等着我们，并对我们很严厉地训斥，说以后不许随便乱跑，还对我说只能到场部，不能到上面去，进城得由他们派人陪我。
　　这么严重！真使我们感到情况越来越不妙了。我从场部的大字报也能看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越来越复杂了。但我们连《四川日报》都看不到，我们唯一的工作，也是唯一的乐趣，就是修剪番茄。差不多天天都要将新发现的病枝病果剪除，由我端出去抛得远远的。这样，它们就长出了新枝，开了花结了果，让我们吃到了鲜红的番茄。
　　在我们收获第一批番茄时，×所长带着×干事找我们来了。他很有兴致地和胡风讲他随野战军进贵州、川，后来还到西藏去的情况。说到部队里有一个战士因为不了解当地习惯，犯了纪律，而不得不军法从事的情况。他说，当时为了得到少数民族的信任，不得不这样，我们解放军就是靠纪律严明才打败了敌人的。最后，他和胡风说：“以后有什么思想问题，可以找×干事，他会帮助你的。……”
　　胡风挺高兴地将收下来的一簸箕又红又大的番茄要我送给办公室，因为他们最后一棵都没有活，他还写了一篇汇报，说明劳动改造的伟大，使他一个知识分子居然学会了种番茄。我们辛勤劳动，为它剪除病枝，为它抬过上百桶粪水，为它花费了那么多心血，终于结出番茄来了！
　　胡风和我说：“劳动不能算是惩罚，那是享受呀！我在独身房的十年是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会让我和大地亲吻，会让我用双手参加劳动的。劳动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不让你劳动，只要你一个人去想，想，想，想所谓的想。看不见天空，听不见人声，还能有什么思想？想来想去也跳不出过去的圈子，脑子里一团糟，那才可怕呢！我对这山沟沟，对这劳动，还真满意呢！”我说：“是呀，我也不怕劳动。我们又不是养尊处优的寄生虫，从来没劳动过？但愿能让你一直在这儿种地……”

　　又带走了

　　夏天，我们这小院子正是红火的时候。我带来的蜀锦葵像个美丽的姑娘似地站着，它那五彩缤纷的花朵像是它们穿着的花衣，风一吹又像是在舞蹈；它们下面站着一排矮矬的带着小红帽小黄帽的鸡冠花，那花秧是×处长送来的；玉米扬花已过，正在灌浆；至于胡豆豌豆之类，则早已过了花期，我们正在享受它们的果实。我们在耕耘收获之余，就坐在台阶上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这难得一见的美景。胡风说，这真是人生一大乐事。他能这样知足，真使我高兴，因为他不知道外面已是“打、砸、抢”的世界，就连我们这里发生的变化他也不知道。
　　我们刚搬来时，这里正在大兴土木。远处坡下的一块平地上，正在盖一所大房子，小李告诉我那儿将来是食堂，也可以作礼堂放电影，又说将从上面公路引下一小公路，将来汽车就可以开到我们门前了。但后来又到离我们更远的上面沟里盖房去了，并且都是一式的灰砖房，说是为了备战用的。现在不知道是盖好了还是停工了，已看不见工人工作了。
　　有天早晨，我出后门去倒脏土，看见×所长和小李正从远处山沟里爬上来，手里都提着一些日用杂物，似乎是从下面住户那里收集了拿回来的。他们看见我，很有点不自然的样儿，我也就不打招呼，赶快掉转头走了。但我从这些迹象看出下面一定也住了像我们似的人，可能是刚被送走了。那么我们呢？这些，我只能一个人观察，猜想，一点也不敢透露给胡风，生怕打乱他内心的平静。那实在是罪过啊！
　　这时的胡风，很希望能平静地学习，当然是从学主席著作开始啰。我们把屋子布置了一下，墙上挂的是主席的和他同林彪的两张大彩照，另外又贴上了晓风寄来的由主席书写的鲁迅先生的诗。这样，从墙上就能看出既革命又典雅来。胡风总对着那些诗朗朗诵读，“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似乎他也听到了惊雷之声。
　　×所长和×干事来谈话了。不是惊雷声，而是冷气扑面的训词。×所长说：“你的学习计划我们看了，还是可行的，但要联系自己，检查自己过去的反党言行，这才能真正学到手。当然，你能这样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还是欢迎的。”×干事说：“今后要认真学习，认真劳动，我们对你是够宽大的了。不要到处乱走动，需要什么可以向我们提出，我们尽可能予以考虑。你爱人（指指我）也要少出去乱跑，尤其是不要进城去，要买什么可以托我们。”
　　就这样冷冷地离开了。
　　胡风的学习计划是这样写的：

　　在余年里从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安排

　　第一种方法：
　　像一年多以来根据生活情况做了下来的，每天通过报纸上的重要文件、社论、重要文章学。
　　（一）那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对非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内容的斗争过程。在我的情况下，这种学习多少带点“活学”的情况。
　　（二）那些里面，几乎都引有毛主席的语录。着重地把那些语录联系全文尽可能多学习。
　　（三）和这相联系，可能时还查出有关的语录同时学习，藉以加强对于这些文件的了解和判断，逐渐积累起一些对毛泽东思想的体会。
　　第二种方法：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首先抽出下列各篇作为重点进行初步突破式的学习
　　（一）老三篇
　　——希望能通过学习加强一点对于被毛泽东思想哺养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革命小将）的精神品质的理解，也希望能够杜绝自己也许难免产生的私心杂念。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新的任务而斗争》。
　　《论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希望通过学习能加强一点对革命发展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
　　（三）《实践论》。
　　《矛盾论》。
　　——希望通过学习能多少理解一点辩证唯物论，能多少清除一点自己的糊涂思想方法。
　　这一项学习（共三组著作），同时也是为了对现在革命情况的学习（第一项学习）比较能落实一点，不致产生太错误的理解和判断。
　　第三种方法：
　　通读《毛选》四卷和四卷以后的单本（过去也曾通读过，但太过于浮光掠影了，那一点体会大半消失了。）
　　学习目的：
　　通读，为了全面地感受毛泽东思想总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伟大的40年以来人类解放斗争史主流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精神力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面对今天，直通今后——通过学习想多少能感受一点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这种胸怀，藉以医治自己精神的狭隘和落后。
　　学习程序：
　　第一遍，较快地不求甚解地粗读。不去联系其他情况，不查参考材料。约为一年时间（每周约四篇或四章）。
　　第二遍，有的一定要详细学，反复学，可能时联系其他情况，查些参考材料。有的只是复习重读。约为两年时间。
　　第三遍，再综合地通读一遍。约为半年时间。——这是我过去读重要作品的方法，我以为是比较有效的。我以为，真正的学习，是不能急于求成的。
　　——时间是一个大概的估计。这还要看我们的身体状况。例如，妻子的身体较好，有力气多念，时间就会短一些，否则就会长一些（我由于眼睛不好，一般学习都请她代为朗读）。还要看现实革命情况，像近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每天有重要消息，隔几天就有重要文件或文章，在我们，真是应接不暇，这就使得时间会长一些，但也要尽可能不中断。
　　附加简单的说明：
　　这样安排，是为了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总的精神和若干基本方面学习。否则，又会和到现在为止一样，难免断章（断篇）取义，不会得到一些正确的感受和理解。其余的只能在这个学习以后再安排。

　　两三天后，我听说场部供销社杀了猪，就跑去想买点什么回来。正提着一副猪肝和心肺从上面下来走在又陡又滑的小路上时，只见×所长和我一样撑着一根竹杖，提着一个小布袋，从下面往上走，脚上穿的鞋上还捆着几圈稻草。他停了下来坐在一块大石上清理鞋上的大块黄胶泥。我们劈面相逢，倒不好不说话了。
　　我说：“这路真不好走呀！”
　　“就是嘛。你看，脚下粘了这么一大块泥，总有几斤重吧，不去掉实在太重了。你买肉呀？”
　　“不，我买的猪心肺。”我提起给他看看。说完这话，我就赶快从他身旁走过。这时，我又看见老×艰难地背着一个铺盖卷正在上坡。我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和胡风说，×所长可能回成都去了，这里看来会有变动呢。这情况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倒一点也没感到惊奇，还认为这是好现象。他总以为自己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一定会得到中央的理解，让他回成都的。他这个人就有这么一股傻劲，固执和自信。
　　隔壁的人越来越少了：不但走了所长，连干事和帮我们买东西的老×也不见了，一直陪胡风的老冷久不见人，现在只有小李还在，另外就是×处长和新来的一位没介绍过的人。同时，也没有听到他们读老三篇和语录的声音，这样，我们也就自动地免去了这一功课。
　　我们这块地里现在就等玉米熟了，还能时不时地摘几个番茄作为水果。我们过得倒也清闲自在。胡风在重点读鲁迅先生的书，并且叫我最好从第一本读起，“好好地读，细细地想，这对你是一个机会，你也应该好好地学习。”可惜，我脑子里想的比他复杂得多，外面的事也比他知道得多，实在安不下心来读书。没能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过后想起来也真觉得可惜。
　　外面的大千世界在起着激烈的变化，我们知道得不多。每隔个把月，能收到女儿一封信。我们的小外孙越长越可爱，已在牙牙学语了。寄来了一张照片，胡风就把它夹在他的小钱包里。这成了使我们高兴的唯一谈话资料，其余是连报纸都看不到。《四川日报》早已停刊，出了个《红色电讯报》，不久也停刊了。我们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就等于是聋子和瞎子。好在这一向也没人来要胡风写思想汇报，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四周山上的苹果和梨都已收完，不再有人上山下山地忙碌，这里显得更冷清了。不久，一阵秋风起，一片片叶子从苹果树上掉下来，连枝头残留的几个小苹果也被吹落了。有几个打猪草的孩子在那儿争抢着，增添了几分热闹。但到夜深人静时，除了可怕的枭鸟的号叫外，连隔壁的人声都听不见，使人不禁有点害怕。
　　胡风每夜都得起来小便一两次，我总是醒来等着他上床，夏天还得起来用电筒打蚊子。为了要使我们的房间区别于干部的住房，就没给我们安纱窗。后来，还是我自己买了冷布将窗子糊上的。就这样，特别灵敏的蚊子还是经常钻进屋里来。胡风在蚊帐外小便时，它们便乘机进攻，并且还想随着他进帐来继续吮血。现在虽然起了秋风，蚊子可并没有躲藏起来，反而更猖獗了。
　　有一夜，我们正在打蚊子，忽然听到外面有人群高声叫喊着向山坡下追去。我们想，恐怕又是在追逃犯吧。胡风很紧张地问我，外面门关好了吗？我想出去看看，他又拉住我，“不能，不能出去。这墙矮，人可以跳进来的。快去把房门闩上再把窗子也都插上。”幸好声音越来越远，后来再也没听到什么动静了。我们到天快亮时才又睡下。
　　第二天见到小李一问才知道，昨天他们那儿来了偷鸡贼。他们的鸡窝是用砖砌的，就在门外空地上，过去这儿人多，偷鸡贼不敢下手，现在有机可乘了。谁知他太贪心抓了两只还嫌少，在捉第三只时，一只公鸡跑出来扑翼大叫，才把住在门口屋里的干部惊醒，一场追鸡贼的行动就打响了。据说，都追回来了，不过被扼死了，一只丢在坡下，一只追到马路边才扔下。所以，贼忙了一夜，只抓到一把鸡毛。
　　这对我们虽说是一场虚惊，但也可见这个“所”是在走下坡路，连老乡都敢来偷鸡了。同时，这么久不见新所长来，也没人来和胡风谈话。只有×处长来院里看了看，见到玉米长势不错，就说：“可以吃嫩玉米了，你们搞来吃吧。”胡风说：“我们应该上交。”“不必了，我们上面种的也有。”这样，我们就吃起亲手种的嫩玉米来了。胡风吃得那么高兴，甚至说他从来没吃过这样鲜嫩的玉米。那倒是真的。它是我们亲手种，亲手灌溉，亲手从秆上掰下，又亲手煮熟的，怎能不新鲜，不香甜呢？
　　收获的喜悦并不能抵消我们心头的茫然，尽管胡风总是表现得那么乐观，毫不在乎。
　　隔壁已经不给我们买菜了，我得自己设法到上面场部去买。有一次，我偷偷进了城，因为老冷、小李都不在，没人管我。这次我看到了牛鬼蛇神游街，又看到大字报上面各派在互相无情地攻击。这些简直把我搞糊涂了，不敢同人说，更不敢同胡风说。
　　秋收完了，玉米秆砍了，番茄的枯藤也拔了，但是×处长还不来吩咐我们该再翻地种什么，连他们那一块坡地也不再见他去侍弄了。我们不仅感到纳闷还有点闷得慌呢，但又不好问。我们对劳动产生了感情，这大概就是思想有了转变吧！
　　我终于忍不住了，向小李提出想买点莴笋秧或别的菜秧。几天后，他拿来了一包菠菜籽，说叫我们点种菠菜。这菜怎么种我不但不知道，连这种带刺的菱形的种子也从没见过。问胡风他也没种过。但是，他精心地翻好了地，整得既平展又细软，看去像一条条糕点似的。我想，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样干一定能种好菠菜的。于是撒下了种，等候它的出生。
　　一周，十天，半月，……差不多天天胡风都蹲在地上观看，但不见动静。后来，好容易见到了几根绿瓣瓣，但是那么稀稀拉拉地，真难使人相信这就是菠菜的幼苗。正好这时，×处长叼着烟卷进来了，说来看看我们的菠菜出土了没有。胡风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从来没种过菠菜。你看，只出了几棵。要不，我们自己再买点种子，重点过怎么样？”
　　“还不错，你们这儿比我们的出得多。没关系，我们买了种子再给你们一些。
　　原来，他们的也没出土，他们也不会种菜！
　　我去上面场部时，走过一块菜地，那里的菠菜苗整整齐齐地。人家是怎样种的呢？正好有一个人在那里侍弄它，我就停了下来看他除草，后来就问他：
　　“你们这片菠菜长得不错呀！是怎样下种的？
　　他抬头看看我，似乎认出我来了。他原来是一队的。他告诉我最好先用草灰拌一拌种子，撒种时不要像撒谷种一样地满撒，而要就面前直播下去，因为这种子既轻又有刺有角，满撒就会浮在上面扎不了根，还会让鸟吃了。
　　“啊！原来有这大的学问！”
　　第二次下种，我就照那人传授的方法行事，果然出苗不少。我们总算是种成了菠菜。我们天天望着地里有没有杂草，天天望着菜苗成长。在长到一两寸长时，就忙着浇尿水。它们一下子就长到三四寸高，我们只等着用它下面做汤了。
　　×处长拿了他自己的绸被子和一皮箱衣服，来我们院里晾晒。
　　胡风看了很觉蹊跷，“这是向我摆阔吗？他有绸被子，有呢制服，有……”
　　我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但我心里真正的猜想可不敢说出来，但愿我是想错了。
　　这里的变动或者结束，是有许多迹象可寻的。几天前，×处长忽然拿来两瓶白兰地劝我们买，说是减价出售，每瓶只要四元。我们不敢买，后来他说送我们一瓶，那一瓶还是叫我买了。他又分了一些腊肉给我们，也说以后可买不着了。
　　他们收了许多五星黑啤酒瓶放在通我们这边的墙角里，另外还有一些零乱的中华牌烟盒和罐头盒。这些清理出来的高级废品使我不得不产生了怀疑：隔壁住过高贵的人，可能已经走了，现在×处长正在做善后处理，连他个人的衣服都被拿出来晒了，那么，我们将……
　　这一切的答案不久就揭晓了。11月初的一个下午，忽然，从那连通我们屋的房间里走出来好几个从未见过的干部，由×处长陪着。他只说了一句，“这是张光人，”就自动走了。进来的三个人自己找藤椅坐下了。我一看，胡风没椅子坐只是站着，就从卧房里端了一张藤椅来让他坐。那个坐在正中铁青着脸的人白了我一眼，就开口问胡风：“你最近怎么样？”胡风答：“没什么怎么样。”“没什么怎么样？你认为你就没事了吗？嘿！”他不往下说了。这时，另一个人说：“我们这次来准备带你走。你们准备一下吧！”胡风问：“是去审问吗？还让不让我回来？”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无法说。不会太久吧，不过还是将铺盖等都带去。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的方便才这样做的。”“别同他多说了，叫他们快点收拾吧。”那铁青脸的人气呼呼地说着。
　　我先是为他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又随手拿了一床薄被，准备捆成一卷。谁知那铁青脸的人说：“多带点，这不够。被子要厚的。”那位比较和气的人说：“可能时间会长些，还是多带点吧。”
　　我在卧房准备重新缝床厚被时，胡风走到我身边，满脸喜悦地低声对我说：“不要理他们。问题快解决了，几天后我就会回来的，或者会接你走的。”我只对他笑笑，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也衷心地希望事情真能如此，所以就将手上拿着的一块灰线呢放开，换了一床红绸被面，虽然那灰布更适合于监狱用。胡风看见了，发出了表示赞赏的会心的微笑。我知道他没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是囚犯，我是一片红心向着党，我永远……”
　　我们被进来的人打断了。他很奇怪我用红绸被面，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样儿，恶狠狠地说：“还得多带一床。”最后，我又拿了一床红毛毯，连同那块灰线呢，还有枕头等，足捆了一个大铺盖卷，他们才算是认可了。
　　我在他手提的包里放了一筒茶叶和吃剩的饼干糖果等，总之，他喜欢的能带上的我都装上了。问：“能带书吗？回答是，可以带《毛选》，别的一律不许带。我设法背着他们递给了他一个钱包，小声告诉他，里面有张200元的存单，如果自由了，就先用它回北京。当时，我们两个是那么地天真，那么充满信心，还以为真要解决问题了呢！
　　胡风穿上了新的呢子制服，很像一个大干部。一个青年看到他这身打扮，轻微地叹了一口气，就去帮助他拎起了铺盖卷。我送他们到坡下，正想往上爬坡送到马路时，被制止了。这时，×处长和小李都来了，他们劝我说，不必送了，不要好久又能见到的。我就只好停在原处看着他走上了坡，到马路上坐进了停在那里的吉普车。车发动了，开走了，但它的后面可跟着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一车的解放军。这是押送的意思了。我心里立刻明白，这一去并不如胡风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前面是凶多吉少呀！

　　盼

　　他这一去，整个半边院子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幸好我还不是娇生惯养的小姐，在这孤零零的山间小屋里夜晚听着各式各样疹人的声音，也没有被吓破胆。我还是和过去一样地生活。我带着他留给我的乐观和自信，真的认为他很快就能回来的，我天天盼着他会突然从我可以看到的上面的公路上向我走来。
　　1968年元旦到了，我为他做了他爱吃的菜热了又热，直到快坏了，也不见他回来。盼呀盼呀，又快到春节了。只有寒风吹着我住房的窗纱在沙沙作响，却听不到他的笑声在屋内荡漾。我每夜都等他等得很晚，怕他会像我们来时那样，半夜才到。但是，只有风吹电线杆的呜呜声响，却听不到汽车的轰轰声。我失望了，我几乎想大声哭喊出来，“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开始感到情况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好，而是很不妙呢！我向隔壁的×处长打探胡风的消息（现在那里只有×处长和×干事了，他们大约是留下来收拾东西的，每天都能听见他们在敲敲打打地钉木箱，捆家具）。×处长给我的回答竟和过去公安部给我的回答一个样：“他很好，不必送什么给他！”我再问：“什么时候回来？”答复是：“不知道。总会回来的吧。”这等于没有回答我。我心中产生了预感，这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又像1955年一样了。难道又要等一个10年？
　　我不敢想下去了。对我来说最明智的办法是对胡风的那份顽强的信心不加怀疑，肯定他能平安无事地早日归来。我还自己宽慰自己，我现在不是很自由，无人管我吗？这不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吗？每逢赶场，我就进城去。并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因为我还得省吃俭用过日子呢，现在是连胡风的25元都没有了。我去是想看大字报，想从上面看出点什么新动态，看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结束的希望。我的好奇心，又使我常常夹在群众中观看那些头头们被批斗。
　　有一次正赶上批什么“小爬虫”。他们脸上被画上黑墨，背上背个纸画的螃蟹或是虾米，站在长条凳上。人们就跳上路当中搭的台子揭发批判他们。我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跟他们走了。看着他们被戴上高帽，被戴红袖章的什么战斗团押走。最后，我跟着走到了一处大门里。等我发觉不对头，赶快往回跑时，已被场部的一个干部看见了。
　　第二天，场部驻军的连指导员来找我了，警告我不可以随便乱跑出去，要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他说：“你居然
　　跑到人家造反总部去了，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你算什么干部！你是戴了帽子的，出了问题我们可不好管哟！”他虽然用的是训斥的口气，但看上去人还是很和气的。说完这些话后，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的生活，也有点同情。临走时嘱咐：“还是小心点好。”又看看我住的地方：“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是办法。不过你放心，我们就住在上面，经常派人在附近巡夜。要保护你们嘛！”
　　从此，我不敢随便出门了。几天后，×干事问我要带什么给胡风，我来不及去买就将留下的一斤茶叶给了他。心想，胡风喜欢喝茶，喝了茶可以提精神。当天下午，他们就走了。
　　我白天站在门口，两眼望着上面公路上的来往车辆和行人，晚上躺在床上看书直到深夜。胡风曾批评我没有好好地利用时间，那十年没有好好读书。现在我决心听他的话，不但读书，还写了笔记，准备见面时向他交作业。这样，我不但打发了无聊的日子，也觉得自己是在为他做着什么，甚至有时还感到他在我面前含笑地望着我，表示赞赏。
　　可能他们研究过了，几天后，那三间靠着大门的房间就住进了现在正在停职挨批的书记一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由于大女儿生下来就大脑发育不全，成了半痴呆既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的残疾儿童，所以又用了一个保姆看护她。这样，她们一共是5口人。这位书记夫人，过去我和胡风路过场部时曾见过她，打过招呼，她还问胡风身体好些了吗之类客气话。她大约是一个中级干部。今天，她也成了问题中人，所以对我仍是很和善。有这么一家人住在旁边，尤其是夜晚听着那大女儿哇哇的叫声，使我感觉到又生活在人群中，没那么冷清和凄凉了。
　　那位保姆约50来岁，是本地的农村妇女。从她口里，我才多少知道了一点这个边远小山城的人民的生活。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从苦难的旧中国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妇女的缩影。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解放哪有我家呀！不解放，老汉抽鸦片早就死在不知哪个山沟沟里了，我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会饿死的。解放后，老汉戒了烟，分了地，分了房，还添了一个老儿子。我真不晓得该怎样来感谢共产党的恩情！”所以，她在书记家工作真是忠心耿耿。现在，有人骂她立场不稳，她就说：“我不懂这些。我只听共产党的话，你们几个人说的我不听。”他们也拿她没办法。
　　书记家的老二是个七八岁的男孩，最小的女儿也有四五岁了，有点娇气。他们对我都挺好，常来找我玩。看到我房里的东西，尤其是那些书，特别惊奇。我才发现，这里的孩子对外界是那么陌生，那么无知，但对这里的一些劳改生产队可熟悉得很。看得出，那男孩常随着他父亲去各队跑，被人顺从和逢迎惯了。他和我谈到龙洞这个供全场饮水的天然溶洞，说得那么神奇那么恐怖，倒还真有点说故事的才能呢。但我可不敢给他讲故事，尤其是童话。我怕，不定哪天情况一变，把我说成是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第二代，就了不得了。我只和他们讲天安门（连故宫都不敢告诉他们）和动物园，正好我还有一张动物园的彩色照片。原来，他们除了猫、狗、牛、羊之外，什么动物也没见过。这下他们可高兴了，我也就将那些狮子、老虎、长颈鹿、袋鼠、鸵鸟……一个个说给他们听，结果连保姆叫他们去上面场部打饭都不肯去了。老保姆偷偷告诉我，他们在上面常常受到别的孩子的欺负，排队买饭时常常被赶到后面去。这使我对这两个孩子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何况这时他们的母亲也被调离场部到远处的队里去工作，家里只剩下这三个孩子和老保姆，我也就成了他们的临时支柱了。我真想拿出《安徒生童话》来讲给他们听，他们一定会喜欢听的，也可能在他们的小心灵里会滋生出爱好美的文学的种子。但是我不敢！
　　一天，孩子们正在门外和我玩着，忽然那小女儿叫了起来：“爸爸，爸爸！”就想往坡下跑，被老保姆一把抓住了，但小男孩却跌跌撞撞地飞跑下去了。从坡下上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看着孩子们高兴地拥在他身边，我知道那就是场部的第一把手了。他对我点点头，很客气地笑笑，就进屋了。不久，屋里的大女儿也发出了哇哇哇的叫声，想来他们是好久没见到爸爸了。
　　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第一把手，只是场长来管过我们。最近一次我去场部时，看到了那位场长。面容憔悴不堪，手里拿着一卷纸匆匆地走过，可能是去向造反派交材料吧！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是不安。

　　大约是“六一”儿童节后第二天的上午，忽然来了一群人。我一看，糟了！这么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们来找我干嘛？其中还有好几个中年人，看上去是干部或工人。连指导员跟着进来，将我指给他们，好似验明正身似地。随后他就走了。
　　这一大批人拥进了我的屋里。一个中年人对我说：
　　“我们是四川省人保组的。好久没来理抹（四川方言，即管的意思）你，你过得倒安逸哟！”严厉地望了我一眼。
　　我不知所措，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睁大着眼睛望着他们。
　　“嘿，她倒稳起啰！抄！”这是一个红卫兵恶狠狠的声音。
　　另外又一个声音：“拉下去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那个中年人一挥手，只说了一声：“检查！”
　　“对头！抄出证据来，看她还狡猾……”
　　这时，屋里屋外乱作了一团，桌子、抽屉都倒了，翻了，连书也一本本地抽出来了。但这些孩子们可没有耐心，抽看了几本没找着他们所谓的罪证，就无兴趣了。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在里屋搜查的红卫兵却气势汹汹地叫我进去，指箱子说：
　　“打开它，将你们的密件交出来！”
　　我赶快取出钥匙将锁一一打开，只有一把锁本来就有点毛病，现在怎么也打不开了。这么些双眼睛盯着我，我紧张得都出了汗，他们一定以为这里有秘密了。我心横，索性找出老虎钳使劲将它绞断了，也不知从哪来的这股劲。锁断了，我的心安下了，人也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动不了啦。他们好几个人都拥向这口箱子，用手在里面掏着抓着，东西丢了一地。原来都是一些破旧衣服！他们的失望和我的紧张是多么可笑啊！
　　我又被叫了出去。一个十八九岁的红卫兵，看上去似乎是头头，用手指着我说：
　　“把你们写的反动材料交出来！”
　　“我们没有写什么反动材料。”
　　“你狡辩！你们不是会写《三十万言》吗？这次又写了什么？”
　　“没有。你们搜查好了。”
　　“啊哈，你还胆敢对抗呀！看我们不整你……”
　　他随手翻开了一本我女儿常看的《唐宋名家词选》，指着里面画出来的李后主的词给我看：
　　“你说，多少恨指什么？你恨我们啰，反动不反动？”
　　我没有回答，他就认为我是默认了，于是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两张歌片：
　　“原来你还藏着替走资派涂脂抹粉的歌片呢。你盼望他们复辟？”
　　一个女红卫兵一把抢去看了之后，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还是最早的呢！嘿，死走狗……”
　　我简直莫名其妙了。后来要我认罪时，我才知道那是孩子们留下的电影《怒潮》和《燎原》中的插曲歌片。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实在不知道这是违禁品。”
　　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大声吼叫着：
　　“你不要以为你们没事了。走资派再也不会来保护你们了，他们早已被我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你老实点！大难临头，你还死不悔改。”同时狡黠地向我冷笑一声：
　　“告诉你，你那个胡风已收监了。你不好好交代，就起收监吧。哈……”
　　“收监！”无意中得到的这个信息使我的脑袋“轰”地一下，但只一刹那我就镇静下来了。我对监狱并不害怕，他再回到监狱去，我应该放心了，不回监狱那才真不得了呢。记得有位先哲曾说过，监狱是惩罚罪犯的，同时又保护了罪犯。现在我更觉得是这样了。他们以为向我发射了一枚重型炮弹，我一定会被击倒在地的，谁知我仍只是木木然地望着他们。
　　又一发炮弹来了，是要我交出贵重物品和存款。许多双眼睛望着我，尤其是茶场的女造反派。他们大约以为我会拒绝，会哭哭啼啼的。我却很平静地，一无遗漏地全交给了他们。他们倒显得激动得很，像蜂群似地轰着挤着。
　　那几个女造反派首先抢着看我交出的三个金戒指。一个是抗战逃难时，胡风怕我们失散了无法活命，特地用20元给我打了一个金戒指；一个是我和同学一起打的，上面刻着英文字My dear friend；再一个是我母亲给的。这三个金戒指我不在乎，就怕他们追究这几个英文字，那可真难说清。幸好他们只好奇地带上试试，又像被蛇咬了似地赶紧取下，还啧着嘴说：“什么怪样子！封建枷锁！”我只冷静地望着。他们倒什么也没问，又去看我那包里的早年照片，很有兴趣地评头品足，甚至连穿旗袍都说是怪模怪样的奇装异服。
　　那位不大说话的中年人对我很认真地说：
　　“就是这些吗？你不交出来，将来没有了，我们可不负责啊。”
　　我心想，难道你们会负责吗？我交出了就不打算它再属于我。
　　在另一张桌旁坐着的红卫兵把我叫了去，指着我在写的一篇小说问：
　　“你写的什么反动文章？自己交代？”
　　我说：“题目上不是写明了吗？我准备写个大杂院的几户人家，不过大半都是工人家庭。我想写他们的优秀品质，好使我们受到教育。”
　　“嘿，你不要说得好听。你一定是在丑化我们工人阶级。你没资格写我们，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头头恶声恶气地骂着我。
　　我赶快申辩说：“不是的。我还没有写完呢。”
　　我怕他们从中看出什么“问题”，再上升一下我可真吃不消呢。好在他们并没有兴趣读它，只开玩笑似地补了一句：“字还写得蛮不错嘛。嘿，告诉你，不准你写我们领导阶级……”就转到那张桌子去看贵重物品和旧照片了。我暗自嘘了一口气。
　　忽然间，旁边又杀出了一员猛将，是那个工人模样的人。他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秘密似地，手里拿着几张小纸片，往我眼前一晃：
　　“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这一定是暗语。你要说清楚，不准隐瞒！”
　　一上来我还真有点慌张了，不知是什么地方给他抓住了小辫子解释不清，那时肯定要皮肉受苦了。但等我将这一秘密武器看清楚时，就又感到好笑了。原来是几张旧日历。
　　他问我：“又是一年了，何日得解放？可叹！这是什么意思？你等国民党来解放你们？这日子是什么密码？老实交代！”
　　我清楚明白、一字一句地回答：
　　“这是我们1955年5月17日被捕的纪念日。已经关了这么多年了，希望能早日把问题解决放我出去，希望党中央来解放我。”
　　这时又拿出了一张，上面是一些阿拉伯数字：
　　“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暗号？你还能狡辩？”
　　真糟糕！这代表什么呢？啊，想起来了，是看了《毛选》后记下的页码（那时可不敢在《毛选》上乱画）。我就如实地告诉了他，“不信你们可以去对《毛选》。”
　　这一来，他泄气了，恨恨地将纸片向桌子上一扔就走开了。
　　那位不大作声的中年人从外面进来了，这时，连指导员在门口向红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就放下手里的东西，一窝蜂地出去了。
　　中年人将我叫到桌子旁，指着我交出的东西说：“这些我们暂时替你保管，听候处理。我可以给你开一张收据。”
　　他拿出准备好了的普通横格纸，那个工人模样的人抢在手里说：“我来写。”
　　写了几行，那中年人说：“不行。”他就一把撕了，又写第二张。
　　他那一笔很难认的怪字使得这中年人直摇头，又从他手里夺下了笔，亲自将所有的东西都详细地列了一清单，底下写上了四川省人保组，又署上了他本人的名字和年月日。除了没盖图章外，这张收据完全合格。他这样认真工作，使我很感激。看得出他是位老公安，办事认真懂得法律手续，我们算是遇着好人了！
　　他用一条大手帕将我交出的东西包好，并将收据交给我，郑重地嘱咐我：
　　“你要保存好啰”。
　　最后补了一句：“你该做午饭了。”就带着这一个小包和这一群人全部离去了。
　　我一看钟，已过12点钟，我还真饿了。就煮了一锅饭，准备吃它几顿，因为下次吃饭谁知是什么时候。现在已派了几个场部的家属在屋里看守我，不允许我一个人出房门了。经过这几个钟头，我好像得了一场大病，全身无力，精神也疲乏得很，真想什么也不管地睡上一觉。但是，这几双眼睛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我不便倒床睡下，只好半躺着闭眼休息一下。那几位女将在我的身边叽叽喳喳地聊天，我想静静地休息都不能，真心烦死了！
　　一个家属被叫了出来。她回来后就厉声地叫我起来，接着，他们就将我押出了房门，命令我站在地坝当中。我一看，周围除了红卫兵和几个同来抄家的人外，增加了好些人，团团围着我。我想，这些大约是看热闹的，因为我一个也不认得。
　　一个红卫兵指着我的脸训斥着：“你的态度很不老实！抗拒到底，坚持反革命，那是自取灭亡。好好交代胡风的和你的问题！”
　　我赶快将早就打好的腹稿顺口说了出来：“我承认反宗派反错了，结果成了反对党的领导。我罪该万死。可能还犯了许多错误我识不到，我衷心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
　　“你狡辩！”“你不老实”……此起彼伏的喊声使我茫然。
　　这时，有两个红卫兵要上来抓我。我想大约要挨打或是“坐飞机”了。但是，我并没产生畏惧，只是觉得要来的就来吧，反而处之泰然了。
　　那位中年人过来向他们示意了一下，就很严肃地说：
　　“×××，你是戴帽的反革命，你在改造方面表现得很不好！不但没有同胡风划清界限，自己也坚持反动立场，可以说是毫无进步。现在，我们人保组为了加强你的思想改造，决定让你参加劳动，去苗溪医院劳动。再不好好改造，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同时，他叫出了一个女青年，指着我嘱咐她：
　　“她的劳动由你负责监督。”
　　又对我说：“你不许对抗，一切听革命群众的，每月写一个思想汇报交茶场军管会。听清了没有？”
　　我点了点头。
　　啊，劳动！我并不感到可怕。我什么时候脱离过劳动？但是，被监督劳动却还是第一次。不过，旧社会“逆来顺受”这一做人法则，我还是懂得的。我准备老老实实地劳动。
　　我被押回房里去收拾东西。我想，拿点换洗衣服就可以了，以后有机会再来拿。所以，只包了一小包衣服。连指导员进来看了看，叫我带一个小箱子去，还说要带铺盖，多带点夏天的衣服和日用品。我在整理衣服时发现，留在床头的小日记本和准备将来给胡风看的日记体书信都还在，就偷偷地将它们塞在了衣服堆里。要从那里面找点上纲上线的材料是太容易了！我上厕所时又发现胡风的那一摞《怀春曲》稿纸零乱地散在地上，拣了起来。再一看，装它们的皮包也被丢在一边。我就偷偷地将稿纸放在皮包里拿进了屋里，扔到现在已是空空如也的衣柜里去了。
　　下午3时后，我肩上背着背兜，上面放着一个小铺盖卷和一个小箱子，总有二三十斤重吧。这是我第一次背背兜，没有任何人来帮我，哪怕是教教我。幸好我平时就留意了别人是怎样背上背兜的。我设法将箱子放在下面，铺盖放在上面，用根绳子捆紧，拎到脸盆架上，这样就很容易地背了起来。开始迈步有点左右摇晃，我想着胡风对我一再说的，“要坚持，要勇敢！”我站稳了，我顺利地开步走了。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感到顶骄傲呢！
　　我就这样地跟着那监督我的女青年去接受劳动改造了。

　　结束了我盼了半年多的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失望的日子，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将面对现实，和胡风一样奔向未知的“前程”！到1973年，我才带着我的所有物品（除去属于胡风的被没收的财物之外）被公安部门押送到川东一所监狱与他再相见，与他共同生活在5米的高墙之内，直至1979年重获自由！

　　本文节选自《往事如烟》，梅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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