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六：我的中学时代.上篇

┃守护民间记忆

我的中学时代
上篇

© 老六／文

　　劳改主任

　　1970年秋天，我们举家迁往省会太原。
　　太原是个有上百万人口的现代重工业城市，硕大繁华，令我一时半会儿弄不清东西，看不着边际。其实，这城市规划有秩，东西叫街，南北叫路、横竖垂直，很好辨认。一条宽敞的迎泽大街贯穿城市东西，东始火车站，西接迎泽大桥，高楼大厦由此向南向北洋洋洒洒出十几里地，气派犹如北京十里长安街。当然，这是从太原人那里听来的。当时也没有电视，我也没见过长安街，就相信了，继而也为自己是个省会人而自豪了。当许多年后我真正走过长安街以后，觉得迎泽大街原来就那么回事了。
　　我们搬进了一个有持枪警卫站岗的大院。大院坐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五一路上，离街心公园五一广场、最大的百货公司五一大楼只是百米之遥。傍晚时分，我时常控制不住地跑到五一广场看街景。此时，街灯初射，人影匆忙，自行车铃声，汽车笛声汇成一片，车水马龙，令我眼花缭乱，心跳加速，兴奋异常。我对大城市的着迷大概从那会儿开始。从太原的五一广场，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再到纽约的时代广场，霓虹灯越亮、街道越忙，我的血越热，心越跳，人越疯。如果将来火星更忙活，我就搬到那儿去住。
　　新房子更加令我咋舌。那是一座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被称作是“洋楼”的红顶灰砖二层小楼。房间不大，一楼是客厅，一间卧室，后面是厨房，厕所，攀旋而上的水泥楼梯；二楼是两间套屋。据说，这样的高干楼在文革将近完工时遭到群众批判，说太资产阶级，于是楼梯下的洗澡间被废除了，成了我们现在的储藏室。有了自家的冲水厕所，不用再到公厕排队蹲坑，我当时就已经感到知足。如果真的有个洗澡间，我倒真觉得有点奢侈呢。
　　我们的家具既少又旧，与新洋房不大般配。客厅也不成其为客厅，沙发茶几早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那儿摆了吃饭的方桌、几只木凳，还有一只单人床，上面永久地铺着一张凉席供来人坐，为的是坐脏了也不用洗。至于楼上卧室，我和老七已经进步到一人睡一张单人床的地步了。
　　我格外热爱我们的新家。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用刷子把床单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抹布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板柜门窗擦拭干净。我在不知不觉地扮演奶奶的角色。不同之处是：奶奶跪在地上用笤帚把一砖一缝扫得发青，而我则撅着屁股学着用墩布擦地。可惜水泥质量不好，那地不光滑，拖来拖去，总也拖不出能照出人影的效果。
　　太原的一切新待遇都好，就是爸爸的新头衔不好。他被调到省劳改局，当时的省革委会保卫组劳改办公室当副主任，所以他的头衔就成了“劳改主任”。
　　听惯了人们称呼他“市长”，突然叫个“劳改主任”，与劳改犯们打交道，我觉得实在委屈爸爸，十分地不喜欢他的新头衔。有一天我问爸爸，为什么不分配他当人事主任、教育主任、卫生主任、工业主任、农业主任，或公安主任，为什么非当个劳改主任？爸爸说，他主要急于离开阳泉，省里正好有这么个空位，征求他意见时，他就马上接受了。再说，没权没势的工作，反而麻烦少。
　　几年文革，已使爸爸锐气大减，他只想图个平安，不再挨整。但是，一个人的个性能力即是他做人之风格，掩饰不了，也压抑不住。爸爸在新环境中虽然做事谨慎小心，但遇到大事，就显出了旧日锋芒。他厌恶整人，蔑视不实事求是、投机取巧、权欲熏心的人。他尊重知识、文化，爱惜有雄心、有能力、有才气的人。
　　有一次，爸爸视察一个劳改工厂，一个中年男子代表劳改人员向领导致词，笔头、口才俱佳，给爸爸留下深刻印象。会后爸爸跟他闲聊起来，发现此人曾毕业于教会学校，讲一口流利英语，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北京某大学下放至山西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表现好，才可以在劳改系统的工厂就业当工人，有工资，但没有政治行动自由。右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劳改就业人员。
　　爸爸回家对我们说，“他的右派问题早已改造好了，只是紧接着遇上文化大革命，没人给他摘帽子，他就继续做上‘老改’了。应该实事求是嘛，反右归反右，文革归文革。他表现那么好，这样的人材应该在大学里教书，而不是继续在劳改队扛木头、搬石头。”他决定要给右派先生平反。这不是件容易事。他向上级省革委打了报告，省里就开始了漫长的逐级研究、讨论、调查、审批。
　　右派先生是个情绪亢奋，溢于言表的高个男人。每次他来家里，进门出门都要给爸爸一个90度鞠躬，然后满脸灿烂笑容，把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感谢”不离口，言必称“首长”、“恩人”。爸爸不让他这样称呼，说：他是为党工作，要谢就感谢党。右派先生就每次在“感谢首长、恩人”后面再加上一句“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好听的京腔以及这套我从未见识过的礼节使我十分好奇。
　　为了表达感激之心，右派先生坚持一定要教我和老七英文，我俩欣然接受了。不知是为避免“毒害革命干部子女”之嫌疑，还是没有其它课本的原因，他拿了一本化工英语教我们。老七学了几个字就没了兴趣，我也颇感枯燥无味。只是人家好心上门授课，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念Water can be resolved into hydrogen and oxyhen（水可以分解为氢和氧）之类的句子。
　　右派先生当着大人面时，对我们极尽赞美之词，说我们如何聪明灵气，发音清晰准确，不像山西人那样有很重的地方口音，经常说得我和老七心花怒放。但私下，我发现他没多少耐心，教得很心不在焉。他的脸在放松下来的时候也远没有那么灿烂动人：他显得很老，脸很长，眼光很冷——偶尔，那里面还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丝蔑视我的孤傲，使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很不舒服。几节课过后，我找借口不学了。
　　后来，右派先生终于获得平反，到一所大学去教英文了。70年代末文革结束，给他落实了政策，他最终被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了。临行之前与爸爸来告别，我在家里再次见到了他。当时我已是大学英文系二年级学生了，我尊敬地称他为“老师”。他仍旧是感激爸爸，表扬我的聪明伶俐，却已不是当年的形式、当年的语言、当年的心态了。他很不经意的笑容和并不言过其实的赞扬显得格外真诚，使我头一次感到了两个正常人之间的平等。假如他当年确实蔑视了我，今天我一点不怪他。爸爸帮助了他，但那时在他眼里，爸爸仍是党的化身，而我们是既得利益阶层。他14年的青春被随意挥掷了，难道飘一个蔑视的眼神还不可以吗？
　　相反，我一直是感激他的。尽管他教的化工术语我一个也没记住，他的美式发音却影响了我。他发bird，worker时的儿音与北京话的儿音如出一辙，很好听，我立刻学会了。后来当人们表扬我发音不错时，我总是想起这位启蒙老师。
　　有时我常在想：他确实算得上是个幸运人，因为他碰到了爸爸。可反过来想，如果许多被冤打成屈的有识之士都能碰到爸爸，爸爸就都能帮得了他们吗？

　　高干与阿Q

　　“高干”是“高级干部”的简称。我清晰地有了“高干”这个概念是自从搬到太原以后。
　　一来，70年代初，大部分被打倒的“走资派”开始官复原职，住回小洋楼。二来，太原是省会、大城市，有数量不小的高干，左邻右舍们与高干集中的省委大院有不少接触。三来，有些高干的插队子女通过他们父母的直接帮助或间接关系先后回城工作或参军，使没有门路的普通百姓望尘莫及。所谓关系，正是从那时开始盛行的。高干阶层的特权经过文化大革命反而被强化了，人们对其既羡慕又妒嫉的心情也随之加剧。正像80年代文凭吃香，90年代金钱吃香一样，70年代是高干吃香的时代，而人们在不同年代纷纷攀香的经历也都几乎是一样的。当时，很多人想攀个高干关系，姑娘想嫁给高干子弟，还有不少冒充高干子女的男女食客到处行骗。老百姓干脆把我们的父母和子女统统叫成“高干”。
　　据说，高干（子女）是能被一眼辨认出的。他们穿一身蓝，一身草绿军装，有时是更能说明资格的退色军装，一双白塑料底黑斜纹面的松紧口鞋——或称懒汉鞋，男的小平头，女的围着拉毛围巾，骑崭新的“飞鸽”或“凤凰”牌自行车，脸上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气，或者叫傲气，或者依了北京人叫“德性劲儿”，而依了太原人叫“球斯样”。
　　按照当年的时兴，我这个“高干”是极不称职入流的。首先，我家来自小城市，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与老百姓区别不大；其次我的家庭教育不允许我有任何优越感；再加上文革的折腾，我不仅没机会生长任何优越感，相反，我极其讨厌别人任何一种的另眼看待。再论外表，我就更惨不着边了。
　　我家邻居从北京迁来。他家女儿只比我大一岁，却长得人高马大，胸高腚挺，又讲一口北京话，言语大方，器宇轩昂。我比她低一个半头，瘦半个身子，胸前仍是一马平川，脸上不具任何气质，嘴上更加缺少甜蜜，不会脱口而出到处叫“叔叔，阿姨”。我俩走在一起，我成了她的一个陪衬：她经常受到大院干部的瞩目称赞，很快成了知名人士；而我常听到的是：都14岁了，这么瘦小，发育不良，你看看人家！
　　对于这种另眼看待，我不以为然。我发育不良是事实，但她15岁就大奶一颤一颤的，有什么自豪的？我都替她难为情。不过，我念“大奶”一个好：我向她学了许多北京方言。我学得很像，以至后来弄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闹得许多人以为我也是北京人。
　　当然，大有大的好处。
　　过年过节时，高干家庭可以额外买到市场上定量供应的紧缺食品，例如，白糖、鸡蛋、食油、大米等等。水果当时也很缺，过年能有桔子吃算是奢侈。
　　1971年过春节前的一天，小卖部通知我们去买桔子。我和“大奶”两人一块儿去，她端了一盆大桔子回家，我却得到一盆小桔子。我个头儿小，人安静，就会遭到如此另眼看待、我很不平，却不敢说，只好独自生自己的闷气。
　　后来，我俩入了同一个中学的同一个年级。同学一眼就认出她是“高干”，体育老师马上培养她扔铁饼铅球去了。而我身穿妈给我改过的她的一件灰色旧衣裳，脚蹬晓冬留下的二六型线闸自行车，一声不吭地混同在比我高大的新同学中。
　　没人知道我是高干。也没人在乎知道我是谁。更没有人在我背后人前用指头戳戳点点着说我是市长女儿了。我感到很轻松。

　　我转入的中学曾经是文革前全省重点中学。这里师资强大，教程正规，学生有重视数理化的传统，学习空气很浓厚，我一入校就立刻感到吃力。相比之下，我在阳泉中学的那一年纯属瞎混，什么都没正经学到。当然，我吃力的主要原因是我跳了一级。
　　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毛主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原先12年的公有学制缩短成了10年：小学5年，中学（含初、高中）5年。省城学校率先试行教育改革，小学都改成了7年制的“戴帽中学”，即：学生上5年小学，然后继续在本校上初中。当我来到太原时，全市中学里没有我这一届的学生，所有的“猴子”（属猴的）都在小学“戴帽”上了7年级。给我联系学校的叔叔是爸爸的下属，他告诉我父母说：“戴帽”小学教学质量低，不如让我跳一级上个好中学。父母立刻同意了。于是，在1971年冬季学期开始时，我踏进了“羊圈”七连八排，与一群属羊的同学结为“战友”。（学校以红卫兵连排编制，班长改叫“排长”，同学以“战友”相称。）
　　刚入校的头两个月极其痛苦。数理化课我全跟不上，上课像听天书一样。老师讲解一元二次方程，我连一元一次压根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又胆小好面子，下课也不好意思找老师补课。班主任不关心，同学不了解我。我以往的学习一贯拔尖，这种情形非常打击我的自信，使我心急如焚，悲观失望。我时常有转学的念头，想回到我的猴子群去“戴帽”。结果有一天，学校开大会传达上面文件，说国家“教革委”决定，大学开始恢复招收表现好的工农兵学员，将来还可能小量招收高中毕业生。校长还特意做报告，要求我们“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以便将来有机会直接升大学。这消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希望，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赶上去，我一定不能辜负父母的希望，一定要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当时学校的政治活动极多。我们整天“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愁”，请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或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着背包，扛着木枪步行拉练。春耕时上街追着毛驴屁股捡粪，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唱着嘹亮的歌声”，把粪筐送到郊区的生产队；秋收时下乡劳动一到两周，向贫下中农虚心学习，“磨两手老茧，练一颗红心”；学完农学工，学完工学军……每活动一次，就要写体会，找差距，表决心，分析“活思想”，批判“怕苦怕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声讨“无政府主义”，“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所以在那些日子里，老师的讲台，成了竞争的战场，每个人争先恐后跑上去，高声念诵自己的发言稿就成了班上的一大风景。“革命者”与“不革命者”，先进者与落后者由此见仁见智。
　　我班上有那么几个女生非常厉害。她们都是三代贫民出身的排干部和红卫兵成员。（一个50多人的排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才是红卫兵。）发言时，她们个个能说会道，声音洪亮，铿镪有力，马列主义大道理讲得一套一套的，还随时能联系到班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大发议论。她们总是最先冲上讲台，而且总有资格和权利批评别人，从穿衣戴帽到灵魂深处。
　　由于她们的“榜样带头作用”，这些会议和发言对我成了一种折磨。我对她们是既羡慕又害怕，经常自省：我怎么就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我怎么就想不起那么多该批判的人和事？想必是我太无知，马列主义学得太少，思想觉悟太低。自愧不如之下，我胆子更小了，经常在自己座位上踟蹰良久，就是迈不出自己的双腿。最后好不容易终于走到台前时，我的脸涨得紫红，发言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嗡嗡，使得班主任每次不得不提示上我一句：“声音大点呵！”
　　老七曾经给过我一个“猴屁股”的绰号，原因是我爱脸红，包括跟生人说话都脸红。没办法，我天生如此，由不得自己。我痛恨自己的脸红，一直觉得那是件丢人的事，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病。总之，我永远不能主动发言，认识也总不深刻，我大声不了，也克服不了脸红；用榜样们的话来说：我态度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心情不迫切。除此之外，我还不爱参加“天天练”一类的课间整队跑步。我身体虚弱，一长跑就虚脱。所以、按照毛主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我没有一点合格之处，自然就是排里的一个“后进”同学了。
　　有一天傍晚，下学回家的路上，我被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收垃圾的大卡车钩住，然后抛出5米远，我顿时失去知觉。醒过来后，发现自己满脸是血，周围到处是人，我才知道出了事故。我的肩膀和脸受了伤，恶梦连连，无法入睡，几天不能上课。班上的“战友”们听说后纷纷来看我。这一看，她们就意外地发现：这个其貌不扬，胆小害羞的瘦弱女孩，原来是个“高干”。这一知道，就改变了她们对我的态度。
　　我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出生于普通大众之家。他们对有士兵站岗的深宅大院充满好奇，从来没机会见过我家住的二层洋楼。他们在我家楼前楼后、楼上楼下一路走过、看过，一路发出喷喷的羡慕和感叹。一个姓高的女生搂着我的脖子连连叹气说：“你家和我家真是天壤之别。我家8口人挤在两间平房里。唉！别说小洋楼，我们这辈子能住上楼房就不错了！”我对高说，我们家半年前也住两间平房，她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不相信，说我太谦虚。大家也觉得我这样不显山不露水的高干实在很朴素，很好。
　　当我伤好回校上课后，我受到了排干部们前所未有的重视。有人主动为我补课，与我结成“一对红”，要帮助我政治上进步，好能够早日加入红卫兵；也有人不断找我谈心，挑剔我的毛病。例如：我不爱说话，他们就说我架子大，不能广泛联系群众。我一下课就回家，他们说我个人主义，不关心热爱班集体。我不爱批评指责别人，他们就说我老好人主义，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我的数理化进步很快，学期末我不仅考试全部通过，我的语文还得了全班最高分，他们就说我骄傲自满，看不起群众。我被他们弄得无所适从，整天紧张兮兮地用毛主席语录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狠批私心一闪念，彻底改造世界观”。
　　其实早在阳泉中学时，我就是红卫兵了。只是转学到这里，他们要求我重新加入。但是有了如上所述的种种毛病，我是不符合红卫兵条件的。起初，我很重视他们的批评。但我实在纳闷得很：我只有经常的自愧不如，哪里来的骄傲自满？
　　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入红卫兵以前、她每天天不亮时就跑到学校打扫卫生。扫完教室扫公共厕所。每节课下课铃声一响，她总是一个健步冲上讲台，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任头上、衣服上荡一身白粉笔末子，然后专捡排干部面前劈劈啪啪拍掉手上的白灰。结果，她经常受到排干部的表扬；不仅很快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还成了班上许多人纷纷效仿的楷模。然而，入了红卫兵没多久，她就再也不起大早来打扫卫生了。
　　我觉得她很可笑，觉得那些抬举她的排干部更加可笑。语文课上教了几篇鲁迅杂文，我觉得他们就是鲁迅批判的那种伪善，很瞧不起他们的假模假式，更学不会这种表面一套，心里一套的双簧表演。于是，我不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索性我行我素起来了。
　　我的矜持个性最终激怒了他们，于是对我艰苦而持久的“改造”就开始了。同时被刻苦改造的还有另一个女生。她爱穿瘦腿裤、花衬衣，而且还爱把花衬衣的领子翻出来。她学习不好，却总是闻上去香喷喷的；她劳动不刻苦，挑三拣四。总之，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被指责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根源在于她的资本主义海外关系（她家有香港亲戚）。他们让她大会小会谈认识，而她总也谈不深刻。
　　我的问题完全不同。我外表与他们一样朴素，没有什么小辫子可抓，只是他们感觉我性格各色而已。按照他们的推理：我不爱说话就是瞧不起群众；我不向他们的标准楷模看齐就是骄傲自满；我瞧不起群众，骄傲自满，根源就因为我是高干子弟。高干有什么了不起？越是家庭出身好，就越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于是，我时常遇到私下的讽刺挖苦，或会上的公开批评帮助。
　　有一次开小组会，从领导到群众，大家集中火力批评我的“傲气十足”，直把我批判得痛哭流涕。我痛哭，是由于我不明白：我到底怎样做才不傲气十足；我痛哭，是由于我很自卑：我的外表长得惨，个性又遭人讨厌，我真是个没用的东西，活得毫无价值；我痛哭，还因为我认识到：无论我如何努力，我也改造不成他们希望的样子。因为：我是高干，这个事实不改，他们对我的看法永远不改。
　　我的眼泪意外地获得了大家的宽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终于教育了我，折服了我，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了群众批评，有了悔改之意。我感到真是无奈，情绪一直很压抑。

　　1971年的秋天，我们来到解放军“五七”农场进行半个月的学军训练，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风。全排的28个女生睡一张大通铺，每天早晨6点踩着军号声起床，2分钟内穿好衣服、把被子整理得见棱见角，半天在操场列队练习正步走、拼刺刀，半天在农场参加劳动，晚上9点随熄灯号就寝，一切行动军事化。苦是苦了点，但我们都很兴奋。
　　一天中午收工时，我和排里一群女生回连部吃饭。在穿过一大片砍倒的玉米地时，我们看到远处几个农民人手一个白口袋，弯腰在捡什么东西。我又累又饿，没注意他们到底在干吗。
　　但我们排长大声问道：“喂！你们在干什么？”
　　几个农民没理会，继续弯腰捡东西。
　　“他们在偷解放军的玉米，”排长说，“抓贼呵！”女排长一边喊，一边命令我们赶紧追。
　　“抓贼呵！抓贼呵！”田野里想起了一片我们的叫喊声，十几个女生像一群野狗散成一片，朝几个农民包围而去。农民见势惊惶失措，撒丫子就跑。他们一跑，我们追得更起劲。
　　我们抓到了两个农民，一男一女。不由分说，把他们扭送到农场连部交给了解放军代表。那天的午饭，我们吃得格外香。抓到两个“阶级敌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无比自豪。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呵！多好的活教材呵！这是我们在城市的学校里永远体验不到的阶级斗争呵！我们整个下午都在兴奋地议论这件事，期待着晚上连部召开批判大会，狠狠批斗那两个进行偷盗活动的“阶级敌人”。
　　我非常兴奋。除了以上的想法外，我还期待着受表扬。这次我没有落后。我终于有机会表现了自己“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了。
　　但是，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女排长带领我们去问军代表，军代表笑了笑说：“他们都是附近的农民，不是贼，也不是阶级敌人，所以把他们放了。”
　　“放了？”女排长像受了污辱，“但他们确实偷了玉米的呵！我们有人证物证。”她说。
　　“哦，地里的玉米都摘完了，他们在捡些零碎。让他们捡去吧，农民们也怪可怜的……”连队指导员接过来说。他是个中年人，显得宽容而无所谓，但似乎过多的解释也没有。
　　“那他们跑什么呀？只有做了坏事的人，心虚才跑……”排长和其他女生不肯罢休，认为我们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和指导员不停地争执。指导员在一边直给她们做工作，反复肯定她们的良好动机。
　　我悄悄撤了，独自好生偷笑了一阵，笑我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笑我的排领导们所受到的沉重打击。尽管我自己也是参与者，但我除了对自己的幼稚可笑感到脸红之外，没有更坏的感觉。而她们还哭了，想不通，那失落才叫惨重呢。我感到很幸灾乐祸。
　　在15天的学军期间，大家都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表现自己，做“好人好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起大早扫院子。每个组争先恐后比赛看谁起得最早，然后抢了扫帚打扫连部院子。我们组老落后，所以大家决定争当一次第一。
　　一天半夜，我正睡得糊里糊涂，组长悄悄推醒了我和另外两个女生。我们穿起衣服，鸦雀无声地溜出宿舍，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那时的中学生带不起表，只有上班的人才带表，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时间。总归，我们争先起了床，心里感到很安慰。但扫了一阵院子后，我见没人出来，再朝天上一看，月亮依旧当头高照，我立刻觉得有点不对头。正在这时，军代表披着大衣来了。他很严厉地命令我们回去睡觉。我们才知道起得太早了：原来才凌晨两点。
　　第二天，全连开大会，指导员通报了我们半夜不睡觉扫院子的事。他说：“动机虽好，却影响了休息，破坏了组织纪律，好事变成了坏事。”结果闹得全连学生知道我们凌晨两点起来扫院子。我们几个人立刻成了大家的笑柄，有人还嘲笑我们“神经不正常”。我感到非常丢人现眼，痛骂自己大笨蛋，老积极不到地方。
　　尽管我老积极不到地方，回到学校以后搞学军总结时，我还是受到了表扬。领导们说我改造自己的决心大，进步明显，一个月以后，终于让我加入了红卫兵。我一直认为自己早该是红卫兵了，只是对他们挑此刻吸收我感到意外。我没想到，有时的“神经不正常”还是能产生意外效果的。
　　在七连八排一年的生活中，我总不能合大家的口味，与“群众”的沟通也总是如此阴差阳错的。在每次学期末鉴定书上永远有这样的话：“希望今后能够广泛联系群众，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我没有怨天尤人，觉得都是由于自己是高干、个性不好的缘故。无奈之际，我就变得更加沉默了，也懒得一遍遍解释自己了。后来，我在课本里学了鲁迅的一篇小说《阿Q正传》。我发觉有时自己是阿Q，而大部分时间，他们是阿Q。

　　春梦了无痕

　　大姐晓春13岁上就开始梦想浪漫爱情了。不知道是汉族的浪漫爱情故事本来不多，还是含蓄得过了分写不出来，使得她那一代年轻人在少数民族的爱情故事中寻找滋养。她爱唱《刘三姐》（白族），爱看《高山上的来客》（哈萨克族），欣赏藏、蒙、朝的歌舞，迷恋苏联电影。她是电影明星王心刚的大影迷，迷得如痴如梦如火如茶，以至看着自己身后一群“黄牙口臭、眉鼠不整”的追求者们个个不顺眼。
　　晓春天生丽质，是爸爸的掌上明珠，是妈妈的青春美丽再现，他们自然希望她有个美好前景。但是，晓春一念完高二就被省体工队挑上了。当时爸妈坚决不同意，说干体育没前途，让她念完高中考大学。晓春当时已是全省短跑第二名，眼前一片玫瑰色，要当职业运动员的决心之大，任爸妈劝阻毫无用处。她痛哭流涕闹着走，体工队的教练也给爸爸妈妈做工作，说：培养个大学生容易，但国家培养个运动员不容易；你们那么多孩子，让别人念大学去吧，她是块运动员的好料，难得。
　　1964年秋她入了省体校。爸妈很无奈，很失望。5年以后，她再一次令爸妈无奈失望，那就是她嫁给了黄舒特。
　　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体校的学生人心惶惶，纷纷牵手定了终身。爱不爱是另说，到结婚的年纪了，双着总比单飞强。再说，对有家室的人，组织分配时多少有点照顾，两人中只要有一个人能留在城里就好说。所以，几场集体婚礼之后，体校学生呼啦一大片都成双成对了，晓春背后的追求队伍也就一夜之间旌旗倒降，人去楼空，回眸时，只留下个美丽清高的自个儿。
　　晓春有一位女友，比她大几岁，大姐姐般地劝她说：“面对现实吧，别想入非非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要抓紧呀！”她觉得29岁的老运动员黄舒特与晓春外貌般配，于是在刚刚办完自己的婚事后，就赶紧张罗着给晓春牵线当媒婆。
　　黄舒特出生在北京一个乡镇市民家庭。生父给日本人当厨子，解放后因害怕整肃而自杀了。他随母亲来到山西，在继父家长大。他是个标枪运动员，喜爱文艺，长得一表人材，人称“王心刚第二”。由于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文革时，他与晓春是学校领呼口号的专门人材。搞文艺宣传队时，他俩又一块演《老俩口学毛选》的节目。
　　黄舒特与其他男生一样，对晓春素有好感，却因为她是市长千金，又受众人瞩目，内心的骄傲不容自己奢想高攀，于是一贯在晓春面前形同陌生，不卑不亢。漂亮女人对不追求她的男人总是心里好奇。黄舒特这么一傲，就在一群殷勤追逐她的男生中间鹤立鸡群，倍受晓春注意了。结果，一经媒婆牵线引路，两人立刻同时撇下清高，开始了“现实主义”的热恋。
　　当晓春把他和黄舒特“关系确定”的消息写信告诉爸妈时，爸妈很吃惊。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使他们在战战兢兢之间消逝了岁月。他们忘记了时间，不知觉中大女儿已经长到23岁。还未曾来得及考虑晓春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时，标枪运动员黄舒特就只离做女婿一步之遥了。
　　爸爸不同意。他觉得晓春太幼稚，太注重人的外表。一个男人家要他长那么好看干吗？重要的是：一要政治上可靠，是共产党员；二要有能力，将来事业有发展前途；三要人善良，能保护、爱护他女儿。这是爸爸的三点基本要求。而黄舒特不是党员，事业上也是平平，离爸爸要求不大沾边。
　　妈妈持相同意见。她还听说黄舒特身体不好，常吃中药，所以写信劝晓春放弃，嘱咐她说：婚姻大事急不得。你还年轻幼稚，切勿草率行事。但是，晓春已经是情网深陷，充耳不闻。她发了小姐脾气，外加红卫兵精神，给父母回信说：“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党员。他什么也没有，我就爱他。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们就断绝关系！”噎得爸妈从此无言应对。
　　1969年夏天，晓春与黄舒特在学校举行了比爸妈还简单的“文化革命”式婚礼。美国新娘新郎要身着婚纱西装，在教堂里面对《圣经》宣誓要相爱一辈子，晓春与黄舒特则是身穿绿色制服，在一个教室里，面对伟大领袖画像宣誓要热爱他老人家一辈子，然后给同学、教练们分发了香烟、水果糖，这婚就结了。家里人一个也没通知。
　　听说大姐结婚的消息，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我当时并不知道爸爸妈妈对她的种种期待是什么，我只是觉得，像大姐这样一个丽人儿应该嫁给一个伟大的人物，她的婚礼也该是很隆重、很热闹、很体面、很令人难忘的那种。可现在，她像一朵还未来得及展放就匆匆关闭的牡丹花，像天空中的一颗明星，还没有来得及光辉照人就悄然消逝了。我只是替她感到很遗憾。但是，当我见到平生的第一个姐夫时，我的遗憾就消失了许多。
　　生米做成熟饭后，爸爸妈妈只好邀请一对新人回家做客，大姐和姐夫婚后不久就回家来了。我觉得他俩真是天生一对郎才女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夫妻，真正替他们感到自豪。黄舒特一脸善良诚实相，他对大姐很好，有时当着我们的面抑制不住地摸摸大姐的头发，拉拉她的手，两人显得很相爱，爸爸妈妈似乎一下子也接受了他。
　　一年以后，当我们举家从阳泉迁往太原住进小洋楼的时候，大姐却独自带了4个月的儿子离开了太原。她所在的学校解散了，学生全部分配下乡、下厂。黄舒特被分配到一个生产队插队，晓春被分到榆次县城5里以外的一个三线工厂当工人。两人过上两地分居的生活。
　　晓春和儿子黄瞄瞄分到公寓楼中3平米大的“一间”屋。厂里房子紧张，把一间屋从中间隔开分给两个家庭住，所以晓春实际上只拥有半个窗户的半间屋。中间的“墙”是一层木板，上面糊了报纸，除了能阻隔视线，打嗝、放屁、小孩哭、大人乐一概阻挡不住。她的隔壁也是母子二人，两个女人晚上睡不着时还能隔墙聊天谈论丈夫。
　　厂里托儿所不接受3岁以下幼儿，晓春又雇不起保姆，就按照厂里工人们出的主意：在通铺的前面拉上一张像羽毛球网的线网，把孩子搁在床上后去上班；上班中途，回来一趟喂奶，顺便给孩子换换尿布。
　　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就这样坚持着。等孩子长大会爬了，网就关不住了。有一天她回家喂奶，发现黄瞄瞄正在地下爬着哇哇大哭，脸上一片青紫。想到孩子可能会被线网勒死或掉地窒息而死，晓春一阵后怕，抱着孩子自己也呜呜哭起来。
　　结婚生孩子是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至于有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条件，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几乎没有人在造孩子时扪心自问过。对人的概念跟树苗一样：插进地里就能活。
　　晓春既没有想过养个孩子会如此不易，更没有丈夫帮不了的心理准备，她得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每天做工8小时，独自抚养儿子。她不敢向厂里申述困难，因为还有许多人比她困难多少倍。她又是高干子女，工人师傅们时常监督要她克服骄、娇二气。她得忍着，受着，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从灵魂深处接受改造。
　　后来她实在忍不了了，就向家里哭诉。爸爸妈妈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派我在寒假期间去临时照看黄瞄瞄，替她一解燃眉之急。
　　那天，我乘火车来到榆次，步行5里路到了大姐的工厂。工厂很大，但是大姐的宿舍却小得令我吃惊。半扇窗户几乎不透光亮，屋里又黑又潮湿，日夜点着一盏15瓦的灰黄灯泡。房间里边的所有家具只有两件，里面的木板通铺以及靠门的一张桌子。晓春的大小箱子都塞在床下，而那张桌子具有全能功用：擀面切菜，做饭吃饭，写字看报，叠衣烫尿布……外面走廊两侧堆满了烧饭的火炉、蜂窝煤，以及盛满东西的破筐子、旧家具和自行车，中间一条羊肠通道灰灰黄黄到另一头。我进来时，人们正关起房门睡午觉，楼道里仍然残留着爆炒葱姜味，以及厕所哗啦哗啦的漏水声。看到这一切，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大姐的变化更加令我吃惊。仅仅几个月的车工生活使她看上去变了个人一样。她穿着一身蓝色粗布劳动服，脸色灰黄，头发胡乱地用皮筋扎成一个马尾巴。在捅炉子给我烧饭的工夫，我发现她那双纤细白嫩的手变得干燥粗糙，指甲缝里残存着黑机油。
　　大概是我比她更加弱小的缘故，她显得很乐观，很认命，时刻把守着自己一不小心就能流露出的脆弱和眼泪。她也显得很勤快，很谦虚，与邻居关系处得都很好。只有在谈论工厂时，我能偶尔瞥见那个清高任性的大姐，其余的时间里她是个认真努力克服骄、娇二气的普通工人。她对我说：“多数工人粗旷豪爽，朴实真诚。当他们觉得你不小看他们时，会很友好。不好相处的是那些有点小权力的人和假积极的人。水平那么低还装腔作势，我最讨厌他们。”
　　我和大姐住了半个月。我15岁，她25岁。每当我在灰昏的小屋里独自看哄黄瞄瞄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那种说不清的难过。我很迷惑，不知道该为大姐高兴还是为她遗憾——为她的工人阶级的新生活，还有，为她的婚姻。她那种小鸟依人般的幸福感只是在探家的时候偶尔一现就永远地消失了，剩下的是一个个让自己挣扎迷惑、含辛茹苦的平凡岁月，然后安心地变成一个琐碎女人，然后安心地变老。
　　如果婚姻的结果就是这番光景，我一辈子都不结婚不要孩子——我一边抱着黄瞄瞄哄他睡觉，一边暗自思量着。

　　马来乱

　　1971年夏天，二姐也突然宣布结婚了。二姐夫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大家熟得不能再熟的“大哥”小马。
　　小马离开我们家以后，一遍遍给妈写信，表达他对我们家的感情以及对晓春的爱慕，希望妈能出面成全此事。妈知道晓春不喜欢他，就把晓秋介绍给他。当妈征求晓秋意见时，晓秋当时拒绝了。她才22岁，婚姻对她来说还是一个遥远无期的概念，根本不想考虑马上结婚。其次，她觉得妈老是把晓春挑剩下的东西给她，包括对象，她不要。再说，小马比她大8岁，她和他不是一代人，与他没话说。
　　小马以前也压根没注意过晓秋。只是晓春与黄舒特一结婚，他死了心，才开始给晓秋写信。通信之间，他发现晓秋是个极为善解人意，有同情心的女子，于是对她大加赞扬歌颂。他说晓秋虽然没有晓春的外表美，但她的善良朴实，她谦逊的内在美不知要超过晓春多少倍。
　　不常听到赞扬的人往往会对别人的赞美过分反应。明明是小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我安慰，却成了起动晓秋感情闸门的钥匙。晓秋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拿她和大姐作如此比较，有点受宠若惊，开始对小马好感起来。两人频频信来信往，直到小马最后谈到结婚，晓秋还是犹疑不定。后来终是经不起小马正面推波助澜（说爸爸妈妈支持他们的婚姻），反面施加压力（说他是孤儿，从小没人爱，都30岁了，不结婚就会心烦意乱，活得没意思），她不好意思拒绝，就匆匆答应了。
　　自大姐结婚以后，爸爸对子女婚姻的态度变得十分开放：“只要孩子们自己愿意，我不干涉。”因此他对二姐的婚姻没表示任何意见。妈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她的初衷，一切尽在情理之中。
　　我对二姐的婚姻则感到十分意外。从外表到内心，他俩没有一处相匹配。两人在一起时也没有大姐和黄舒特那种相亲相爱的融洽和谐，相反，他们很不自然。再说，原先充当我们大哥的人，现在又做起了二姐夫，这一点让我怎么想怎么别扭。我从来没称呼过他“大哥”，现在，更叫不出口“姐夫”。关于这一点，他和二姐两人都不高兴，嫌我欠尊敬。
　　反应比较强烈的是晓冬。他在部队听说二姐找了小马，写信说二姐瞎了眼，说爸妈是引狼入室。
　　不久，晓冬的话果真应验了。
　　二姐单位没房子，提出来要住在家里，爸妈同意，他俩就住在楼下的客房。住进洋楼正式做女婿的小马与文革期间充当“大儿子”的小马判若两人。以前，他有说有笑，与我和老七时有玩笑、瞎逗，现在，他变得正尔巴经、缺少耐性，很不开心。他对小事斤斤计较，对家里每个人都有挑剔，老女人一般琐碎唠叨。继而，他干涉每一项爸妈的决定，插手家里每个孩子的事，他要拿主意，他要说了算，大有当家做主之势。很快，爸爸对他有了警惕，妈妈开始怀疑她的眼光有误。
　　小马所在的大同机关要求年轻干部下乡，他不想去，躲回太原，让爸爸利用在大同的老关系替他说情。爸爸拒绝了。他对自己的孩子素来严格要求，一视同仁。晓夏按照要求下乡了，晓春按照分配下厂了，大女婿也下乡了，惟独二女婿要说情，他不干。他不搞特殊化，听从国家分配，这是他的原则。但小马不这么想。他觉得爸爸拒绝他是因为爸爸不喜欢晓秋。晓秋在家里没地位，连累了他。于是他把气撒在二姐身上，恶言恶语地数落她是又丑又笨没用的东西，毁了他的一生。他对二姐的伤害和虐待从此拉开序幕。
　　有一次晓春和黄舒特回家探亲，小马表面友好，实际上嫉妒得要死。等大姐两口子一走，他开始在晓秋面前攻击爸爸妈妈如何偏心，如何重视黄舒特而不重视他。晓秋说他多心眼，小肚鸡肠，无中生有，妒嫉心太强。他跳起身来，一把拎起晓秋的脖子，把她重重一搡推倒在地，然后摘下大姐送给二姐的枕套，用剪刀把那枕套剪成一条一条，扔在二姐面前，然后出去了。他剪得十分从容，脸上不时变幻着扭曲的抽动和凝固的狞笑，我在一边看得惊呆了。我从地上扶起已经怀孕5个月的二姐，二姐哭成一个泪人。
　　小马吵完这架就回大同了。再返回时，他向爸爸提出，要爸爸帮忙把他从大同调到太原。这像是最后的试探，又像是故意挑战。解决两地分居的工作调动实属正常，爸爸想帮助他。但爸爸初到省会，没关系。最后，他在劳动局找到一个不大熟悉的老同志，把电话号码给了小马。小马送了很多礼，用他自己的话说，全靠他自己，才终于调到太原。
　　时至今日，小马似乎才真正“看透”了爸爸。爸爸既不想帮他忙，也没权、没势、没胆量、没能力帮忙。从那时起，任何一件小事、一句话都会是他发作的导火线。他随意打骂二姐，肆意影射谩骂爸爸妈妈。文革动乱后家中刚刚获得的一点平静被打破了，愁肠和恐惧笼罩着我们的小洋楼。爸爸整天迷惑不解：他到底要什么？妈妈开始后悔她看错了人。
　　1972年元旦刚过，晓冬来信说：有人写匿名信到他的军部，告发他提前泄露林彪政变集团的消息；军部正派专人调查。这是有关军纪军法的政治事件。晓冬怀疑，此事是小马干的。在晓冬的强烈要求下，部队让他看了这封匿名信，他一眼认出是小马的笔迹。
　　1971年9月13日，“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蓄谋发动政变未遂，携全家登机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成为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4号文件只是作为内部消息在党政军高层中间传达。晓冬是在军里赛乒乓球时听说的，赛完球回家时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大家都神神秘秘的，还不敢公开提“林彪”这个名字。当文件正式传达到学校我这一级百姓时，已经是1972年的3月份了。小马憎恨晓冬，因为晓冬一直对他有提防，始终没有表态接纳他为家里的一个成员，就借用这一手段，想破坏他在部队的前程。爸妈听后既吃惊又气愤。他们如临大敌，绝没想到在姑息养奸，赶紧督促二姐向单位要房搬出去。
　　就在同一天晚上，二姐下班回来开始做饭，小马又开始数落她，说：“这么多人，别人不动手，怎么就你动？你咋这么奴性？这么贱？这么没出息？”
　　这类诅咒妈几乎天天能听到，她实在忍无可忍，对小马大声说：“你不愿意，可以马上搬出去，我还不想要你们呢！”
　　小马冲出他的房间，一拳头砸在门板上的玻璃，破碎的玻璃四处飞溅，然后他挥动着鲜血淋淋的拳头。他的吼叫震耳欲聋，脸涨得青紫，眼珠子凸出，耳朵乍着，鼻孔由于激动一煽一煽地张动着，吓得爸、妈、二姐、老七和我一句话不敢说。
　　爸爸请求组织帮助。组织说：这是家庭纠纷，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通过调解来解决。然后派了两个干部来家里作调解。小马一见他们，马上换了满脸谦和的笑容，俨然一个懂道理、讲礼貌的好党员、正人君子。然而等他们一出门，他就变了另外一副嘴脸。他了解我们的弱点——我们害怕他，于是就变本加厉地谩骂我们。他骂爸妈是忘恩负义的当权派，骂大姐是资产阶级臭小姐，骂晓冬是骄傲自大的伪君子，骂我和老七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与他同居一室，每一天都成了我们在恐惧中的煎熬。二姐对自己充满了自责，觉得自己是个丧门星，给家里带来了灾难。在她反复请求下，她的单位终于分给她一间平房，他们终于可以搬走了。
　　临走的前一天，小马递给爸爸一张清单，上面列有两笔账目：一是他的经济损失费，包括过去几年中他曾给奶奶和我们买的点心、巧克力那些“好吃的”；二是他的精神损伤费：在文革中陪伴我们时替爸爸承担精神压力的费用。两笔费用一共500元钱，是爸爸两个半月的工资，要爸爸一笔交清，否则他不搬走。
　　爸爸这辈子一共接受过3笔清单。第一张是“四清”时，他被冤枉多吃多占了600元的清单；第二张是文革抄家时，我们家被抄走的东西的清单，价值无可估量；第三张是被他的一个崇拜者、我们家庭的一个“忠实朋友”、现在的女婿所讹诈的500元。就这一点，小马真算得上有经济头脑，意识超前。在那个时代，爸爸听都没听说过精神损伤还可以折合成费用。要是这个理论真成立的话，他该索取多少精神损伤费呢？他感到哭笑不得。不幸中的万幸是：他终于知道小马要什么。爸爸同意给他钱。
　　为此，妈妈又跟爸爸吵了一架。她对爸爸的指责跟以前一样：软弱窝囊，缺乏斗争性。
　　爸爸付了500元钱，小马甩给我们一堆残缺的照片后终于搬走了。他用剪刀把所有照片上他和二姐的头剪下去，宣布与我们断绝关系：晓秋不能再回家，爸爸妈妈也再没有这个女儿。
　　二姐紧皱眉头，抱着她刚满半岁的儿子，愁苦着一张脸也无奈地走了。在那些吵吵闹闹的日子里，她总是这样一张愁苦的脸，愁苦着听小马连珠炮般的指责，然后愁苦着听爸爸妈妈对她的怨气。我既可怜又厌恶她那张愁苦的脸。我想起了晓夏那句话：你越害怕，他们就越欺负你。我不懂她为什么不和小马离婚。
　　我们以为从此就天下天平了，其实不然。小马绝不甘心让我们轻松度日。他在妈上班的路上打埋伏，截住妈的自行车用脏话骂她，故意招人围观。他用同样方法故意在劳改工人面前阻截爸爸，好让爸爸在这些劳改人员面前丢脸。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教室的门口，恨恨地高喊我的姓名，问我要户口本（他的户口和我们在一起，他要迁走）。在我到老师办公室取户口的路上，他尾随着我骂了一路，吓得我一声不敢吭，闹得我的同学、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
　　他还三天两头搞突然袭击，在一天中任意一个可能的时间闯进我们家门，坐下来就开骂，又吐唾沫又跺脚，直到骂得口干舌燥才罢休。
　　爸爸向组织说明我们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要求组织出面保护。后来，只要他一闯进家门，我——或者是老七——就飞快地跑出去报告公安局，原先那两名公安干部就挎着枪来了。小马一见他们带着枪，马上换了正常人的面孔，与两位公安应对周详，辞令端雅。他是一名绝顶的好演员，糊弄得两位公安总以为我们在夸大其辞，谎报军情。我真是恨死他了。

　　小马折磨我们的同时，肆意在家虐待晓秋。他煽嘴巴，拧胳膊，往她脸上吐，用刷锅水往她身上泼，大冬天里把她打个鼻青脸肿，然后赶出家门。他知道晓秋一定会往家跑，他就是要让爸爸妈妈看她鼻青脸肿的样子，从而达到伤害他们的目的。
　　爸爸妈妈多次劝晓秋和他离婚，晓秋每次都同意。但每次她刚一返回自己家中，小马又是下跪道歉，又是痛哭流涕地说：孩子需要她，他需要她，她不能离开他们。而晓秋总是一次次被他的体己话所感动，总是相信他是为了给自己争公平而矫枉过正，总是期待他会有所改变。然而，当她一放弃离婚念头，小马依旧随意打骂。
　　有一天，晓秋又一次披头散发满眼红肿着回家来了。妈发了脾气。“你回来一次，他就有借口来折磨我们一次。你这次要不和他离婚，就永远别回来了！”妈大声对她说。
　　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说：“当初是你让我嫁给他，现在又是你让我离婚。我不能离婚。我两个孩子还小，离了，我没有能力独自抚养他们。再说，他扬言，我要离婚就杀了我全家。我了解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不敢惹他狗急跳墙。我想等孩子稍大一点。我是为了替你们着想。你们什么时候真正替我想过？什么时候真正关心、爱过我？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为什么我命这么苦？为什么？为什么呵？”
　　妈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上了楼。二姐哭着出了家门，从此我没再见过二姐。小马对我们的骚扰也相对减少。1973年过大年时，爸爸带着老七回老家和奶奶过年去了，家里只有妈和我，我们整天紧锁大门，寡出少进。在爸爸回家的前一天，二姐托人给我们捎了口信，说小马可能会来闹事，让我们多加小心。我和妈连夜到五一路邮局给爸爸发了一封电报。
　　经过我和妈的反复研究磋商，电报的措词是这样的：“天下雪，路难行，马来乱，盼归。”当电报员念到“马来乱”时嘎嘎笑了起来，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写错了。我觉得她多管闲事，没理她。妈说：没错，就那么发吧！
　　其实最后制止“马来乱”的方法极为简单。晓冬的两个部队战友复员回太原，晓冬请他们帮忙关照父母。他们当了工人，很哥儿们。在他们看来，我家的事很简单。两人有一天带了15个工人到小马家，跟他说：他要再敢到我家捣乱一次，他们就打断他的腿。小马从此就再也没来过。
　　我很佩服那两个朋友。他们身上有种无畏和侠义。我以为男人都该有这样的血气，而不是小马那种欺负弱小的霸气。
　　历经一年之久的骚扰风暴终于结束了，全家人终于可以精神放松地正常上班上学，平安吃饭入睡了。但是，二姐的婚姻在我心里留下永久的阴影和疑问。
　　二姐说她命不好。妈也说过她命不好。大姑从来认为她是苦命人。奶奶还预言：我们家女人的命都不好。那么，命是什么呢？
　　我既不想像妈一样抱怨一生，也不想像大姐那样一夜之间流于平俗，更不想像二姐一样受恶人虐待。我要幸福，要爱，要被爱，那么我就必须要同“命”作斗争。
　　20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尽管，以我周遭许多女人的不幸经验换得了我今天的最终幸福婚姻，这样一个事实近似于残酷，但毕竟，我得到了。我战胜了“命”。

　　本文选自《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美）老六／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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