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六：插队的日子.下篇

┃守护民间记忆

曾经

上山下乡

插队的日子
下篇

© 老六／文

　　知青战友

　　转眼，我到水涟乡已插队一年。1975年临近年底的一天，我被县知青办公室负责人老黄召见。老黄先是把我表扬一通，然后告诉我说有好消息：保定地区和河北省要召开知青代表大会，因为我的事迹突出，县里决定派我去参加，由他和县委一位常委领队。他还让我着重就组织宣传队的经过写个发言稿。
　　我和老黄到了保定才知道，带队的县委常委原来是曾经拍过我肩膀的宣传部长。宣传部长是县委书记的笔杆子。他要求审阅我的发言稿，我给了他。阅读完毕，他对我说：“你很会写，不错。不过结尾不好，缺乏力量。你应该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例如：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奋斗一生，等等。”
　　我对某些豪言壮语持保留态度，原因是：我太死心眼，我的良心不能接受谎话。我并没有忽视“扎根农村”一类的誓言，而是我不想说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打算“扎根农村”。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更加不想“扎根农村”。我见识的“倔县”县何止一个“贫穷落后”所能概括，我感到的只有悲哀。尤其住进地区招待所后，睡着雪白的棉被，每天受大米猪肉招待，我心里感到更加悲哀，进而对吹捧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插队业绩而感到脸红。全国6亿农民（当时用的数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为吃饱饭而挣扎，有谁请他们住过招待所，吃大米猪肉，听他们谈苦难、道贫困、说希望？我只是做了一点点我能做的事，但对于改变他们的艰苦生活却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无助让我悲哀。城乡差别太大了，我改变不了，也不想“扎根”，更不想让我的后代再继续这个苦难历程。所以，我表面虽然没有对宣传部长说什么，却没有把他的话加上去。

　　在保定地区招待所，与我同住一室的女孩是位博野县的知青。她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身材匀称，大方，健谈，自信。她说她练过芭蕾，高中毕业时被部队文工团挑中了，她没去，而是选择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说话之间，她拿出几张跳芭蕾的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张是“琼花入党”的造型动作，说不清此刻，她到底是为自己没参军而惋惜，还是为选择了下乡而骄傲。后来大会建议各县出节目联欢，我俩就编了一个立志务农的革命式舞蹈，上台支棱了两下，大家反映还不错。许多年后，我听说她当了作家。再后来，我听说她成了知名作家。
　　开完地区知青会，我们又一起上省城石家庄，开河北省上山下乡知青大会。省代会真正让我开了眼界。千百名优秀知青聚在省城，台上坐著名老知青董良鬲、侯隽等，每天的大会、小会发言中涌现出无数新英雄。我“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事迹也被刊登在大会简报里。
　　住在我隔壁的胡大哥，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按分配留北京，而是自愿回乡务农，搞科学种田。他衣着朴素，谦虚和蔼，事迹感人，立刻成为大会的新闻焦点。他的讲演使我为自己不愿扎根农村自惭形秽。
　　由于客房相邻，在10天的会议期间，我们有许多来往。他比我大8岁，对我像小妹妹，很照顾我。我们都喜欢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我对他深感钦佩，他赞扬我有个性。他说：许多干部子弟通过走后门逃避上山下乡，而我敢于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选择了穷乡僻壤，很有“反潮流”精神。他把我拔得那么高，使我很不好意思。我没觉得自己有那么英雄高尚。
　　有一天，大会安排我们去看展览。车上都是知青代表，很拥挤。突然一个急刹车时，我朝前一扑，胡大哥一把拉住我的手，我才没有摔倒。站稳之后，胡大哥并没有放开我的手，而是紧紧捏着。我很不好意思，别转了头，却又不愿意抽出自己的手，就那么沉默地呆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拉手。尽管我们都带着手套，我感到有种莫明奇妙的兴奋。
　　从那天起，胡大哥不仅搜寻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并且用火辣辣的眼神搜寻我的眼睛。我有点兴奋，但更害怕。首先害怕的就是被别的知青发现，所以尽量躲避他，并且一遍遍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知青加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没有别的。
　　会议结束的头天晚上，大会给我们放映了新电影《春苗》，算是招待。《春苗》说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同阶级敌人做斗争的故事。胡大哥给我票时，说我们俩的座位“正好”挨着，我没说话，心里又激动又害怕。电影开映后，坐在我右边的胡大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我知道那是使我激动的东西，我的潜意识里似乎一直等待这一刻。然而，随着他的手开始在我胸前试试探探，我又知道那是使我害怕的东西。我开始紧张得出汗，推开他的手，双臂架守在自己的胸前。但他还是一遍遍伸过手来，隔着我的厚棉袄继续摸索。我觉得他的摸摸索索实在不道德，但我不敢说话，因为周围坐有我们认识的知青。电影结束后，胡大哥站起来激动地说：“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子呵！”我心想：他怎么那么伪君子！我紧张兮兮的，什么都没记住，他倒说是好片子。
　　第二天散会，一大早天不亮时我就去赶火车，没想到胡大哥早已在大门口等我。他和其他人随意地站在一起，故意显得不是特意在等我，但终于看到我出现时，他上前紧握我的手，眼睛又是火辣辣的。我跟他说：“再见！来信吧！”但我听到的却是一句：“贫下中农需要我们！努力吧，未来属于我们！”
　　开完会在返回水涟乡的火车上，我遇到另一个知青大哥。在闲聊中，我了解到他是山西的北插（北京插队知青），后来被抽上来，在山西一家工厂当工人。他是老三届，比我大七八岁，仍是单身。谈起上山下乡来，他像一只被撂伤的老鸟，而我则像只满翅鼓风的雏燕。他对我说：“你现在还很单纯、幼稚，考虑的问题太少。一些事情我已看透了，不要凭一时热情兴趣耽误了前程，能早点离开农村就尽量早点离开吧！”几天以后，我又接到他从山西写来的信。信上继续劝我：“让你爸爸赶紧给你跑跑，回来当个工人吧！”
　　我把他的信撕了个粉碎，回信把他臭批一通。我指责他虚伪，庸俗，狭隘，自私，革命意志消退，屈降于物质引诱，束缚于旧习惯势力，小市民心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我这一堆大帽子就把一个老知青的肺腑之言变成了驴肝肺。他再也没理我。
　　其实，我对老知青的过度反应，恰恰说明了我的内心浮动。每到大城市开一次会，坐一次火车，川流于车水马龙，徜祥于都市街灯，就激起我对城市生活的无限眷恋，使我感到烦躁、迷惑、无望。我并不喜欢自己的农民生活和荣誉，却不愿意听他说我单纯幼稚、头脑简单、误入歧途，那等于是对上山下乡的否定，对我一切热情的嘲弄。我也不想当工人，即使想当也用不着爸爸给我跑。知青办老黄曾经给过我一个当工人的名额，我谢绝了。我不想仅仅回城当个工人。我有远大的理想。它像一片远方灯火，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使我内心激动不已，追求不止。到底有多远大我也不知道，但我明白一点：上大学是惟一引我通向“远大”的道路。我坚持着等待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令我心情浮动的另一个因素是胡大哥。
　　无疑，我们之间起初发生的那种朦朦胧胧曾使我激动不已，但那美丽的朦胧面纱很快被一个成年男子的清晰需求捅破了。我太年轻，才刚刚开始实习清风细雨般的爱情，突然来了狂风暴雨，我吃不消，我害怕了，或者说是失望了，立刻划牢我们之间的界限：知青战友，不可能是别的关系。我不敢承认我在想念他，但我天天盼他来信。我也觉得他在想念我，可是在他写来长长的信上，却没有一句是我真正想听的话。字里行间，我到处能捕捉到他盯我眸子时的那团火焰，以及握我手时的那种骚动不宁，但每一字、每一句全是有关如何扎根的大道理。那么我到底想要听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胡大哥的第二封信里加了几张他在大学的照片，其中还有一张他参加宣传队的演出照。他让我更不明白——只有恋人之间才寄赠照片。但他的信里仍旧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一番冷静思考。也许他在掩饰他的情感，也许这就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总之，他的言行分裂使我迷惑不已，我看不清他的真实面孔。
　　胡大哥继续升温，在第三封信里以“知青战友交流经验”为名提出互访。我一下子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当时与他在电影院时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情再次吞噬了我。但是，我想去看他。明明知道“互访”不过是个借口，可我为什么那么想去见他？明明知道我不该和他有什么，可我却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我被欲望烧灼着，被“去还是不去”的矛盾心理折磨得六神无主，茶饭不思。内心斗争得做不出决定时，就找来大姑商量。大姑说：“孤男寡女的，互什么访？我不放心，不能去！”一句话解救了我。
　　我没有去看胡大哥，并且以对待老知青一样的粗鲁方式揭发了他的“图谋不轨”，以结束我那被挑逗起来的骚动不宁。胡大哥也再没理我。
　　一年以后，他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已和一个农村姑娘订了婚，还是希望我去看看他的试验田。他的不失风度煞是让我为自己的自做多情而渺小了一阵子。

　　第76名共产党员

　　1976年一起始就是个不平静的年。
　　1月9日传来周恩来总理因癌症去世的消息，举国一片哀痛。哀痛还没缓过劲时，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5日清明节时，北京青年借悼念周恩来总理，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以写诗、敬献花圈，影射、攻击“四人帮”，被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而遭镇压。
　　“倔县”在此期间出现了动乱。其实，动乱是自上而下的，不是一个“倔县”，而是整个地区都在大乱。先是大字报，大标语，接着是各县农民开着拖拉机、大卡车到保定游行。水涟乡的老百姓说：连文革时都没有这么乱过。而且大家也闹不清在乱什么，谁跟谁在闹架。我们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队曾经被装上大卡车，一路5个小时颠簸，拉到保定市去游行。我始终没闹清我们是在向谁示威，示威什么，为什么要示威，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没解释，只有上面的命令：上车，游行！
　　有一天，我接到县委宣传部长的一个通知：他准备给县城办一份报纸，培养一个通讯员写作班，我是他选定的3个通讯员之一，需要住到60里以外的张村，接受一个月的培训。我听了很高兴。做记者是我的理想。我非常乐意去张村接受培训。
　　当我来到大队部请假时，他们没同意。据他们说，县委已经分裂成两派：老县委和新县委。宣传部长让我去培训其实是为新县委网罗人才。城关公社和水涟乡大队是支持老县委的、如果我去张村，和宣传部长在一起，岂不是和公社大队的“党”作对吗？我一听，原来有这么严重，是“有关路线的大事大非”，我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
　　1938年，爸爸在他教书的一间教室里秘密宣誓入党，成为水涟乡的第一个党员。现在这间旧教室还在，成了大队的活动室。1976年5月21日，我就在那儿面对党旗举手宣誓，成为水涟乡第76名党员。我是共产党员了，既不是通过豪言壮语，又不是通过假积极，不用没完没了地认识改造，也没人指责我的“傲气十足”。我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经受了锻炼，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中证明了自己。此刻，我特希望我的中学领导们能看到这一幕。我已把他们远远甩在了后面。我感到无比自豪。
　　随着夏季的来临，“倔县”两派横眉对峙，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经过几次小面积的武斗交锋，失火打死人，县城到处是“战火”弥漫，街头巷尾充斥着手持棍棒、挎枪的人群。社员们也被迫停产。壮劳力们弃置了锄把，拎了棍棒到县委大院日夜站岗放哨。铁姑娘队晚上被命令看守大队部，我们七八个丫头就裹着大衣一排溜睡在队部的桌子上。她们觉得很好玩，而经历过文革初期抄家武斗的我深感忧虑。
　　一年半的插队生活，我对县城的政治、经济、农业，以及生活各个层面都有接触，我认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从县委领导，公社、大队的基层干部，到个体农民。随着我对这个县的观察了解越深入，我的忧虑越重。
　　外面来的陌生人说：这个县像是回到了四五十年代，整天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事实上不靠农民的自由买卖，这个县就没有副食品供应。全县除了一个木器厂，没有其它企业。国有商业，服务业年年亏损，原因是人人在照顾关系，慷国家之慨。
　　一天，公社领导授意，要我写一个批判省委书记的节目。我没写。我实在闹不懂：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为什么惟独保定地区如此大乱？我是个知青，我的任务就是接受再教育，建设新农村。我对权力没有欲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派性斗争，我都不情愿参与。结果我的态度遭到了党支部批评，说我刚一入党就不紧跟党走。身为团支书、新党员的我不知所措。过了几天，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上面说，王洪文已点名打倒刘子厚了。我就编排了一个讽刺刘子厚的双簧剧。
　　正在这左右为难之际，我听说县里分来了30多个工农兵大学生指标，这消息使我振奋。被推荐上大学是我下乡后孤注一掷的期待。我劳动快满两年，又是先进知青，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推荐时理当首先推荐我。于是我每天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希望赶紧上大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打派仗，没人管招生的事，最后把名额退回地区，分给了其它县。
　　这算是我当时听到的最耸人听闻的消息了。“倔县”在文革前高考中从来没出过大学生，唯一的大学生是国家分配指标的工农兵学员。但那一年，大家忙打仗，居然不在乎失掉这30多名大学生名额。我上学的希望即刻化作泡影。

　　大姑出嫁了

　　大姑20岁上嫁给城里小学教员王子合。这在当地算得上是桩上好姻缘了。姑夫是挣工资的，大姑不用下地受累，兄弟又是大干部，每年她可以到大城市串门走亲戚，这是所有农妇羡慕的日子。但是，大姑并不满意。
　　大姑的不满是从一小点开始的，是打奶奶培养两个儿子上学却让她练针线活的时候起。她为此一直怨恨奶奶。她一直认为她不属于水涟乡。如果她能读书识字，也早远走高飞了。往往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一辈子做着“凌空想”，却永远地“着地飞”，呆在了水涟乡。所以说不是她有幸嫁了王子合，而只能说王子合有幸娶了她。
　　大姑没生育过孩子。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毛之地，还是王子合缺乏能力。她向来闭口不谈这件事，好像不体面似的。他们收养了一个儿子小川，已经娶媳，生有一女，大姑也当了奶奶。在别人眼里，大姑一家圆圆全全，从不吵架，幸福和谐。但依我观察，她是个体面人，只是把一切处理得体面而已。
　　大姑具备奶奶的一切居家品德：好针线，好厨子，能说会道，干净利落，穿着利索，头脑精明……但她不是第二个奶奶。她更像阿庆嫂。她肯出让，但绝不会让人占便宜；她肯牺牲，但她要回报；她可以心硬如铁，但一脸和颜悦色；她不是富人，但从不寒酸哭穷。传统与反传统的自相矛盾在妈的身上是以她乖戾的坏脾气来表现的，但在大姑身上已经合二而一，丝毫看不到痛苦挣扎的痕迹。她一切讲圆全，所以她会隐忍，会谋略，会夸张，会见机行事，说话恰到好处，做事滴水不漏。即使对人不满意时，她也不会像妈一样直戳戳地当面指责别人，让人下不来台；她会话里有话，歌唱着把你给损了，让你自己一边难堪去。妈不喜欢大姑，说她八面玲珑，虚伪。我倒觉得，大姑虽然没妈识字多，却比妈更像个女人。
　　大姑在刚解放时的扫盲班里认了几个字。后来每到城市看我们，从我哥哥姐姐那里零打碎敲地又捡了点，能勉强看书看报。自从我插队后，她要求我教她写字。她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很快就能写信了。她的聪明好学使我吃惊，同时也让我相信了她以前的吹嘘：要是奶奶也送她念了书，没准儿她现在也是个市长、省长的。我想，没准，她都能当总理。
　　1975年初夏，姑夫被诊断得了肺癌，3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大姑好像并不过分伤心，说这是命。一年以后，有人给她介绍了大同市一个16级干部。两人见了两面，就订了婚；然后她通知爸爸和二叔：她准备出嫁大同了。
　　家里人震惊了：这不是大姑的一贯做法。爸爸和二叔赶回老家来开会劝说。爸爸说：“我不反对你再婚，但你不能扔下母亲就这么走了。至少得等我想出个办法来，把照顾母亲的事安排好，你再走……”二叔说：“等母亲过了世再嫁人吧，这样大家都能接受。”
　　大姑一板一眼地说：“为什么轮到好事都是你哥俩的？轮到责任义务就是我的？小时候母亲就一切先尽你们，从吃喝穿衣到念书；到了现在，我这么伺候她，她并不念我好，还是你们比我亲，比我重要。是呵！你们是比我重要，因为你们是高干嘛！你们有社会地位，你们有成群的孩子，将来老了有保障，有人管。我有什么？小川不是我养的，他现在就对我不好，将来我能靠上他？你们和妈什么时候替我着想过？我得替我自己想想。我不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在水涟乡把妈守到老。我自己也老了，一辈子还没来得及享福。我要过过城市生活。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不能错过。再说，妈也不需要我，她需要你们，你们来伺候她嘛！”大姑说完，涕泪俱下，好像窝了一辈子的怨气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爸爸和二叔哑然。
　　一向注重体面，温柔圆润，给人留面子的大姑一反常态，似乎根本不在乎家里人怎样想，村里人如何看，似乎一辈子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开始一个新生活，似乎像初嫁一样迫不及待地要离开生养她的水涟乡而远走他乡。她决心已下，八台大轿抬不回，七条条绳也套不住，没有人能劝说、阻挡得了。整个水涟乡不高兴了。有人笑话她：都55岁了，还要改嫁，没有廉耻。有人批评她：丢下个88岁的老母亲不管，没有良心。有人骂她：丈夫尸骨未寒，就迫不及待改嫁，没有德性。她儿子小川嫌丢不起人，宣布与她断绝了关系。奶奶哭哭涕涕，说她死了算了，免得给人当累赘，遭人嫌弃。所有家里的人——包括我——都认为大姑太自私，太不顾全大局，而在感情上与她疏远。
　　姑夫死了，大姑嫁了人，小川一家搬走了，奶奶的四合院一下子空落了。爸爸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让我先暂时照料奶奶，同时拜托卫家表叔一家加以关照，然后也打道回府了。
　　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骤变。以前，我是奶奶的孙女，爸爸的女儿，大姑的侄女，是受照顾对象，除了劳动、工作，家里事一概不管。现在，我的角色倒过来了：我得要悉心照顾奶奶，理解大姑的出嫁，帮助爸爸解决困难。我是个成人了。
　　我开始学用最原始的方式烧水做饭：左手拉风箱，右手添柴火，同时还需要第三只手把玉米面倒入开水中，搅成不软不硬的粘粥——这是我们祖宗几十代相传的主食。有时手脚一不利落，火就熄了，一切从头来过。也经常是饭做好了，我也不想吃了。每当挂着一脸烟尘，盘腿坐在红红的火苗前，我就想：就这样一天三顿，一年1000多顿，大姑是怎么熬出来的？难怪她执意要走。我一点都不怪她。
　　奶奶行动更迟缓，耳朵更聋了。她走路已不方便，很少下地，大部分时间盘腿坐在炕上，呆呆地望着窗户底下的朝阳花。我想象不出一个不识字的人此刻脑子里都想些什么。有时，她给我讲她做的梦，梦见的人都是死了多年的鬼。有时她耳鸣，耳朵一响，就说是爸爸或二叔来信了，让我赶紧到大队部去取。我回来要是没信，她会很失望。每天我上工前，把便盆、开水都给她准备好。在地里干活时，我充满忧虑，害怕她万一摔倒。每天收工回来时，都见她坐在冲着大门口的方桌前翘首盼望，一见到我，立刻孩子一样微笑起来。此刻，我心里总是酸酸的难过。
　　奶奶身上经常不舒服，我几乎隔天要沾着醋给她刮痧。更不舒服时，我就上县城去请李老中医。李老中医开的药方子老配不齐，我就得挨个跑遍全县城的四个药房配药。见多了，我认识了一大堆的中药，还学会了打针。奶奶一旦感冒发烧时，中医不管用，我就给她打退烧针。她的屁股上已经没有柔软的脂肪，全成了硬皮，注射的药水吸收不了就变成疙瘩，我就用热毛巾给她敷。每到此刻，奶奶就唠唠叨叨，说活得真没有意味，不如死了的好。一旦真的大病了，在昏睡迷离之中，她又极为害怕，强烈的求生欲望一次次将她从死神边缘拉回。
　　与奶奶单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给我内心留下了永久的创痛。她当年在大同耳不聋、眼不花的健康快乐时光，和她晚年的孤独、脆弱、病痛、惧怕死亡、本能求生的挣扎形成的鲜明对照，使我对人间的生老病死充满哀伤和无奈。没有什么比看着你深爱的人在衰老中求生更为受折磨了。她苍白的面孔，痛苦的抽搐经常使我嚎啕大哭，以至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来，还经常被她魂系梦牵，多少次在梦中哭醒——她已经死了近20年，我还是一次次害怕她死去。真是怕极了。
　　1976年7月底的一个深夜，我被猛烈的摇撼惊醒。大地在抖动，颠颤，家具在“乒乒乓乓”乱响。当意识到地震后，我跳起来，就摇晃奶奶。我一生中经历的两次大地震都是与奶奶在一起的。这一次奶奶是太老了，丝毫没有感觉。当我喊：“奶奶！奶奶！地震了！地震了！”她睁开眼打岔道：“谁？二奶奶送粽子来了？”
　　两天以后，消息传出：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晓冬第一批奔赴灾区抢救灾民；大雨、晓夏在部队待命。表叔一家把奶奶接到他家的新房悉心照料，才解除了我的忧虑。
　　全国各地在抗震救灾，支援灾民。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正和铁姑娘队在南园子劳动，远处一遍又一遍传来哀乐。姑娘们说：不知又是哪个领导死了。我屏息仔细一听，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是毛主席。”我说。顿时，我们都哭成了一片。

　　“四人帮”走狗

　　一个月以后，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保定地区的动乱也真相大白。原来是“四人帮”插手，鼓动打倒省委书记刘子厚。“倔县”的两派斗争即告结束。
　　然而，事实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新县委也没我想象的那么超群出众。他们推翻过去的一切，把对立派叫做“四人帮”派，这样，我们公社和大队就统统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四人帮”走狗，其次，凡是新县委离开县城时期吸收的新党员都被叫做“突击入党”而不予承认，于是我的党员资格被宣布取消。就这样，我在党内打了一年滚，就被一脚踢了出去。
　　几天以后，村里来了一个县委的工作调查组，就住在我家隔壁，收集和清查水涟乡在动乱中的反动行为。我为宣传队编排的刘子厚丑剧被作为“支持‘四人帮’，恶毒攻击新县委”的典型证据而受到调查。我被工作组调查盘问。
　　盘问我的工作组干部很耐心，也显得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虽然你编排了这个反动节目，但我们不准备追究你。你是个知青，是受某某人（指公社书记）利用的。希望你把那个节目的原稿交出来，县委要搞一个展览，需要用。你放心，我们不是整理你的材料。我们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四人帮”体系。
　　我没有交出节目原稿。老支书告诫我说：“别听他们嘴上说的好听。那是证据，他们一旦拿到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千万不能留把柄给他们，否则，以后指不定往你档案里塞什么黑材料呢，你得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把稿子找出来扔进灶火里烧了，然后告诉工作组说稿子早已遗失，找不到了。
　　工作组当然不相信了，一遍遍叫我反复查找，又一遍遍帮助启发我回忆：稿子是如何遗失的？是被人偷走了，拿走了？还是被撕毁，烧毁，或当了厕所手纸？我觉得很可笑，只坚守一个答案：“不知道，记不得。”最后调查组无奈，就让我写一个交待。我写了8大页，没有一句话是交待和检讨，而是对我三年插队的总结，驳斥流言蜚语，为我自己正名。在结尾时，我说：“我是一名知青，一个受害者。如果说我这几年走错了路，那么，我只能说错在不应该到这里来插队……我相信组织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
　　我终于宣泄了几个月来自己被冤枉的情绪，却不能准确表达我3年来被愚弄的愤怒。自那以后，在水涟乡的每一天都变得冗长而压抑，我度日如年。当初我对上山下乡所抱的雄心壮志，对未来远大理想的美好憧憬，就像水涟乡黄昏时村头那片烟尘，随着一个日落便烟消云散了。每一个清晨，当我来到门前的河边打水，看着京原公路上奔跑的汽车，我的神思都会随之伸展到世界的四面八方，我的心头会陡增一层对无知未来的压力和惶恐。无论我怎样为自己申辩，我是一个“‘四人帮’的走狗”，我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的前途完了，我看不到远大理想，我不知道哪一天、哪样一辆车能把我载出水涟乡。去哪儿都没关系，只是让我远离。
　　我确实想象过我走得很远，远到北京、上海，远到青藏高原，内蒙草原、黑龙江大平原。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远在我纽约的寓所里，坐在电脑前，回忆20年前水涟乡一位女英雄的大起大落，一个70年代女知青的梦想与幻灭。

　　全国高考

　　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位后，恢复全国高校统考的消息传到了小小的水涟乡。这消息像一盏明灯，划破我心头沉闷的黑暗，使我看到了希望。我立即回了一趟家，把我的中学课本和笔记翻找出来，回到水涟乡开始复习功课。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大学，一定要光荣而来，光荣而走。
　　插队3年多，我根本没有温习过数理化和外语，基本上忘光了。我的邻居是个石家庄下放来的右派医生，大姑经常偷偷从他那借书，我也顺便沾光，读了几本文革前的《人民文学》杂志和部分古典文学。我为《红楼梦》着迷，从中获得了许多愁滋味。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因为我不喜欢打仗和计谋。《聊斋》让我迷离，《水浒》我压根看不进去，还是在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时候勉强翻过几页。就凭这点零打碎敲，我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所以决定报考中文系和新闻系。
　　1977年12月15日早上7点多，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手持准考证走进考场。考场设在县中学一个简陋的教室，头上没有仰尘，脚下高低不平，桌凳长短不齐，中间的砖头炉子里没有火。整个教室冷冰冰的，来自全县各个行业的60多名考生抄着手挤满了参差不齐的课桌间，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跑来串去，有的嘻笑打闹，有的在嗑瓜子。他们的闲情逸致使本来紧张严肃的考场像田里的地头歇一样稀松随便。
　　预备铃声响过，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女老师各抱着厚厚的一摞考卷走进来。男老师30岁出头，人很瘦小，戴眼镜，穿一件灰色中式棉袄，围一条黑毛线围脖。他一进门，向屋扫了一眼，就用好听的南方普通话说：“这哪像个考场，跟县城的集市一样。你看，你看，那儿还吃着呢！”他说话的样子很滑稽，引起一片笑声。他自我介绍是县冬庙中学的朱老师。
　　关于朱老师的大名，我已经耳听得烂熟。村里好几个学生都是冬庙中学的毕业生，人人被朱老师教过，人人把他当成传奇人物侃。有人说他是“倔县”县最有学问的人，知识丰富得像百科全书；有人说他口才极佳，英语说得嘟噜嘟噜的，故事讲得一串一串的；有人说他是上海外语学院的高材生；有人说他是北京的外交官。说法不一，我却记忆深刻。在这片荒凉僻壤，仅仅提一提上海、北京的名字就够让人一爽的，更别说是“外语学院的高材生”、“外交官”了。我为有机会见识他而感到高兴。
　　朱老师宣布完考场纪律后，考试就开始了。第一门课考语文，作文题目是：你将怎样度过今后不平凡的23年（1977～2000）？我的开头这样写道：“说起今后，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谁的心里不是波涛千顷，万马奔驰，有着数不清的向往、志愿、理想、追求呢？”我写得很流畅，把我几年的感想、经历、希冀和决心都写了进去。
　　考试一共进行了3天，考6门课。教室里的考生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一门外语课时，60多名考生只剩下9名。在3天的考试中，朱老师一直在注意着我。每当我抬起头来时，总遇到他微笑的眼睛。在答英语卷时，他好几次在我身边停下来观看。最后一次停下来时，他悄声问我是不是北京知青，我回答说是山西知青，他显得有点吃惊。然后，他用食指指在我的一个错误答案上，轻声对我说：“好好答，你其它的都考得不错，有希望。”考试结束后，朱老师留下我来，跟我交谈了一阵，又让我念了一段英文，并纠正了我的发音。之后，他把他家的地址给我，说如果我任何时候有问题，都可以去问他。
　　我为认识朱老师而激动了几个晚上。他也许并不知道：在那个冰冷的教室里，他的几句话给了我多少温暖！在我备受打击，孤立无助的日子里，他的友善和对我的赏识给了我多大的鼓励？我的心为获得知音而快乐得发狂。他家住在清泉后面的红门灰庙里。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老庙而不屑一顾。由于他的存在，那座庙宇突然情态化起来，以至我再次路过沙河，禁不住抬头瞻仰那层层灰石阶和歪脖灰塔，内心就像眼前的美丽清泉，涟漪层起。
　　1978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朱老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他说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全县只有三个人过了分数线，而且英语都不错，被通知去参加口试：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他常年培养的弟子。我当时高兴得都忘记请他坐下了。
　　说实话，我没想到我的英语能考好。要么就是当年太需要英语生了，连我这种二把刀也搜罗进去了。反正当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中学学的那几句话全忘了。朱老师告诉我不必担心，他全权负责我们三人的口语训练。而且，县教育局长听说有3个过线考生，高兴得不得了，这还是县里破天荒头一次。他主动给朱老师出差旅费，让他陪我们去高碑店口试。于是，朱老师给我们准备了十来句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反复背诵。我记得我背得最熟的一句是：你为什么要学英语？回答是：我为世界革命而学英语（I study English for the world revolution）.

　　高碑店离北京只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我们顺利通过口试后，就和朱老师一同上了北京。傍晚时分，我们四个徜徉着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此刻，华灯初射，衬托出天安门城楼的雄伟壮观。我想起一首歌来，叫《北京之歌》。歌词是：北京呵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障……同时我也想起了水涟乡那一张张皱巴巴的脸。北京和“倔县”离得这么近，两地的差别竟是天上地下。这种差别将永远无法弥补，我不由得难过起来，说不清楚的难过。
　　朱老师不是我这种多愁善感的人。他是上海人，1965年以高分考入名牌大学主攻英语，准备毕业后当外交官的。一场文革让他梦断“倔县”，从插队到教书，一呆就是9年。他没有一天不想离开那里，但此刻他很乐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1966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情形，朗诵1976年清明节人们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他聪慧灵活，风趣幽默，谈笑风生，口若悬河。绘声绘色时，似乎把我带到当时的广场，使我有身临其境之感；轻松玩笑时，他就逐个模仿各种地方口音，从毛主席、林彪、华国峰，到“倔县”县的农民，学谁像谁，逗得我捧腹不止。与他在一起的两天是我3年插队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是个典型的江南才子，聪明、博学、儒雅、冷嘲，他既让我因知识贫乏而自卑，又让我为觅到知音而兴奋。我喜欢他，羡慕他，想跟他心灵靠得很近很近，却又觉得他离我很远很远，可望不可及。他31岁，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太太是医生，是个豪爽粗糙的北方女人。我从来没见过她对他平心静气地说话，要么连命令带呵斥，要么是讥笑挖苦，这使身材弱小的朱老师在她面前永远支撑不起一颗男人的头颅，就更无法显示他大脑的浩瀚宏大与机智幽默了。他们俩是水和油，在一个屋檐下吃住，养育子女，却永远隔成两层，永无沟通，永无和谐。不知为什么，我替朱老师感到惋惜和难过。

　　口试一个多月以后，另外两人先后接到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走了，而我一直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却什么消息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政审没有通过。这次倒没有谁说我骄傲自大，联系群众不够。县里给我出具的政治鉴定上说我在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于是大学就没敢录取我。第一年的高考，政治背景还是很占分量的。
　　我太幼稚。我以为，只要一切听从党的指示，我就是个好团员；只要我刻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好知青；只要远离政治斗争漩涡，就会平安无事；只要我不整人，就不会受伤害——这曾是爸爸一生的逻辑。结果，我这个“红旗下长大的革命干部后代”，先进知青，曾经“混入党内”的团支部书记，还是不能免遭无端的政治牵连。就像我当年学游泳发生的事故一样，我一个猛子扎进了“三大革命实践”的大风大浪，结果被又苦又涩又呛又臊的水灌个半死，最后被一个浪头抛到凋零、凄凉的孤岛，就连荒草都在摆动着愚昧的脑袋嘲笑我哩。我失望，迷惑，痛苦，气愤。
　　爸爸非常生气。他对故乡深怀感情，把我交给了故乡，想不到让我遭此厄运。他这个高干鞭长莫及，帮不了我，也保护不了我。为避免我继续受害，他给我联系转插到了太原郊区的小湖大队。我于1978年4月离开了水涟乡，回到山西。
　　直到今天，我都常常做着又回到水涟乡、再也走不了的噩梦。

　　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前后，我非常自信自己能考上。9月中旬，我接到全国重点大学——D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小纸片决定了我的命运。它宣布：愚昧的昨天结束，我的理想生活开始。到小湖大队取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已经难以“激动”所形容。太久的等待，太多的曲折，使我22岁的心反而出现了一阵麻木。初出茅庐时的那种喜形于色不再有，也不敢有了。那叫轻浮。我只是紧紧、紧紧地拥着那张小纸片，生怕它丢了一样地回到家中。
　　我上大学的愿望，也是全家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7个孩子，随着自己在社会的闯荡而取得的升迁轮番得到爸妈的重视和青睐。例如：此刻，家里人不再觉得晓夏有多了不起了。她曾在1975年毕业于医科大学，是“工农兵学员”，而我，据说才是正牌大学生。大家管我叫“太学生”，意即：比工农兵学员多一点。所以，我在家里的地位空前，超过了晓夏。
　　拿到通知书后，我专程回到水涟乡与奶奶和大姑告别。
　　大姑结婚后，断断续续地回来。她嘴上虽硬，却一点放心不下年迈的老娘和我。我第一次考试失败后，她比我还着急生气，一边说我命不好，一边大骂控制我命运的人狼心狗肺。为了梁家出个大学生，她断然决定留下来伺候奶奶，让我毫无顾虑地回山西去参加第二年的考试。我心里很感激大姑，为自己当时说她自私而感到羞愧。
　　多年后，当拉开了时间距离，我才开始理解了大姑当年的固执。而更多年后我到了美国，拉开了文化距离，才开始欣赏起大姑的清醒、勇敢以及她与“命”抗争的独立意识。由于她是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次要地位，而一直强迫她接受这次要地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由于奶奶对我们的绝对统治，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大姑的次等地位，而丝毫没有把她的利益、她的需求放在眼里，这对她是极不公平的。大姑与第二个姑夫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而即使再婚不幸，她也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今天看来，无可非议。

　　我与奶奶和大姑在水涟乡度过最后一个中秋节。她们给我包了“滚蛋”饺子，郝家表叔一家，大爷、二爷一家也来为我饯行。临走的那天，奶奶坚持着要送我到小河边。她不停地用一块白手绢擦拭着眼睛，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丫头，嫩嫩地嫁了吧！别等得太老了，没人要。”
　　我走上高速公路，最后望一眼水涟乡的远山、近河、层层叠叠的灰砖瓦房、郁郁葱葱的南园子，眼睛再回落到小河前依墙而立的大姑和奶奶。远远地，奶奶仍旧朝我挥动着白手绢，头上的银发在微风中飘荡……
　　我泪如泉涌。
　　我从没想到那一幕竟成了与奶奶的永别。她死在次年初夏，时年91岁。我在学校，家里人没敢告诉我。后来听说时，她已经被埋葬到70亩梁的梁家坟了。我哭得很伤心。一生中，还没有谁的死使我如此伤心过。
　　听奶奶说：死人靠托梦与亲人联络。她活着时就整天说张三口馋了，李四口渴了……第二天在方桌前供上一盘子馒头、水果。我觉得那是迷信，不相信。我宁愿相信人活着时的感情联系和心灵感应。我从来没觉得她已是鬼魂，因为她已经在我和家人的生命里得到了延续。
　　至于嫁人，我还是辜负了奶奶，硬是熬到38岁才嫁——尽管不再嫩，倒是有不少人要。当然，这是美国的情形，连我也没有想到。但愿奶奶能在另一个世界听说我最终的幸福。

　　到火车站余下的5里路上，朱老师一直陪着我。他显得忧郁、不安，不大说话。我发现他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总是话少，远不像在与我们一伙学生中显得疯狂。他说他为我高兴，说话间掏出一个黑色塑料笔记本送给我，扉页上有七律一首：

　　磋跎世事落尘埃
　　不识李桃三五载
　　天予大任磨筋骨
　　道有坎坷适显才
　　功名本是真儒事
　　四化原为赤县来
　　勤读莲舟燃藜杖
　　金花报得笑颜开

　　当汽笛鸣响，火车起动时，朱老师向我挥手，一脸难言的苦痛，我则已经哽噎得说不出话来。在模糊的泪眼中，4年农村生活像电影一幕幕匆匆闪过：先是歪脖灰塔，清泉垂柳，奶奶门前的小石桥，鹅卵石的小院，然后是大队长的侃侃而谈，铁姑娘们扮演大嫂的歌唱，郝家表叔的微笑，福子骄傲的酒糟鼻子，大爷的红苹果脸蛋，二爷的白牙，大姑的涕泪，奶奶在微风中的银发，然后在朱老师离愁凝聚的脸上定格……
　　再见了，奶奶！
　　再见了，大姑！
　　再见了，朱老师！
　　再见了，水涟乡！

　　许多年以后，我认识到，这场涉及大约1200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让我了解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而发现了谎言，产生了反思的能力。在水涟乡这片热土上，我的灵魂获得了一次锻造和新生。我深深懂得：只有远离我的祖宗，才能深切了解和更好地继承我的祖宗。而帮助水涟乡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

　　本文选自《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美）老六／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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