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父家书】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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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邢福义先生《寄父家书》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邢福义先生的学生、华中师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出席并发言。

李宇明教授

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

读邢福义先生《寄父家书》

李宇明  刘楚群

家书是“最温柔的艺术”，也是家庭和社会的教科书。家书是特殊的文化传承，传承着家族与民族的文化基因。家书多为长辈写给晚辈，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陶行知家书》《傅雷家书》等；而邢福义先生的《寄父家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则是晚辈写给长辈，这另一种“家书”，自有其独特的韵味与价值。

《寄父家书》收录了邢福义先生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书，时间跨度37年。这是家书，更是“史书”，记录着邢先生从20岁的翩翩学子成长为著名语言学家的人生历程，也呈现出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雨人生和家国情怀。

恪守孝悌伦常，践行男儿担当

邢福义先生193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乐东县黄流镇。千年古镇黄流，乃海南十大文化名镇之一，素有崇文重教之风，所谓“黄流自古流流韵”。邢先生17岁外出求学，受种种条件限制，32年之后才第一次回乡省亲。漫长离别岁月，诸多人事消磨，邢先生都快听不懂海南乡音了。但家书，是他对乡情亲情的最浓重的表达，也成了他当年所思所为的一种仪式性倾诉。从1955年至父亲逝世的2001年，邢先生坚持给父亲写家书，最多时一年有12封。父爱如山，父子情深。父亲珍藏着儿子的书信，并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还在每册前写上内容摘要。遗憾的是，1992年至2001年的家书，因老先生身体衰老无力整理而没能保留下来。

邢诒河老先生在翻看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

邢先生父亲邢诒河老先生，生于1912年，24岁时成为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后为汤恩伯部下少校参谋；1948年回黄流崖县初级中学任教；1951年含冤被捕判刑，被送黑龙江的黑河劳改10年；1961年刑满释放，留劳改场服务又10年；1971年返回家乡黄流；1979年初摘掉“反革命”帽子，后当选为海南诗社黄流分社社长兼社刊《流韵》报主编；2001年辞世，享年90岁。

邢先生的封封家书，都在向父亲汇报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有经济帮扶亲人的情况。邢先生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有了工资就尽力帮衬家人。其实在那些年，邢先生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经济上并不宽裕，甚至入不敷出，钱寄得自然不会太多，常又担心亲人误解，如此苦衷，只能向父亲诉说：“这是为了表明，我在尽力，但距亲人的盼望很远，实在惭愧！”“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哥哥考取与否的消息。假如他考取的话，孩子这四十三元的薪金，也足够支持他读书的。”“工作初期需要大量买书，结婚，有小孩，替祖母还债，等等，使得经济上一直不太宽裕，所以不能经常地给弟弟、关忠他们寄三多二少（指“少量的钱”），一直内心深感惭愧。”“儿知道，在家里，三叔也好，阿娘也好，哥哥嫂嫂也好，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援。儿说了，这么多年，现在工作了，支援他们的责任自然而然应该落在儿的肩上。”“正处经济非常紧张之际，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寄上二十元，恐怕只能像大河里投进一滴水，没有什么大价值，但在我说来，离下月发工资还有十三天，这十三天怎么打发，却就难了。”

经济窘迫，甚至在自己一家半个月生活费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还寄钱回家，且总感“惭愧”。读着这些文字，心悸连连，泪热盈眶。这些家书，对于命运多舛的邢诒河老人而言，一定是一种期待，一种抚慰。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家书情。在那沧海横溢的岁月里，邢福义先生的家书，是最有温度的尽孝方式。

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邢福义先生1956年以优秀专科生的身份留校任教，自认为最大的挑战，一是自己的专业基础薄，二是学生对课程不重视。在1956年的家书中说：“语法这门学科非常深奥、复杂，孩子的基础又差，所以感到担子有些沉重。”“最主要的是学生们的轻视，不容易建立起作为一个教师的威信。”为了做好教学工作，邢先生下足了功夫。在1957年的家书中说：“孩子……整天看书。……由于‘忙’得有些不正常，开始影响了孩子的身体，例如晚上睡不好觉，等等。”“备课所花的时间很多，而且很费脑筋。比方，明天上午要讲毛主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就使我用了个把星期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来准备。因为这篇文章很短，很精粹，学生都很熟，要是不‘费脑筋’来钻深钻透，是无法讲得让学生满意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邢先生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学生的专业态度。在1959年的家书中说“不管到哪里讲课，反映都很好”。在1962年的家书中记录了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评价：“在来上课之前，说实话，我们对汉语是不感兴趣的，觉得枯燥，用处不大，……可是上了您的第一课后，是的，上了第一课后，我们马上改变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在您的清晰、流利、生动、而且那么熟习的讲授下，我们常常是睁大眼睛，全神贯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百三十五分钟，这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1962年，邢福义先生被指定在系务会议上作“我是怎样备课的”典型发言，此时的邢先生才27岁，工作刚刚6年时间。教学，需要天分，需要责任心，更需要花真工夫！

站好三尺讲台不易，成为卓越的研究者更加不易。邢先生留校时就定了目标，要成为一名专家。1957年家书中说：“前进，只有前进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儿将努力地在十年八年内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专家的水平。”邢先生把教学、读书、研究三者有机结合，《寄父家书》中说：“在这一学年中，儿已订了进修计划。……‘进修’是分两条线进行的。一条是读书，好好地领会前人的见解，这是一个摄取知识的过程；一条是作小专题研究，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巩固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获得更新的知识的过程。”邢先生在1957年就撰写了9篇论文，并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这篇文章对语言事实观察入微，初显邢先生的学术风格。无论教学任务如何重，无论工作多么忙，邢先生都从未放松过学术研究。《寄父家书》中说：“虽然忙，近两礼拜来也挤出了一部分时间来把《试论复指主语的“自己”和充当小主语的“自己”的区别》一文做了一次彻底的修改。”“上个学期，儿的教学任务相当重，……抽出了一些时间来搞科学研究，结果，一共写出了大小文章六篇。”“在这几个月来的紧张中，也没有忘记搞科研。”邢先生数十年笔耕不辍，发表文章177篇，出版著作14部，这是让人望而兴叹的数字。

1978年全国恢复技术职称时，邢先生被越级提升为副教授。当时华中师院中文系人才济济，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多的是，邢先生作为两年制专科生直接提为副教授，有人开玩笑说是“一步登天”。1983年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华中师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当时全国汉语语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1990年获博导资格，成为华中师大中文系唯一的博导，全国现代汉语语法领域当时只有6位博导，另5位是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陆俭明。学术荣誉的获得和社会身份的改变，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邢先生在家书中特意叮嘱父亲：“提升事，告诉各亲人就行，不必宣扬。”“因为我是越级提升的，所以成了宣传的重点。……这些事，可以说是好事吧，但是，我也感到有点害怕。因为，过分被注意了，就特别容易被‘吹毛求疵’了。”“荣誉，很容易使人头脑发昏。……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同时，谦虚自处，谨慎待人，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邢先生为人光明，为学扎实，也不惧闲言碎语。“毁誉并生，自古皆然。但是，我用心血浇灌事业的花朵，用辛苦开拓学术的园地，不招谁，不惹谁，谁再嫉妒，也毫无办法。因此，我淡然处之。”

父亲落实政策、解决“农转非”问题，是件生活大事，也是个久积心事。《寄父家书》中邢先生如此劝慰父亲：“您的事，我以为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水不到，写再多的申请也成不了；水若到，即使不写申请也可以成。最好的办法是，有机会就适当地跟有关人物接触接触，增加点影响。所谓适当，包括适量，也包括得体。不适量，不得体，都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这也是邢先生的处世哲学，不卑不亢，水到渠成，适当得体。

克服艰难困苦，矢志不渝“赶路”

邢先生著作等身，蜚声中外，这是一辈子 “赶路”的成果。邢先生说：“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在紧张“赶路”中，他身体透支了，他几乎以一种“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拼命前行。用脑过度而造成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几十年来就没怎么睡过好觉，常常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患过的病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肺结核、肝炎、肠胃炎、肾炎、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肥大性脊椎炎、前列腺增原症、高胆固醇血症，还有拉血、粉瘤等，很明显，这是积劳成疾所致。在紧张“赶路”中，他顶得住高压，耐得住寂寞，“抬头是山、路在脚下”。邢先生当了20余年的助教，这是时间很长的助教。那时，“政治挂帅”是社会主旋律，邢先生成了“白专”典型，不管做了多少事，讲了多少课，也不管学生反映如何好，学界评价如何高，都得按时接受批判。邢先生说：“在那20余年里，写文章，不敢坐在外人容易看到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属于下等货色，有很大的自卑感，出门散步，远远看到熟人，便绕道行走。”如此情景，邢先生还能潜心治学，政治上追求进步。凭借的是什么？努力，毅力，信念，信仰！

捧读《寄父家书》，是一次陪着邢先生穿越时空的游历，是在倾听一位学者的父子对话，也是一次身心洗礼。我们分享着邢福义先生对家庭、对学业、对教育、对社会的特殊感受，感受着黑格尔说的典型性的“这一个”，同时也是在体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结、心绪和心路。如果我们身处邢先生的时代，置身他的处境，我们会怎么做？

《寄父家书》是不可多得的“家书”，也是不可多得的“史书”；是家族的一笔财富，更是社会的一笔财富。感谢创造这一财富的人，也感谢保存、护理这一财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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