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文化语言学导论》（增订版）面世

Original 汉语中心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 202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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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戴昭铭教授《文化语言学导论》增订再版。该书论述深入浅出，引例新鲜有趣，行文流畅自然，语言学界以外的人也会感到亲切可读。该书既可以作为文化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也可以当作相关语言学专业的教材使用。

今刊胡裕树先生“初版序”，以飨读者。

初版序

文丨胡裕树

昭铭把他写的《文化语言学导论》样稿寄来请我作序。我惊喜之余，又继之以感慨：昭铭在我这里当研究生时选定的方向是词汇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大学工作，在吕冀平先生指导下从事汉语规范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文章，不料在这期间他又把兴趣转移到文化语言学方面去了，而在词汇学研究方面却似乎未见有所进展——这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我对文化语言学未做过专门研究，也未发表过什么意见。昭铭向我索序，我想主要还在于看重当年的师生关系，希望能得到首肯。这种心情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曾有过，所以我能体会得到。接稿之初，对于他的要求我还有所犹豫，然而看稿之后已变得乐于从事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变化呢？主要因为本书所阐述的文化语言学理论比较明达宏通，有较强的可接受性。本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语言有自主独立的系统性，但是文化是一种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语言同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许多要素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互相渗透、水乳交融的关系，因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叉性研究早就存在。且不论国外，就说国内，当代语言学前辈罗常培先生在40年代末就发表过一本专著，书名就叫《语言与文化》，吕叔湘先生40年代也写过一篇《南北朝人名与佛教》（发表于80年代）。罗先生还希望通过自己的示范开出中国语言学的一条新路。80年代，游汝杰发扬罗先生的思想，同周振鹤合写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并提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设想，曾获得广泛的响应。吕叔湘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总论中也肯定了文化语言学的提法，把它看作语言学和文化学跨学科的研究。吕先生还把上述文章拿出发表，作为文化语言学的“样板”。这样的文化语言学可以作为语言学的新分支学科，人们是乐于接受的。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新理论，全盘否定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成绩和价值，认为中国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完全背离汉语特点，已经山穷水尽，只有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使之回归汉语“本体”，才是唯一出路，这种过甚其辞的论断使文化语言学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有些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文化语言学从此产生了理论和见解的分歧。昭铭把前一种搞法叫“关系论”，把后一种搞法叫“本体论”。他自己是持“关系论”派立场的，但也酌量吸收了“本体论”派的一些合理见解，他的目的是力求把两派理论融会贯通，使文化语言学理论成为一种明智通达的容易被接受的理论。这个目的他是基本达到了。两派的观点在本书中糅为一体，几乎没有接痕。

做学问最容易犯的因而也最需要警惕的毛病是偏执和武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谓偏执；不是这样，定是那样，是谓武断。偏执和武断容易耸人听闻，却难以经得起推敲。80年代中国学术界盛行反思，学术反思促进了观念更新和学术进步，语言学界也是这样，这是好事。不过语言学界有些人的反思失之于偏执武断，他们所提出的新理论就难免根基不牢。昭铭此书也提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新理论，但是他的理论见解就没有上述毛病。他搞研究，能够尽量从各个方面来分析一个问题，避免顾此失彼，避免绝对化。比如关于语言和文化谁决定谁的问题，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可以决定文化、决定思维、决定世界观，赞同者力求证明它正确，反对者力求证明它一无足取，昭铭在本书中就不取这种绝对化态度，他一方面论证语言在建构和传承文化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论证文化对语言的巨大影响。他认为“语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本来，从宏观上、整体上看，二者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发生、互相制约、互相推动的。人们有时为了强调某一方面，就说它决定了另一方面。然而单纯的‘甲决定乙’的模式是不能成为通达之论的。重要的是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论证。不过，就某些局部现象和局部材料而言，说某些语言现象是某些文化原因造成，或某些文化现象是由某些语言手段造成，这样的论证还是可以进行、可以成立的。”又如关于汉语语法的“意合”问题，很多人都谈到或探讨过。本书不仅认为确实存在“意合”现象，而且进一步论证汉语的“意合”是一种“意象融合”。但是承认“意合”现象存在是一回事，据此建立“意合语法”又是一回事。真理再前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针对文化语言学研究者中有人要把汉语语法搞成“意合语法”的做法，本书指出这个问题“需要慎重对待、深长思之”，并列举理由后指出：“不宜把意合现象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也不宜对意合语法的建立抱有过高的期望。”那么文化语言学对中西方语言差异做比较研究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求得对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中的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昭铭在论述中的特点是力求全面性，力戒片面性。但是他的全面性不是一种折中主义，而是要在对各种因素的考察中道出问题的实质所在，所以并不缺乏深刻性。有人认为只有片面性才能达到深刻性，这话至少在昭铭这本书里是不适用的。

语言和文化这两种现象都是人类社会现象中至为复杂的现象，要谈论这两种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更为错综纷繁。本书的宏观结构安排也颇具匠心，合情合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下编为分论。总论的1—3章是文化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4—5章是文化语言学的史论。看了上编，可对文化语言学有概括的了解。分论是语言与文化各个主要部门的关系论，依次对语言与思维、哲学、政治、神话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涉及的问题都相当广泛。但是本书却有广泛而不浮泛的优点。对于所论述的题目大都能有相当深的开掘。比如关于语言和哲学问题，本书论析了语言建构哲学的过程，哲学对语言问题的思辨、语言和哲学的互相渗透互相推动的研究；又如关于语言和政治问题，本书抓住政治的本质“权力”问题，谈到“名分”问题，又谈及语言问题的政治化。这些问题的讨论都需要有广博的阅读基础。可见本书作者为了写作此书，在读书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这是本书虽然篇幅不很大，但内容却显得厚重的原因。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不限于书面材料的引证和他人用例的援引，还亲自到农村做实地调查，收集方言中的民俗词语，这种注重第一手资料的做法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也使我们了解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总之，这是一本甚有学术价值的好书。本书的出版，无论对文化语言学本身，还是对中国语言学，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文化语言学方面说，在这一学科草创初建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所提出的理论设想，平心而论，还失之于粗疏浮泛，其中还有不少似是而非、架空谈玄的东西，本书提出的理论比较严谨系统，可以匡补上述缺失。对于中国语言学界来说，本书的出版可以沟通文化语言学圈内和圈外两部分学者的思想，使圈外的人不仅可以消解掉积存已久的一些疑虑，而且还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另外，由于本书论述深入浅出，引例新鲜有趣，行文流畅自然，语言学界以外的人也会感到亲切可读。本书的写成说明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正在走向成熟，也说明昭铭在学术道路上正在走向成熟。看到这些，对我来说是至为快慰的，因此欣然命笔作成此序。

愿文化语言学健康成长，并望昭铭在语言研究中做出新的贡献！

1995年3月于复旦大学

图书信息

《文化语言学导论》（增订版）

戴昭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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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导论》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文化语言学理论、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是对文化语言学的概述；下编为分论，是语言与文化各个主要部门的关系论，依次对语言和文化建构、语言和思维、语言和认知、语言和哲学、语言和政治、语言和神话及宗教、语言和文学艺术、语言和民俗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本书初版于1996年，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此后多次重印。此次修订再版，保持了初版时的全书框架和思路，篇幅略有增加，添加了“语言和文化建构”“语言和认知”两章，并对一些内容进行了增补或删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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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昭铭， 1968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1983—2015年在黑龙江大学工作，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曾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方言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委、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规范语言学探索》《文化语言学导论》《天台方言研究》《现代汉语规范化答问》《改革开放40年汉语的变化和发展》及语言学论文数十篇。专著《文化语言学导论》和《天台方言研究》分别于1998年和2009年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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