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对角羚改名，咋就这么难呢？｜物种命名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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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了中国绿发会公众号平台上发布的题为《“国际惯例”即“存在合理”？葛玉修：物种命名不合理问题亟待解决 | 两会建议》的文章，感触颇深。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讲，我国已有将“普氏裸鲤”正式更名为“青海湖裸鲤”（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青海湖湟鱼）的成功案例。和湟鱼有着类似经历的中华对角羚，缘何不改呢？
图源：百度百科截图
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物种，湟鱼除了越冬时主要栖息在青海湖，每年春天来临、冰雪消融时，它们就会从青海湖游出来，沿着联通青海湖的河流逆水而上，开始一场生命大洄游。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通过大量捕捞湟鱼缓解饥荒，湟鱼给人们带来救命的食粮。但同样，过度的捕捞，也造成了湟鱼的濒危。好在经过有效保护，湟鱼种群已经在青海湖有效恢复，甚至在迁徙季形成了“一半河水一半鱼”的壮观景象。
逆流而上的青海湖裸鲤 摄影©️葛玉修
中华对角羚和湟鱼一样，是中国特有种，曾广泛分布在内蒙、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被当地人称为“黄羊”，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同样也面临着濒危现状。不过和湟鱼不同的是，中华对角羚数量虽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到300只逐步恢复到现在的3400只，但仅存于青海湖周边，种群危急状况依然亟待进一步缓解。虽然葛玉修结合中华对角羚的样貌，呼吁以此作为该物种的正式名称，但这一呼吁，尚未得到官方认证。从百度百科的词条上，也可以看出这两种命运相似物种的命名差异。
中华对角羚 ©葛玉修 图源：中国绿发会微信公众号
不过，笔者想进一步强调的一点是：中文名称的修改很重要，但外文学名的同步修改，也不容忽视。当然，这可能会在学界引起巨大争议，阻碍和难度也会更大。
确如葛玉修在文中所称，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动物命名法，是由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在18世纪中叶开始在18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推广的双名法。双名法简单理解就是，每个物种的学名由两个部分构成：属名和种加词（种小名）。属名由拉丁语法化的名词形成，但是它的字源可以是来自拉丁词或希腊词或拉丁化的其他文字构成，首字母须大写；种加词是拉丁文中的形容词，首字母不大写。通常在种加词的后面加上命名人及命名时间，如果学名经过改动，则既要保留最初命名人，并加上改名人及改名时间。
按照这一规则，即便中文名称改后，外文学名也会依然按照国际惯例，保留原状，只不过物种的中英文翻译不再完全对应。从上文截图也可看出，湟鱼虽然中文名称已明确为青海湖裸鲤，但外文学名中依然带有沙俄军官普热尔瓦尔斯基（Przewalski）的名字。
当然，植物的命名也存在类似情况。
诚然如葛玉修先生所强调的，中国对物种研究开展的较晚，物种命名的国际规则已然形成日久且难以撼动。因而虽然很多中国本土生物物种的名字在国际上往往与中国无关，而是“洋名泛滥”。如丹顶鹤的学名翻译成中文叫“日本鹤”，原产于中国的麋鹿翻译成中文是“大卫神父鹿”。但变更起来在国内外均遇到很大阻力。
客观来讲，很多以外国人冠名的物种，本身便早有其本土名称，只是因为这个外国人所起的物种名称，符合了“国际惯例”，于是便很方便的被国际社会以符合学术规范的名义予以接采纳，并推而广之成为其学术名称。
物种学术命名的规则缘起于西方学术界，并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包括中国学术界），若想要调整，难度何其大。
不过，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从调动国内的野生动物保护积极性，提升民族自信和讲好中国物种故事的角度出发，可以先从自身做起，从中文名称的完善做起。
参考资料：
本文为公民科学家来稿，平台发布时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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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一鸣
审核 | Cherry 橡树
排版 |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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