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园|在近代中国，所得税因战争而引入推行
所得税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普遍推行的核心税种，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能力
所得税是现代国家税收体系中的主干税种之一。自18世纪末源起于英国，到19世纪逐步发达于欧美，制度不断传播扩散。后经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强化扩张，所得税之财政及民生价值更为各国所重。
在二战之后，得益于国际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及贸易自由化、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动能，欧美、日本等在经济恢复之后步入新的繁荣时期，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独立国家也成为新兴的经济力量。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应不断攀升，所得税即为税收主力之一。所得税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普遍推行和公众熟知的核心税种，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税收不能单从本国财政需求出发，还需面对国际税收竞争，故目前各国税法，亦渐趋于简化和同构，以构建适于吸引资本和发展经济的税收环境。各国起征点、税率分级、分类来源可能各有差异，但大体都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即以自然人及法人为征收对象，以个人收入及企业营收之净所得额为征收标的，分级累进，多得多税。
所得税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及，且能在经济成长之时同步推动财政能力的提升，关键仍在于其制度设计。所得税在制度上被称为“良税”，在于其符合普遍、公平、弹性、丰富原则。税源既广，又与能力相应。在工商经济时代，具有极强的成长性。通过设置起征点、分级累进、减免条款等方式，政府可以获得所得税收入，同时又可由此实施社会财富再分配。
《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魏文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的问题脉络对近代中国所得税展开全面分析
基于“制度内外”及“上下结合”的多维视角观察，《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一书从“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的问题脉络对近代中国所得税展开全面分析。这一脉络，既是所得税演化的时代环境及制度使命的依托点，也是所得税的税收属性及财政功能的重要体现。
先论战争。所得税在西方因战争而兴起，在中国亦因战争而引入推行。在平时财政条件下，租税为主要来源。到战时支出倍增，政府对于公债、货币工具的依赖性增加，但其信用根基仍是税收。将近代战争时序与税收时序对比，可发现每至大规模战争之时，也是政府集中进行税收创制、强化税收征稽的阶段。换言之，战争是税收变革的重要压力因素。
所得税作为中央税收，自引入之时起，就是国家强化战时财政能力的重要选项。从理论上而言，所得税作为战争税有其制度优势，最为重要者有两点。其一是税源丰富。其二是税收弹性。因其制度上的优势，自晚清起政府对于所得税的成长性始终抱有乐观态度，坚持尝试，努力推出。
再论税收。税收既指所得税本身，又包含将之放置于近代直接税变革、税收结构转型的坐标系内来考察的意蕴。在西方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和制度体系。近代中国引入所得税，既应战争而生，又顺应了由农业税向工商业税、由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的时代趋势。税收不仅可以为政府直接增收，也是稳固政府财政信用的根基。税收是最为稳定长效的财政来源。
所言“财政国家”，本是欧洲“新财政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新财政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英等国兴起的财政史研究新趋势，其重点在于重视财政税收与国家形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征管方式体现和影响着国家的权力结构及政府职能。
在新财政史看来，财政、税收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还是观察历史的视角，财政如何形塑国家政治、思想文化、战争军事、民族意识、社会生活正是其新意之所在。熊彼特认为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政策预设的行为，公共财政是对政治及社会生活展开研究的最佳起点，可以由之观察国家的命运、形式及其建构。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变是必然趋势。
此书所言“财政国家”的建构，不在于以西欧经验为标准，而是从财政国家“自我持续增长”的特性出发，围绕以公共税收、政府借贷、经济增长和财政信用为中心的循环体系的建立，来讨论所得税的制度形态、角色及命运。近代中国的财政转型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挑战，战争、赔款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迫使政府寻找各种增税增收方案，也希望建立“自我持续增长”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进程极其复杂，也是动态多变的。直接税在西方各国的成功示范，使之在晚清时期就进入中国税收、财政变革的方案之中。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推荐阅读
4.莱布尼茨与中国汉学
理论周刊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
推荐给大家看，请戳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