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久不衰的空间形态：超治国之道的空间软件体│Culture

悬浮映画按：此文发表于凯勒·伊斯特林的书籍《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中，近十年的文章就像预言一样发生在我们的城市空间当中，并在新冠疫情、元宇宙的外部条件下加速它的进度，空间的形态似乎早已经发生变化。重新阅读也许能找到某些对应空间的线索。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Photo by Kamal Zharif Kamaludin]

今天的城市空间已经成为一种移动的、货币化的技术，全球化世界的一些最激进的变化正在被书写，这不是在法律和外交的语言中，而是在基础设施、建筑和城市化的空间信息中。大规模的全球系统由公共和私人群体管理的元基础设施，由深刻的非理性驱动，这一切正在产生事实上的、未公开的政治形式，其速度比任何甚至是准官方的治理形式立法的速度都要快，这是比任何传说中具有政治反应的利维坦怪物更狂野的杂种。

这些元基础设施之一是一种免税区现象，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和全球化的城市形式，也是我所说的“超治国之道”（extrastatecraft）的生动容器。“超治国之道”（extrastatecraft）是“超越”（extra）和“治国之道”（statecraft）合成词，意思是超越治国之道的一种方法，它承认了多种力量 -国家力量、非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目前“超治国之道”已经获得了建设基础设施所需的相当大的权力和行政权力。

自贸区，又名自由贸易区、对外贸易区、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或其他的数十种变体，这是贸易、金融、管理和通信的动态十字路口。如果说在当代场景中，不同的空间类型展示了建筑已变成可重复和基础设施的方式，那么这个区域则展示了城市主义已成为基础设施的方式。虽然它的根源很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自由港，但直到最近几十年，该地区才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全球形式，迅速从一个存放免税商品的偏僻地区，发展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战后战略，继而成为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等金碧辉煌的世界城市典范。

The zone is ancient and new.

这个区域既古老又新颖

该区域继承了古代自由港、海盗飞地和海上的贸易港口（entrepôts）历史与神秘。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在爱琴海提洛斯港的繁荣昌盛，经常被认为是自由港的雏形。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为意大利人、腓尼基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定居点之间的贸易提供了自由港。从13世纪到17世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汉萨商人或汉萨同盟建立了一个“自由城市”的网络(这包括了汉堡、不莱梅、吕贝克、布鲁日、科隆、伦敦、但泽、诺夫哥罗德)。几个世纪以来，汉堡和热那亚一直是自由港的典范，因为它们能够避开君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的管辖权力而一直发展。

Hanseatic city of Stettin, Pomerania, 1588.

[Map by Georg Braun and Frans Hogenberg]

17世纪以来欧洲自由城市或自由港网络正在不断增长，包括那不勒斯、威尼斯、的里雅斯特、波尔图、敦刻尔克和哥本哈根，以及汉堡、不莱梅和但泽等汉萨城市，这些城市与伦敦、罗斯托克和哥尼斯堡进行贸易。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贸易以真正的全球网络延伸到美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殖民列强在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了自由港；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法国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自由港：香港(1841年)、新加坡(1819年)、吉布提(1859年)和亚丁(1853年)。到最后，加勒比港口的活动减少了;但亚洲港口，尤其是香港却坚持了下来，直到20世纪，香港和汉堡仍是全球典范。1934年，美国通过了《对外贸易区法》，这些自贸区部分基于汉堡模式，旨在减轻对外贸的保护主义限制，允许对商品进行分类和操纵；这种“操纵”可能包括精炼或固化过程，以及使自由贸易区能够从事制造业的长期持有期，所有这些都使自由贸易区与美国自1846年以来已经允许的保税仓库区别开来，它们有了更大的自由。首批四个被授权的对外贸易区分别位于纽约、新奥尔良、旧金山和西雅图。1950年，自由贸易区法律进行了修订，明确允许制造业进入。即便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只增加了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夏威夷的火奴鲁鲁、马亚圭斯的波多黎各这三个区域。

美国第1号对外贸易区海报。1937年，纽约斯塔顿岛的斯台普顿。[By Jack Rivolta, WPA Federal Art Project]

对外贸易区这种特别定制的空间工具允许制造业的加入，将被证明这是是出口加工区(EPZ)的前身，在战后时代，这种超强的地缘政治公式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外国家实体的激增。香港作为经济加工区，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挣扎后，由于大量出口商品而经济复苏。爱尔兰香农市在1947年和1959年通过法律建立了免税机场和香农免税机场发展局，大力吸引制造业和服务业。1947年在与美国的交易中已经免税的波多黎各冒险建造了适合美国企业的制造和仓储设施。1964年，墨西哥启动了边境工业计划，当时美墨劳工计划(Bracero Program)即将到期；BIP授权外国公司在沿国际边界20英里的狭长地带内经营联营工厂，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主要是女性)进行经营。美墨联营工厂基本上是母国工厂的廉价双胞胎，香港和香农是作为1965年在台湾建立的高雄出口加工区(KEPZ)的典范。高雄与香农、香港一起，成为了科特迪瓦、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约旦、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韩国、南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州外经济区的模板。1965年，韩国建立了6个自由贸易区，首尔和仁川各3个。1965年印度在古吉拉特邦建立了坎德拉自由贸易区。就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第一批经济特区出现在了共产主义国家，预示着它们后来在中国被用作市场实验。1963年，南斯拉夫立法在多瑙河沿岸的贝尔格莱德、科佩尔和里耶卡设立了贸易区，并于1967年允许在这些地区进行制造业。1967年，在巴西的玛瑙斯建立了一个自由区；与上世纪60年代建立的大多数经济特区一样，它的增长在整个70年代都在加速。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自贸区才成为一种更加彻底抽象和公式化的空间和经济工具；尽管它在历史上起源于欧洲自由港，但该区域现在正与古老的城市表现和习惯以及曾经形成贸易的海洋地区脱钩。在任何飞机可以降落或卡车可以行驶的地方，即内陆地区、边境地区和闭塞地区，这些在早期时代永远不会支持与全球贸易相关的世界主义，现在可能正在存在新的全球贸易散居中心。尽管私营、公司化的利益集团将是主要受益者，但这些自贸区也始终将容纳大量工厂工人。

胸罩制造业，波多黎各，1950年。

[Via Kheel Center for Labor-Management Documentation and Archives, Cornell University]

墨西哥加工厂，2007年。[Via Wikipedia]

The zone is a legal and economic instrument.

这个区域是一个法律和经济的工具

促成1970年代区域指数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1966年成立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简称UNIDO)开始研究自贸区，将其作为刺激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经济药方。当这样被正式确定后，该区域就成为了全球性的传染病，成为了一个被广泛复制的模板，否则则可能被概念化为公民城市空间。20世纪70年代，工业发展组织成立了一个自由区部门，与香农免税区机场发展有限公司、高雄自贸区和世界银行合作，指导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始举办研讨会，在1971年的一份报告中，组织声称“……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建立一个工业自由区感兴趣。3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宣布存在这种计划，其中许多国家还表示希望获得组织的技术援助服务。”工业发展组织将自贸区描述为一种临时现象，将推动经济发展；当它在一个国家不再有用时，就会在全球市场的门槛上被另一个国家所占有。通过这种方式，联合国希望建立一个国际“自由贸易区联盟”，并成立了一个组织 -世界经济加工区协会(World Economic Processing zones Association)，该组织最初由政府代表组成，后来变成私有化的组织。 

出口加工区，阿西河，肯尼亚。 

[Photo by Eduardo Zárate]

作为一项法律文书，自由贸易区拥有一系列的豁免，这些豁免有时与国内民法混合在一起，有时被企业操纵，投机地将国际法混合在一起，有时被东道国完全采用。特区法律各不相同，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特区不受民法和政府控制；它不被视为母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或关税。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通常会设立一个法律实体，即特区当局，这是一个有权与企业和外国政府谈判的半国家代理机构。一位早期的自由区分析师写道:

这些实体给予自由贸易区经营者的豁免是详尽无遗的，这足以剥夺最严格的民事实质法典。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自由贸易区投资者不能被个人起诉到普通的国内法院，有专门的法庭来解决与自贸区投资者的纠纷。自由贸易区当局不仅凌驾于国内部委、法院、税务局、中央银行、规划当局等的权力之上，而且在自由贸易区内取代它们。

东道国可能有严格的劳工、环境、卫生、健康和安全或人权方面的法律。它可能是关于人权的全球契约或关于工人待遇的国际劳工组织契约的签署国。然而，该区不但有权豁免这些法律和契约，而且该区的地位使得任何法律都难以执行。虽然工业发展组织可能把该区看作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的一项临时战略，但当局可以保证该区不会被东道国重新吸收。

出口加工区外，达卡，孟加拉国。

[Photo by Tony Cassidy]

工业发展组织在上面提到的1971年报告中提倡加工区，但不到十年后，在1980年的一份报告中，该机构对将自贸区模式作为短期催化剂以外的任何形式表示谨慎。组织评价了各种因素，从性别作用到向发展中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好处，并注意到该区域的积极影响，包括加强国际合作。然而该报告认为，特区经常将原本可以用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商业平台以及与正常州领土内外国利益集团的其他潜在关系的资源重新配置。根据该报告，“加工区的缺点似乎在于继续其飞地性质。…飞地的永久存在将保留问题、社会和经济成本，而不会明显抵消进一步的利益。”实际上，工业发展组织承认，如果该区与当地经济仍然不同，它就是一个亏损的主张。但它也意识到，这种形式可能会继续持续下去。

中国珠海自由贸易区。

[Photo by Brücke-Osteurop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基本上同意工业发展组织的意见，认为加工区充其量是鼓励贸易和国家繁荣的第二有利方式。最好的办法还是对国内经济进行投资，而且特别是考虑到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和税收收入的损失，自贸区的做法并不总是产生经济学家所说的“溢出效应”，或刺激新技术的引进。经合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称:“从经济角度来看，出口加工区是一项次优政策。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法治和简化行政，在国家基础上改善国内商业环境，仍然是促进投资、就业和增长的最佳政策选择。”特区也被批评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行政层，有时导致与国内劳工和环境法规不一致，由于该区域的商业利益不需要为更大的社会成本负责，因此该区域也被称为潜在的“健康和环境的定时炸弹”。

光纤工厂，中国深圳。

[Photo by Steve Jurveston]

无论其最终效果如何，该区域已经被证明是持久且不衰竭的。最近中国对这一公式的采用产生了一个特别有效和自我延续的版本。如果说出口加工区是1.0区，那么中国的经济特区就是2.0区。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批经济特区，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和海南省被计划作为市场经济的实验。到1984年，中国又建立了16个经济特区，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建立了数千个经济特区。其中大多数都与典型的加工区不同，以至于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加工区类别，到2006年，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在出口加工区工作的6600万工人中，有4000万在中国。

天津经济开发区植物园，中国天津。

[Photo by TFL Studio]

中国深圳盐田码头。

[Photo by Bert van Dijk]

The zone is breeding.

这个区域正在繁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人们对经典加工区的兴趣逐渐消退，该区域开始与其他飞地形式或“公园”混杂在一起，与离岸金融区、旅游园区、知识村、高科技园区、博物馆和大学融合在一起。该区域没有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也没有融入东道国的一般商业和工业气候，而是成为了一个持久而多变的工具，随着它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并在其边界内吸收越来越多的一般经济。因此许多国家重新考虑其国内劳动力在典型加工区中的作用，试图“升级”其加工区，从制造业转向信息技术或金融服务业。在过去的一代人中，自贸区已经成为培育大量空间产品的培养皿，例如呼叫中心、软件生产设施、工厂园区、办公园区，这些产品都很容易在世界各地迁移，并在法律空白和政治隔离中蓬勃发展，享受着自贸区豁免的绝缘和润滑。事实上，作为企业飞地，该地区是当代全球城市的一个主要综合单元，提供了一个“干净的石板”，一个“一站式”进入外国经济的入口。

日本筑波科学城。

[Via Wikipedia]

许多早期升级的园区都是基于研究园区或园区的科学产业园。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研究园成立于1951年，是美国数十个科学产业园的典范，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1959年成立，1983年成为对外贸易区)、阿拉巴马州的卡明斯研究园(1962年)和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技术孵化器(1989年)。1965年，日本开发了九州硅岛和筑波科学城，三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还开发了其他14个科学产业园。台湾和韩国较早采取了技术升级措施，并更加重视出口而不是进口和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加工业。1980年，台湾建立新竹科学产业园，随后又建立了台湾南部科技园和台湾中部科技园。不久，新加坡、法国、英国和德国也建立了科学产业园。

微软大楼，海得拉巴，印度。

[Photo by Tony Kent]

在1994年出版的《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综合体的形成》（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21st Century Complexes）一书中，Manuel Castells和Manuel Castells标志着城市形态的重大转变，因为以前的工业设施正在适应新的知识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展了许多专门从事IT、电子和制药的高科技园区。1991年，印度成立了印度软件技术园区(Software Technology Parks of India)这样一个政府机构，从该国相对较新的卫星舰队中获取宽带，供IT公司使用;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德拉巴(Hyderabad)等城市迅速发展了网络城市项目。2007年，该国增加了经济特区激励措施。1996年，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马来西亚启动了多媒体超级走廊，在吉隆坡双子星塔和国际机场之间7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大规模发展网络城市和网络中心；这里的激励性城市建设包括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前10年的免税，以及多媒体设备的免税进口。

双子塔，马来西亚吉隆坡。

[Photo by Wolfgang Sladkowski]

1995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陈向明(Xiangming Chen)描绘了该地区演变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代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以自由港和早期自由贸易区为主；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其特点是设立出口加工区，如以制造业为主的联营工厂；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学产业园的兴起。然而，开发区的发展也许被描述为突变的扩散，其中可能包括从国家首都到旅游胜地等各种各样的项目。事实上其在法律和经济豁免的无摩擦领域中运作，该区域与其他城市形式融合时，可能最自然地采用了度假胜地和主题公园这种自带光环的脚本。商务旅行者、流动工人和游客共同创造了临时人口，就像临时协议和身份转换一样，对商业是有利的。

事实上，随着欧元区在世界各地一波又一波地蔓延，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这种形式进行分类，但随着它的日益复杂，他们开始感到困惑。除了出口加工区，这仍然是这个可重复公式的最受欢迎的名称，1998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跟踪了19个不同的区域名称，包括自由贸易区，对外贸易区，工业自由区，自由区，联营工厂，出口自由区，免税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免税区，投资促进区，自由经济区，自由出口区，自由出口加工区，自由出口加工区，优惠出口区和工业出口加工区。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该区域至少有66个术语正在使用。

在本质上，该区域现在描述了分散的激励城市形式，曾经包围它的围栏已经扩大和增加。即使该区域在地面上发生变异，在可见与不可见、身份与匿名之间摇摆不定，全球各地的分析人士也在追逐它。许多分析人士试图从就业、技术转让、投资等方面量化收益，也就是溢出效应。但是，尽管事实证明，按照经合组织报告的说法，自贸区是一个“次优”的经济催化剂，但其廉价劳动力和法律豁免已成为全球商业标准。

这几十个不同的区域构成了一杯强有力的城市愿望鸡尾酒的不稳定混合器。法律参数可能会取代实际的围栏，或者随着血汗工厂和劳动剥削的宿舍演变成区域城市的封闭式化合物或区域，围栏可能会被隐喻地加厚。产业推动者颂扬并利用着自由市场的优势。然而，即便是在欧元区用传统的国家官僚体制换取可能更为复杂的半国家治理的同时，它本身也成为了操纵市场的工具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常工具。

中国深圳

[Photo by Richard Yuan]

The zone is a city.

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城市。

在其最近的化身中，该区域已经开始吞噬了整个城市，现在甚至称自己为一个“城市”。这个词让我们感到骄傲，是对该地区努力摆脱早期仓储和转运场所身份的热情验证。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利用自贸区来强调他们进入全球市场，或强调他们作为独立的后殖民外包和离岸外包承包商的新身份。在一些地方，“城市”指的是区域飞地，就像无数的“网络城市”、“技术城市”或“物流城市”一样。IT产业的科学产业园似乎特别激发了城市标签的灵感，例如”HITEC city”，这一般指的是印度的海得拉巴信息技术咨询城，或毛里求斯岛上的Ebene赛博城市。“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实际的大都市，一个可识别的城邦或城市聚集区;如果该区域消除了许多城市化的环境摩擦，它仍然欢迎大量的住宅、商业和文化项目。

广东省深圳市于1980年被选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80年代孕育新经济自由的城市之一。今天，它已经超越了早期被隔离的资本主义飞地的身份;如今已经膨胀成一个巨型城市，商业战略家、麦肯锡合伙人(Kenichi Ohmae)将其描述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地区国家。深圳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每年15%至28%)，常住人口超过800万，流动人口约1400万。经济特区由该市7个区中的4个组成，面积约396平方公里。150平方英里);政府计划将自贸区扩大到其他地区，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700平方英里)。人们希望，园区的扩建将缓解深圳市中心的房地产价格，同时也将区内现有的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扩大到更多市民。

或许具有讽刺意味，也或许不可避免，深圳经济特区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后，已经开始产生自己版本的公民行动主义。尽管受到官方的镇压，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已经采取行动保护其新的财产利益，例如，组织抵制活动以抗议房地产价格上涨，并煽动阻止新公路的建设。一些市民组成了一个名为因特虎 （Interhoo）的研究小组，负责监督发展活动，并对市、区厅长候选人进行实地考察。尽管廉价劳动力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每年仍有数千起罢工，以及要求提高工资的请愿。不过，包括广东省总工会在内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只允许在国家层级内组织的工会活动;而农民工则经常在剥削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组织他们的努力通常被GJ压制。然而，由于其庞大的规模，以及市中心和工厂区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深圳今天的特点是复杂而不安的城市化;尽管有GOV镇压，但这座城市在生产和危险方面都似乎失去了控制。

迪拜，阿联酋。

[Photo by Tom Olive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许比中国更能利用该区域的独特优势，那便是控制外国影响，提高特权国民的地位，并利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来创造多样化的产业。就像深圳一样，迪拜以城为区，以区为城，它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和多个区域的集合，其中大多数被称为“城市”。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作为迪拜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成立于1985年，目前面积为48平方公里。从那时起，迪拜为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项目举办了场地，拥有迪拜互联网城、迪拜医疗城、迪拜海事城、迪拜硅绿洲、迪拜知识村、迪拜科技园、迪拜媒体城、迪拜外包区、迪拜国际人道主义城、迪拜工业城、迪拜纺织村、迪拜汽配城。每个国家都提供了一套不同的激励措施，可能包括签证、简化海关手续、来自南亚和非洲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外国人拥有房地产的权利，包括拥有棕榈岛等豪华项目的房地产，以及强大的地产开发商Nakheel Properties开发的其他项目。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每个区域可能都有自己的法律地位;例如，主要新闻机构的总部迪拜媒体城(Dubai Media City)便拥有严格意义上在迪拜其他地方不被允许的言论自由。

在靠近吉达的红海边的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King Abdullah Economic City)，该区域再次成为一个成熟城市的整体组成部分。这座城市于2006年由沙特政府和总部位于迪拜的开发商Emaar联合推出，建成后将占地168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布鲁塞尔的大小)。沙特还计划在麦地那建设知识经济城，在吉赞建设吉赞经济城，在哈伊勒建设阿卜杜勒阿齐兹·本·穆萨德王子经济城等。在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第一个被开发的区域将是一个工业区，占地三分之一，提供工人宿舍、清真寺和祈祷室。目前还不清楚工人们是否可以完全进入城市的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昂贵和证券化的地区。目前的计划还要求建立一个制造区“塑料谷”，开发辅助石化资源，拥有物流、仓储和转运设施的国际集装箱港口；而且距离这些地区有一定距离的各种“城市区”，有住宅、教育、旅游、医疗和文化区。

在Bay La Sun区的效果图中，有一个购物中心、商业园区、清真寺、酒店和高层建筑，它们都围绕人工运河排列，由一座高度设计的桥梁连接起来。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的广告宣传了一种“高级”和“繁荣”的生活方式，住宅价格从10万美元到40万美元不等。KAED将建在麦加至麦地那铁路线上，这是沙特阿拉伯正在规划的高速铁路网的一部分。该市将允许外资入股，并免征进口关税，居民将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税也将降至最低。在建筑师的效果图中，KAEC在漫游视角看起来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金色城市，既有摩天大楼，也有传统的伊斯兰建筑，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及其“英明领导”的纪念碑。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

[Image by Emaar Development]

The zone is in the crosshairs of extrastatecraft.

这个区域正是超治国之道的十字准星

今天，我们可以将该区域理解为精英半国有公司的大使馆或议会，跨国公司和海外总部的所在地，以及将利润障碍外化的空间工具。即使是像哈里伯顿这样的公司，它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由纳税人支付的利润丰厚的合同，也能轻易地将总部从休斯顿搬到迪拜，在那里它不仅受益于对商业有利的税法，而且更准确地定位于它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在这里，像Emaar Properties这样的房地产运营商提供了跨国企业“家庭”已经习惯的空间环境和设施。由于享有准外交豁免权，企业可以帮助区内各个东道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建立关系，还可以为发展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提供专业知识和支持。

包括布伊格电信、沙特本拉登集团、三菱、川崎和西门子等建筑公司与基础设施专家，为高速铁路、高层工程和自动化交通提供了技术。新加坡港务集团(PSA Singapore)、澳大利亚P&O船队(P&O Trans Australia)、和记港口控股(Hutchison Port Holdings)和欧洲集装箱码头(European Container Terminal)等提供转运和仓储技术的综合企业集团，其功能相当于现代早期的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ies)。世界各地的科技园区都在发展自己的卫星和有线网络，并在网络的间隙建立自己的总部。简而言之，不断增加的全球公司物种聚集在同一个州外的合法栖息地，可以扩展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就像由西班牙的《印度群岛法》统治和统一的美洲殖民地一样，甚至可能像新教朝圣者在新世界进行的乌托邦实验一样，该区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有意社区。尽管在结构上避免了传统城市的混乱和不可预测性，但该区域仍然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城市主义。事实上，经过多次繁殖，它正在形成一些不太可能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是隐性的特征。以迪拜为基地的国际人道主义城为例，它是救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前哨站，因此它的存在是为了支持一些主要批评区域政治和滥用权力的人。马斯达尔城位于阿布扎比，由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建立，是绿色能源企业的自由区，由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and Partners)设计的总体规划，该规划与古代理想的城市没有什么不同，是一个方形网格，采用截面形式设计，以最大限度地遮阳，收集太阳能，并为个人快速交通电动汽车提供地下区域，最新加入该区域栖息地的类型之一是大学。例如，位于多哈郊外的卡塔尔教育城(Qatar Education City)采用校园公园/园区模式，容纳了八所大学的卫星校区，其中六所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各一所。这种教育城由一个基金会资助，而该基金会又得到酋长国的支持的公私合作赞助，正在使西方大学成为一种智力和人力的区域孵化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尔城。

[Photo by RIM Creation]

然而，虽然促进园区发展的组织和政治语言严重依赖于开放、放松和自由等术语，但随之而来的现实往往恰恰相反。该地区可能会提供比其本土环境更清洁、更智能、更美丽的城市生活，但开放的承诺往往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地域欺骗。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海洋城邦欺骗一样，与旧城邦不同的是，区域城市还没有达到高度城市化的程度，而是秘密、高度控制和隔离的环境。作为当代地球资源的转运口岸，该区域尽管努力与政治无关，但现在却成为海盗、恐怖分子和贩运者的目标。就这些努力的协调程度而言，该区域可能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警务、安全和情报。

矛盾的是，自贸区既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吉祥物，也是其基本原则的矛盾。联合国和全球商业利益集团将自贸区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加以推广，然后游说政府将其采纳为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贸易区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大政府形式，在缺乏任何强有力的国际法的情况下，它构成了将现有全球契约关系网络连接在一起的重大努力。全球咨询公司、跨国公司、房地产利益集团、政府间组织和州政府，所有这些都为似乎不可阻挡的引擎提供了动力。这种区域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城市基础设施形式的扩大，与其说是来自任何财政回报或经济智慧，不如说是来自其自我持续扩大这一事实本身。

即使如同阿联酋那闪闪发光的城市的最新发展，加强了对区域2.0的更新，但这个以飞地为重点的区域仍然是一种相对愚蠢的城市软件形式。未来，最聪明的开发区企业家将质疑这一核心特征，并发问:为什么是飞地?什么样类型的激励城市主义将真正受益于物理隔离的基础设施，从现有城市密集而充满活力的中心空间分离甚至远离?考虑到该地区现在正在制定自己的城市规划并渴望成为一个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城市的两倍或影子能带来什么经济和技术效益?在这种奇怪的、机会主义的同构中，自贸区的企业家们看到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是一种陷阱，因为自贸区在其有效寿命过后仍将长期存在。最终，对企业家(以及活动人士)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该经济区的存在具有乘数作用。全球经济区现在作为一个跨国网络而存在，随着它继续从仓库建筑群转变为世界城市，它可能成为更丰富的、替代形式的城市主义的载体。

©Keller Easterling

于悬浮映画（MemoryPics）编辑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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