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 -想象力资料集（下） -CJ.Li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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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章过长原因，特别将文章拆成“上中下“三个章节分别发布，这为文章最后部分，“上、下”内容可点击一下链接查看，感谢大家支持。）
科幻小说 -想象力资料集（上）
科幻小说 -想象力资料集（中）
A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未来的憧憬
“复古未来”（Retro-Future）是科幻小说的刻板印象，主要指二战后媒体和流行文化的一代，不仅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乐观情绪，这种情绪带来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也提醒着可怕的破坏、仇恨、惊人的力量和对残酷使用技术的恐惧。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文学史上被铭记为与浪漫主义的高贵战斗形式的重大背离。导致坦克和机枪大炮使用的技术繁荣完全改变了以往冲突的战术。在两次战争之间伟大的工程和工业革命的荣耀被转变为全能的破碎机器时代，正如朗的《大都会》所见证的那样。然而正是在长崎和广岛使用人类的最终技术成就和武器，给我们对未来的概念和技术进步问题投下了恐惧的阴影。世界上许多强大的国家正在开发的这种威力难以想象的武器，当然是属于科幻小说的范畴。
人类似乎有一种追求进步、克服困难和生存的倾向，事实也是如此，许多极美的文艺作品也是在同样的冲突中诞生的。不受宣传的影响，与战争形成鲜明对比，士兵们会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看到活着的辉煌。这种新的精神正是“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所赋予的，他们是1946年至1964年间战后繁荣的产物。在美国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代人非常富有，政治上也非常开明。有新的方式来建设社会，建设新的城市，将技术融入国内环境的方式，以及各种商业和休闲活动。1966年这一代人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这篇题为《继承者》（The Inheritor）的文章反映了当时年轻男女对文明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女权运动和流行文化。
©《时代》
可用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对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们开始产生影响。电影院和电影院本身就是奇妙而新奇的体验。时尚、家用电器、汽车甚至房屋开始获得程式化的空间时代形式，新材料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现代性、可塑性和希望的积极内涵。在一段时间内未来成为了一种背景，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改变了人类参与的本质，以及对社会的集体重新想象。主题包括乐于助人的机器人、丰富的资源、会飞的汽车和星际旅行，由汉纳-巴贝拉（Hanna-Barbera）制作的美国动画情景喜剧《杰森一家》(The Jetsons, 1962-1963)中怀念的美好生活。
©The Jetsons
“复古未来”是对受上世纪80年代冷战影响的思辨性未来的策反。受恐惧启发的科幻小说占主导地位，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张，这与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未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娱乐可以在威胁、反乌托邦和破坏性的故事情节中找到，这些故事开始取代现在看来过时的关于传统怪物的恐怖电影。“蒸汽朋克”（Steampunk）则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复古亚流派，融合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人的技术和复古刻板机械，以夸大邪恶的潜力。
科幻流派
科幻小说作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仍在不断发展。在21世纪初柯林斯的畅销小说《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三部曲等作品在介绍和鼓励一整代年轻读者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以研究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而闻名的作家詹妮弗-K-斯图勒(Jennifer K Stuller)称赞科幻小说在赋予女性权力方面的潜力和“灵活规则”。斯图勒认为女性主角一旦从文学作品跳到电影，就会凸显出其他类型的电影在性别和性政治方面是多么的可悲。《饥饿游戏》中的凯特尼斯(Katniss)和《星球大战:原力觉醒》(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中的女主角蕾伊(Rey)等角色被描述为代表女性有效地继承了这一特许权力，是罕见而重要的文化英雄;尤其是像斯图勒描述的那样，“在电影和电视中找到复杂的女性英雄，就像在反乌托邦的荒原上找到食物一样不可能，或者像在前面提到的饥饿游戏中获胜一样令人生畏。”
©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Fear and Speculation – Why We Don’t Participate
恐惧和猜测--我们为什么不参与
科幻小说对未来保持警惕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强大的政治政权与进步、未来和乌托邦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看看在20世纪的主要强国，比如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建构主义建筑，或者看看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Reich）所构想的宏伟蓝图就了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机械战事件直接激发了人们对科幻小说的恐惧。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接受到苏联和战时英国政治氛围的影响。
©Thousand Year Reich
无论是纽伦堡的集会还是上帝般的独裁者葬礼，极权主义政权都依赖于民众的参与。人们被要求排队游行，集体庆祝或哀悼或一致地“投票”。在西班牙内战之后奥威尔在他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 1946)中说道，“自1936年以来，我写的每一行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他们，他认为重大事件会对所有形式的文化产生普遍的影响。
尽管有种种猜测，但科学家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有许多问题可能会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新问题。可以看到这些被选中的例子作为今天科幻城市的脚本。他们可能是混乱的，偏执狂的，对批判性的解释感到愤怒；这些与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建设有关。
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的书《我们应该担心什么?》(What Should We Be Worried About?, 2014)从21世纪最优秀、最聪明的头脑中收集了类似想法。这些论点各不相同，从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战争风险，以及人类经验是否正在变得同质化，甚至在自由国家被资本主义大国压迫，到对没有互联网或人类/自然鸿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维持生活及其基础设施的可能性的严重担忧。
©What Should We Be Worried About?
理论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丽莎-兰德尔(Lisa Randall)对长期投资研究的未来感到担忧，这些研究将处理意想不到的、困难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她遗憾地说，最近我参加了三次会议，未来是讨论的主要话题。他们提出了许多想法，但我和我的同事们当然担心实验是否会发生。软件先驱戴夫-维纳(Dave Winer)的担忧与兰德尔的担忧产生了共鸣，如果不致力于构建梦想、胸怀大志、对人类的未来普遍抱有雄心，这表明我们可能不想生存下去。“直到几代人之前，人类还在应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具备生存所需的条件吗?”我们用暖气、管道、医药和农业的发明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生存的手段，但我们有意愿吗?”
这些担忧引发了人们对当今建筑、基础设施和城市设计的本质的质疑。一种对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调查、分析和设计的思辨性方法，能否证明它在保护人类免遭自身(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灭亡方面的价值?
Participate and Procreate
参与和创造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传统上依靠公共空间、聚集和社会互动来选择配偶。换句话说，即是参与导致生育。在科幻小说中爱情故事往往是很难创作的，因为要面对的挑战或人们在这种思辨场景中的身体行为。科幻小说有许多具体的复制基础设施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在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关注点。
对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性和生殖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主要活动之一，并且在21世纪首次变得越来越虚拟。主动的身体参与调情已经不像前互联网时代那么必要了；利用网络资源撮合或交配变成可能，甚至常见。新的软基础设施在我们如何社交和选择性伴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不能取代酒吧和夜总会，但在网上寻找浪漫的候选人需要统计数据、见面前的随意交谈，以及通过编辑过的“关于我”的文字和精选的照片来策划自己的第一印象的机会。在数字公共空间中，我们可以克服感知的局限性和物理位置。
现在流行使用试管婴儿治疗怀孕或代孕母亲，当然也有试管婴儿和基因工程的成功例子。“设计婴儿”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流行，但由于有可能根除某些遗传疾病，这种做法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产前设计的担忧在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的《千钧一发》(Gattaca)(1997)中得到了预演。这部电影是科幻子类电影“生物朋克”（Biopunk）的一部分，故事发生在一个以优生学为基础的社会中，优生学是一门通过脚本化基因构成来改善理想遗传特征的科学。影片的主角文森特-弗里曼是自然受孕的，他的一生都在与基因歧视作斗争。
©Gattaca
在政治科幻反乌托邦的两个极端 --作家奥威尔和赫胥黎中，我们看到了政府通过恐惧和快乐控制思想的形式。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赫胥黎设想了一个没有生育和育儿负担的未来，在那里婴儿通过人工方法在孵化场中出生，由政府在“条件设置中心”抚养。睡眠学习、批判性思维的抑制、享乐主义、迷幻性和娱乐性的群体性行为压制了个人思考的冲动。人工受孕的目的是生产“标准的男人和女人：统一批次”，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之一”。赫胥黎的灵感来源于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的乌托邦小说，虽然一开始是对威尔斯的《Men Like Gods》（1923年）的模仿，但很快就变成了对一个令人恐惧的愿景边界的突破：“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未来的小说，关于威尔斯乌托邦的恐怖和对它的反抗。很难，我几乎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在小说中，野蛮人约翰(John the Savage)这个角色突出了社会的反乌托邦一面，他发现科技奇迹和消费主义不值得取代自由。在空间上，小说受到了达勒姆郡比林汉姆的工业建筑的影响，赫胥黎在写小说前不久参观了那里。穆斯塔法-蒙德这个角色是以现实世界中的蒙德爵士命名的，他在1926年创建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ICI在比林汉姆的巨大工业发展创造了一种超现实的机械景观，生产化学品、炸药、化肥、杀虫剂和油漆。
在1958年赫胥黎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名为《重新审视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赫胥黎在书中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像他的预言小说，人口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增加，尤其是潜意识暗示，加速了世界的发展。这本书的元素影响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岛屿》（Island）(1962年)，它被认为是《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版本。
©Men Like Gods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Infrastructure of Dreaming
基础设施之梦
根据传说，北京的紫禁城是在梦中构想出来的。年轻的王子朱棣(后来的永乐皇帝)有一个僧人导师，他设想了一个巨大的地外之城，一个旨在将即将成为皇帝的人与神的力量、自然和宇宙的力量联系起来的基础设施。故宫的首席设计师蔡信使用统一的模块化系统来规划建筑，景山公园的人造山是保护紫禁城不受来自北方的妖魔鬼怪的侵袭。基础设施的长方形平面图南北长961米，东西长753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有近1000座宫殿、厅堂、亭子和庭院。这座连续的红色外墙使用了1200多万块砖，周围环绕着52米宽的护城河，还有四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楼，居高临下俯视着城市的每个角落。
©紫禁城
影响城市形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允许贸易的基础设施形成了街道的主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础设施发展成为复杂的网络，并允许各种区域的出现，这些区域定义了城市有形和无形的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的实际方面不能因缺乏想象力或缺乏文化而被忽视。对一个强大城市的设想还必须考虑其居民的许多实际需求，包括提供安全的水和食物、电力照明和高效的交通。约瑟夫-威廉-巴扎尔杰特爵士(Sir Joseph William Bazalgette)受到1858年“大恶臭”(Great Stink)事件的启发，梦想为伦敦修建庞大的污水管网，这是一项伟大的想象壮举；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样的基础设施仍然在使用。他强调说:“城市和城镇的大多数居民往往没有意识到地下工程的规模、复杂程度和范围，这些工程的设计成本很高，对维护他们的健康和舒适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关于更好的福祉的梦想；改变伦敦的许多梦想之一，其他的梦想则是宏伟的，比如白金汉宫和购物中心的开发，而伦敦塔及其地下城则描绘了权力。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Charles Robert Cockerell)在1838年创作的《纪念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A Tribute to the Sir Christopher Wren)中便描绘了梦幻般的伦敦天际线，这是对想象力的一次盛大庆祝。他将雷恩的主要建筑整合到一个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景观中，包括33座伦敦教堂，宫殿，学院，医院和纪念碑，以及一些来自伦敦以外的建筑，包括奇切斯特大教堂，温彻斯特宫和牛津的万灵殿，圣保罗大教堂是宏伟的建筑中心部分。
©A Tribute to the Sir Christopher Wren
在《建筑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Architecture, 1987)中，詹姆斯-高恩（James Gowan）强调了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建造中经常观察到的不兼容性：“如果严格区分建筑和工程，一个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另一个关注的是效用。当一种活动侵入另一种活动的领土时，它就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一开始做梦就一直是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头等大事。艺术可以被认为是人类的核心，即使在建筑只是泥土的时候，它也能够回答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避难所。泥土建筑似乎激发了工匠们一种特别的体力创造力。因此建筑是深刻冲动的表达；它不需要使用复杂的仪器，也不需要学术或技术知识。”
©Walking Cities
©Instant City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在海上有成千上万的水雷、巨大的隧道、桥梁和计算机通信系统，甚至延伸到地球上最孤立的地区。以科幻小说建筑而闻名的Archigram实际上离实现不远了。罗恩-赫伦(Ron Herron)的“步行城市”(Walking Cities, 1964)和彼得-库克(Peter Cook)的“即时城市”(Instant City, 1968)等未建成的项目是当今许多高科技城市、太空基础设施(以国际空间站的形式)和月球定居点的先驱。赫伦的“步行城市”拒绝了需要一个永久的或生态稳定的地面，液压腿使巨大的建筑能够在东道主城市之间或在开放的乡村慢慢游荡，然而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却认为，"像城市中心这样大小的东西应该知道它在城市景观、历史和西方文化中的位置......
那么梦想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敢推测能够带来和平或减轻全球贫困的基础设施?这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职权范围，还是政治家和商业精英的职权范围?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在科幻小说中梦想着我们的未来的人；这种叙事让我们得以窥见未来几个世纪中时而超现实、时而乌托邦、甚至是恐怖的环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日常经验的解读，决定了我们是否觉得人性或非人性，科幻小说的预见性及其研究使我们能够想象新的挑战，如果不先沉浸在思辩的想象中，我们就无法开始思考解决这些挑战。
关于将西方世界的笔和纸与日本传统的笔和纸进行比较，谷崎润一郎在其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阴翳礼赞》（In Praise of Shadows, 1933）中斟酌道：“我们的思想和文学可能不是在模仿西方，而是相当独立地推向了新的区域。一件微不足道的书写工具，当你仔细想想，却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几乎是无限的影响。”一个蝴蝶效应的结果可以深刻地改变我们和未来几代人的发展进程。
如果我们持有和谷崎润一郎的批判性思维，而不是专注于对不同环境的想象，如果没有继承或强加的罗马、英国殖民或现代主义污染，非洲、澳大利亚或南美洲的城市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有前所未有的投资和机遇，但当今中国和中东的许多城市和建筑都是国际现代风格的翻版。即使气候变化迫在眉睫，基础设施设计仍然是同质化的国际解决方案。汽车时代是全球性并且无处不在的，多车道的柏油公路穿越沙漠、森林和山脉。通过采用科幻小说的思辨功能，我们或许可以开始发现可能的共享真理，这些真理解决了人类保护、提供和参与的基本需求。正是在这个机会下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乌托邦的本质；导致为气候、资源和人类文化特质等决定因素量身定制的城市未来演变。
讲故事的人的目的不是告诉你如何思考，而是给你提供思考的问题。
-Brandon Sanderson, ‘The Way of King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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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bitable Infrastructures:Urban Future or Science Fic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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