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贵阳的野心有多大
文丨西部君
在西部缺少存在感的贵阳，这两天出尽了风头。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5月26日开幕，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将连续第二年重聚贵阳，Facebook、谷歌也将首次参展。
能让BAT三位大佬聚齐的机会并不多，上一次还是在乌镇。可见，不管是从参展企业知名度、嘉宾咖位还是展会人数、规模，此次数博会，都算得上是互联网数据行业的顶尖盛会。
数博会最开始其实不叫“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第一届数博会的全称是，“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主办方是贵阳。2016年，升格由国家发改委、贵州省政府共同主办，全称变为“2016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到第三届，继续升级为“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数博会连年升级，国际影响力逐年递增，与此同时，主办方贵州和主办地贵阳在整个西部大数据产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贵阳向“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的定位进一步靠拢。
那么，数博会选在贵阳，到底是看中了贵阳哪些优势？
另外，重庆有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成都有3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的天府软件园，“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的名片，为什么是偏偏被贵阳拿过去了？
1.政策加码大数据，贵阳5年逆袭
贵州的数据建设，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国家信息中心评选的“2017年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大数据政府机构”，贵州包揽五席。掌握着人口、税收和财政等基础性数据的政府部门，开放接口，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在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除了气温和电价低，服务器运行的成本低之外，先天优势其实不明显，政策扶植是产业发展的绝对前提。
放眼整个西部，论政策优势，贵州以及贵阳的确是遥遥领先：
2014年9月，“云上贵州”在全国率先开放政府数据目录；
2015年2月，首个国家级大数据发展集聚区——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落户贵州；
2015年4月，全国首家大数据交易所在贵阳成立；
2015年5月，第一届数博会举行，这是全球首次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峰会和展会；
2016年1月，全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诞生；
2017年5月，全国首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实施……
有着官方加持的贵州大数据产业，在连创多个“首次”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相关企业的吸附力。
比如去年7月，苹果公司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贵安新区建设iCloud数据中心。此外，2013至2017年，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年均增长28.5%，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2%，大数据相关企业从2013年不足1000家增长到8949家。
2017年《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中的大数据发展指数排名显示，贵州排在第七位，成为西部的领头羊，其中“政策环境”指数，位居所有省市的首位，可以看出政策牵引的成效。
而作为贵州的省会，以及大数据中心的重点试验城市，贵阳的排名，在四大直辖市之外的31个重点城市中，也仅次于深圳、杭州、南京，位居西部第一。
2.西部大数据第一城还远远不够
贵阳的目标是“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在未来比赢重庆、成都和西安，当上西部大数据第一城当然不够。既然野心是全国中心，就得跟IT大省大城来比较。
通过“大数据发展指数排名”可以看出，贵州排名靠前，政策驱动是重要原因。不过，在众多一级指标中，人才状况、投资热度和创新创业等指数，在前十名中都处在垫底的水平。
《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评估报告（2018年）》也显示，论大数据发展环境，贵州并没有多少优势，远远落后于上海、广东、江浙等地。
为什么？因为政策可以帮助产业起势，但无法彻底催熟。市场经济下的任何产业，要发展首先都得满足一定的区位条件。
比如北京，位于国家政策中心，对政策风向有天然的敏感，还有最集中的985高校提供人才供应。此外，作为一种新兴产业，互联网+、云、AI，这些与大数据相关的概念，都离不开资本的风投扶持。而北京正是流动资本的集聚地，共享单车的融资故事就是例证。
所以阿里在北京的望京设立的分部，网易的丁磊多年前将门户撤离后，又重回北京。老一辈网民应该还记得，互联网的第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也是在北京中关村诞生。可见，IT产业的历史积淀，孕育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土壤。
相对而言，贵州以及贵阳，目前依旧没有摆脱传统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此外，多山的喀斯特地貌，导致整个贵州地区交通不便，缺少同外界比较顺畅的连接管道，在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中，影响力和存在感，远远比不上重庆、成都和西安，以至于高素质人才持续性流出。
贵阳乃至整个贵州，并没有多少IT产业的历史积累，其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也还处在起步阶段，远远无法与东部发达省份比，更不用说北上深杭这样互联网发达的城市。
杭州有阿里、网易，深圳有腾讯，北京的科技公司像过江之鲫。相比之下，贵阳的短板很明显：没有掌握着亿万民众衣食住行数据的互联网龙头企业，也没有比较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哪怕放眼整个贵州，名头最响的，还是茅台这种传统企业。
换句话说，“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的定位，以目前的建设水平看，还谈不上大数据中心，而更多是大数据机房。
前者要求技术和人才积淀，后者完全可以靠政策扶持，像建设苹果数据中心那样，承接各个地区和各大企业的服务器，形成全国最大数据汇集中心。
3.贵阳不应该满足于做全国机房
在分析贵阳做大数据中心的区位优势时，不少人提到，这里气候宜人，电价低，可以省去数据存储服务器的运行成本，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做全国机房的思路。满足于做大数据机房，意味着永远只是产业链的下游。
就像全球知名的代工厂富士康，虽然苹果等尖端设备在这里组装生产，但富士康代工厂所在的那些城市，不会认为自己站到了科技的前沿。利润的大头，产业的话语权，还是在科技公司手上，代工厂所在地获益的只是就业和税收。
前段时间，中兴遭制裁引发的关于中国缺“芯”的讨论，也涉及到产业链的位置争端。诸如苹果、谷歌、Facebook和特斯拉等，观念层面具备足够的创新能力，才能够占据产业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它们往往将更低端的生产流程外包出去，减少运营成本。
大数据产业同样如此。它高度依赖于科研，产业链的上游是创新，是不断孵化的各种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概念；产业链的下游，才是数据的管理和存储，以及服务器的运行。
这几年，苹果、高通、英特尔、微软等一批世界500强，阿里巴巴、华为、京东、奇虎360、科大讯飞等一大批国内大数据领军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阳。然而目前为止，这些顶尖的互联网企业，他们的核心部门，尤其是研发团队，依旧会选择硅谷，或国内的北上深杭。
原因很简单，一是人才，一是资本。
前者决定研发的上限，后者决定研发的变现和转化。毕竟大数据是产业相对前沿的科技产业，服务器和数据存储只是硬件部分，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才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点上，在西部独占鳌头的贵阳，与北上深杭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所以当地政府才给与了极大的政策支持，以平衡区位劣势。不过考虑到大数据产业的环境掣肘，这种政策扶植，也可能埋下人造泡沫的风险。
对定位“中国数谷”的贵阳而言，摆脱对传统资源的依赖，转向更加绿色、前沿、有技术含量的尖端数据产业，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发展大数据产业，当然不能只满足于做全国的核心机房。要成为大数据中心，还得孵化出有本土代表性的IT企业。这意味着在地形交通等天然的掣肘之外，在人才政策、科研创新和商业、资本环境等方面，要下更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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