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意大利学者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罗马人是民法的巨人，刑法的矮子。”如果说这种“巨人”和“矮子”的比喻不是指两大部门法在规范量上的差别，而是形容它们内容的先进与落后之差距的话。那么，用它来描述封建社会末期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和刑法的发展状况倒也颇为形象。随着专制君主制的确立和加强，随着宗教改革后教会对宗教犯罪镇压的加强，国家至上原则和道义责任论在欧陆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占据了更加绝对的统治地位。罪刑擅断主义、酷刑威吓主义和对违背宗教道德规范的行为的迫害，在18世纪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当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国王是一切正义的源泉。对于专制君主来说，统治权就意味着刑罚权，既然他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他的刑罚权也必然是不受限制的。但真正的法律是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刑法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对正义的持守，法律必然沦为一种暴力工具。而刑法关注的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命运，更划定了这个社会关于自由的边界，也划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边界。1764年7月16日，一本6万余字的小书《论犯罪与刑罚》悄然问世，作者隐姓埋名，出版社也没敢亮出自己的牌子。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本由一位年仅26岁的毛头小伙撰写的小书，却开创了现代刑法的纪元，为人类勇敢追寻正义迈出一大步。在随后250年的进程中令严酷的刑罚越来越焕发出人性，也让一个名字传遍世界，并且在最近30年中迅速深入到中国刑法学者以及广大法律学子的心中。据说14世纪贝卡里亚家族的成员曾获得过对帕维亚的统治权，18世纪初被授予侯爵的称号。他祖母去世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因此，从他父亲开始，在“贝卡里亚”这一姓氏前加上了他祖母的姓“波内萨娜”。依靠遗产和其他家庭收入，贝卡里亚出生后一直过着贵族的富裕生活。作为长子，贝卡里亚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出生的时代，贵族掌握着一种在法律上的话语权，在生活中往往又高人一等，出生即特权。但法国正在进行一场继“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
▲法国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把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的和宗教的价值观念来了次大颠覆，以前被斥为“罪恶”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在被尊为崇高的美德，被看作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8岁时，贝卡里亚被送进帕尔马的一所耶稣会学校上学。他十分厌恶那里的宗教课程，但却以在数理课程中表现出的天赋而出类拔萃，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牛顿”，老师们也承认他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在帕尔马度过8年后，他进入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回到米兰，加入了当时很时髦的一个文人俱乐部“被改造者学社”。在那里，他认识了许多上流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作家，包括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民主主义者、经济学家彼得罗·韦里。在俱乐部里，贝卡里亚常撰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打油诗，但没有留下什么惊人之作。
▲意大利帕维亚大学
1760年，年满22岁的贝卡里亚爱上了一位16岁的活泼、漂亮的姑娘特雷莎·布拉斯克，决定要与这位姑娘结婚，但遭到他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他父亲不喜欢特雷莎的军人家庭，认为她的家庭地位低下，与贝氏家庭不门当户对。贝卡里亚虽身为贵族，却非常厌恶这样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他据理力争，老侯爵仍固执己见，命令贝卡里亚断绝同特雷莎的来往。贝卡里亚进退两难，他知道，如果违抗父意与特雷莎结婚，将导致与父母关系的破裂，并丧失自己的继承权。他只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也曾一度动摇，甚至写信给未婚妻请求与她脱离关系。但他最终战胜了软弱，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与特雷莎结合。因为，他坚定地听从内心深处的正义之声和对不公正之事的反抗精神。1761年2月14日，贝卡里亚写信向父亲表明了这一决心；几天后，同特雷莎结了婚，并毅然离开了仍持反对态度的家庭。一旦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持，贝卡里亚立即陷入困难之中。一年后，小家庭便债台高筑，处境艰难，但他依然不屈服。虽然最终在好友彼得罗·韦里的斡旋下，贝卡里亚夫妇与其父母再次和睦的生活在一起。但在这次结婚风波中已可窥视到贝卡里亚刚毅的性格，对正义的坚守和对周遭压迫的决然反抗。彼得罗·韦里是一个有着强烈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比贝卡里亚大10岁。他的兴趣极为广泛，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心在被改造者学社默默无闻，单独成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俱乐部，把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周围。▲彼得罗·韦里（1728年-1797年）
成员还有韦里的弟弟亚历山德罗以及几位年轻的数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是些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每晚聚会，阅读和讨论他们感兴趣的作品，尤其是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至今，他们的藏书中还留有他们作的各种批注。贝卡里亚十分敬佩韦里，韦里也很赞赏贝卡里亚的才能。在1762年4月6日的一封信中，韦里写道：“我正在挑选一批有天才的青年人，其中有个叫贝卡里亚的侯爵，他很浪漫，有丰富的想象力，加上他对人类精神的刻苦研究，使他出类拔萃……他是位有造诣的代数学家、优秀诗人，有独辟蹊径的头脑，只要懒惰和灰心丧气不抑制他。他每天到我这里来，在闲谈之余，我们便在房子里安静地学习。”拳头社的成员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贝卡里亚总是认真而固执，绝不屈服。尽管他很佩服韦里，却从不接受韦里的观点，总是巧妙和顽强地为自己的见解辩护。他也常同亚历山德罗争得面红耳赤，几乎每次都是亚历山德罗在贝卡里亚雄辩的攻势下作出让步。他雄辩争论却不咄咄逼人，对于真理和正义的坚持是对伙伴们友谊最好的证明。而对于24岁的贝卡里亚来说，拳头社的活动对他的思想启蒙和视野扩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启蒙运动中新的价值观念一下子冲垮了旧刑法学说的基础，人们在坍塌的废墟中发现旧的刑事制度是何等可憎和可悲：它们挖空心思设计出无数酷刑，而用此去惩罚什么。多少世纪以来，它们就是凭着一些虚伪无聊的神学教义、飘忽不定的道德信条和喜怒无常的个人意志，把无数过着正常生活的无辜者送上绞刑架，绑上火刑柱。它们用人类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刑具，为人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昌明设置屏障。那些混混沌沌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禁令使广大群众生活在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险境之中，社会秩序和正义因此而受到自己维持工具的破坏。法国启蒙运动深深影响着他，触动他的内心，他要为世人寻回正义，这为他后来著《犯罪与刑罚》埋下信念的种子。1762年7月，贝卡里亚与特雷莎的第一个女儿朱莉娅出世了。几乎与此同时，贝卡里亚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论米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这是根据韦里的建议而撰写的。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
米兰作为当时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多种货币自由流通，汇率的投机活动泛滥成灾，这个问题一时成为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研究的焦点。他考察了各种货币的含金量，设计了一个以含金量为基础计算货币价值的数学公式，并且根据公式计算出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1763年2月，在一定程序上采纳了贝卡里亚建议的一些金融改革措施出台了；随后，金融改革计划于1777年全面展开。这本书为当时的金融改革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贝卡里亚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什么是犯罪？衡量犯罪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刑罚的本质和目的？刑罚如何才能不成为暴政的工具？刑事立法和司法应当遵循哪些原则才能造福于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由于在一条相当广阔的思想战线上同旧势力作战，因此还来不及从理论上系统和精确地回答和论证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及其思想先驱们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伦理学、自然法理论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学说却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和理论依据。他们不但为刑法启蒙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一些人还亲自参加了反对司法暴行的斗争，最值一提的便是伏尔泰。1762年一位信仰胡格诺派教义的法国商人卡拉斯被指控杀死了自己的皈依天主教的儿子，实际上他的儿子是自杀身亡的，尽管卡拉斯在两次刑讯中都极力说明自己是无辜的，但法庭还是判处他死刑。伏尔泰得知此事后，和朋友们一起猛烈抨击政府制造了一起“司法谋杀事件”，强烈要求撤销判决，释放卡拉斯亲属。伏尔泰等人的一系列斗争有力推动了反对旧刑事制度的活动的发展。贝卡里亚得知此事后内心深受震撼，从1763年开始，他文思涌动，打算再写一本书。拳头社的伙伴们也为贝卡里亚优美的文笔、雄辩的论理、严谨的逻辑和丰富的想象力所折服。建议把他们经常讨论的一个敏感议题——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交给贝卡里亚来写。韦里认为这是一个“最适合雄辩和富有想象力的人的题目”。1763年3月，贝卡里亚秣马厉兵，着手为写作准备素材。他虽毕业于法律专业，但对当时的刑事制度却缺乏直接和深刻的了解。在这方面给他以重要帮助的是韦里的弟弟亚历山德罗，后者曾担任过“囚犯保护人”的职务，这是当时授予贵族人员的荣誉职位。担任此职务的人要定期巡视监狱，会见囚犯，为囚犯申诉不平，还可以根据一定的理由要求对囚犯减刑或释放。
亚历山德罗是当时最年轻的“囚犯保护人”，他在行使职权时了解到当时刑事制度中种种黑暗的、残酷的和蒙昧的情况，并把这些情况介绍给贝卡里亚和拳头社的同伴们。贝卡里亚一边收集有关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素材，并根据讨论的要点进行构思，一边进行写作。从1763年3月到1764年1月，贝卡里亚时而住在韦里家中，时而躲在乡间，时而又回到米兰父母家中，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他进行的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既需要同伴们的启发、鼓励和帮助，又需要在安宁僻静的环境下，让自己头脑中理性和智慧的火花充分地进发和闪烁。1764年4月，贝卡里亚的手稿被送到里窝那的奥贝尔特出版社。3个月后，散发着油墨芬香的样书摆在了贝卡里亚和拳头社同伴面前。样书上既未署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印上出版社的名字，只是赫然印着那个后来震动了全世界的响亮书名：论犯罪与刑罚。在法律与生死大权都掌握在上层手中时，贝卡里亚以振聋发聩的声音道：“正义的本质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他把社会契约作为刑罚权的基础，把正义作为刑罚的本质。他还说，建立国家和惩罚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人们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自由，公共权力除了维护必要的秩序外，不能也不应干涉私人自由权的行使。▲密涅瓦的猫头鹰，划破夜空，在黑暗中追寻真理
同时，贝卡里亚接受了联想心理学的观点，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概念的结合是建造人类智慧工厂的水泥”。要想发挥刑罚的心理威慑作用，关键是要让人们一想到犯罪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刑罚，也就是让犯罪和刑罚成为一对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统一观念。第一，刑罚必须及时。这一规则实际上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时空接近律”在刑法理论中的翻版。第二，刑罚不可摆脱。它要求犯罪与刑罚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联系，因而是休谟的“因果律”的翻版。第三，就是前面谈到的刑罚与犯罪的对称。这一规则有点类似于休谟的“相似律”。意大利现代史教授瓦尔塞基认为，《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是从一个先进知识分子集体的内部对话中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集体的作品。”书出版后不久，教士安杰洛·法基内就受威尼斯共和国大议会的委托，撰写了《对题为〈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评注》，对书和贝卡里亚进行恶毒攻击，指控其为“宗教和基督教的敌人”、“恶劣的哲学家和坏人”。
▲浮雕《宗教裁判所火刑柱上的布鲁诺》
在当时，这种指控是很致命的，作者可能因此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追究，并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看到我的书被出版后，我打了一个寒战，对被驱逐出米兰的恐惧使我辗转不眠。我感到连最廉正的法官也可能善意地对我进行谴责，因为我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谈论了犯罪与刑罚问题。当以后神父们对我进行陷害时，我就再不能生存下去了。”而这时，韦里兄弟却毫不畏惧地站出来应战，贝卡里亚对正义的追寻深深感染他们。他们日以继夜地赶写了《对评注的回答》，驳斥法基内的指控，并立即出版付印。在法基内的书在米兰出现后的第六天，这本与《论犯罪与刑罚》篇幅相同的答辩性论著也在米兰问世了。在韦里兄弟舍命的保护下，它成功地获取到一些上层人物的同情，他们出面庇护，使得《论犯罪与刑罚》与贝卡里亚免遭厄运。《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给贝卡里亚带来的更多的是赞扬、敬佩和拥戴。书刚一出版，伯尔尼的爱国者协会在尚不知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向作者授予金质奖章，赞扬他是一位“敢于为保卫人类，反对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呐喊的公民”。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论犯罪与刑罚》的第一版就被抢购一空，紧接着便不断再版。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早对《论犯罪与刑罚》发生兴趣便是伏尔泰。1765年10月，已经70多岁的伏尔泰读完该书后非常兴奋，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天开始读意大利文的《论犯罪与刑罚》，看上去像是很好的哲学。作者是我们的兄弟。”翌年6月，伏尔泰看望《论犯罪与刑罚》的法文本译者莫雷莱时，同他讨论了此书。事后，莫雷莱写信告诉贝卡里亚，伏尔泰很赞赏他的书，并对贝卡里亚抱着崇高的敬意。就在这时，一位20岁的法国青年骑士拉·巴尔因对耶稣受难不敬而被判处死刑。根据判决，他应先受刑讯，然后割掉舌头，砍去脑袋，最后再将尸体投入火中。这一残酷的刑罚对伏尔泰震动极大，他下决心同《论犯罪与刑罚》的作者一起投身于反对非人道的刑事制度的斗争之中。几个星期后，伏尔泰写了一本名为《关于处死拉·巴尔骑士的报告》的小册子，接着又写了《关于〈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评论》，均系匿名发表。书中，伏尔泰结合这个实例宣传了贝卡里亚的观点，并论证了现行刑事制度的缺陷和矛盾。《评论》一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附入《论犯罪与刑罚》的一些版本之中。贝卡里亚更是对伏尔泰敬仰已久，他早就吩咐过他的日内瓦书商把伏尔泰的所有著作都寄给他。1767年贝卡里亚曾计划去瑞士看望伏尔泰，但因各种原因没有成行。但是，两位伟人之间经常通信，遗憾的只是一直未能会晤。伏尔泰赞誉贝卡里亚是“一位仁慈的天才，他的杰出著作教育了欧洲”。1769年1月9日，刚满30岁的贝卡里亚，踌躇满志地登上米兰宫廷学校的讲台，举行了经济学讲座的首讲式。在第一课上，贝卡里亚回顾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特别强调了各门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雄辩地说：“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忽略相似和相邻学科的人，在自己的学科中决不会是伟大的和杰出的。一个广阔的大网联结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论犯罪与刑罚》能够提出为后人所普遍接受的刑法原则，受益于他广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贝卡里亚在而立之年的第一讲便赢得了满堂喝彩，获得人们的敬佩。贝卡里亚虽然当上了教授，但是工资并不高，家庭生活常入不敷出，有时甚至无钱付订购的书账。1771年4月29日，考尼特兹大臣正式任命他为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但要求他继续在宫廷学校讲课，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人为止。因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贝卡里亚只好身兼两职。在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参加过许多重要的改革活动，如票据改革、货币改革、度量衡改革等，提出过不少咨询意见和具体的实施方案。1774年3月14日，贝卡里亚久病的妻子特雷莎去世，年仅29岁。两个半月后，贝卡里亚同安娜·巴尔玻结婚，婚后生有一个儿子。1782年，贝卡里亚的父亲去世，遗留下城里和乡下的房产以及价值6万里拉的财产，贝卡里亚作为长子获得了大部分遗产的继承权。而贝卡里亚性格和观念上的矛盾，更表现在他同大女儿朱莉娅的关系上。他本人曾谴责8年的教会学校生活扼制了心灵中的人道情感，但是却把自己的大女儿送进了修道院学校。他曾深切体验过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痛苦，而他却强迫朱莉娅与一个比她大26岁的鳏夫结婚，不幸的婚姻最后导致朱莉娅与丈夫分居。1789年10月，贝卡里亚被调任第二部负责人，主管警察、法庭、监狱和矫正所，负责社会治安的维护和刑事法律的制定，从经济界回到法律界。次年，贝卡里亚辖区内的科莫市发生了一系列失业工人的抗议示威，警察出面镇压，逮捕了一些示威者，局势仍不断恶化。他亲赴科莫研究对策，力排众议，反对用镇压手段解决问题，也反对将闹事的工人强制充军，认为这样做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局势。他主张对失业者给予救济，鼓励各种工业和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贝卡里亚提出的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他内心所坚守的仍是最初的那股正义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1791年，根据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的指示，贝卡里亚被任命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伦巴第的特点，研究适用奥地利刑法典的可行性，也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并参考奥地利刑法典的规定，起草自己的刑法典。利奥波德皇帝继位前曾主持制定过《托斯卡那刑法典》，他非常赏识贝卡里亚的学说，并竭力在自己的立法中加以汲取，比如废除了刑讯、没收和肢解刑，甚至大胆地废除了死刑。现在他亲自把贝卡里亚推上了刑事立法的第一线，为贝卡里亚一展自己的抱负提供了机会。1792年1月12日，伦巴第刑事立法委员会开会讨论死刑是否在新刑法典中继续保留并且在何种程度上保留的问题。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只有在存在某种“积极必要性”时才有必要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第三派主张只针对在实施了最严重犯罪后又杀人的情况规定死刑。由于意见不一致，会议决定暂时搁置此问题的讨论，并向当时主管米兰省的考尼特兹大臣提交了两份附有发言记录的报告。少数派的报告是由贝卡里亚执笔撰写的，这就是《关于死刑问题的意见》。虽已步入暮年，但他依旧慷慨激昂，笔锋仍如年轻时一般锐利：“我们三位签名人坚定地认为不应当适用死刑，除非存在着具有某种积极必要性的情况，在社会的和平状态中并且在正常的司法管理条件下，我们很难发现这种积极必要性，”“除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种情况以外，不宜适用死刑。”“其次是因为死刑不如终身刑有效，如果这种终身刑具备有效和持续的公开性；在写下这些深刻而雄辩的文字的两年之后，贝卡里亚因中风在米兰家中与世长辞。他像历史上所有伟人那样，化作人类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人类文明前行的道理。他对正义的追寻、不屈斗志和超越时代的视野都汇聚在年轻时所著的那本《论犯罪与刑罚》之中。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影响深远，被誉为刑法学乃至法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论犯罪与刑罚》封面与内页展示
◎近代刑法的开山之作：“刑法之父”贝卡里亚的经典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原著出版于1764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本书明晰而系统地论述了犯罪与刑罚问题，是法学研习者的必读书目。◎法学界的传奇神话：该书刚一出版，伯尔尼的爱国者协会在尚不知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向作者授予金质奖章，赞扬他是一位“敢于为保卫人类，反对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呐喊的公民”。至18世纪末，全世界《论犯罪与刑罚》版本就已超过60种。◎不可多得的闪光之处：这部著作如同横空出世，提出了很多堪称“暗夜中的流星”般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后来为现代刑法制度所确认的三大刑法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呼吁废除刑讯和死刑，实行无罪推定。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这部刑法学的传世经典，曾引领无数法律人推开了法学思想的大门；它熠熠闪光的现代文明思想，让当代的非法学专业的读者亦可大受裨益。经典著作便是如此，不是只适合于某个领域，而是在整个人类思想宝库中都不可或缺。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