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观念塑造的世界
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
文:景凯旋 编:R先生
有位友人曾对我说,知识人应当关怀社会,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这自然是没有疑义的。
但他又说,看到周围的人多是居有房,出有车,于是心里也常疑惑: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
我知道他的意思,这话不是想要说现实已经十分美好,而是想要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世间万象纷呈,每个人的经验视野却是有限的,就像那个瞎子摸象的古老寓言。
我们今天回头看二十世纪,产生了对“民国范儿”的眷念,继而产生了北洋军阀时代言论较自由的认知,最后产生了晚清立宪时期的社会才是最有希望的看法。
这些印象不是今人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当年的文字材料。但任何记载都是社会的一个碎片,是文本的历史。
此外,身份背景的观念也会影响人们的认识,有的人看到的是开元盛世,杜甫看到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且,越是到现代,文字写下的东西越是被观念所左右。
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观念塑造的世界。
自从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再也不相信好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的镜子之类。好的文学首先是作家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折射出最幽暗的存在,并且与制度有关系,哪怕这个存在不是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认识历史与现实,都应当做如是观。
否则的话,历史上就没有不幸的时代了,文学史上最真实的文学就应当是汉大赋了,它反映了汉武盛世的煌煌功业,又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
用今天的话说,是建设性的意见。
文学是批判的,也是具象的。这就是文学的功用,它往往比各种统计数字和庆典活动更有“诗可以观”的认识价值。
有时候,要认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还真的需要文学的眼光。
看一个社会,若只是看它的中上阶层,那就没有一个时代是不美好的。所以,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眼光的文学家看社会,往往是看它的底层,看社会如何对待底层。
假如你是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雨果式作家,也许你会关注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住在狭小简陋的出租屋里,夜里突然闯入几个歹徒,女人拼命要护住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结果她被杀害了。警察在破案时,发现这女人是个“失足妇女”。
多年前,她的丈夫因车祸去世,但由于警察没有抓住肇事者,社会又缺乏救济的制度,她得不到任何补偿和救助,为了抚养三个幼小的女儿,她不得不只身离开家乡,到外地城市挣钱,在繁华似锦的都市里干起了那种古老的营生,她从来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总是定期把钱寄回老家,要女儿们好好读书。
▲ 图片来自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
接下来是故事的转折,办案的警察起初瞧不起这个女人,但当他了解了她的经历后产生了同情心,觉得她真的是不容易,打心眼里感到她的确是别无选择。
女人的大女儿从家乡赶来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惊恐。办案的警察和同事为孩子凑钱办了丧事,又凑钱送孩子回家。
这位警察开始替这几个失去母亲的女孩捐款,资助她们生活和读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其中有警察,有官员,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仔。
几年过去,那位警察从未与孩子见面,只是偶尔从电话里得知,几个女孩一年年长大了。
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接着两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她们经常的话题就是那位帮助她们的警察,但他们彼此都将关切藏在心里,互不吐露。
每当提起她们的妈妈,警察就会告诉大女儿,她的母亲很伟大。
故事还没有结束,但读者或许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雨果式的虚构故事,而是媒体报道的近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社会新闻。
当年那个女人遇害的地方,已经矗立起了高楼大厦。
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往往相信人性是善的,有问题的永远是社会。就是一种观念,观念可以改变人们的眼光,也可以改变世界。
以这样的眼光看今天,也许这个真实的故事才代表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贫穷与富有,悲伤与快活,冷酷与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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