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匆匆向前赶的时候，不能因为向前走就忽视那些被时代撞到的人们。中国有两个仿佛互不交融的平行空间城市和乡土，它们看似平行线般，实则早已在大时代的变迁里逐渐融汇，而每个普通人身处其中载浮载沉。城市的过往是关于工业、关于阶层、关于传统的瓦解与再造，是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与泪水。乡土的历史是关于留守，关于农民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关于农村家庭的裂变，是无数背井离乡农民的艰辛与汗水。所以要读懂中国，首先要了解城市的过往与此刻，了解乡土的历史与变迁，了解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所有的城市都是疯狂的，然而是华丽的疯狂。所有的城市都是美丽的，然而是冷酷的美丽。近四十年，中国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一片片钢铁水泥森林越发扩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无数人离开故土怀着“黄金梦”涌入——城市。而沈阳正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但随着八十年代以后国家政策的调整，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沈阳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
伊险锋以他两位初中同时张医生和王医生两个家庭的生命历程为基点，以个人的视角观察时代的变迁，以小人物见证大历史。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依靠父母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掉队的命运，成长为杰出的专业人士。可是，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从中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幸福和欣慰，不如说是饱含着疲惫和怀疑的庆幸。书中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编织出一只捕兽笼，试图捕捉人们口耳相传的神秘的“社会”。令人一睹其真容，又以社会学式的耐心，具体而微地再现了“社会”塑造、摧折和屈服人们的步骤。而在这几十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正如陈映嘉的评价，一部社会学视野里的故事，于是，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在汉语写作中应该是首创。◎工业的衰落、人口老龄化，让往日的荣光变成了遥远回忆
▲ 沈阳市中山广场航拍
张医生与王医生生活了半生的沈阳，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中。这种失落有悲天悯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这样的一个电话区号都会触景生情，感慨起命运无常来——三位区号表示在电信业曾经发达的时段里沈阳作为“中心局”的地位，现在一些新贵城市当年可未必有这样的殊荣。而人口老龄化和外流也成了大问题，以及前些年执行计划生育的坚定，让沈阳的育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虽然沈阳很早就想凑齐一千万人口，成为超级大城市，但过了这么多年，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着增长，每年只有七八万，离大目标越来越远。沈阳四十年的发展中，前十年似乎是计划经济回光返照，而接下来十年，完全被下岗这事打懵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运的省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向——让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城市失守而放弃，兵溃如山倒。后二十年，靠着过紧日子挺过去了贫穷，借着一些区位和贸易的优势，再加上全中国如出一辙的房地产拉动消费，城市里还算得上富裕。以前讲些“共和国长子”之类的陈年荣耀，早已泯然众人。若孩子是一个爱学习有可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那就让他尽量远离社会干扰；若他学业上没有前途，那就必须拥有社会生存能力，更具社会性。拥有这种特权的人，被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称作“奖学金男孩”，即便翻译成中文，也不难读出其中的批判意味。
▲理查德·霍加特 英国学者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
而书中的两位医生都位列其中，是这样的“奖学金男孩”。一是家中强烈的上升愿望，母亲杨淑霞14岁在沈阳打工买房的奋斗经历，在婚后也持续影响着家庭的意识形态；二是坚决地与社会切割，从家里差遣大哥张晓翔“护送”张医生去大学报到就可窥视出其中的问题。“奖学金男孩”从工人阶级内部筛选而来，在家庭的指导下与原生群体切割，作为其代表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发起冲击；反过来，他们自身的工人阶级属性和意识也在向上攀登的过程里不断剥离，并因此承受群体内部的孤立，等真爬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外部社会后又显得无所适从。“奖学金男孩”的路没有终点，如果这代人没能完成，那就不得不再向下延续一代或几代，直到翻越为止，要翻越的正是更早的攀登者构筑起的“围墙”。◎去工业化后传统的瓦解，“父亲”的崩塌与“母亲”的教育
关于城市的去工业化，前人们创造了新型城镇化、士绅化、中产阶级化、产业结构升级、城市更新甚至“腾笼换鸟”等一系列专业术语，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一改变的过程。从不断地造词儿里能看出前人们对要改变这一现象的无能为力。当时的沈阳因为生产而存在，整个沈阳就是一个大工厂，给一个大工厂去工业化，可想而知它的难度。人心的去工业化过程也是剥离工人阶级属性的过程，紧随于城市去工业化之后。从本书里可以读出，男子气概的消逝是其中核心一环，它既是条件又是结果。书中记录的两个家庭里，张医生、王医生与父亲们这两代男性的男子气概在同一时间以不同的形式逐渐消逝。在论述失落的父亲们时，书中给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传统的性别和家庭观念在下岗来临之时骤然崩塌。母亲总出现在父亲缺位的地方，而那一代孩子的父亲们在生活大大小小各种方面都是缺位的，由于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干脆选择隐身。于是母亲们开始接手处理家庭内外的事务，像水一样柔软而有力地填补每一处缝隙，并托举着家庭的小船驶向远方。书中写道：“干净，好理解。利整，本地话，写法多样，这里把它写成‘利整’，取利索整齐之意。本义在家庭层面好理解，用在家庭女性操持者身上也顺理成章。”当远离了不愿着家的父亲，与母亲待在一起时，孩子们更多地回应了母亲们对于“干净利整”的期盼。如果这些孩子还恰好是男孩子的话，那这意义将上升为对男子气概的剥离。因此，去工业化背后表现的一个实质便是传统的一种瓦解。城市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只是构成中国的一个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另一个更广阔的部分——乡土。城市的不断发展将农村的土地挤压，农民们被迫离开故土进城打工谋生寻求新的出路，而村庄只剩一些老弱病残留守，农村如深秋枯黄的树叶逐渐凋零。在外务工的梁庄人，是中国农民工的缩影，而梁庄，正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二十多年，梁鸿每次回到梁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河边散散步，然后从河边绕进生活了半生的故土。离开梁庄后她从未停止回望故乡，那个在中国千万个乡村中的平凡一个，正在经历什么，离开与留下的个体又在承受怎样的命运。
带着这些问题，她从象牙塔回到故土，踏实地生活，同村里人一起吃饭聊天，重新用脚步和目光丈量了这片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正如刘瑜所评价的，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发生着变化，村庄中的青壮年逐渐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寻找新的出路。在生存环境的改变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中，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家庭模式也在逐渐消逝。在梁鸿书中，有一位被称为“老党委”的99岁老奶奶，她是家族里的一个中心、一个主意、一个思想。她规定五个孙子和两个孙女走有走相，坐有坐姿，绝不能出去惹事，不能自己找对象，凡是在外打架者回来向她下跪。她仔细规划家里的每一分开销，站在至高的视角宏观调控一切，对家里有着铁一般的统治力。后来随着这个铁手腕般的世纪老人去世，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她活着，是一种象征、一种注视，村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严厉的目光。她死了，一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结束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家族模式和伦理关系在梁庄正式宣告结束。在梁鸿童年的记忆中，一棵高大的桑椹树，孤零零地高悬在村头。一到夏天，上学的孩子走到那里，都要捡块瓦片往上扔。然后，仰着头，等着桑椹下来。小时候，她曾在这两个坑塘里游过泳，逮过鱼，捉过泥鳅。一栋房子刚好就盖在坑塘往外流的沟渠上，其实就是村庄的水道。下大雨时，梁庄全凭这个沟渠往外疏通水流。2000年以后，村中坑塘的水越来越少，没干涸的也变成了水上垃圾场，恶臭难闻。有想盖房但又没地方盖的人就去队里申请。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大垃圾场放那儿，像个大疤一样，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于是，坑塘上的第一座新房建了起来。很快，梁庄小学门前的两个坑塘也被填起来，一边盖了一连六间的简易房做家具厂，一边被王家两户人占了去，盖了两栋房子。几家人都只填到自己需要的地方，这两个坑塘就留下两三个深陷的水洼地，成了垃圾场和苍蝇蚊子的滋生地。对于梁鸿这一辈人而言，这两个坑塘，及这两个坑塘所形成的通往河坡的沟渠，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但这些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全部消失。除了曾经在村庄生活过的、三十岁以上的人知道，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坑塘的存在。这消失的桑葚树与坑塘，不仅象征着乡土自然环境的变迁与恶化，更是一代人回不去的过往。◎“扯秧子”，扯出的是无数背井离乡在城市拼搏的农民们城市的每一个农民聚居点，几乎都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扯秧子”便是一条根扯出几十号人，这几十号人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干的活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卖菜的、卖玉的、卖服饰的、搞装修的、收废品的，天南海北，各以自己的家乡为原点，往外扩展。他们大多依靠本村人、亲戚互相介绍来到城市，亲戚再介绍亲戚，老婆的亲戚，老婆亲戚的亲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小生态和小网络。最后，一个村庄的模式又呈现出来，就像北京西苑的河南买菜村，他们按照梁庄的模式在异地创造、复制一个同样的村庄。他们没有“单位”的依托，不可能通过“单位”来找到自身的存在点，也没有共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给予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他们本能地复制村庄的模式，只有在这个熟人社会里，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点，才能够形成信任关系，才能够对人和物有准确的评价，也才能找到价值感和身份感。“扯秧子”，扯出一条条城乡之间千丝万缕的根，扯出那些被城市化抛弃了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扯出农民的的道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正日渐和城市生存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而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秧子”，顽强地朝城市的钢筋水泥扎根，寻找生命的营养和空间。
在当代的中国，城乡之间的距离依然明显，却又逐渐模糊，似一条若隐若离的分界线。城市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普通老百姓能够致富，就算能够致富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够会更加幸福。生存空间更大，反而环境更加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安全感丧失。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低下折射出的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方面的匮乏。现在的经济发展使农民工群体摆脱了温饱问题，但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却变小了，不安感增加了。目前尽管无法做到绝对的平等，但是在观念上做到尊重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正形成着属于他们的文化结构和存在方式，也在证实自身的合理性。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普通人追求美好、努力生活的见证，但也是社会发展、文明演进过程中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的人生值得被书写——需要有文字来纠正被日益简化和曲解、被逐渐标签化的“农民工”涵义。在梁鸿的书中，这个群体的人物不再是抽象的“农民工”几个字样，他们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信仰有忌惮有幽默有神圣。
它描述出一个立体的农民工形象，描述他们对政治的渴望以及无奈，同时作者也不避讳媒体对农民工们的污名化做法。这两年多来，梁鸿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寻亲之旅上——寻找在国内其他地方务工、生活的梁庄乡亲。正如施战军所说，由于作者的着眼点有足够强大的辐散性，并不特意显露的人性思量、民生关切和家国情怀便更具内在的感染力。化历史为文字，为苍生作传，这是对抗遗忘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在书中，我们能看到社会食物链的的底层运作机制，看到生命的异化，脆弱与坚韧，感受作者在探寻芸芸众生的自救之路。梁鸿以一个村庄的个体故事，洞察了一个时代华丽背后的另一面。《张医生和王医生》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半生经历为线索，呈现了沈阳过去四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正如著名历史学者罗新所说，一部令人震撼的大剧，充斥着既悲壮又无力、既切肤又旁观的历史感。不要简单地去判断一个事物，乡村也罢，城市也罢，实际上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面相，是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辨的一个面相。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原子，活跃在时代的旋涡中，这些原子相互交错，因缘际会，反映出了时代的深沉的逻辑走向。为此先知书店为诸位书友真挚推荐梁鸿作品“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中国在梁庄》和伊险峰与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拨开时代的迷雾，更清楚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更清晰地看待生活的这片土地，更真诚地面对眼前擦肩而过的行人。我们不仅要活着，更要清醒的活着。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两套书均含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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