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雄难为袁世凯，著史当如唐德刚

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地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

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

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1913），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乘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地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

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

这一失足，他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丘吉尔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复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

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的、捉摸不定的。但是这些“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

要说清袁世凯，无论如何绕不开唐德刚。正所谓：枭雄难为袁世凯，著史当如唐德刚。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他的写作注重历史细节，不为尊者讳，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他笔下往往鲜活立体。他倾注多年心血，搜集大量珍贵史料，著成的《袁氏当国》已成经典。

更特殊的是，由于唐德刚生前久居海外，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和叙事风格自成一系，资料取材也有相当多不同。对于深受“阶级分析法”影响的国人，他的作品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阿来：《袁氏当国》这本书以非常轻松的笔调描述了袁世凯是怎样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终于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的。这本书特别之处在于唐德刚突破了传统的历史记载方法，视野宽广。难能可贵的是，此书笔调轻松，嬉笑怒骂，像讲故事一样地抖出史料，可读性极强。我个人认为此书比《万历十五年》要精彩一些。

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和幽默风趣，实在是叹为观止。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袁氏当国》：

除了这本《袁氏当国》，唐德刚先生的其他民国史作品，同样值得一读，口碑极佳。

胡菊人：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杨天石：唐先生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别人，至少我学不来，也学不会。

纽约大学于仁秋教授：唐德刚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排在“第一”！

当下，唐德刚书写的很多内容仍处于“禁区”，出版不易，而且部分作品一度绝版断货，一次性集齐实属不易。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并收藏“唐德刚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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