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行里的童年
杏行里的
童 年
北京｜潘永修
我家曾有一个很大的杏行。
杏行占地一亩多，植有十几棵杏树，一株桃树，两三架葡萄，还有香椿、圆枣等等。
我的童年大都是在杏行里度过的。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杏行是我们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所以，全家人在杏行里投注的精力也就最高。
我是1948年出生的，是母亲的老生子。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二岁。俗话说：“头生稀罕老生娇”，上面虽然有哥、姐，但我仍是被娇生惯养的。
我是被姐姐带大的。姐姐年长我五岁，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姐姐才六七岁，正是贪玩的年龄，每天都是姐姐把我背到杏行里，往地上一放，任我东西南北地爬。
她便与她同龄的女伴们做她们的游戏：拾（石）子、打瓦、打嘎、踢房、拆绞、捉迷藏、拉风婆子等等。
有一天，姐姐正专注于与同伴们玩拾子，我独自在地上爬着玩，谁也没注意我，我独自扶着树杆站起来，圪圪扎扎一步一步走到姐姐跟前去了。姐姐发觉后，大为惊讶，叫道：“啊——我弟弟会跑啦！”
那天，我姐姐逢人就夸：“我弟弟会跑了！在杏行里，是他自己！”这话由于重复的次数太多，就一直驻留在我初蒙的记忆中。
我的童年时光大都是在杏行里度过的。
先是看杏，杏季过了看葡萄，看桃。杏行空地上还种了茭草、爬豆、绿豆、小豆，东边坡崖上一溜是金针（黄花菜），北边一溜是荫柳。这些作物都需要管理、收获。
一直到秋后，杏树落叶了扫杏叶。下雪之前修剪葡萄枝，再刨沟埋入土里，到春天扒出来，扎棚上架。平时还要为杏树、葡萄树施肥、浇水、治毛虫……总有干不完的活。
每年一开春，杏树枝头最先爆出蓓蕾。伴随着淅沥春雨，天性好玩的我便与伙伴们带着铲子与箩筐，到杏林壕沟里寻找由遗失的杏核桃核儿滋生的幼树苗。每当看到从土壤缝隙里冒出纷色核瓣捧着的尖尖幼芽，那种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一边大呼小叫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刨土挖出，连湿土一块放到篮里。移树苗时还先观察一下杏芽儿出土时的朝向，如果沿它的朝向去寻找，兴许很快就能找到另一棵。
因为据说杏树幼苗是“对脸”的（这一点让我联想到今天的量子科学）。我们把移来的小杏苗栽到自家院子里，浇水，施肥，看着它一天天长高长大。那种浓烈的兴趣也深深地嵌入我少年的记忆里。
在这期间，桃花开，杏花败，楝子开花吃蒜苔，不知不觉间，树上的小青杏一天天长大。到了麦子泛黄的时候，杏子慢慢变白，俗称“打白（念贝音）了”，虽然吃着还很酸，但勉强有杏的味道了，调皮的野孩子就偷偷打杏儿的主意了。
因此，从那时开始，就必须在杏行里搭上窝棚（也叫庵屋子）。
庵屋一般选在树荫下，地势较高的地方，用木桩或竹批子做骨架支撑，上面盖上芦席，以遮风避雨。下面放一张小床，或者铺上草苫子，作为“地铺”。
起初只是白天看守，到杏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就必须全天候守护了。寻常都是奶奶（我的义祖母）或姐姐带着我守在那里，中午轮流回家吃饭，或干脆直接送饭。到夜里由我父亲值守。
我家杏行在村子的西南角，距村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中间隔着一个水坑和两个打麦场。
杏行的东边紧靠大路，西边不远是一片坟地，我们把坟地称为“林”。林地里有参天的柏树和一尊尊的石碑。坟地里有蛇，有大蚂蚁。不要说晚上，就是大白天，那里也是阴森森的。
尤其是到了刮大风的天气，离好远就能听到风从柏树林中穿过，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恐怖。如果到了夜晚，再有乌鸦、猫头鹰的啼叫，那就更令人毛发悚然了。
到我四五岁的时候，能独自在杏行里了，奶奶和姐姐就不再陪我。白天里还好过，躺在小庵屋里，南风北刮，凉凉快快的，一边听着打麦场上石滚轧麦子时发出“吱溜吱溜”的吟唱，一边翻来覆去地睡懒觉。
睡足睡够了，就看蚂蚁上树、螳螂捕蝉、蜘蛛织网、蝴蝶戏花，或者挖蚯蚓、掘地鼠、捉蚂蚱、捕蜻蜓，好玩的事情总是很多。
再不然就约几个小伙伴捉迷藏、玩游戏。最有趣的是砸杏核儿——在地上挖一个锥形的圆洞，以每人兑几颗杏核做赌注，放进洞里，然后以“剪子、包袱、锤”方式确定先后顺序，用各自的“老宝儿”杏核向里边砸，谁砸出来的归谁所有。为了增加“老宝儿”的重量，就把杏核打眼儿掏空，再灌上铅或锡，这样砸出来的杏核儿就多得多。
白天的时光还好过。一到了夜晚，杏行西边的坟地里时而有蓝莹莹的鬼火（磷火）飘来飘去。我胆儿小，对鬼火怕得要死。
奶奶总是把我搂在怀里，用手捂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那飘飘悠悠的鬼火，一边嘴里念念叨叨：“鬼火鬼火你别来，这里有个乖乖孩。”“鬼火鬼火你快走，乖乖孩儿奶奶搂。”我常常在奶奶的念叨声中入睡……（这一细节被我写进小说《风来啦雨来啦》中）
因为我胆小害怕，一般来说是不让我在杏行里过夜的。但是，每年的五月端午这一天是个例外。据瞎子算命说，我是火命人，命毒，克母。所以我刚出生不久，母亲就得了一场伤寒病，差点夺去了性命。
瞎子说，要想让母子平安，破解的办法就是“躲端午”——每到端午节那天，从天明到天黑不许我与母亲见面。
所以，从我记事时起，端午那天，从凌晨我还在熟睡中，父亲就把我背到杏行里，由奶奶陪伴我。三顿饭都由姐姐或哥哥送来。一直到天黑星星出齐的时候，我才能回家。
为了保险起见，奶奶总是把时间尽量往后拖了再拖，直到深夜，我在奶奶怀抱里，看着西边林地里飘飘悠悠的鬼火，在恐惧中慢慢睡着了，才让我爹背回家与母亲团聚。
由于长年生活在杏行里，与杏儿打交道，我也学到了不少有关杏的知识。我们村子前边，大约有十几家杏行。作为看杏的小主人，我们经常聚在一块儿玩耍，到杏子成熟的时候，常常拿自家的杏与别人家的相互交换、品尝，评说优劣。
那时候，杏的品种很多，成熟最早的叫麦黄杏，麦稍儿一黄，麦黄杏就熟了。它个头大，色黄鲜艳，但缺点是酸，核儿也大，好看不中吃。
另有一种杏叫“老鸹枕头”，个头也很大，但熟得晚，常常别人家的杏儿都“下桥”（方言，指季节结束）了，它还赖在枝头迟迟不熟。
我们东边一家，隔着大路，只有两棵杏树，其中一棵结的杏特白特大，熟得也早，也很甜，我们叫它“大白水”。可惜产量不高，每年还不到成熟的季节，就被调皮孩子们偷光了。
只有我们家的杏最特别，十几棵树都是“白水巴嗒”杏。其中有一棵树长得怪——本来是巴嗒树上有一枝结的是苦嗒杏——原因是嫁接后又从原来树杆上生出一个枝桠。
说到这里，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巴嗒”“苦嗒”了。杏的分类，是以杏核儿苦不苦为分野。苦嗒就是苦杏仁的，巴嗒就是不苦的。
至于为什么叫巴嗒？这个巴字从哪里来？从小到大，我也一直不明白。
一直到后来，我从事文字工作了，才想明白：所谓“苦嗒”，就是“苦的”；而“巴嗒”，起初是“不苦的”，说来说去，把苦字省略了，说成了“不的”，再后来把“不”字说讹了，变成了“巴”字，于是就成了“巴嗒”。
在杏的分类中，巴嗒苦嗒的说法相当普遍。山东、河南，整中原地带，包括北京，都这样说。新疆吐鲁番盛产一种很有名的“巴旦杏”，想必也是这个意思。由此看来，我国民间汉语中的这个“的”（早期白话小说中也用作“底”）字的发音和字意古已有之，并非白话文流行之后。
话扯远了，回过头来继续说杏。我从小与杏打交道，对各家各户的杏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时候，你随便拿几个杏，单从颜色、形状上，我能分辨出各是哪家的杏。或者闭着眼让我品尝，单从味道上也能分辨出是谁家的，甚至是哪棵树上结的，都能说出来，八九不离十。
我家的“白水巴嗒”杏，又可分为早熟和晚熟的两种。
早熟的，色儿白，个儿大，如果经一场小雨，再经太阳一晒，向阳处很快变红，像白蛋清上搽了胭脂。远看上去，绿叶掩映中，白生生红鲜鲜的杏儿密密麻麻，别提有多好看。
而晚熟的呈淡黄色，不红，颜色不好看，吃起来也不如早熟的甜，但香味更浓郁。所以，我与姐姐之间一直有争论，我说早熟的好吃，而姐姐偏说晚熟的香。做为看杏的小主人，我们平时专挑熟透的吃。
熟透的杏儿看着透明发亮，像成熟的桑蚕。拿在手里，软而轻。不用牙咬，从旁掐个小口，用唇去吸，一吸一包浆。要不，怎么能叫“白水巴嗒”呢。那种香甜，包含着玫瑰花的香、蜂蜜的糯和冰糖的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最好吃的是从树上自然掉落的。
只要一听到“啪嗒”一声，奶奶就让我到草丛里去找。那种“瓜熟蒂落”的软杏儿是最美味的。随着成熟季节的临近，自然掉落的杏会越来越多，根本吃不了。
吃不了的杏就拣起来放在筐篮里（不然招引蚂蚁），挂到小庵屋里，若有哪家的孩子或老人来玩，就从篮里挑着吃。多的实在吃不了的时候，就晒成杏干，或者顺便送给大道上路过的行人。
那时候，我和姐姐还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吃法——不把杏儿摘下来，而是扳着树枝，直接啃杏，把杏肉吃光，而杏核儿还完整地长在树上。
为了好玩，我还常常把村里的小伙伴们邀到杏行来，爬到树上开展啃杏儿比赛，看谁啃成功的最多。当然，我每次叫他们，他们都一个个高兴得屁颠屁颠的，乐此不疲。
巴嗒杏核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埋到地下，它也不会像苦嗒核那样生根发芽。巴嗒杏树的繁育都是靠嫁接。但是，巴嗒杏仁儿特别好吃，干着吃，湿着吃都好吃，而且特别香。
说到杏核儿，我还有一种特技：由于长期与巴嗒杏打交道，我能从杏核、杏仁的形状、纹络和色泽上，搭眼一看，就能识别出哪是巴嗒的。你若不信，请随便抓一把杏核儿，我能立马从中挑选出来，虽不能百分之百的把握，倒也八九不离十。
这些年我生活在北京，发现大北方也有跟我们家同样的巴嗒杏，无论从外形到颜色，还是杏核杏仁儿，与我们家的分毫不差。
巴嗒杏成熟的季节比较晚，即便是早熟的，也要到割完小麦的时候，才能大批量地采摘。而晚熟的这时才刚刚青中泛白。
到了采摘季节，会有三五成群的杏贩子过来，或挑着担子，或推着木轮车，大呼小叫地闯进杏行里，一边大大咧咧地品尝着杏子，一边绕着杏树一圈圈地转。一旦看好了，就大声地像吵架一样与父亲讲价钱。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从来不与人斤斤计较，所以生意很容易就谈成。接着就是搬梯子上树采摘，我们那里土话叫“下杏”。
每到下杏的时候，奶奶就让我在树下盯着，关照树上的人小心在意，一不要从树上掉下来摔着，二也要爱惜树木，不要把树枝折断了。
眼看着那一筐筐一车车水灵灵鲜活活的大白杏，被那些吆三喝四、俗不可耐的生意人陆陆续续运走，我心里很有些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也就短短两三天时间，满树的大白杏儿瞬间就没有了，只剩下一树的残枝败叶。逢到那时，我心里就感到失落难过，觉得一季的收成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消失了，心里空落落的，直想哭。
杏季完了之后，紧接着就看守葡萄。此外，杏行里还有很多干不完的活儿，例如，每天早晨采摘金针花，要趁开花之前采摘了，不然就老了，不好吃了。
杏行里空地上每年都种满了爬豆。
爬豆成熟了必须随时采摘，不然会自己爆裂。收获爬豆是一种很繁琐的事情，摘了要放在簸篮里晒，晒干了还要用脚踩，把空豆荚儿从爬豆里分离出来。爬豆的用途好像只是擀面条儿。
我最讨厌吃爬豆面条，虽然它看上去像小麦面擀的一样，很白很好看，但吃起来有一种邪味儿，家里每次煮爬豆面条，我都要哭闹一场，最后又不得不在大人的监督下，像吃药一样一口口挨下去。
到了秋天，杏树上会滋生毛毛虫。这种毛虫，刚出现时只是在树叶间一小坨，一两天就会爬得满树都是。那时候，还没有农药，对付毛虫的办法，就是用火烧：用竹竿绑上秫穰，对着那一坨幼虫烧，从小时消灭它。
毛虫的繁殖速度很快，如果稍不留意，治得不及时，短短几天时间，就会把整个杏行的杏树叶儿全部吃光。到来年，就别指望杏树有什么好收成了。
1955年，我年满7岁，按照村里的惯例，该到邻村李垓去上学了。
小学是由一家祠堂改建的，青砖青瓦，看上去高大雄伟，又显得阴森可怖。迈过高高的门槛，下边是方砖铺地，当门是一张大大的八仙桌，桌上摆一座钟，每到报时时，都会怦然发出瓮声瓮气的金属撞击声。
再往上看，墙上张贴着两张大大的人像，左边是一张光秃宽阔前额的毛主席像，右边是抿着嘴非常威严、戴一顶盆一样大檐帽子的朱总司令像。旁边还有一张排满密密麻麻方格和方块字的总课程表。
听说那里有四个年级四个班，学生大概有两百多名。为首的校长姓袁，是一位因灰质骨髓炎而致残的瘸子。长得高大魁梧，大白脸，戴金丝眼镜，好笑，笑起来腮上有两个酒涡。
班主任老师姓艾，人很和善，对我也不失慈爱，好用温热的大手把我的两腮托起来，表示一种亲昵。但这一切仍不能收拢我的心。
我讨厌上学。我的理由是嫌学校里憋闷，受不了上课时的约束，不如在外面撒野好玩。学费交了，课本也发了，可我天天逃学，说什么也不愿到学校去。
记得有一天，父亲逼着去上学，声称如果我不听话，就用鞋底打我屁股。并且当真把鞋脱下来，攥在手里。我一点也没屈服，索性把书包一丢，朝相反的方向跑。学校在东边，我一溜烟向西跑，跑到半里地之外的宋江河堤上去了。父亲追不上我，拿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父亲看我不想上学铁了心，实在拿我没法子，就和我谈判，用一种类似体罚的办法惩罚我——让我在杏行里看葡萄，（那季节已经没有了杏）并且还怕我不守承诺，用绳子栓住我的腰，只限制在葡萄架周围，不许走远。
行，所有条件我都接受，只要不逼我上学就行。
那年的葡萄正好大丰收。葡萄成熟后，父亲又逼我到常庄集市上去卖。他把满满两大筐葡萄挑到集上，由我一点点向外出售。我认秤（木杆秤，那时还是16两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学会的，还学会了算帐、数钱。
后来上学时，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是否与我小时候卖杏卖葡萄有关？也未可知。如此漫长的秋季，整天与葡萄打交道。而与我同龄的孩子大都去上学了，我孤零零一人呆在杏行里，感觉枯燥无味，很不好玩。
是百无聊赖的生活教训了我。眼看着别的小朋友都学会念玻、坡、摸、佛了，都认得阿拉伯数字1234了，我却一天到晚在杏行里忍受孤独。
第二年开学季一到，不用家人动员，我就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在同伴们的簇拥下去李垓小学去上学了。
虽然开始上学了，但我与杏行的缘分并没有割断。
每天放学后，我都是先到杏行里，与奶奶姐姐一块照料杏行里的大小活落。那时候，我们的杏树属于正当年，像人一样，正是年富力强结果率最好的时期，万没想到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家家户户所有的地产，不论是耕地、果木、菜园，一草一木，全部归了公。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杏行归生产队所有，没人管理，每年不等杏子成熟就被野孩子们偷光了。杏树失去了管理，长势一年不如一年，后来干脆就砍伐了。树枝当柴烧，树杆以极低廉的价格处理给了修秤的匠人（杏木是做秤杆的好材料）。
村前村后，原先有杏行的地方，全都变成了光秃秃的草荒地。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把蓬勃发展的农村经济害得好苦好苦哇！
多少年后，当村里老人们回忆起当年杏林兴旺时期的情形，总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有人想把杏林重新搞起来，但也只是想兹念兹，说说而已，像建国初期那样蓬勃兴旺的农村经济恐怕很难重现了。
（2019年5月草于北京龙潭湖畔向阳居）
文/潘永修
本期目录
诗歌
心中的河流（江苏|李庆高）
散文
重访江苏找油“功勋井”（江苏|王喜根）
保洁小俞（北京|徐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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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油嫂（广东|陈劲松）
小说
干大事（河南|原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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