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宴席”的嬗变与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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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 堪 生 在 线
栏目主编：李建丽
责任编辑：张亦怡
音频编辑：陈紫萌
吃“宴席”的
嬗 变 与 笑 话
四川 | 辜堪生
“民以食为天”。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岁月历史中，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态，杜甫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震撼人心，成为千古名句。
古代“朱门”盛宴究竟有多奢侈，只能道听途说。据说“满汉全席”就有108道精肴菜品。媒体曾报道，2003年1月6日早晨8点，西安市西郊的“北京颐和园听鹂馆饭庄”西安分店接待了一桌豪客，那一桌满汉全席售价36.6万元。
真的令人难以置信，贫穷真的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我是新中国同龄人，城里人，我吃“宴席”的历史嬗变大概就是我们这一辈城市人吃宴席变化的一个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辛探索与艰苦奋斗，从“一穷二白”走向“强国富民”的历史折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但城市居民每月还有十多斤粮食和半斤猪肉、四两菜油供应。这个年代的老百姓是谈不上吃什么“宴席”的，姑且把偶尔的开荤打牙祭也叫做当时的“宴席”吧。
上中学之前，我在父亲工作的眉山师范校和其他家属子女一起吃学生“大灶”。八个小孩一桌，一盆米饭，一盆大锅菜，每个人轮流值日分饭菜。每个月打两次“牙祭”，通常都是吃蒜苗炒的“回锅肉”，肉盆一端上桌，那叫个“香”啊！大家馋得垂涎欲滴。
为了公平分配，分好肉后，是否分得均匀要得到大家认可后，一个人转过身去，分肉者把肉盆转动一下，再让他背着用筷子叉到哪份就哪份，然后就依次顺序从盆里赶出自己那份肉。
孩子们创造的这个“分配制度”算是相当公平了，但仍有个别家长不放心，每次打牙祭时就要来到他家孩子的桌前监看分肉状况，深怕自己的孩子吃了亏。
考上中学后，囯家优待中学生，每月猪肉翻倍供应到1斤，每个礼拜都可以打一次牙祭。肉与饭的分配方法也是一样，唯有肉汤无法分到桌上，而是装进几口大缸，任随舀吃，可谓是吃“大锅汤”。肉汤有限，凡是后到食堂的同学基本上是抢不到肉汤喝的。
关于抢肉汤喝还有个小插曲终生难忘：有一次我们先喝了肉汤正在分饭菜，突然听到有个同学惊叫起来，原来他从缸底舀出一只烫死了的耗子，估计是饥饿的老鼠闻到肉汤香沿着窗台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导致“出师未捷身先死”吧。
我们先喝过此缸肉汤的同学都吓坏了，会不会拉肚子、得鼠疫呀？现在想吐也吐不出来了。事后并没有听说谁因此生病拉肚的，看来那个时候人们的免疫力还真强呢，喝“老鼠汤”也没事。
1969年我下乡眉山象耳公社快乐大队当了几年知青。这个大队地处成都平原，临近火车站，是比较富庶的，父亲亲自了解考察并疏通关系后，我才分配到这里插队落户的。
我在快乐大队吃过几次农村的“宴席”，俗称吃“九大碗”，亦称“坝坝宴”。那时候通常是农村青年结婚或老人祝寿才大摆酒席。快乐大队篮球队和宣传队都是我组织成立的，所以队员结婚都会邀请我赴宴，而且特别受关照。
宴席通常以蒸菜，炖菜为主，并以大碗盛装，量大实惠。九个菜品，各地大同小异，大概有：姜汁蹄膀，粉蒸排骨、藿香鱼，全鸡，全鸭，甜烧白，咸烧白，回锅肉，酥肉粉丝汤。
喜酒一般是高梁酒，红苕酒之类的粮食白酒。我对酒不感兴趣，但对满桌的大鱼大肉却是“千年等一回”毫不客气，别人敬酒我趁机大快朵颐。与“打牙祭”相比，吃“九大碗”那口福才真叫个过瘾！
农村吃坝坝宴的气氛非常闹热，猜拳行令尤其激烈。我受父亲影响，不抽烟，不喝酒，谁劝也不行，结果就被农民“劝饭”，“劝菜”。
记得有一次，本来已经大块吃肉，大瓢喝汤，汤足肉饱准备下桌了，冷不妨有人从后面一瓢米饭就给你盛到碗里。
还有一次有个社员从我身后突然把小半碗姜汁蹄膀倒进我的碗里。不吃吧，太浪费太可惜了，还是勉强吃了，结果吃得太撑，四川人叫“反饱”，反饱实际上比饿肚子还难受。这就是所谓“量变引起质变”、“过犹不及”的辩证法。
“文革”期间，旧戏停演，电影封存，一切都是“封、资、修”的东西遭批判。舞台上只有“红灯记”、“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可演，影幕上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战可映。
1972年文艺“紧箍咒”略有松动，节目范围放宽，剧团开始招学员排新戏。我考入眉山剧团乐队拉小提琴。剧团先后排演了“八一风暴”，“磐石湾”，“海岛女民兵”等一批新剧目和“草原英雄小姐妹”、“彝家姑娘上北京”等一批歌舞节目，深受群众欢迎，可谓一票难求。
除了商业演出，剧团还有一些慰问演出。慰问演出后通常会有“宴席”招待。宴席规格最高的是部队宴。
眉山当时的“支左”驻军是7862番号的一个团。我们剧团在一个“八一”建军节前夕到团部礼堂拥军慰问演出。演出完后自然受到部队“宴席”的盛情款待。
菜品十分丰盛，具体菜名记不得了，但酒是啥牌子却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而且喝得还不少。喝的什么酒呢？2元9角一瓶的“五粮液”。
宴席过程中，部队首长挨桌敬酒，敬到我们这一桌时，首先让我们“满杯”，而且不由纷说，必须满杯，首长说几句致谢话后开始干杯，还要连饮三杯，所谓“酒过三巡”。
部队军人喝酒的豪气容不得推辞，就像是下作战命令一样，会不会喝都必须喝。在那种氛围中，我连喝了三杯。
说来也怪，怎么这个酒一点都不辣喉咙，很醇香，不上头，甚至饭后打个嗝都是香的。首长离开后，我们好多学员居然顾不得保护嗓子主动互敬嗨喝起来，直到头有点晕乎了才作罢。
那天我可能喝了有二、三两酒吧，此后再沒喝过那么多酒，也沒喝过那么好喝的酒。今天的“五粮液”可比那个年代的“五粮液”差远了！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对于我们提前进入“小康”的城里人来说，“赴宴”已成“常态”。
除参加各种同辈、晚辈的“婚宴”、“生日宴”外，各种层次的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单位组织的春游、秋游，各种学术会议，朋友聚会，……无不都会有宴席嗨吃嗨喝。
然而，宴席太多导致营养过剩，脑满肠肥，“三高”频发，损康折寿，得不偿失。所以“减肥”、“减重”成为每年体检后医生反复叮嘱的注意事项。
虽然我们“小康人家”也能常吃宴席，但也还没有达到“宴席自由”，更不敢问津高档酒店。
记得当年成都的“银杏”酒店是富人请客的高档酒店，普通百姓不敢问津。曾经有个经商同学老总请成都几个同学朋友周末在“银杏”酒店相聚，打电话邀请了我，恰逢我周末有个讲座错过机会，遗憾至今未能见识“银杏”酒店的场面和品味其美味佳肴。
我们几个大学教书匠同学，平时几家人常聚会的酒店是价廉物美的“红杏”酒店。
当年“红杏”每逢周末均有一道“特价菜”吸引顾客：18元一斤的基围虾。这个是我们的保留菜，每次去首先就是点好几斤基围虾，一半白勺，一半香辣。几个正吃长饭的孩子尤其高兴，可以“基围虾自由”，常常吃得肚撑、打嗝。至今涂教授、戴教授们提起此事都还津津乐道。
“银杏”、“红杏”一字之差，生动形象的体现了社会分层。
笑话一：当年剧团下乡慰问演出，乡里招待我们吃大鱼大肉的“盆盆宴”，这在七十年代可是难得大饱口福的机会啊！
正在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有个女学员却很少动筷，有人调侃她说“罗xx，别装假斯文了嘛！”但她仍不动筷，反而离席边咳嗽边去了室外。
事后我们才得知，这个女学员是被鱼刺咔住了，又不好声张，怕别人说她“抢”，有失体面。真的是“如哽在喉”，好不容易逮着个“大鱼大肉”的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
笑话二：1985年，我们西安交大哲学助教班的同学去深圳特区考察，好多同学都花500元“巨款”（那时大学毕业工资只有50多元）从蛇口工业区厂家购买了一台非常时髦走俏内地根本买不到的双卡收录机。
我在火车上放邓丽君的磁带，引来周围旅客的羡慕，纷纷打听哪里买的？顿时，我购买时的“心疼”立马变成了“欣慰”，自以为引领了一把“潮流”。
途经广州时，应华南师大著名哲学家张尚仁老师邀请赴了一次宴。广东本是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每年两次“广交会”使广州成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城市，西方餐饮的一些做法也传到广州。比如餐桌上每个座位都会放刀叉，汤勺，湿巾，餐巾纸之类的东西，但吃的仍是中餐。在张老师安排的宴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印有暗花的非常精美的各色餐巾纸，简直像工艺品一样。
我真舍不得用来擦嘴，居然趁人不注意，悄悄的把餐巾纸揣进裤兜，准备带回家给亲友们展示，让他们也开开眼界。沒想到在火车上玩双卡收录机时还自以为是引领了“潮流”，殊不知宴席上一张餐巾纸就把我打回“刘姥姥”原形，自叹四川盆地的“井底之蛙”，只见过簸箕大的一块天。
笑话三：1997年我从四川师范学院“跳槽”到了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系。
西财在全国各地都办有成教函授班。有一次我和同年从四川师院调入财大的外语系涂教授一起去海南上成教班课。
实话实说，那个时候的函授生多数是部门领导来混文凭的，所谓面授实际上就是来讲要领，划重点，帮助他们考试过关。而这些领导学员们也非常娴熟如何“杯酒释兵权”，培养师生感情。尤其外语和哲学都是他们最恼火的课程。
授课之余，班长（某银行行长）及几个同学代表全班同学给我们接风洗尘，邀请我和涂教授去海口市一家著名的海鲜酒楼吃海鲜。明知“吃人嘴软”，但却之又不恭，更何况本来就是来划重点讲要领的，不妨顺水推舟，一饱口福。
我们来到靠海边的一家酒楼，可欣赏窗外海边夜景。入席后，菜肴逐渐上满一张大圆桌，各种海鲜菜品令人眼花缭乱，不少是叫不出名的，真应验了当时社会上的调侃：“九等公民是书生，海参鱿鱼分不清”。
不仅好多海鲜叫不出名，连如何吃也搞不懂。有一种很小的螺蛳，我用四川“椒盐普通话”调侃问学生：“这个怎么吃啊？我连火门都摸不到。”学生反问我：“火门是什么呀？”涂教授哈哈大笑起来，给学生解释道，“火门”是四川土话，相当于“窍门”、“关键”、“头绪”什么的，意思就是北方人说的“找不到北”。
满桌的人都笑起来了。然后学生教我怎么用牙笺把螺蛳里的内容挑出来，把黑色部分掐去，留下白色的就是可以吃的肉了。
回成都后，涂教授把我在海南“摸不到火门”的笑话在同学、朋友聚会时加油添醋、大加渲染、反复戏谑。
笑话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出国留学”潮，“阴沟流水”（英语谐音）成为学子们趋之若鹜。
涂教授是著名的英语教授，常打“飞的”全国讲学。我儿子的赴美留学就得益于他的英语辅导。有个企业家的孩子被涂教授辅导出国后要请涂教授吃晚宴。当时我们几家人正在青城山度周末，中午刚大鱼大肉聚完宴，哪里还有胃口，所以再三推辞。
企业家听说后说，那就请你和朋友们给个面子吃点稀饭吧！回成都途中，我调侃涂教授说：老涂，你把他女儿辅导出了国，他就好意思说的出口，请你吃点稀饭，哪像个富人哟！
傍晚回到成都，在一个酒店包间落座后不久，一大钵粥端上桌来，服务员用精美的小瓷碗给每个人分盛了一碗。
笑话五：这是从大妹处听来的笑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首创的“一次性筷子”也开始流行于中国餐饮业。大妹夫家有兄弟在眉山城里以经营石磨豆花、毛血旺出名的“龙江饭店”请客吃饭。席间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可能是第一次“陈奂生进城”。席间众宾客高谈阔论，猜拳行令，热闹非凡，怯生生的她很少动筷，也不与人交流。主人还特别关照她别客气，要多吃点。在宴席结束后，服务员收拾餐具，发现这个妇女用的一次性竹筷还不曾分开，忍不住笑起来：“用一根筷子怎么吃豆花，血旺呀？！”
这个听来的笑话却有点让人笑不出来，或者是一个含泪的笑话吧。就像前不久在上海张乐平故居看到的这幅令人酸楚的漫画一样，贱卖自己“1万元”的三毛，还不如有钱人孩子买的特价“10万元”的布娃娃。
在听大妹侃这个笑话之前，谁能想像得到还有不会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人呢？其实，细想起来，这在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6亿多人群中，恐怕并不鲜见吧？！
可见，不仅“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像，“富裕”同样会限制我们的想像。看来，要实现十多亿人“宴席自由”，共同富裕的目标，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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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辜堪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邓小平理论概论教研室主任 ；四川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先后在《哲学动态》《毛泽东思想研究》《人文杂志》《江汉论坛》《中国教育报》《社会科学研究》《天府新论》《理论与改革》《探索》《北京师院学报》《河北大学学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 ；主编、合著、参著学术著作9部；副主编四川省统编教材1部；主编教学参考书1部。
诵/兰霞
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国家语委特聘赴港澳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演讲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主讲的《魅力汉语》慕课被教育部认定为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朗诵作品及指导选手朗诵的作品多次获省级团体一等奖和个人一等奖。《人民作家》平台特约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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