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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远 | 从“归化/洋化”走向“融化”——中国翻译文学译文风格的取向与走向

王向远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2021-03-17

【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王向远教授

从“归化/洋化”走向“融化”

——中国翻译文学译文风格的取向与走向

（本文发表在《人文杂志》2015年第10期，第54-60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归化 /洋化”这对概念是对译者翻译策略与译文文化风格的一种概括。1990 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翻译”派的主张传入中国后，“洋化”或“西化”便被一些人置换为“异化”一词，表述为“归化 /异化”。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指的是从自身分裂出来的异己力量，与翻译上的“洋化”概念颇有不合，因而还是使用“归化/洋化”为宜。中国翻译理论史经历了从“归化 /洋化”的论争到两者调和的过程; 文学翻译实践也经历了从林纾时代的“归化”到鲁迅时代的“洋化”，再到朱生豪、傅雷时代将“归化 /洋化”加以调和的过程。这种调和可以用“融化”一词加以概括，并可形成“洋化 /归化 /融化”三位一体的正反合的概念。“融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是翻译文学值得提倡的文化取向与走向。

关键词：译文批评译文文化风格归化 /洋化归化 /异化归化 /洋化 /融化

“归化/洋化”是翻译研究的一对重要概念，也是我国现代翻译理论中的固有概念。但是，这对概念在使用和流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需要予以回答。例如，“归化/洋化”中的“洋化”后来如何被置换为“异化”?为什么不能置换为“异化”?1940年代以后的翻译文学中“归化/洋化”的二元对立还存在吗?为什么要用“融化”一词来概括“归化/洋化”的调和?为什么要把“归化/洋化/融化”作为译文风格取向与文化走向的判断用语?等等。

一、“归化”的语源，对“归化/异化”中的“异化”一词的质疑

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归化”这一概念产生得较早。例如关于“归化”，早在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1]在这里，鲁迅是把“归化”和“洋气”作为一对范畴来使用的，而且是在“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归化/洋气”的问题，不是翻译过程中鲁迅也常提到的“直译/意译”等具体翻译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总体的译文风格定位、定性问题，最终表现在译文中，就是一个文化风格问题。在译文研究与批评中，免不了对总体文化风格做出评价，那就会使用相关的概念。但在1980年代之前，概念使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归化”一词，大体稳定，少数场合，有人称之为“中国化”，1940年代傅东华在《飘》的译本序中，声称自己在翻译中，连原文中的人名地名等“都把他们中国化了”，[2]使用的是“中国化”一词。

与“归化”相对的概念，如上所说，鲁迅用的是“洋气”。五四时期更多使用的是“欧化”和“西化”。例如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提出要创造一种“欧化的国语”。[3]翻译理论界也有更多的人(如余光中等)使用“西化”一词。1980年代以后，随着翻译研究的兴起，在翻译的文化取向方面，出现了“西化翻译，“洋化翻译”的说法，如叶子南在1991年发表的《论西化翻译》(原载《中国翻译》1991年第2期)、陆云的《论西化译法与归化译法的运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等文中，用的就是“西化”。屠岸在《“归化”与“洋化”的统一》(《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14日)一文中，用的是“洋化”。

1980年代后，随着德国哲学上的“异化”一词的频繁使用，“异化”一词盛行，使得“欧化”“西化”“洋化”“中国化”这些词也被“异化”了。许多人大概以为“异化”这个词有哲学味道，所以不用“西化”“洋化”等，而改用“异化”这个词。

现在看到的较早使用“异化”这个词，且将“异化”与“归化”连用的，是郭建中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的文章。此后，使用“归化/异化”这对概念的人多了起来，如谭惠娟的《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孟志刚的《论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的辩证统一》(《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等。此后，不知不觉间，“异化”这个词在翻译界己经普遍被人使用了，并且使用“归化/异化”这对概念，来对应翻译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者(如韦努蒂)的相关概念。这个意义上的“归化/异化”概念，可以说是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首先使用的。[4]但如上所述‘归化/洋化”这对概念却是中国固有的，要比韦努蒂要早得多，它也决不是外国相关概念的译词。

而且从语源语义上说，用“异化”一词取代“洋化”，“西化”或“欧化”，实际上是很不恰切的。从“化”的词素结构来看“异化”这个汉字词显然属于日语造词法的产物，虽然它是否属于从日本传来的新名词尚待考证(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语词典》不见该词)。在日本，“异化”(“異化”)这个词的使用较早，在文艺学上，主要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文论概念的译词，是指在文艺创作中将日常司空见惯的熟悉的东西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从而产生新颖的艺术效果。但日本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异化”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不单说“异化”，而是使用“异化效果”(“異化効果”)这个词组。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异化”与翻译中的尽力保持“洋味”的翻译策略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翻译中的“洋化”绝不是把本来熟悉的东西弄出陌生感来，而是外文原文本来就是陌生的，翻译家加以保留，而保留到一定程度，便使译文出现“洋化”现象。换言之，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陌生化”或“异化效果”，是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而翻译中的“洋化”策略，则是使本来不熟悉的、陌生的东西在译文中加以保留。

汉语的“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德文"Entfremdung”的译词，众所周知，它指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将自身的某些东西转化为跟自己对立的、支配自己的东西，及人从自身分裂出自己的对立物，使之成为异己的存在。例如，费尔巴哈认为，人通过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并对神顶礼膜拜；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的劳动成果直接生产了与自己敌对的东西，工人为了提供劳动生产率而制造了机器，机器的使用却最终驱逐工人使之失业，这就是“异化”劳动。而一些翻译研究者所说的“异化”却恰恰相反，是指在翻译中，把外来文本所包含的异域文化的风格气质尽可能多地加以保留，使译文、译本带有更多的原文、原本的文化风格。不是从自身分裂出自己的对立物，而是尽力保留他者的文化。翻译家尽量保持外国文本的洋味、追求洋化，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策略，而绝不是不能自控的、自我分裂与自我敌对的“异化”。而我们所说的“洋化”的翻译策略的宗旨是把外在的、外来的东西拉过来，为我消化吸收和使用，并不是使自身“异化”而泯灭自己的语言文化的主体性。因此，用“异化”这个词来表示翻译上的“洋化”的意思，是名不副实、词不称意的，很容易与哲学上的“异化”混义串味，徒增误解和困惑，会在望文生义中造成对“洋化”翻译策略的误解。

因此笔者不取作为外来语的“异化”，认为至少在中国翻译研究的语境中，应该使用中国固有的“洋化”一词，并将“归化/洋化”作为一对概念来使用。所谓“洋化”之“洋”，可指西洋、可指东洋，可以指涉外传来的东西。“洋化”就是指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洋气、洋味，使译文尽可能多地承接原文的风格。

二、理论论争：

从“归化/洋化”的对立走向调和

“归化/洋化”这对概念的形成，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先有“欧化”，“西化”，后来才有“归化”一词。

主张“欧化的国语”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的。当现代汉语(白话文)刚刚开始取代古代汉语，担当起书写与文学用语的时候，不免有捉襟见肘的尴尬。于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建设者们便提出了“欧化”的概念。例如傅斯年说：“现在我们使用白话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的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鉴于此，傅斯年开出的药方是“欧化的国语”：“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5]胡适也认为：“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6]鉴于同样的理由，郑振铎也主张：“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的欧化。”[7]沈雁冰同样主张“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8]这里提出的“欧化”的主张，都是就语言文化的取向而言的。但这些“欧化”的提法还不是一个鲜明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倾向的泛指。鲁迅则最早从翻译的层面上提出了“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的问题，并倾向于“洋化”的选择，遂使“归化/洋气”成为两个对义词，并成为当代翻译理论中“归化/洋化”概念的源头。

1940年代以后，现代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基本趋于成熟，语言学家王力指出：“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己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是不可能的。”[9]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欧化”来翻译改造和丰富汉语白话文的历史要求基本实现，人们不再强调翻译在引进外来词汇和语法中的作用，转而强调翻译文学必须使用纯正的中文，而不应该是“翻译腔”或“翻译体”，以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要求。例如傅东华在194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家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就有意识地使译文“中国化”。他在《译序》中明确宣称：“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他们中国化了。”[10]所谓“中国化”当然就是“归化”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在官方文学观倡导“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大背景下，语言上的欧化倾向受到批评与批判，翻译中的欧化倾向也遭到否定《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的社论明确指出：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重视或不重视语言规范化，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11]在这种情况下，“西化”，“欧化”或“洋化”的翻译不再被提倡，甚至受到批评。不仅大陆，台港地区也是同样，翻译家们撰文批判译文中的“恶性西化”或“奴化”翻译。余光中、蔡思果从1970年代起，就不断撰文批评五四以来中国翻译及创作中的语言的“恶性”西化、欧化倾向，认为那种翻译不是翻译，而是“奴译”。余光中在《哀中文之式微》《论中文之西化》《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白而不化的白话文》等一系列文章中，痛斥中文的恶性西化现象。蔡思果在《翻译新究》的自序中说：“我最近才发现，我做的并不是翻译研究，而是抵抗，抵抗英文的‘侵略’。”[12]

进入1980年代，在对外开放伊始、大力引进外来文化的大环境下，自1940年代起，占据上风的“归化”翻译倾向受到了质疑。1980年代初，王育伦在《从“削鼻剜眼”到“异国情调”》一文中，再次强调了翻译中“洋气、洋风、洋味”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原文的异国情调，在译文中必须尽量保持，这不仅仅表现在原作思想内容的传达上，而且还表现在某些语言要素的移植上。一味的归化，一味的替代，只会闭塞译者的创造之路，是不足取法的；为了取悦读者，追求文笔的优美而不惜牺牲那些一时看不惯的‘洋气、洋风、洋味’的‘削鼻剜眼’的作法，更不是翻译的正道。”[13]刘英凯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中，明确提出“归化”是“翻译的歧路”，认为“归化”是以“中国传统的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作为后盾”“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14]叶子南在《论西化翻译》一文中认为，“西化”的翻译在日常交际时很容易妨碍交流，因此不受欢迎，但在文学翻译中，则有其必要和价值。他指出:“越靠近永久性价值的文本，翻译时越容易接受西化翻译法。如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一定的西化表达方式，有利于反映原作的精神，介绍外国文化，使中国人能够通过语言了解外部世界。这类文本不肩负某一具体的紧迫的交流使命，只是供人欣赏的文学(或文化)作品，读者可在阅读中花些时间品味洋腔洋调。可以说，文学作品是我们引进外国文化的主要场地。”[15]

但是更多更有力的声音，是主张“洋化”与“归化”两者之间的调和，如孙致礼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中指出：“异化和归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任何人想在翻译上取得成功，都应学会熟练地交错使用这两种方法。这不是喜好不喜好的问题，而是由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决定的。译文要充分传达原作的原貌，就不能不走异化的途径；而要像原作一样通顺，也不能完全舍弃归化的译法。”[16]屠岸在《“归化”和“洋化”的统一》一文中强调：“既然是介绍外国作品，当然应使读者了解它的原貌;既然是译本，当然应使本国的读者接受。鲁迅说得好：'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个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有点‘洋化’，又要一定程度的‘归化’，兼顾着两面，也就是‘归化’和‘洋化’的统一。”[17]郭建中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一文中预言：“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能广泛地被运用。最终可能占上风。但不管怎么发展，‘异化’和‘归化’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成为翻译。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归化’和‘异化’的优劣高下之争，就像没有必要再进行‘直译’和‘意译’之争一样。”[18]

现代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归化/洋化”的讨论与争论，经历了“洋化(五四时期)、归化(1940一1970年代)、洋化(1980年代)、归化与洋化统一调和(1990年代后)”这几个“正一反一合”的发展阶段。

三、翻译文学：

在“归化/洋化”的矛盾运动中走向“融化”

“归化/洋化”的矛盾统一的过程，在翻译理论上的讨论与争论是如此，在文学翻译实践上更是如此。

从关于“归化/洋化”的讨论与争论可以看出，人们大都是从译文“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着眼的。翻译本身就是跨语言的转换，无论“归化”还是“洋化”，大都是在语言的层面(包括词汇与句法)上而言的。如上文己提到的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详细指出并分析了“归化”翻译的五种表现。第一是“滥用四字格成语”，认为指出四字格成语是带有汉语民族特色的语言形式，如果使用过多过滥，有时会给人以陈腐不堪的感觉。第二是“滥用古雅词语”，如在用旧体诗词翻译外国诗歌时尤其如此。第三是“滥用抽象法”，即把原文中的形象转换为抽象，如把“潘多拉的盒子”译成“罪恶的渊薮”，把“犹大的亲吻”译成“险恶的用心”之类。第四是“滥用替代法”，就是用汉语中的固有语言表达法来替代外文中的意义相似、但表层形象迥异的表达方式，如把英文中的“无火不起烟”译为“无风不起浪”之类；第五则是“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即用中文的典故来处理相同意义的译文。刘文将这一类的“归化”翻译称为“翻译的歧路”，认为“归化”是以“中国传统的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作为后盾”，“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19]刘英凯所说的这些“归化”，只是个别字句上的“以中释洋”，不是从词汇到句法、从单句到语篇的大而积“归化”翻译，只是属于翻译中个别地方的语言使用问题，是把对本来应该平行移动地加以“连译”的字句，站在译入语文化的立场上做了“释译”(解释性翻译)。正因为如此，他在批评“归化”翻译的时候，举出的总体“归化”的例子只是1940年傅东华翻译的《飘》，而其他的个别语句上“归化”的例子，却是从不同的译作中找出来的，并不是从一部译作中集中体现出来的。1987年写的反对“归化”翻译的文章，却只能举出40多年前的《飘》为代表性的例证，足可见在1980年代的译作中，难以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归化”的翻译，刘英凯自己也承认：“《飘》的译本是‘归化’的极端的例子，并不十分多见。”而“归化”，更多地散见于个别字句的翻译上。

实际上，随着现代汉语的定型和成熟，语言层面上的“洋化”现象自然就会减少。鲁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预言：“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份，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份，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20]这就是说，有些译文在当时是“洋化”的，但到了后来就可能不是那么“洋化”了，甚至变成“归化”的了。事实上，历时性地看“归化/洋化”的区分是相对的。读者的阅读视野在不断扩大，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原来的“洋化”成分逐渐地与目的语的语言相融合“异化”只是相对的。近一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也证明，“洋化”翻译没有像时人所担心的那样，使汉语“脱胎换骨”或破坏汉语的“纯洁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的内部规律制约了“洋化”的程度和范围。“洋化”的翻译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本土语言文学传统，同时“洋化”的东西也随着时光的推移一定程度地被“归化”于本土文化，丰富了本土语言文学。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从晚清时代翻译的“归化”，到1920年代前后翻译的“欧化”，再到1930年代后半期翻译文学的中外语言文学的“融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民国成立前后到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由晚清的“归化”转变为“异化”，可以说是对晚清以林纾为代表的“窜译”[21]的一种反拨。不少翻译家追求那种字对句称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主张在翻译中应注意尽可能保存原文的句法结构，以便引进外文词汇来丰富汉语词汇。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异化”翻译也造成了“翻译腔”，使译文生涩不畅。这种情况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瞿秋白在和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一方面翻译应该帮助“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应该使用“真正的白话”，把“信”与“顺”统一起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了1930年代后期，“异化”的成分有的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有的则逐渐被排斥，现代汉语基本成熟，许多翻译家的译作“异化”色彩不再那么刺眼。傅雷在1940年代后期翻译的《欧也尼·葛朗台》和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则充分显示了现代汉语的在译文中可以达到如何完美的境界，是中国翻译文学炉火纯青的“融化”的标志。

1980年代以来，在纯理论层面上提倡“洋化”的人虽然有之，但在翻译实践上，声称自己的翻译是“洋化”的仍然罕见。当然，译者自己不一定要标称自己的译作是“洋化”的，但是，研究者要找出一个“洋化”的典型译本来，除了本来就不通的先锋派实验诗歌等特殊文体外，恐怕极为困难。一个熟练使用母语的人，知道翻译的基本规则与常识的人，实践上恐怕也很难做到真正的“洋化”。当然，可以在一些译本中找到一些字句处理上的“洋化”现象，但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看，总体上的“洋化”文本，在20世纪下半期以后的翻译作品中，很难寻觅了。至于一些生手的劣质翻译，译文不像中文，意思不合原文，那也绝不能说是“洋化”，而是不合格的劣质翻译。因此可以说，从语言使用的层面上说，中国文学翻译总体上己经超越了“归化/洋化”的对立，己经进一步走向了“融化”。

关于“融化”一词，翻译理论界早就有人用过。例如，1918年周作人就谈到了“融化”，他说：“至于‘融化’，大约是将它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之后便不是译本。”[22]这里的“融化”，指的是翻译中的“改作”，就是比“归化”还要归化的拟作，并不是作为一个严格的概念加以使用的。但笔者所说的“融化”，是这个词本来就有的含义，是两种东西水乳交融的状态。就翻译文学而言，是超越“归化/洋化”的对立，而走向中外合璧、中外交融，是中外语言文化与文学高度融合的状态。翻译文学中的“融化”不仅仅指语言上的转换与使用，除了最为基本的译入语的选择与使用之外，还应该包括文学体裁样式、译文总体风格的“融化”程度问题。换言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归化/异化/融化”问题，应该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语言字句的转换层面；第二，文学形式、体裁的层面；第三，译文的总体的文化风格。

如上所说，第一个层面上的“融化”己经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实现了。但第二个层面的“融化”却是一个相当复杂、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的翻译转换上，这仍然是一个难题。例如，关于日本的和歌、徘句的翻译，从20世纪20年代起，周作人就开始了探讨和翻译实践，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界在1980年代曾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主要还不是语言使用问题，而是在翻译中要不要保留、如何保留和歌徘句的五七调及特有诗型的问题，结果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外国诗歌汉译，都在体裁、体式方面，尚未达到真正的“融化”。例如，钱稻孙翻译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剧本，卢前翻译的印度迦梨陀娑的梵剧《沙恭达罗》剧本，采用的都是中国古典戏剧剧本的体式。杨烈翻译的日本古典和歌总集《万叶集》和《古今集》使用中国的古诗体式，完全丢掉了和歌体式；季羡林翻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虽然使用了韵文，但民歌体、“顺口溜”的译文，与原文特有的“输洛迦”体相去甚远，季先生自己在译者后记中也多次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和困惑。最近黄宝生等翻译的卷秩浩繁的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完全忽略原文的文体韵律，通篇采用的是散文叙事体。从文体、体裁上来看，这些翻译整体上倾向于“归化”，要么“归化”为中国古诗、古剧，要么“归化”为中国现代白话文体。要真正在文体上实现中外融化，是非常困难的，尚需继续探索。晚近出版的吴彦、金伟合译的《万叶集》，既不“洋化”地保留原作体式，也不讲其“归化”为中国文学的某种诗体(包括新诗体)，而采取的是“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只将原作大意译出，诗味丢掉了不少，这样的翻译算是“融化”的翻译吗?也难以一言断之。总之，要在民族文学中的特殊文体的翻译中实现“融化”，比单纯的语言层面上实现融化要困难得多了。当然，这样的融化也并非无人能及，金克木先生翻译的印度沙恭达罗的抒情长诗《云使》，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输洛迦诗体的长句子所具有的缠绵、飘逸、娓娓道来的体式风格，虽然汉语中很少有二三十个字音的长句，但仍能使读者读出一种特殊的音律与美感，可谓诗歌翻译中“融化”的典范。

第三个层面的“融化”，指的是翻译上的一种总体的文化取向，也作为翻译文学整体文化风格的一种概括。通常认为，傅雷提出的“神似”、钱钟书提出的“化境”的理想，是属于“归化”范畴的理想主张。实际上“神似’’“化境”的翻译理想，也是一种“融化”的理想，体现了翻译家兼容中外、以中化外、以外化中的文化动机。它具有一种总体的模糊性，也不能具体运用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不能更多地运用于译文的研究与译文评价的用语，而且是一种印象性的评价用语。但是，无论“神似”还是“化境”，都是从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中借鉴而来的词汇，而不是从翻译学中产生出来的特有概念。“融化”一词作为从翻译学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作为与“归化/洋化”配套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之一，在对译文总体文化风格的概括与描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翻译的文化取向与文化价值判断上，提倡“融化”，就是超越“归化/洋化”的二元对立，既不无节制地“洋化”，也不一味地“归化”，使翻译永远成为吸收外来词语文化、补充我们自身语言文化的有效途径，也使我们的语言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仍能杜绝病态的“洋化”，保持文化本色。同时，有了“融化”，也就使得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归化/洋化”的是是非非、高下优劣的论争丧失了意义。在今后的译文批评中，发现和揭示我国的文学翻译是如何在“归化/洋化”的矛盾运动中，逐渐走向“融化”的研究是一个主要方向，“融化”应该成为今后我们的译文批评的价值导向。

总之，从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看“归化/洋化”的论争经历了从“归化/洋化”的对立走向两者调和的过程；从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看，译文、译作也经历了从林纾时代的“归化”到鲁迅时代的“洋化”，再到朱生豪、傅雷时代将“归化，洋化”加以有机调和的过程“归化/洋化”的调和，可以用“融化”一词加以概括，并可形成“洋化/归化/融化”这个三位一体的正反合的概念，它既是对译文总体翻译策略与方法的一种概括，更是对译文的文化风格取向与走向的描述与概括。翻译中的“融化”是一个无比境的过程，“融化”更是翻译文学发展值得提倡的文化取向。

注释：

[1] 鲁迅：《“题未定”草》，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01页。

[2] 傅东华:：《〈飘〉译序》，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2页。

[3]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 年，第223～224页。

[4] 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的百年流变》，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3页。

[5]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 年，第223～224页。

[6] 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 年，第 24 页。

[7] 郑振铎：《语体文欧化之我见》，《小说月报》12卷6号，1921年6月10日。

[8] 沈雁冰：《语体文欧化问题》，《小说月报》13卷2号，1922年。

[9]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35页。

[10] 傅东华：《〈飘〉译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42页。

[11] 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为实现汉语规范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