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睿思 | 郭英剑：人文教育关乎大学的本质
作者介绍：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英剑 教授
人文教育关乎大学的本质
作者：郭英剑
（本文选自《大学与社会：郭英剑高等教育文集》，第465-467页）
美国的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视“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通常就是“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代名词，指的是传授更为广泛的知识，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与智慧，它与强调“专业化”（specialization）的专业性、职业性与技术性课程大不相同。在美国，人文教育有着上百年的悠久传统，其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外语、哲学、历史、数学与科学等。
2009年9月3日，哈佛大学在新学期开学之初宣布，对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30年的核心课程方案进行重大改革，开始在2009级本科生中推广最新的“通识教育”方案。10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宣布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本科生教育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以探讨本科生的学术目标与要求。
在这两个并非偶然的事件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高校应该与时俱进。哈佛的“通识教育”在过去的70年中历经三次变化。1940年代，哈佛根据时代要求开始了“通识教育”课程；到1970年代，40年代的“通识教育”课程过时了，哈佛对此做了新的修订，出台了核心课程。到今天，哈佛在70年代所制订的核心课程内容，同样因为世界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技术性和社会性革命而显得不合时宜。这就是新的“通识教育”出台的时代背景。
斯坦福亦不例外。早在1994年，斯坦福就出台了一个正式的《本科教育报告》。15年来，这个报告的原则和方法指导着斯坦福的本科教育。但自1994年以来，无论是斯坦福还是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变，这是促使斯坦福开始研究在新的世纪里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的主因。
其次，面对时代变革，高校应该认真对待，但不能匆忙应对，更不能草率决策。无论是哈佛还是斯坦福，其出台的变革方案都耗费了数年的时间，仅此一点，就值得中国高校深入思考。哈佛“通识教育”改革从新校长2007年10月正式上台就开始了，历时两年，期间在哈佛本科生学院经历了师生激烈的辩论、讨论和交流；斯坦福即将进行的研究同样要花费两年的时间，然后才会制订出具体的变革方案来。中国高校需要反躬自问的是：相对于哈佛与斯坦福，我们的很多决策与方案，是否出台得过于匆忙和草率了？
然而，在这两所顶尖高校改革的背后，最值得我们思考和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高校改革的是“通识教育”或者“人文教育”的内容？换言之，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视人文教育？其重视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高校的本科生教育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其一为专业课，其二为选修课，其三即为“通识教育”。由于“通识教育”即“人文教育”以传授更为广泛的知识为目的，因而通常都是一些基础（理论）课，也因此遭到了那些认为人文教育“无用”者的质疑和批评。对这样的质疑和批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艾莉森西蒙斯教授的话发人深省：“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由此看出，“通识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未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理学院对“为什么学习人文”的解答，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美国顶尖高校所以重视人文教育的缘由。“大学所授予的学位是某一特定领域的，但生活却是不分专业的。无论我们的社会多么发达，我们都必须反省人生，甄别善恶，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有用之中辨别出高贵与美。”因此，“人文教育为学生未来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所做的准备，是那些职业学院常常无法提供的。”就人文教育的社会意义来说，斯瓦斯莫学院董事会名誉主席基恩朗的话更为深刻，“人文之学说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之学说——其中，公民权益、社会责任与公众团体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人文教育关乎大学的本质，关乎个人、责任与社会。
哈佛与斯坦福的改革告诉我们：在时代巨变面前，高校应该与时俱进，但决不能随波逐流。要以冷静、审慎的态度，站在当下，眼望未来，慎重决策，制订出足以帮助当下的学生能够应对未来10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方案来。唯有如此，才能把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拥有文化素养的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公民，也才能够使其在未来过上最好的人生。
注释：
该文原载《中国经营报》2009年12月12日“大学之道”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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