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 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作者简介】

曹顺庆老师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比较文学），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师基金获得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比较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比较文学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外文学发展比较研究”等多个项目，担任“十五”“ 211 ” 重点项目“中外文学与俗文化”负责人； 多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教学成果奖。他同时还是《文学评论》编委、《中国比较文学》编委、《中外文化与文论》（CSSCI来源期刊）主编、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主编；出版了《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化与文论》、《两汉文论译注》、《东方文论选》、《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中华文化》等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曹顺庆教授的英文著作《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徳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中文代表著作《中西比较诗学》被译为俄文在莫斯科出版，近年来来担任了美国普度大学A&HCI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ulture ,《比较文学与文化》客座主编，A&HCI期刊European Review《欧洲评论》的客座主编，与美国亚里桑那大学联合主办了国际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并担任第一主编。

欧洲时间3月3日上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曹顺庆在奥地利萨尔兹堡举办的欧洲科学与艺术院年会及接受新院士典礼仪式上，以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当选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曹顺庆：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本文选自《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第126-129页，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1. 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的过程，变异在其中如影随形。由于文化间的异质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的存在，原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对等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有些文本是不可译的。一个文本可以生发出多种意义阐释，任何一个合乎情理的阐释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翻译本质上即为一种阐释的行为，既无可以统摄全部的绝对标准，那么创造性叛逆在阐释的开放性中便获得了其合法性，这是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的重心之所在。在当前的东西方学界，世界文学被定义为流通中的翻   译文学已广受认同，可以这么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但我们可以往前更进一步——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发生了变异的文学，没有翻译的变异，就不会有世界文学的形成。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同于传统译论执着于对等的追寻，它更多地是聚焦于跨语言层   面的变异研究；跨语言变异关涉到语言形式的转换，同时又重视语境因素带来的内容变更。没有变异，翻译文学将依旧苑囿于本土文学的范围内，唯有让翻译在异质文化内积极融通， 本土文学才有可能跨越民族边界，真正走向世界文学。

2. 不可译性与创造性叛逆

翻译的过程是两个文化传统对话的过程，当两种语言之间发生转换的时候，译者扮演 了跨越文化和语言两种边界交流的中间人。当然，思想或信息在交流中难免会有增减或者 扭曲变形，这是翻译的难处，也是不得已的地方。例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说过“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关于诗歌的翻译问题，罗曼·雅各布森也曾意识到：“( 两种语言间的) 句法、形态、词根、词缀、词素以及其他一些区别性特征——所有这些言语编码的组成部分——都将带着各自的意义指向，根据类同和对比的原则汇聚一起、产生碰撞、持续关联。”可见，要做好这类翻译，着实不易。还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开篇指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是严复的翻译工作体会，也是一条有一定参照意义的标准，但是若要所有文学翻译都切实地遵循它又显得不实际。因此，当翻译工作面对一些难以满足这类标准的时候，许多译者会选择放弃翻译的尝试，他们认为强加翻译只会导致对原文的背离。基于翻译之难的说法与各类严格的评判标准，不可译性获得了理论合法性。然而，在具体的实际翻译操作中，不可译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固然，“翻译牵涉到两种符码间的信息对等”，而“符码单位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等，这时候信息就可以为其他符码单位和信息的充分阐释带来可能” ( 罗曼·雅各布森) 。尤金·奈达强调功能对等甚于形式对等，也为翻译的评判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的标准。雅各布森指出译者充当了两种符码和信息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实际上间接地提高了译者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同情和允可。 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作者赋予原文本以意义，译者根据自身的理解在目的文本中传达作者的意图，读者可以经由译本获悉原文本的基本内容，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译者用他的方式来二次呈现的。因此，没有绝对不可译的文本，只有暂时没有被翻译的文本；一个文本之所以暂时没能被译，那是因为它还没有遇到一个具有足够创造性的译者。

翻译中的变异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势在必行。对创造性叛逆的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聚焦于跨文化对话中出现的意义碰撞、阻碍、误读和扭曲等问题。如上所述，当翻译被视为一种阐释行为，任何“合乎情理”的翻译都是对原文本的一种合法的阐释，“合乎情理”在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说翻译是文化阐释的形式之一，具有开放性特征；其二，这种阐释又不是完全随意的阐释，它有一定的度。简言之，创造性叛逆鼓励翻译行为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它通过在跨语言和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既参照原文本，又有所限度地叛逆来获得它的合法性。没有创造性叛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将变得步履维艰。

3． 没有翻译的变异，就没有世界文学的形成

既然世界文学是一种全球性的流通和阅读模式，且一个文学文本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多数时候都是依赖译本才得以被阅读，那么这个文学文本要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它首先就要经历被翻译，然后在原语语境之外的其他地方得到传播。文化和文明间的异质性又使得翻译在很多时候需要将原文本用其他的语言和文化符码进行创造性转换才能具备可操作性。因而在翻译和接受的过程中，文学文本可能需要经历多个层面的变异。只有在翻译中发生变异，世界文学才得以形成。变异凸显了语言形式的表层下的文化间的异质性，以此丰富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内容，异质性和变异性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在这里我强调翻译的变异及其对世界文学形成的重要意义，目的是为了说明变异在翻译中的不可避免性，同时变异也正是文学在通向世界文学的途中所收获的东西。一个译者如果想要他的翻译在目的语的语境中获得接受，它就必须要考虑到目的语的习惯性表达，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时候原文本和译本之间就有一道沟堑。沟堑所在之处，即为变异发生之处，变异后的译本与原文本有差异，但不一定是对原文本的“折扣”。在变异学的英文专著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中，我提出变异学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几个方面共同构筑起变异学的理论体系。在异质文化的传播中，由于传播主体的选择、语言体系的差异、接受主体的过滤等因素影响，文学作品在流传至他国后势必会产生作用与反作用的的过程，与此所形成的文本变异现象成为了变异学理论的前提与基础。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从研究范围来看，变   异学理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首先是跨国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关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

20世纪中叶，基亚在《比较文学》中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对形象学进行论述，形象学也在不断地发展中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其次是跨语际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译介学。在文学作品在流传至他国时将穿过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在目的语环境中被接受，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语词变异是变异学所关注的焦点。在当下的研究视野中，译介学已不再满足对“信、雅、达”的强调，转而突出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也促使译介学成为一种文学变异研究。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典型代表是文学接受学研究。从变异学的角度出发，接受方受主体的审美与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无法实证的变异现象是变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过滤。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础在于对异质文化与文学的比较分析，而文学作品与现象在不同国家的穿梭中必然会受本土文化限制，接受方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改造、移植， 从而产生文化层面的变异现象。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论是文明对话与话语变异问题。赛义德认为当一种文学理论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后，这种理论话语必然会产 生变异。

这五个层面的变异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其中跨语言变异是贯穿其他四个层面变异的一条红线。它们的可比性依据源于语言、文化、乃至不同文明的基底性话语规则的异质性。以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为例，他的成功再次证明，用非英语写成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可以经由翻译跻身于世界文学的经典之列。当然，莫言的作品首先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品，但是正是依赖翻译，它们才获得全世界的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可，诚如莫言自己所言——“翻译家功德无量”。葛浩文作为一个“值得托付”的译者，他明显更懂得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拒绝什么。为了适应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环境，“葛浩文对莫言的小说也确实有所删改，也许有批评者认为作为翻译者的葛浩文不够‘忠实’，但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英美当代文学的外衣，这恐怕是葛浩文译本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国内的译者很难与之比肩的巨大优势” ( 季进语) 。显然，在跨越边界的文学翻译活动过程中，变异成就了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接受。翻译的变异对世界文学形成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跨语言变异可以带来什么？ 一种文学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经过文化过滤、翻译和接受的综合作用可能会经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异，这是一个“文学他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符码和文学话语的变更过程。哪一种话语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上风，需要综合的平衡。

如果翻译倾向于更加忠实于原文本，那么就会保留较多原文本所携带的话语规则，这类似于劳伦斯·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策略，但是这种翻译策略较难为译文读者所接受。如果译者试着变换原文本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语境，原文本的话语规则将和目的语环境 (他国) 的文化话语规则产生碰撞，且在融合后他国文化的话语相对较多地呈现在译本中，这时候目标读者可以从译本中获得亲切感，从而让译本更好地在他国获得自然的接受，甚至成为他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通过合适的翻译策略的选取，将两种话语规则融合并更多地彰显本土话语的优势，以此便可以实现外来文学的本土化，即外国文学可以被民族文学吸收，乃至成为民族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我们要看到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变异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没有翻译的变异，国别文学将很难步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只有在翻译中经过了变换与调适，本土文学才能被外来文学所接受和吸收。今天世界文学的概念本质上已经暗含不同文学的交流、对话和互补特征，文学的他国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变异，它虽然不会经常发生，但却是一种理想的 不同文学间相互吸收、融合和促进的过程;  它可以为本土文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充实本土文学的经典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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