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 | 自由微信

王宁 |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

王宁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2021-03-17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语言文学系长江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前往乌德勒支大学从事研究。199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兼创始导师。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外国语言文学系，为该校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创始导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此外，还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审专家和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文学与艺术组评审专家等。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王宁教授著述甚丰，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精深，除出版两部英文专著和十多部中文专著以及近450余篇中文论文外，还在三十多种国际权威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近100篇，部分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韩文、德文、塞尔维亚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宁教授在美国人文中心发表演讲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

（本文发表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07-115+158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就文学理论而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在西方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在其他地方也处于衰落状态。中国学者依然对文学理论抱有极大的热情，每年的著述从数量上说仍然很大，但是在国际学界无甚影响，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无关系。“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学理论的批判锋芒有所减弱，但却使理论家更注重经验研究和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同时，“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也为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关键词：后理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国际化

把当今的文学理论所处的时代称为“后理论时代”并非我本人的发明，西方和中国学界都有人持有类似的观点，西方学者的命名还在我之前，只是当时由于孤陋寡闻，竟然对此全然不知。[1] 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文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带有某种“后理论时代”的精神特征。也许在一些不关心理论的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侈谈文学理论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作为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我们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不但要谈，而且还要为加快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进程推波助澜。[2] 在这方面，最近已有学者先行一步，他们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困境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展望 [3] 成为本文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当然，本文的写作也是对我既往学术观点的延承和深化。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我们说，“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具有自己的特色，并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具体体现在何处呢？如果说，“后理论时代”确实有着与理论的“黄金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特征又体现在何处呢？对于上面这两个问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做出了简要的概括和回应。当时在我看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下面这几点可以概括当今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1）后殖民理论的新浪潮；（2）“流散”现象的突显及流散写作研究；（3）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4）生态批评和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5）文化研究的跨文化新方向；（6）性别研究、（女）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7）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8）图像批评与视觉文化建构。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还不够全面，还应该再加上另外两大重要的理论思潮：世界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4] 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纯粹地来自文学实践，它也来自其他学科或领域。来自文学理论界以外的一些理论家往往将自己的理论强制性地用于文学现象的解读，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文学理论越来越远离文学。对此，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干脆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理论”，并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回到前理论时代的天真烂漫的时代。[5] 人们不禁要问，情况果真像伊格尔顿所估计的那样悲观吗？如果说，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还说得通的话，那么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则有些不合逻辑了：文学理论刚刚演变为范围更广的文化理论，而后者尚未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怎么可能一下子又成为过去了呢？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首先应该为当今的文化理论作一个准确的定位，也即它究竟较之传统的文学理论有何独特之处，以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之所以称当前的时代为“后理论时代”，并不是否认理论的存在，而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发展已经有了不同的方向和特征。上面所描述的“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虽然大多出现在西方的语境下，但这些理论思潮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并滋生出不同的变体，因而具有相对普遍的意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变体也看作中国文论的一部分。而我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则应“穿越理论之间”，也即既穿越于西方与中国的理论之间，同时也穿越于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这也许正是“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所显示出的“混杂”和“多声部”特征。[6] 近十多年来，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并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在经济上，中国应该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仍然一枝独秀以及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上面。在文化上，中国也受益匪浅，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够全方位地把握这一机遇。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向国外传播文化和理论的一个难得机会。换言之，对于我们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也正是大力推进中国文论国际化的大好机遇。在传播我们的理论之前，首先要对自己的理论做出梳理和建构，以辨识哪些是别人已经有的理论，哪些是在借鉴别人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消化逐步转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哪些才是我们自己所独有和原创的理论。否则的话，不了解国际文学理论界的发展态势，一味重复别人已有的成果，即使通过翻译的中介传播出去了国外学界也不会认可。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中国文化外译的成败得失中看到。

因此，我们既应当有广阔的东西方文化视野，同时也应当对文化的某个方面，如文学，进行精深的研究，此外还应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承担起文学和文化理论重建的重任。就比较文学而言，当年由歌德设想后来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雏形，在经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比较文学终于进入它的最高阶段：世界文学阶段。文学理论也与之相类似：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直被当作诗学和文学理论界的金科玉律，后来的西方理论家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视角对之加以修正或发挥，因此他们的“创新”也只是一种“传承式”的创新，而非对前者的全盘否定。文学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欧洲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后来一批有着深厚理论素养的东方学家逐步认识到这一局限，开始把目光移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从那里的文学和理论中发掘新的资源，从而开拓出比较诗学或比较文论的新领域，为东方文论观念和美学原则跻身世界文学话语体系打开一个突破口。

毫无疑问，在有着全球化特征的“后理论时代”，传统的注重形式的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理论” (cultural theory) 或“理论” (theory) 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注重形式的文学理论已经死亡，实际上它仍然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叙事学就依然有着众多的研究者和关注者，而且从叙事学最近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已经走出了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地，进入了整个人文和历史的叙事宏大语境。[7] 同样，任何一种出自西方的理论若要成为普遍性的理论就必须能够用于解释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但是具有悖论意义的恰是，任何一种出自非西方的理论一旦被西方理论界“发现”，就有可能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由一种带有本土特征的“地方性” (local) 理论逐渐发展演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 (global) 理论。由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西方学者和前殖民地学者共同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样，由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海外华裔学者发展建构的第三代“新儒学”也正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经历着某种“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的过程。可以说，经过改造和重新建构的“新儒学”若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必将在“后理论时代”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作用。它至少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性的文化理论话语，与出自西方语境的现代性话语形成一种双峰并峙的格局。

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文学始终面向世界开放，并且深受西方文学及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影响。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中国与自己的传统离得更远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也即中国学者十分注重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但外部世界却不太关心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界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当代中国吸引了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但其中大多数人所关注的只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8]，很少关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自说自话”状态。这种文化学术交流上的不平衡状态应该在新世纪有着根本的改变。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汉语的崛起并成为另一大世界性语言日益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推进，现已在全世界123个国家建立了465所孔子学院，其任务就是大力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9] 如果汉语的发展仍然保持现在这个势头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促使汉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它在某些方面将起到英语所无法起到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成为与英语互动和互补的世界性语言。但是汉语复杂的书写方式和语法规则导致了汉语在全世界普及的困难，因此要让外国人在短时间内掌握这门语言并表达复杂的思想理论大概是不现实的，即使对有着深厚汉语基础和中国文化造诣的汉学家也绝非易事。那么在向全世界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和文学理论方面，我们除了借助于目前仍处于强势地位的世界通用语——英语外大概别无选择。虽然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大多数学者还不能用英语写作和发表文章，但在国际同行以及翻译中介的帮助下，不少中国人文学者已经开始活跃在国际学术界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在以下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可以见到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New Literary History (新文学史)，Critical Inquiry (批评探索)，boundary 2 (疆界2)，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现代语言季刊)，Semiotica (符号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比较文学研究），ARIEL (国际英语文学评论)，PMLA (现代语言学会会刊)，Neohelicon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等。这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国际上“失语”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疑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可以预言，随着中国人文学者的国际意识日益强烈，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著作展现在国际学术界的舞台。在这方面，比较热心于出版中国问题研究著作的国际著名出版机构有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普渡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公司，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路特利支 (Routledge) 出版社，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公司，新加坡的马歇尔·卡文迪西出版社（Marshal Cavendish Academic），以及荷兰的博睿出版社（Brill）。在这些出版社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博睿出版社近来还约请中国研究专家从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优秀著作中物色佳作，组织翻译出版。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用汉语书写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也必将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终打破文化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格局。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将如何把握这一难得的机遇呢？

“后理论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

如前所述，我们现在正处于“后理论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工作者有何意义呢？我们经常说，只有抓住机遇才有可能发展自身，“后理论时代”的来临的确为我们非西方理论工作者步入当代世界理论前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文学理论在西方遇到了困境，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遭遇困境。坦率地说，中国是一个文学理论大国，高校中从事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教学研究的教师数量众多，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地方社会科学院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再加上中国作协以及各地方作家协会中专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人员，这支队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最为庞大的。那么，我们的理论产出又如何呢？对此我们照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产出从数量上说来确实是惊人的，在中文的语境下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与我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频繁发表论文并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这一事实相比，我们马上就会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地：中国的文学理论一旦走出国门，在中文世界以外所产生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西方二流理论家的著述很容易在中国找到译本并常常受到追捧，而中国顶尖理论家的著作却难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甚至在英语世界的权威学术期刊或著名的出版机构都很难有机会刊发和出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完全有能力冲击《科学》和《自然》这样的世界顶尖学术期刊，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就不能达到这一境地呢？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产生了一定的激励和鞭策作用。中国文论进入世界主流话语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目标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想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证明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人想通过阅读中国文学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这当然也有几分道理，因为毕竟文学的市场要大大地好于文学理论和其它人文学术著作的市场。但是我们也不能以此为由来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和人文学术在国际学界的“失语”状态和“边缘”地位作辩护。当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人文学术要想跻身国际主流还有一定的难度，但绝非不可能做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当下的个案来说明这一可行性。近十多年来，来自小民族和国家斯洛文尼亚的斯洛沃热·齐泽克 (Slavoy Žižek, 1949- ) 的理论学说不仅在西方学界广受推崇，而且又通过英语世界的中介旅行到中国，齐泽克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界也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显然，齐泽克在西方学界并不只是被看作一个来自前东欧阵营的异己分子，而更是被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甚至被一些国家的理论研究者奉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连英语世界的文学和文论教师都很难在上面发表论文的国际顶级文学和文化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 等也争相发表他的论文或访谈，[10] 这些均为他的“非边缘化”和步入中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还在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受到了空前的“礼遇”：他以访问教授的身份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数十所著名高校发表演讲，并多次在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批评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主流媒体的追捧，大有超过当年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在美国受到追捧的情形。更有甚者，通过翻译的中介，齐泽克的主要著述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中文语境中亦拥有众多翻译者、读者和研究者。这与中国的一流学者和理论家在西方世界所受到的“冷落”之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11年，由美国杜克大学主办的东亚研究权威学术期刊《立场：东亚文化批判》(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约请加拿大华裔学者吕彤邻主编主题专辑《从中国的视角讨论齐泽克和从齐泽克的视角看中国》(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n Žižek and Žižek’s Perspective on China) [11]，该专辑发表了吕彤邻本人、美国华裔学者刘康以及中国学者张颐武和杨慧林等人的文章，再加之齐泽克本人的两篇文章和一篇针对刘康文章的回应性文章，形成了一种理论的争鸣和对话。虽然争论的双方所使用的理论话语都出自西方，但所讨论的却是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通过这样的理论争鸣实际上实现了理论的双向旅行和重构。试想，一家以东亚研究为主的学术期刊竟以整个一期作为主题专辑来讨论一个非中国研究的东欧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这一现象实属罕见。这也充分说明西方的中国研究学界希望听到一些非西方和非中国的“第三种”声音，而齐泽克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齐泽克已经不仅仅被看做是一位来自小民族的非西方阵营的学者和理论家，更被当成一种非西方但能代表国际主流的声音，来和两岸三地及华裔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行平等对话。这无疑对试图走向世界并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中国学者和理论家是一个启示。作为兼通中西学术和理论并能用英语著述的中国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同时，要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真正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光靠少数人孤军奋战是难见成效的，必须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对于这一点，学界应予以更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2010 年出版的国际权威的《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二版) 收录中国学者著作这一事实中看到希望。[12] 这预示着曾长期为欧美理论家把持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完备了，国际学界需要听到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理论家的不同声音，尽管这些声音中依然透露出不少西方的影响，但却拥有更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文化精神。可以预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全方位走向世界并进入国际学术理论前沿的时代，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理应充当先锋。对此我们决不可妄自菲薄，也无需妄自尊大，因为前者将导致我们在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中怯场和失语，后者则会使我们中一些人的思想滞后达到惊人的地步。国际权威性的理论批评文选的主编已经意识到，要使得一部理论批评文选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就不能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应当向更为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开放。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着自己的独特传统，因此随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著作外译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中国文学理论家更加频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可以预言，未来的《诺顿理论批评文选》将收入更多中国当代理论家的著作。同时，另一些权威性的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也会应运而生，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文学理论已经真正走向世界并对世界文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了。为了缩短这一时间，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一些对策。

首先，我们要认真梳理对当今国际文学理论界有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经典理论著作，组织中外合作翻译，并由本领域内的一流专家撰写导论，对这些著作进行深入的评介和阐释，尽可能准确无误地将中国文学理论的精髓译介到国外，首先译介到英语世界，然后再由英语世界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也是那些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的成功经验。

其次，经过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多年培养，新一代中国人文学者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兼通中学和西学，掌握一门甚至多门外语的阅读和写作技能，并能无障碍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他们完全可以直接用外语著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观点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样既可以避免由翻译而导致的不必要的“叛逆”和误译，也可以把当代学者对文论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介绍给国际文学理论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久居国外，回国后一时难以适应国内的学术环境，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尚且困难重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积极性和创造力。国家教育和科研部门应及时发现并挖掘这股潜在的学术力量，给予大力支持，使他们早日发挥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的先锋作用。

再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攻读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生学位，我们完全可以在他们中培养出新一代的优秀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学成回国后，一方面可以在教学中普及中国文学和文论，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著书立说，为传播中国文学和文论作出我们中国学者无法作出的独特贡献。在这方面，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海外汉学家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已经并将继续作出的独特贡献。他们所发出的“另一种声音”也许现在还很微弱，但随着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由于一大批中国两岸三地及华裔学者的加盟，海外汉学家的队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新一代汉学家，尤其是华裔学者，一改以往的“重古典轻现代”的做法，更加注重对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他们予以关注并加以分析的对象不少是中国当代的文学和电影文本，因此也起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能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走向世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论

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国际化的问题，国内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予以充分重视，张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访谈，不仅对当代西方文论所遭遇的“强制阐释”之困境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也对如何推进中国文论走向世界作出了阐述。他指出，要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中国当代文论国际化的问题上来，而不能仅仅纠缠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这个老问题上。应该说，张江不仅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出发，针对当代西方文论所遭遇到的困境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性分析，同时也站在中国学者的本土立场，提出了若干促使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对策。张江的看法是基于他对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研究和反思而提出的，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此外，他也根据国内文论界的现状，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的三点策略：（1）全方位回归中国文学实践；（2）坚持民族化方向；（3）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如果说前两点是大的方向和方针的话，最后一点则告诉我们该如何进行具体操作。[13] 在此，我想作出回应和进一步阐述，以就教于张江先生。

关于第一点策略，张江在文章中指出了这样一个紧迫的问题：“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外来先验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西方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梳理，让理论的来路重归文学实践。” [14] 这应该说也是我们每位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困境，西方的一些理论家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心：他们一方面眼看着理论的跨学科性和泛文化性愈演愈烈而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促使文学理论返回到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上。但是既然文学理论在当今时代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们还有必要再返回过去的老路吗？走回头路显然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实践也证明，它无助于挽回文学理论衰落之境地。对此，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对策。

十多年前，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在一本题为《理论之后》的小书中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但他在描述文化理论衰落的种种征兆之后又呼吁人们返回到“前理论的天真烂漫时代” (an age of pre-theoretical innocence)。[15]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在其后的著作中依然徘徊于文学理论、文化批评和社会政治批评之间，并没有为挽救文学理论的危机作出什么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国文论家卡勒早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文学理论的多学科来源和跨学科走向，就主张用“理论”或“文本理论”等术语来概括这种情景，但他最近则重新拾起已被他抛弃的“文学理论”这一术语，提出了“理论中的文学性” (literary in theory)这一颇有见地的观点。在他看来，理论中的多学科来源和跨学科方向是一种大趋势，文学理论家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来自文学以外的）理论中发现文学的因素。卡勒于2011 年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高校作了巡回演讲，他在演讲中反复描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向，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1）叙事学的复兴；（2）更多地谈论德里达而较少谈论福柯和拉康；（3）伦理学的转向；（4）生态批评；（5）后人文研究；（6）审美的回归。[16]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六个方向都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理论却不在他归纳的范围之内。当我针对他的这种粗线条概括提出质疑时，他的答复也依然含糊其辞，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予以回应。显然，卡勒这种带有“去意识形态化”的描述试图把漫无边际的理论拉回到文学理论的轨道上来，和张江所担心的文学理论偏离文学批评实践的怪现象不谋而合。这也说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在讨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时已经接近并达到了可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认识高度。张江的努力还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就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策略和路径作出阐述。张江指出“：时代变了，语境变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方式也变了，甚至汉语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异。在此情势下，用中国古典文论套用今天的文学实践，其荒谬不逊于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 [17] 在这里，张江正好说出了问题的两个极端：其一是对西方文论概念和术语的生搬硬套“，强制性”地用它们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这一点他是坚决反对的；其二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中国古典文论来套用今天的文学实践，这在他看来也是“荒谬”的。那么，他所主张的是怎样一种批评阐释呢？

张江认为，在了解了西方文论曾经历的内外部转向后，我们应该针对中国文论界的现状提出自己的对策，也即要“融入世界，与西方平等对话”，他认为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有了这种愿望，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又强调“对话的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异质性，有独特价值” [18]，也即他所谓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至于如何统一，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他在文章中并没有作详细阐发。在另一篇访谈中他倒是弥补了这一缺憾，提出了自己的“本体阐释”的设想。[20]

张江的努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就是要使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理论”返回到它的出发点，也即返回对文学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原点，而非用于解释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这一点和我所描述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状况基本一致，也即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将失去其大而无当、无所不能的功能，它将返回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和研究上，它也许会丧失以往的批判锋芒，但却会带有更多经验研究的色彩和分析阐释的成分。也就是说，理论应该果断地回到它应该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包打天下。这也是伊格尔顿十多年前就已经呼吁过的，在那篇题为《文化之战》的文章中，他在论述了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状况之后指出，文化的滥用已经使这个辞藻变得厚颜无耻，我们应该果断把它送回到它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21] 同样，张江的意思在我看来也是如此，理论已经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它的大而无当已经令不少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感到厌倦，因此我们应该让它返回到它应该发挥功能的地方，即对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上来。

在阐述了中国当代文论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之后，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后理论时代”的来临，虽然标志着文学理论在西方的衰落，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其他地方也处于衰落的境地，可以说它为非西方文论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与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论平等对话铺平了道路。抓住这个机遇，大力发展和深化中国文学理论的现有成果，并把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们就有可能在西方文论界遭遇困境的地方作出我们自己的建树。如此，也就正如张江所说，我们就能够与西方乃至国际文论界平等对话，因为要想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资格，也即“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异质性，有独特价值”。那么这种异质性如何产生呢？一味跟进别人便丧失了自我，而对别人的成果全然不顾、全部依赖自己提出的一套理论，这至少在现在是无法实现的，更无法让别人认可并接受你。那么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在跟进西方理论的同时加进本土的东西，使得西方强势话语的“纯正性”变得不纯，也即取得中国文论的“异质特征”，接下来在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对之进行改造或重构。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时所能采取的有效策略，也是我近十多年来通过与西方学界交流和对话而不断尝试削弱西方中心主义强势话语的一点尝试。我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以及将产生的国际性影响始终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同时也希望世界文论或世界诗学的时代早日来临。

注释：

[1] 参见Ernesto Laclau, “Preface”, in: Martin McQuillan, Graeme Macdonald, Robin Purves and Stephen Thomson 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b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 年第3 期；《“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 年第2期；《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学术月刊》2013 年第5 期。

[3] 参见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辨识——兼及中国文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

[4] 参见王宁：《世界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 期；《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前沿》第九辑，2012年；《“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 年第6 期。

[5]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 1.

[6] 参见王宁：《穿越“理论”之间：“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化建构》，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32期（2007年10月）。

[7] 这方面尤其可以从2014 年国际叙事学年会的一些分会和圆桌会议的主题中见出端倪。

[8] 例如，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刊Daedalus 今年就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主题专辑，由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主编，所收文章几乎全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参见Daedalus, Vol. 143. 2, 2014。

[9] 周朗：《孔子学院魅力何来》，《人民日报》2014 年9月12日。

[10]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齐泽克自1998 年以来，一共在《批评探索》上发表了11 篇论文，是该刊有史以来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专事文学研究的《新文学史》也于2001 年发表了Christopher Hanlon 的长篇访谈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st-Political: An Interview with Slavoj Žižek”,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2. 1, 2001, pp. 1～21。

[11] Cf.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19. 3, 2011.

[12] Cf. Li Zehou,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View”, in: 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10, pp. 1748~1760.

[13]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辨识——兼及中国文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

[14]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辨识——兼及中国文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

[15]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p. 1.

[16] Cf.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Today”, 2011 年10 月25 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17]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辨识——兼及中国文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5期。

[18]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的辨识——兼及中国文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

[19] 关于张江“本体阐释”的具体内容，参见毛莉：《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6 月16 日。

[20]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战》，王宁译，《南方文坛》2001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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