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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民 | 学术研究的路径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2021-03-17

【作者简介】

张清民，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主任、《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兼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通讯评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与美学。主持承担2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获多项省级科研奖励。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80多篇，相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哲学动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美学》《外国哲学》等转摘或全文转载。

张清民教授

学术研究的路径

（本文选自《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张清民著，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古人治学特别讲究 “师承” 与 “家法”。“师承” 是溯其源，家法是衍其流，二者共同的主旨是强调 “学有所本”。

为什么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所本呢？因为学术发展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或思想，都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累。要突破旧知识，就必须了解有哪些旧知识，如果研究者连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哪些东西是旧的都不清楚，他又怎么弄出新的东西来？在研究实践中，不了解历史，注定会出现尴尬。就研究对象来说，研究者无法知道哪些东西别人做过，哪些别人没做过，很可能重复别人劳动而不自知，把被淘汰的老问题当成新发现，成为学界笑柄；就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来说，研究者对其性质必然难于鉴别：是真还是假，属于原创性还是继发性，已经过时还是方兴未艾，原地踏步还是有所推进，若属推进推进有多少。因此，凡有经验的学者，“其治一学，必先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 [1]。

要做到学有所本，就必须了解学术发展的本源与支脉，这种做法，前人谓之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2]，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从专业角度了解相关对象的研究历史。研究者通晓了相关对象的研究历史，才能知道前人做过哪些工作，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自己还能怎样做；只有通晓研究对象与同类或异类对象的撞击、交流、融会状况，才能避免无效或重复劳动。

人文学者的从业者应当通晓的历史包括下述几个对象领域：

专业史：就是研究者所从事专业的学科发展史。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应当通晓文学专业的专业史，包括本国和外国的各体文学史。文艺学专业的研究者，应当通晓文艺学专业的专业史，包括本国和外国的各体文论史、批评史。比如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能不看韦勒克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

学术史：就是本国和外国的学术发展史。没有学术史的训练，做起研究来往往会感到捉襟见肘，史学家顾颉刚在读书过程中一度“很感受没有学术史的痛苦” [3]。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成果自先秦时期就不乏杰作，庄子的《天下》、荀子的《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中的《儒林传》等，皆可视为学术史之作。明代以后更有大部头专著问世，如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代学者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所著《畴人传》，晚清学者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这些著作对相关时段的学术发展史叙其源流，考其原理，论其得失，不但给后人提供了丰瞻的史料和思想资源，也给后人评价相关学术成果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视角。西方学术史著作中，美国人洛夫乔伊所著《存在的巨链》、英人约翰·埃德温·桑兹所著《西方古典学术史》颇可一读。

思想史：就是本国和外国的思想发展史。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思想史很难分开，所以，前面学术史部分所列的古典之作自然也可视为思想史著作来读。中国现代学术受西方学术格局影响，开始有了专门的冠以“思想史”字眼的著作。其间，钱穆著《中国思想史》，徐复观著《中国思想史论集》，胡秋原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等，比较具有代表性。西方学术史著作成果中，美国学者理查德·塔纳斯著所著《西方思想史——对形成西方世界观的各种观念的理解》、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著《西方现代思想史》等，颇可一读。

哲学史：就是本国和外国的哲学发展史。和专业史、学术史、思想史的阅读一样，要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去读，中国哲学史部分，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不能不读。要了解西方哲学史，下述著作不能不读：亚里斯多德著《形而上学》（这是一本简明的“古希腊哲学史”）、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著《哲学史教程》、罗素著《西方哲学史》、艾耶尔著《20世纪哲学》、施太格缪勒著《当代哲学主流》、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

阅读史的著作时应当注意版本选择。版本选择的原则是：有名家所写的专著就不读普通的著作和教材。即便同是教材，有个人独著的就不读集体编写的，因为集体编写的教材在水平、体例、风格等方面很难保持统一。

二、多方结合，学术会通

学术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方一隅，“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4]，因此，除了史的基本训练，研究者务必还要注意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会通。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缺乏横向交流，故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说。在现代社会，研究仅仅停留在时间之维的“通古今之变”，显然不够，必须还能在地域之维上“通中外之变”，在逻辑之维上“通科际之变”。这几个方面的会通，王元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 [5]。从现代知识状况来说，不同学科间的影响与渗透早已超出了文史哲的范围，因此我把王氏三个“结合”改换为这种说法：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科际结合。这三类结合的着眼点是有差异的：古今结合的着眼点是学术传承，中外结合的着眼点是学术交流，科际结合的着眼点是学术互渗。

先说 “古今结合”。每个时代的人文学术问题固然有其不同的对象、范围和目标，但在给社会提供协调和伦理规范之类的目标方面则是一致的。每个民族在文化发展上都存在一个思想延续性的问题，不把现实的学术研究与本国古代思想结合起来，现实的对象和问题也一定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比如，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离开中国古代“中和”的思想基础，能真正说得清楚吗？

再说 “中外结合”。新思想的产生有赖于不同思想类型之间的交流与撞击，中外思想必须结合。但这个结合最后还有一个落脚点问题。清末学界把这个问题归结为 “中体西用” 与 “西体中用” 的问题，即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谁是根本、谁是工具或手段的问题，这个问题延续到现代也没有解决。我以为中西体用之争之所以没能争出个结果来，关键是没有找到真正的 “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表述中，把 “学” 作为落脚点，而 “学”——无论是 “中学” 或是 “西学”，都只是天下之学的一种类型，各有其利弊，哪一种学术都没有资格充任 “老子天下第一” 的角色。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学术研究的 “体” 的认识应当转换一下角度，把它从“学”的方面转到社会实践及现实生活的需要层面上来。换句话说，学术研究的落脚点一定要放在本土生活的经验层面，无论研究本国学术或是外来学术，都必须回到现实问题这一维度，本土生活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才是 “体”，这之外的任何学术、思想、知识都是“用”。在学术兴趣或理论偏好上你可以攻庄子、王阳明，也可以攻康德、海德格尔，你可以大谈特谈他们的思想。如果你不把古人或外国人的思想融入到当下本土生活或问题的经验中去，这些思想终究无法化为自己的理论血液，你的谈论最终也只是玄谈，甚至会流于空谈。每个思想家所思考和谈论的问题都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生活相关，这些思想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当下本土文化经验的思想资源和养料。古人的思想再深刻，外来思想再新鲜，它们也只是学术研究中的 “用” ——解决本土经验中现实问题的工具或手段。

然而，“体”、“用” 对立的观念到现在仍然潜在存在着，它表现为究竟该看中国的书还是该读西方的书。执这种论调的人只看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差异和冲突，却没有看到文化间的融合与共生。思想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可以共享，但外来知识和思想经过吸收和融合后才会实现共享。当然，知识、思想的吸收、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外来知识和思想还没有融入本土思想时，显得陌生，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外在印记也在情理之中。外来知识和思想一旦融入人们意识深处，人们不会再考虑它的地域归属。比如佛家的虚空思想，经过上千年的流传，谁也不会在谈论有关宿命的问题时再追溯到印度佛学中去；再如人们提到 “平等” 思想时，人们不会先分析一番西方平等思想的来龙去脉，再谈人与人之间应不应该平等。强调东西文化各自的独立性，无可非议，但若一味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对立起来，就没有道理了。古人云：“万物一理。” [6] 清末学者王国维明白这一点，他提出 “学不分中西”，因为事物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至于这问题是东方人发现的，还是西方人发现的，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如果人家先想到提出来了，我们只管拿来用就是，没有必要在问题的发明权上争来争去，更不能因为问题不是我们发现的就拒斥。电灯、电话、电视、火车、飞机，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已是 “日用而不知”。万物虽然 “一理”，但万物之 “理” 究竟是谁先发现，那要看谁具备发现的条件与智慧了。因为物之 “理” 是人家先发现的便为之忿忿不平，对之拒绝排斥，或者把它搁置在自己关注的精神目标之外，如此在精神气度上显得十分狭隘。明乎此点，人们在讨论东西方思想时便不必再执着于东方本位还是西方本位了，即不必执着于思想的文化身份归属问题了。

最后说 “科际结合”。“万物一理”，人间种种精神活动和学术探讨，终究是为了对万物即整个世界获得一种理解。每种学术都只是从一个特定的领域或角度对事物进行解剖和分析，其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现代专业分工是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深入的结果。大的理论家或思想家决不会仅仅把自己的工作或研究领域局限于某一专业、某一方面，因为学科知识之间互相渗透，学术思考才会产生广度和深度，任何一个研究者在学科专业上画地为牢、自我封闭都不足取。以上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说。从方法论上说，同样的对象或材料在不同的学科视角和阐释模式下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意义。学术视野越开阔，参照点越多，思维的空间越大，思路也就越开阔，在研究视角、方法和研究模式的选择和应用间也就越从容，理解和思考的深度就越大。一个现代学者如果对自己从业的学科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其研究不论主观愿望如何，结果都难达至大家气象。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要想取得突出的成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人为的障碍，从自己从事的专业以外吸取思想养料。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游刃有余。

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不要把文学理论的身份定位得那么单一，不能仅仅把范围局限在 “纯文学” 领域，须知许多有关文学的思想、学说不一定在带有 “文学理论” 字眼的书中。

三、视野博通，方向专精

学术研究中还存在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也就是处理研究的面与点、量与质的关系。博而不精，蜻蜓点水，难成其深；专而不博，格局不大，难见气象。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尚 “博”，学术研究的目标被定位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学术研究目标举凡自然事理、社会生活、个人道德，几乎是无所不包。因此，古时学者大都是硕学鸿儒、学术通人。随着知识的累积与发展，学术分工势在必行，后世学人在综合研究时力不从心，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做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得不缩小。西哲黑格尔言：“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 [7]国人章学诚亦言：“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患己不能自成家耳” [8]。他还说：“业必能专，而后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 [9]，“趋向专，故成功也易” [10]。20世纪初，中国学界受西方学术影响，研究性质和范围发生转变，学人治学务为 “专家”，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精通一域。被称为 “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 的福柯也说：“如果我想成为专业的学者，那么无疑应该选择一个专业领域，而且固守这个领域，选择一个疑难问题，要么解决它，要么改变它。” [11] 中国学者陈垣在谈治史的经验时说：“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 [12 ]其实这类道理老百姓都懂得：想同时捉两只兔子，结果一只也捉不到。

专业化研究是现代社会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共有的特点，西方自19世纪以来，各类学科研究都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不同学科之间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专业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是让人对某一对象有了精深细致的了解，其缺点是认识的范围过于狭窄，见木不见林，出了自己的专业，就一无所知。事实上，无论研究主体还是研究客体，本身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专业范围和学科门类只是人们为了局部认知的方便进行人为划分的结果。每个研究者都应当看到自己所从专业的范围局限，力争在视野上拓展自己的认识空间。

“专” 的含义有二：

一是就范围言，指研究领域不宜过宽。戴震谈到专的意义时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13]

二是就对象和问题言，指研究目标专一，集中在一个对象、一个问题、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咬定青山不放松，而不变来变去。在这方面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大思想家一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戴震言：“守一说之确者，终身不易乃是。” [14 ]学者钱穆自述他一生困于一个问题：“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 [15] 如果研究对象或问题变来变去，只能是一无所成。钱穆回忆，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有两个学生，一个南通钱某，一个桐城的严耕望。钱生“博览多通”，但不能确定自己的研究兴趣，“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终无所成，而严耕望 “专精一两途”，终成一代名家。[16] 在专的问题上，梁启超曾反省自己治学的弊病是 “爱博” “无恒”，“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17] 胡适也说自己 “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18] 沈从文论创作时亦言：“用心不专不深，成就即有限。” [19]

“专” 的长处是 “精、细、深”，其短处则是 “窄、狭”，局限性很大。因此，在 “专” 时应当注意 “严谨而不偏狭”。如果一个研究者 “终身守一物”，并且出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无所知，则此一生 “无有生趣矣。今吾国学者多蹈此弊……此大害也”。[20]

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目前真正“专”的人太少，真正博的人也不多。即使有一些学者虽然什么都敢大谈一些，但一碰到内行马上成为笑料。中国大陆“不专”有哪些表现呢？我以为有这样几个方面：

专业意识不强。围绕一个领域方向作 “窄而深” 的研究，持之以恒，且有丰硕成果的人太少。美学家蒋孔阳自述其治学经验：“我涉及的面虽然比较广，但我从事的工作却始终是单打一，始终只有一个点。” [21] 这种情形，在当下中国学界实在太少。

个案研究少。围绕一个对象、一个问题、一种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探讨，这样的研究太少。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从一个小村庄的发展透析一个时代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种个案很值得人文学者借鉴效法。外国学者如美国韦勒克之《批评的诸种概念》、波兰学者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这类著作对学科基本概念的梳理功夫，让人心服口服。

专题深入掘进不多。就文学理论研究来说，泛泛而谈的文章多，就问题具体展开分析的少。这种研究的结果往往是点到为止，或随他人亦步亦趋，或有发现无推进。克服这一点并不难，只须老老实实向这方面有成就的学者借鉴就是。被人称为 “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 的法国学者福柯，所做研究既 “专” 又 “深”，他对性、监狱、疯狂等的研究，可以说非常专门化，他从中发掘的东西，阐释的深度，却又为一般学者所不及。

“博”与“专”不能搞得太对立，“博” 与 “专” 的关系犹如金字塔的塔基与塔尖，没有“博”作为基础，“专” 的尖端与高度肯定达不到，例如，一个对研究对象所在学科历史不熟的人，专题研究肯定做不好。专业有界，研究无界：“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 [22] 处理博与专的关系必须注意其间的度：务博勿失之浅，务专勿失之隘。合理的处置方式应当像渔夫捕鱼那样：全面撒网，重点收网，先放后收。“博”，不能博得无边无际，而应当紧紧围绕自己研究的方向，然后再去博涉专业领域以外其他学科的知识。“专”，也不能专得坐井观天，专攻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的专不能导致精深，只能导致片面。深刻的认识必是来自专业基础上的知识会通。

参考文献

[1] 素痴（张荫麟）：《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学衡》1928年第64期。

[2]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45页。

[3]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7页。

[4] 钱钟书：《〈谈艺录〉序》，《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序言第1页。

[5]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311页。

[6]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1191页。

[7]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4页。

[8] 章学诚：《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9] 同上，第173页。

[10] 同上，第276页。

[11] 福柯：《对真理的关怀》，《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