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渭绒 | 庶民理论与权力视阈下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再解读
【作者简介】
赵渭绒,女,陕西渭南人。2009年于四川大学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专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比较文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先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专著1部,参与编写教材5部,《比较文学概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比较文学》(副主编)、《西方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写作》等。独立主持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多项。获201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杰出青年学术人才基金”资助。荣获四川大学人文社科重要成果奖(2012年);荣获四川省第八届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年)。另有散文《一个人的敦煌》、《喀纳斯的水》、《半世花落忆韩国》等。
庶民理论与权力视阈下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再解读
(本文原刊于《燕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此文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录。经期刊与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尔·马尔克斯除《百年孤独》外另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学界大多对其从爱情主题进行解读与分析,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认识。文章通过后殖民视阈下的庶民理论与权力理论对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试图说明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与男主人公阿里萨的爱情是一部权力宰制下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庶民;权力
创作于1985年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在《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马尔克斯曾说,他试图在作品中讲述一种能够使人们可以将之珍藏心头并保持终生的爱情,同时也声称《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最好的发自内心的作品。纵观学界,多数评论观点将之认为是一部爱情圣经或爱情大全,多从爱情主题进行分析与论述,这种认识成为目前学界的一种主流认识。本文通过后殖民视阈下的庶民理论与权力理论对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试图说明主人公费尔明娜与阿里萨的爱情是一部权力宰制下的爱情悲剧。
尽管有资料表明,小说故事的原型是马尔克斯父母的爱情,其父亲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过这点,我们从来没有否认它是一部关于老人的爱情故事。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意识停留在小说文本的爱情主题,无疑就会折煞小说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从权力视阈的角度进行解读对于洞察作者的机智与揭示事物的本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细读文本,我们不难看出:在小说中,乌尔比诺医生是权力一方的象征与隐喻,而他之外的其他人代表着权力之外的 “庶民”。小说文本通过众多人物的设计与塑造建构了一个上层对下层,殖民与被殖民的主从关系。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7年-2014年)
众所周知,“庶民” 一词的最早的使用应该追溯到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他首次将 “庶民” 作为理论术语来使用,用来指称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注视不到的底层人民” [1]。它的英文写法为Subaltern,也有译作属下,下层,底层的。在葛兰西那里庶民更具有阶级特点,斯皮瓦克将一进一步扩展延伸,使用它写出了一系列带有后殖民色彩的论文与著作。本文的庶民一词,将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指称那些在任何社会中被宰制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人民。笔者认为在庶民这个概念里,理应包括阶级、种族、年龄、性别与经济与社会地位等诸多层次。庶民,往往是在某一社会体系中明显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受到压迫。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公共领域与私人场所无一例外地受到压榨、剥削与歧视,尽管这种剥削与压榨有时候是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进行。此外,庶民一词还包含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诸如下级对上级,穷对富,女对男,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等等。本文中的庶民特指除了乌尔比诺医生家族之外的在作品中出现的其他人物。
为了表述的方便,下文以人物为线索来揭示权力主体是如何展现权力及操纵庶民阶层的命运的。
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
权力空间的分布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合谋
小说描写的加勒比地区的商业城市是一座殖民城市,这个城市的一面是令人厌恶的美洲奴隶市场与令人作呕的生存环境,另一面则是欣欣向荣的经济繁荣与屋大风凉的高级别墅。作者通过乌尔比诺最好的朋友德圣阿莫尔的黑白混血的情人之口说出了,这座城市就是 “穷人等死的坟墓”。小说一针见血地描绘了一幅城市景象:“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跑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舞……” [2] 而在港湾的另一边坐落着社会上层人士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儿可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底。……” [3] 而维也纳摇椅、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名贵的土耳其地毯等精美器物充斥在屋子的各个角落,就连钢琴上也盖着一块名贵的马尼拉披肩;书房里的每一册书都裱着小牛皮,书脊上用烫金的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连他的心爱宠物鹦鹉的心智也好像不比老城区的那些下等民众低,他甚至教会了这只鸟儿拉丁弥撒中的伴唱和从《马窦福音》中挑出来的几段经文,以至于共和国的总统苏亚雷斯也亲自带着全体内阁部长来了,为的是想要一睹鹦鹉小姐的芳容与她美妙的歌喉。
乌尔比诺医生自小降生在一个古老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有着象征着家族荣光与祖上荫庇的长长的姓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在家族良好的照拂下健康长大。青年时期他留学欧洲,用在巴黎的著名大学和名师那里学到的专业医学知识开办了加勒比各省第一家医学协会并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用最新的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因此声名远播;虽然他拒绝接受任何官职,却有人时不时地主动给他;成年时,他娶了加勒比地区最美的女人为妻,婚礼由曾担任了三次共和国总统的哲学家、诗人和国歌歌词作者拉法埃尔·努涅斯博士主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他死时,教堂响起了只有省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享用的丧钟,警示着全城人有位重要人物离世了。他死后,遗体放置于只有主教才有资格享用的棺木之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公共机构降了半旗,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全城因此哀悼了三天。
马尔克斯认为,权力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高级、最复杂的成果。在小说中的乌尔比诺医生无疑是权力的象征,区别于其他庶民,他无疑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印度社会历史学家G. S. 古里在《印度的种姓和阶级》中说:“种姓是一些自我发展的团体,因此,其成员权,不像那些自愿团结成为一个团体或是所形成的一个阶级,不是由选择决定而是由出生决定的。一个人的地位,并不像现代欧洲的阶级划分,所依赖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有幸所出生的那个种姓的传统的重要性。”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这种富而不贵的思想表露无遗,无论是作为暴发户的费尔明娜的父亲洛伦索·达萨,还是阿里萨的叔叔莱昂十二,尽管财富已经拥有的像罗马皇帝一样多,当有人说他是富人时,他还是强调:“富人?不,” “我只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4]在作品中,乌尔比诺的种姓、家族、阶级、知识与权力是上层社会权力的集中展现,他的出现是以拯救者的身份完成对贫穷、落后、愚昧的下层社会的救赎,小说中的霍乱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是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落后的政治、经济、思想、医疗状况居住条件的隐喻。
二、费尔明娜·达萨:
作为权力主体凝视的对象与权力操纵下的
自我重塑与臣服
小说中,费尔明娜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早死,父亲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发了横财,她屈从父权嫁给了一个并不爱的人,完成父亲将他的姑娘变成了一位高雅的夫人的心愿。在这场人生的逆袭中,当她已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夫人的时候,仍然感到周围空气中隐藏的敌意。
在家庭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上,她是乌尔比诺医生的附庸与私人保姆,时刻忍受着丈夫对她的性别压制与剥削。她的全部价值体现在料理饮食起居与及时地给浴室放上香皂。小说中提到如果费尔明娜问医生吃什么,他一定会在看报纸时头也不抬地说:“随便”。可一旦饭菜不可口,他就会往前一推并说,这顿饭没有用感情去做。总之,是牛肉不能是牛肉的味儿,鱼不能是鱼的味儿,猪肉上不能有斑点,鸡肉不能发现有一根毛。甚至为了浴室里放没有放香皂的问题,两个人冷战了四个月,就是因为医生认为放香皂是费尔明娜的份内之事。此外,她还要忍受来自婆婆与小姑子的阶级压迫,因为她们始终认为费尔明娜是来自比她们更低的一个阶级。她们迫使费尔明娜,“每天都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制的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为了让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做晚餐” [5]。而费尔明娜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习惯屈从于权力一方的习惯,忍受着从小也不能吃的茄子。
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吃茄子的情节,第一次是当弗洛伦蒂萨•阿里萨在追求了费尔明娜四个月仍然不见回音后,费尔明娜的回应,只要不逼她吃茄子,就同意结婚。第二次是五岁时,就因为说了声讨厌茄子,父亲就逼她吃下了为六个人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当她终于无法忍受吐出了已经变成碎末的茄子时,家人为了治疗她而强迫她灌下一碗蓖麻油,这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与痛苦,吃茄子变成了一生的恐惧与阴影。第三次是婚后,不得不在卡萨尔杜埃尔罗侯爵府遵从婆婆布兰卡夫人的习惯,面对每天食谱里变着花样的各式各样的茄子。吃茄子的情节绝不是偶然出现的,马尔克斯是一个极富经验的作者,他设计了这个情节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去发现。在这里,吃茄子已经超出吃茄子的本身,正如《雷雨》中周朴园逼迫繁漪吃药,事件本身不是吃与不吃的问题,而是权力的展现问题。谁决定吃,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正是权力在家庭领域中潜现。而更可悲的是这些是凭借着爱的名义进行的。爱你才让你吃茄子,爱你才让你吃药,权力对象的痛苦与忍耐倒映出权力主体获得控制感后的得意与满足。权力无处不在,大到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小到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
因此,费尔明娜这个看似已经通过出嫁而成功走向上层社会的女性,事实上却饱含屈辱,成为权力宰制的对象:在婆婆的淫威下,她不得不学习钢琴,忍受着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的刑罚。因为婆婆认为不会弹钢琴的女人绝不是一个体面的女人。此外,婆婆对她所有的一切吹毛求疵,包括对待丈夫的态度、走路的姿势、给孩子喂奶的方式、招待客人的甜点统统会成为招致讥刺与嘲弄的导火索,承受着来自权力主体的“凝视”与“宰制”。当她转而向自己的丈夫求助时,却悲哀地发现这个男人:“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她嫁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一个靠姓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6]在个人爱好方面,她与丈夫有着饲养动物的共同爱好,但他却立场严明,声称:“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不许进这个家”[7],意思是除了他本人喜欢的鹦鹉,其他的都不能养,这一切都说明着这个家真正的主人与主宰者是乌尔比诺医生,他才是权力的中心。费尔明娜作为妻子,并没有被尊重。她所爱的一切动物,在乌尔比诺医生看来:“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 [8],因而费尔明娜不能养它们,她要做的就是料理日常和及时地给浴室放上香皂。
在学校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宗教权力对费尔明娜的宰制,因为在课堂上写了一封关于爱情的纯洁的信,费尔明娜被圣童贞奉献日学校开除,闲居在家。当她被乌尔比诺医生看中后,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充当了医生的说客,条件是让她体面地复学,这样费尔明娜就可以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文凭,而当初被开除的原因则可以从档案里和大家的记忆里一笔抹消。德拉路斯嬷嬷无疑掌握着来自宗教与学校话语权,这个口口声声称爱情为罪过的人,现在却在求自己的学生嫁给乌尔比诺医生。她拿出了一串被克莱蒙四世祝福过的象牙雕刻的基督像金念珠来诱惑涉世不深的费尔明娜。而对于费尔明娜来说,一见到嬷嬷就想起了:“学校里所受的种种折磨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每日弥撒那难以忍受的无聊,考试的惊恐,新入会修女的卑躬屈膝,以及被精神上的空虚所毁掉的全部生活” [9]。但就是这样的学校却是上流社会的小姐们争相去上的学校,因为它会培养她们相夫教子的艺术,这就确保了毕业后可以嫁个社会名流作丈夫。被学校开除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沦落底层,无法翻身与出声,变成了失声的妇女,这就是福柯认为的 “正是在话语结构中权力与知识得以连结在一起” [10]。当校长嬷嬷看到自己的招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的时候便威胁到:“你最好放明白些”,“因为在我之后,大主教可能回来,跟他谈,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11]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从她所属的教会在美洲建立以来,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给了她们很多赞助。
在社交生活中,她的一些行为包括抽烟、骑车等,始终被上流社会认为是粗鄙和低级的。因此,即便在自己的家里,她也不得不躲到卫生间去抽烟,对她来说卫生间是家里唯一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斯皮瓦克曾指出:“我本人对于女人的定义十分简单,它取决于在各种本文中所使用的‘男人’这个词。这些本文为文学批评机构这个角落奠定了基础,我就置身于这个角落。你可能会说,这个根据‘男人’一词来规定的女人的定义是一种反动观点。那么,我不给作为女人的我自己勾勒独立的定义总该是可以的。”[12] 就是因为抽烟、骑自行车这些事是男人干的,因此,女人干了就不体面。这个女人的定义,是根据男人的定义来定义的。慢慢地,连费尔明娜本人也将这些令主流社会与精英阶层所生厌的行为自觉地压缩成生活中极其少的一部分。最终,她不得不向权力屈服与妥协,认识到与得到的特权相比,这些屈辱、痛苦与嘲弄实在算不了什么。父亲购置的福音花园成了她婚后秘密透气的地方,成为她逃避令人窒息的宫殿般的家庭生活的避难所。在那里,她悄悄地捡回了几只猫,将它们交给仆人照料,偶尔会想起阿里萨为自己用爱建造的房子,她始终觉得丈夫是因为虚荣心而不是因为爱而娶了自己。他们从未谈起过爱,即便在新婚之夜也没有,正如医生的观点,婚姻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维稳。就这样经过了半个世纪奴仆般的家庭生活,直到在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丈夫死后,她才重获自由。
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权力边缘挣扎的男性及依附于他的情人们
从出身看,阿里萨的父亲虽然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但父亲却从未在法律上承认过他,作为庶出的儿子,父亲只是偷偷地承担着抚养费。从种族上看,母亲是黑白混血人种,他用着母亲的姓氏,没有乌尔比诺医生那样可以带来荣誉、尊严与社会地位的家族光环。从成长环境看,他父亲早死,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从职业来看,母子俩用尽全力,在叔叔的帮助下,也只是找了一个在邮电局当电报员学徒的职业。从外貌来看,阿里萨身材瘦削、骨瘦如柴、性格内向,衣衫简陋。总是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平日里只有一套像样的礼服,还是父亲的遗物,整个人看上去可怜兮兮,仿佛随时要参加丧礼一般。虽然母亲精明强干,但是一家人仍然处于无产状态,租住在临街的一栋铺面里,靠着母亲偷偷放高利贷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积攒着财富。从居住空间上来看,尽管阿里萨的母亲费尽心机为儿子准备婚房,但是这样的居住空间和乌尔比诺医生的大别墅相比仍然相距太远。因此,无论从出身、种族、职业、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来看,阿里萨毫无疑问是一个处于权力边缘的人,这也是他爱情受阻的重要原因。在费尔明娜的父亲洛伦索·达萨看来,一个美丽的、经受过古典教育的姑娘通过一桩美满的婚事获得新生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而阿里萨这样一位对象无疑是他完美计划路上出现的最大的绊脚石。当洛伦索拿着枪威胁着阿里萨的生命的时候,阿里萨却毫无畏惧发出了“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的呼喊 [13]。面对这样的爱情疯魔,洛伦索只好选择带着女儿长时间的旅行以便让时间来冲淡女儿的这一段没有前途的爱情。
在最早爱上费尔明娜消极等待消息时,他的母亲就正告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 [14]。阿里萨凭着从母亲的继承来的顽强意念,在后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着对费尔明娜的爱。对他来说,爱变成了一种劫数,一种鬼魂附体,一种类似于霍乱一般一旦染上就难治愈的疾病。尽管在后来长达的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中,他肉体多次出轨,甚至因此患上了梅毒,在他的性爱日记本上记载着和形形色色的不同女人的六百二十二条性爱记录。他坚信腰以上的是爱,腰以下的是性,所有这些行为都以一种隐蔽的秘密的方式进行,他始终为费尔明娜保持着自由之身。当生活不断强拆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坚定地守住了灵魂。在与其他女人的交往中,他从来反对将这种关系公开,以免消息传到费尔明娜耳中。他从来都表现得就像是费尔明娜·达萨彻头彻尾的丈夫:肉体上不忠,心灵上却死心塌地。他的整个一生都郁郁寡欢、心思沉重,累累如丧家之犬,内心却无比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生命可以坚持到费尔明娜丈夫死去的那一天,仿佛人家的命运是由他决定一样。这一天将是他的爱情重见天日的一天,这种“唐吉可德”式的乐观精神使他穿越了无数的情人,却永不停歇。在这一场人生的秘密探险活动中,他排除万难、不改初衷、不忘初心。尽管在命运的最后,他终于在莱昂十二叔叔的帮助下扶摇直上,上升为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实际的掌权者,但从他的整个漫长一生来看仍属于庶民,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上、政治上与种族上的庶民。
在小说中以阿里萨与乌尔比诺为线索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妇女群,她们的命运各有各的不幸,可以说是他者的他者、庶民中的庶民。作为被权力遮蔽的底层的妇女,她们无法言说、无从表达,只有在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同样,在历史上毫无半点对她们的记载,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对她们的蹂躏、践踏与剥削。斯皮瓦克指出,性别意识形态建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就她们的情况看,对消费主义和剥削结构的否认和拒绝是由父系社会关系构成的。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另一方面,剥削的主体不可能熟悉和讲述女性剥削的文本,即便非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已经荒谬地为她争得了说话的空间。妇女受到双重掩盖。” [15] 小说中的黑女人,是妇女中最为不幸的一类,是底层的底层。在小说中,乌尔比诺医生有一次出轨行为,当费尔明娜知道后,让她感到羞辱的不是丈夫出轨本身,而是丈夫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在一起,尽管医生反复强调是黑白混血的女人。这些女性,不但受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制度的歧视,甚至还要受到女性群体本身的歧视,白人妇女对黑人妇女的歧视。她们除了忍受社会对于女性的盘剥,还要忍受来自种族方面的歧视。无论是作为男性的医生还是作为女性的费尔明娜都觉得是一种耻辱,“最糟的是,见鬼,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16]。出轨与不忠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这种感觉带来的屈辱、愤怒甚至超过了出轨事件的本身。我们看到,即便是本身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费尔明娜,也是带着殖民意识来看问题的。
小说中的下层妓院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妇女们即使在白天也脱光了衣服,到了晚上就会打扮成街上的“夜鸟”。而有的妇女虽然已经为人母,甚至为人祖母也不得不来到妓院,这里是她们的生存手段。当她们不得不把孩子带进妓院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脱光孩子的衣服,以免他觉得和别人有何不同,她们试图通过消弭差异的方式来掩盖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在这里,来自最底层的妇女们结成了一种“姐妹情谊”,她们互借牙膏、借衣服。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代笔人门廊”也更是一个巧妙的设置,来这里的人目不识丁、鱼龙混杂,通过被人代书的方式来与亲人、情人进行沟通,知识的贫乏教育的缺席使他们失去了为自己代言的能力。代笔人门廊里建构了底层人民无法自己发声,属下无法说话的悲剧命运。属下能说话吗?小说中提到的年轻的男孩和女孩都找阿里萨来给自己的对象写信,很快,阿里萨就发现了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情书的滑稽事实,这便是活脱脱的人生,比荒诞更荒诞,比起哭更令人想笑,却是含泪的笑。这种底层无法发声、庶民无法说话的现实无奈,进一步说明知识与权力的合谋。
历史同样是为上层人书写的历史,底层人只是根据需要被选择性地书写在历史的夹缝之中。历史的书写代表着官方意志与殖民主义情结:“因为文献材料是相当片面,根本不可能存在有关庶民运动的正面的或者说是实证性的记载,也根本没有庶民证词、回忆录、日记或官方的历史记载。” [17] 即使有关于庶民的记载也充满着片段、破裂、偏见与碎片化,在现实生活中她们被置于边缘,不被重视。她们无名无姓,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工具,处于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斯皮瓦克曾指出:“学院式的女权主义者必须学会向她们学习,跟她们说话,质疑她们进入政治和性别领域的途径,而不是仅仅借助于我们的高级理论和启蒙热情去纠正这些弱势妇人的历史经验” [18]。妓院是男人们寻欢作乐的空间,却是底层妇女赖以生存的根本与安身之所。
作为人类最高级与复杂的发明,权力有两个变体:一方面制造了权力主体的显赫与权势,另外一方面,也造就了权力对象的苦难与不幸。
四、海上乌托邦:
权力无法到达的地方
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象征着真正权力的退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经历了漫长的五十一年四个月零九天的等待后,才能享用到真正的权力退场后的残羹冷炙。而费尔明娜这个在年轻的时候,被权力强奸了意志的妇女,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牢笼般的生活后重获自由的呼吸。这时,她已经七十二岁,在年龄上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庶民,已然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却也不得不接受权力对她的进一步的宰制。女儿奥菲莉娅认为年老的恋爱就是卑鄙与耻辱,因而对母亲横加干涉。费尔明娜指着已经逝去的母亲的遗骨发誓,从此不见女儿,人生第一次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情感与爱情。同时,年老透露出的无力感、颓废感,使她发出了:“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还能怎样呢”的感叹。她向自己的儿媳诉说:“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的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 [19]当费尔明娜对现实生出一种无法抵挡的厌恶感时,阿里萨安排了一场海上旅行。船上的空间与现实的空间作以隔离区分:在自由的海域,作为董事长的阿里萨拥有最高的权力,一对老人重获自由。无论是谁都无法干涉,在这艘飘扬着象征着霍乱进入免疫隔离的黄旗的船上,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难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 [20]。两位被死神窥视的老人,身体上充满了秃鹫般死亡气息的老人,在等待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走向了真正的自由,抵达爱情的乌托邦王国。
马尔克斯在结尾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爱情的乌托邦,一个与现实抗衡的理想社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21]。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庶民的爱情故事,从诞生的一刻就注定了磨难,即便是已经通过一生的努力靠近了权力上层,也由于年老注定破败,注定了漂流在无边无际的海域,打着象征着疫情的黄旗,不被主流社会与权力阶层认可,只有抱定必死之心走向死亡,向死而生。那是生命的末梢与终端。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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