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清琦、张晓雯 | 回归地方与身体——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的整体性生态书写
【作者简介】
韦清琦，男，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翻译研究。
韦清琦 教授
回归地方与身体
——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的整体性生态书写
（原文发表在《英语研究》2019年第十辑第59-68页，经作者、期刊全权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女性环境书写的左翼思想研究”（18BWW07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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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自然文学女作家T.T.威廉斯以其独到的叙事风格和思想立意见誉于生态批评领域，她深入当今世界疏离破碎的本质，将书写中心回归地方和身体两大议题，力图探寻出人与自然交融共生的生态思路。在她的众多著述中，可观测的自然地理连同附着于其上的社会文化内涵延伸为广泛的地方范畴，寓情于地方的诗学也转向地方政治，消解了自然与文化的两端分界。置于地方体系内与之联结融通的身体则作为能动的物质实在，兼负被赋予精神特性的感知和叙事媒介身份，揭开真实完整的生态情貌，打破了物质与精神的遥相对峙，映照出威廉斯为驱逐各种分离和对立因素的整体性生态观念。
关键词：地方；身体；生态书写；整体主义
0. 引言
T. T. 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是美国当代声誉卓著的自然文学女作家，兼有博物学家、环保主义者、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其文学写作发轫于美国西部荒野，并以自然文学经典《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下文简称《心灵的慰藉》）为代表，著述繁多，涉猎广泛。这些作品所描绘的自然大观和社会情貌，既深刻揭示了人与非人类自然的生存现状，也折射出威廉斯视角广远而包容的生态观念。“我们看着塔倒塌。我们看着美国选择战争。我们内心的宁静破碎了。”（Williams，2009: 2）她清醒地认识到，恐怖主义、战争、环境破坏等负面因素作用下的21世纪不断呈现出分裂、破碎的本质，所有生命体都无法置身事外。“我想要读懂这些碎片所讲述的故事。”（Williams，2009: 4）为置身事中，威廉斯选择以写作这一精神性行动为主要的认知和发声方式，借用作家身份的敏锐叙事来书写自己的生态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出版于9.11事件发生日的《红色：沙漠中的热情与耐心》（Red: Passion and Patience in theDesert）（下文简称《红色》）一书就可看作威廉斯的一种宣誓，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握笔如枪的使命中来，声言“笔可作权杖，可为武器”（Williams，2013: 39）。当她为抗议核试验而翻越内华达试验基地的警戒线时，军官从她身上搜查出的携带 “武器” 即为“塞在左靴内侧的一支笔和一沓纸”（威廉斯，2001: 387）。她以此有力地揭示生态重创的真相，通过将书写中心回归地方和身体，挖掘出两者重要的生态意义以及内在关联，进而在破碎世界中重构完整和谐的生态秩序，为缓解当下的生存危机寻找出路。
1. 回归地方的广泛书写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地方”（place）大多作为主体活动背景而被置于边缘性地位，长期隐蔽与个人及社会的联结互动关系。有关“地方”的概念，最初产生于地理学领域，其基本含义就是由人或物占据的一定地理空间。后经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以及其他领域人文学者的理论拓展和阐释深化，多维度的地方研究渐趋成熟，进而反映到生态理论和文学批评中来。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中对 “地方” 的定义为 “通过个人附属、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布伊尔，2010: 159），他认为将“地方”简单等同于“自然”的“环境”过于局限，应加以重新审视和理解，提升至重要地位。而威廉斯正是回归了地方书写本身，将视野由脚下的土地延伸开来，以其为中心立足点付诸多元化的认知与思考活动，建构起具有广泛完整性意义的地方概念。
威廉斯对于地方的关注与她所生长的美国西部犹他州大盐湖地区密不可分，她在《郊狼峡谷》（Coyote’s Canyon）、《沙漠四重奏：一种情欲景观》（Desert Quartet: An Erotic Landscape）（以下简称《沙漠四重奏》）、《红色》、《亮丽沙漠》（The Illuminated Desert）等多部作品中就家乡犹他州的地貌做了详尽描述，足见美国西部地方对于她文学写作的发源性意义。在最基本层面上，地方首先是自然地理概念，依据区域界线或经纬坐标作鲜明划分，符合早期研究者所定义的“物理空间”和“生命体生存环境”。参照这一标准，威廉斯作品中出现的“自然地方”就不胜枚举，概括而言，有荒漠、峡谷和大盐湖等多种地貌，细分至城市和国家。从微观的身边近景到宏观的美国西部，从有血脉亲缘的家乡到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威廉斯所书写的“自然地方”范畴已极具广度和远度。
而威廉斯在审视和考量地理单元的基础上，又走出“自然地方”的局限，将地方概念扩展到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家族传统、历史渊源、宗教信仰、文化沉淀等精神性因素，衍生出具有多元社会内涵的“文化地方”，这正体现了第二波生态批评中的文化转向思潮。威廉斯家族作为移居犹他州盐湖城的初代摩门教徒，家族谱系史就植根于此，共建了重视群体和土地的经验传统，且笃信摩门教义中对于土地及万物生灵精神特性的认定，但是荒野因其精神层次的文化外延，成为威廉斯真正的信仰：“于我，真理的基石是我所能看见和听见的，能触摸到和品味到的，比任何宗教教义都更加可信。室内的宗教索然无味，室外的宗教才让我兴致盎然。”（Williams，2013: 42）不只在犹他州，当她踏入纳瓦霍时，发现这片土地同样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郊狼传说孕育了纳瓦霍生命。扎根在地里的本土故事促生了一种整体意识，和对土地及其所有生物的好奇感。动物被予以‘神话成分’来阐释某些价值观、想法和规训。”（Williams，1984: 136）除人类社会的个人习惯与群体仪礼之外，郊狼等文化象征物也融入纳瓦霍的地方故事，一同构成数代延续的纳瓦霍文化地方。
基于对地方概念广泛深刻的认知，威廉斯视其为力量来源，不但联同自然与文化元素描摹出生动的地方图景，还将深厚的情感寄予地方书写之中，确立起自己的“地方诗学”，这在她早期创作的两部儿童文学《雪之密语》和《香蒲之间》中就有所体现。威廉斯对阿拉斯加的雪以及因纽特人文化充满感情，并为了重现湿地的多姿情貌，对15种鸟、13种植物、7种动物以及各类鱼虫生物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透露出她寄托于地方的依恋情愫，这种情愫在她往后的作品中显得愈加强烈。“我目之所及，是犹他州南部四面延伸的峡谷。此处没有表针指引我方向，唯有热爱着并走完眼前无尽长途的誓约。”（Williams，1995: 4）《沙漠四重奏》展现了威廉斯对犹他州多样地貌所抱有的坚韧情感，甚至将其演变为一种“欲望”：“我们想要与我们自身以外的某个地方、某个人、某个事物建立联系，这是我们的欲望、渴求和热切。”（Austin，2006: 33）她指出：“每个人都安泊于家园之中，这片我们本能熟知的土地。只有了解地方的依存性，我们才能够像树木般落地生根。”（Williams，1994: 12）威廉斯主张培养对地方的忠诚，与地方建立平等对话的亲密联系，在彼此的互动反馈中投以热忱，并呼吁切实维护地方利益，她的 “地方诗学” 也至此达到了顶峰。
出于对实际问题的酌量，威廉斯的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地方叙事，而催生了为“地方”代言的紧迫感。在《心灵的慰藉》写作过程中，她以叙述和讴歌地方为主旨的“地方诗学”真正完成了 “地方政治” 的转向，转折契机在于威廉斯与父亲就家族病史由来所展开的一场谈话。“多年来，每当我南行走入沙漠，我都会做关于核爆炸的噩梦。但直到母亲过世一年以后，父亲才说出我曾亲眼见到这场核爆炸的事实。突然之间，所有的疑团碎片都向我聚拢过来。我意识到我们都是居住在核试验基地或反应堆下风的人。我的地方诗学顿时转为了地方政治。也正是那时，我决心创作《心灵的慰藉》。”（Austin，2006: 19）书中通过揭露政府权力机构向盐湖城沙漠投放有毒物而导致地方生态恶化的行径，将地方放置在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大背景中，使有关地方的书写突显出了现实问题指涉性。威廉斯赞同非洲肯尼亚农村女性的绿带运动，肯定她们为保护森林植被以及地球生态所做出的贡献，而她自己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犹他州荒野土地利益据理力争，召集当地作家共同撰写文集《证词：西部作家为犹他州荒野发声》（Testimony: Writers of the West Speakon Behalf of Utah Wilderness），竭力抗议政府出台的不利法案，《民主的开放空间》（The Open Space of Democracy）更是针对美国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焦点性问题探讨。不断深化的地方观念和地方情感推动着威廉斯由“地方诗学”向“地方政治”的过渡与进阶，她充分把握文字的力量，将文学领域的思想建树运用于生态领域，最终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现联通价值。
从自然地理到文化地方，再到广泛包容的地方范畴，威廉斯将写作根基归至地方，又以开放性视角诠释了真实的生动的延展的地方概念。它冲破边缘与中心、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桎梏，被置于显要的主体地位，融合了威廉斯整体性的生态思想。而地方诗学与地方政治的递接则清晰地梳理了威廉斯地方观念的发展脉络，在跨领域的生态合作中明确了地方书写的现实意义。
2. 回归身体的实情书写
身体与思想的灵肉之争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屡见不鲜，身心的二元对立也由来已久。自然文学作家梭罗定义的身体是超越物质且未被肉体化的，他主张克服身体的物质需求，将自己等同于精神性的存在，而使身体与思想两者分离，并对身体心存敬畏。“我敬畏我的身体，这个与我联结在一起的物质变得如此陌生。我不害怕灵魂和鬼怪，因为我是它们之一。或许我的身体怕它们。我害怕那些身体，我颤抖着与它们相遇。”（Thoreau，2009: 64）于是，身体在他的自然写作中退居幕后，处于隐形状态。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也立言“我思故我在”，他将思想凌驾于身体之上，使身体沦为任由精神态的意识活动所支配和驱使的对象，否认了身体的能动性。
威廉斯则回归身体，将人与非人类都具身化，首先在物质层面上辨认了各机体的实态。拥有血肉轮廓的身体占据着空间内的一席之地，是现实活动的直接承担者，更是威廉斯想要成为的 “流动而活生生”（Williams，2009: 218）的自己。她在《心灵的慰藉》中细致描述了子宫内婴儿身体的发育形态，“我们的尾巴消失，器官健全，初具人形”（威廉斯，2001: 59），反映出人类自身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生命实在的本质。《心灵的慰藉》揭示出女性身体所拥有的孕育和治愈能力：“我们随即便与母体分离。母亲重新拥有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怀着我们的生命。片刻之间，我们便完成了从第一次死亡到初生的过程。”（威廉斯，2001: 59）不单是人类躯体，动植物等多样化的非人类身体也在威廉斯的书写中占有重要席位，均为平等的身份主体，诸如《心灵的慰藉》里的鸟、《在破碎的世界寻求美》里的草原土拨鼠、《郊狼峡谷》里的郊狼、《当她们羽翼尚存：54首关于声音的变奏曲》（When Women Were Birds: Fifty-four Variations on Voice)(以下简称《当她们羽翼尚存》）里的鲸鱼以及《香蒲之间》里的湿地生物。威廉斯因此宣称：“我所能感知的人类与其他生命的边界尽皆消融。”（Williams，2013: 76）她在《白壳碎片》中记叙了纳瓦霍人赖以生存的可食性植物丝兰，“孩子们将丝兰果实称为‘纳瓦霍香蕉’”。此外，她也注意到了其他本土植物的效能，“雪松树皮和鼠尾草有净化作用”，“飞燕草花瓣用于仪式祭撒”，这些植物都与纳瓦霍人息息相关。“我们是火。我们是水。我们是泥土。我们是空气。我们都是物质元素。”（Williams，2013: 99）威廉斯由此揭开了万物机体同质、同构的真相，根源相似的水、矿物质和血液流淌于各类身体的经脉之内，纵使物种有异，却都是居于平等地位的真切物质实在。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著有《身体自然：科学、环境和物质自我》（Bodily Natures: Science，Environment，and the Material Self）的史泰茜·阿莱莫（Stacy Alaimo），将传统生命科学意义上固化的身体解放出来，延展为可渗透的生态身体，提出“跨体性理论”（trans-corporeality），“人类身体向其周围环境完全敞开，可被其他身体建构、解构、再重构”（Alaimo，2010: 13），这正与威廉斯字里行间所体现的生态理念相一致。威廉斯（2013: 40）在《当她们羽翼尚存》中满怀豪情地称：“呼吸之间我们吐纳着的不仅是世界，还有宇宙。”她承认和重视不同类型身体的物质性，并以肉身为物性交往的出发点，将自身与周围存在相接，勾连出了各机体之间的生态谱系。她用母亲的头发为鸟儿筑巢是最表层的物质交换，而漂浮在大盐湖水面，感受盐水渗入身体则趋于内向的互通。威廉斯在《沙漠四重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泥土，岩石，沙漠。我赤脚走在沙石之上，肉体碰触着肉体……我四足攀爬光滑的岩石，手脚随着热量搏动。我很享受汗水淋漓、占满身体的感觉。”（Williams，1995:3-5）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肉体与沙石岩体之间完成了热量传递，无形的热能导入跨体性的交际流程，又通过有形的汗水外释出来。而最具典型意义的跨体性表征是威廉斯在《心灵的慰藉》里着重阐述的“中毒躯体”，尤其是深受癌症折磨的 “单乳女性家族”（the Clan of One-Breast Women）。究其病源，美国核试验释放出的毒素最终依循生态圈的物质流通规律，沿着食物链广泛传播，其跨体性的流动和转移致使所有躯体在不同程度上中毒。“美国西部的孩子是喝着受污染的牛产出的奶，甚至是喝着自己母亲受了污染的母乳长大的，诸如我的母亲——多年后，有了我们这个单乳女性家族。”（威廉斯，2001: 380）反思家族女性相继患病去世的噩运，威廉斯意识到人与地球都为病症所困的事实，也在跨体性的生命互动中探究出了万物密切关联、休戚与共的本质。
威廉斯彻底放开听觉和触觉等感官来感知自然，这种环绕并渗入肢骸的充盈感使身体蕴含了某种精神性意味。她以行走之身躯来探访各方土地，凭依身体取材于地之意象，因而她的作品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体悟”。威廉斯认为“身体不会说谎”（Austin，2006: 151），而她关注的“是亲眼所见、手指所触，是手掌抚过皮肉、羽毛、石头所能知晓的东西”（Williams，2009: 29），所以她提醒大家在进入沼泽地时，“务必用手指拨开香蒲，放慢脚步，眼见着浑浊的水沾湿鞋底。就让我们慢慢下沉，直到仅有脚踝可见”（Williams，1995: 1）。她将身体当作感知世界的媒介，深信其所能带来的真实感，而在书写中，身体又成为叙事的载体、记忆的储藏室，指示着脱胎于骨髓的真相。威廉斯的身体叙事向内表现在纪实患者历程的“疾病叙事”上，集中阐述于以母亲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家族回忆录《心灵的慰藉》。疾病依附身体而生，其演化阶段的各种表征首先被载入身体叙事，“单乳女性家族”这一身份定义就是威廉斯鉴于病体的典型症状所做的最初论断。截至母亲因病辞世之日，威廉斯始终顺时追忆着她的患病经历和感受：初诊出病症的母亲并未迫切地寻求治疗，而是转向大自然给予的心灵慰藉，即使在准备接受第一次治疗前，她还同往常般精心购置了衣物。病情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药物治疗好转又恶化，母亲却在独处的沉思中领会了生命与死亡的价值。她将化疗想象为“一条河，能够穿过身体，将癌细胞冲走”（威廉斯，2001: 43），也直言感觉自己的身体遭受到折磨，但她不愿屈从的态度又构成了其身体的反抗叙事。另一方面，身体依托感知能力向外敞开，广泛采集自然与他者的故事，存入躯壳记忆之中，建立起转向精神意识领域的 “叩问叙事”，致力于探询并书写历史和事实。
威廉斯重返身体本位，对具象实在的人与非人类身体给予平等关注，既复兴了身体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也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误区，形成了广泛的生态主体观，她对跨体物质联系的探究又驳斥了狭隘的环境正义，促成其整体性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层建构。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她所坚持的身体写作有意识地联合了身体的物质与精神属性，聚焦万物生存而进行广泛叙事，以揭开现世碎片之下的生态实情。
3. 地方与身体的生态融通
地方和身体都是威廉斯作品里的重要元素，地方涵盖了自然和文化内容，身体则包容了物质和精神特性，深刻蕴含着威廉斯整体性的生态思想，在她广袤的生态视野中存在着紧密联系。我们在以上探讨地方和身体这两个议题时，就应当发现，威廉斯笔下的两者无法脱离彼此，体现出非二元性的生态融通。
“地方是所有生命体的生存条件”（Alaimo，2010: 8），是身体的活动场所，身体须得存在于特定的地方，置身其中，成为地方的能动构件。“我们在母体内的生存环境是绝对安全的——黑暗、温暖、湿润。那是在温柔女性中的一种生存环境。”（威廉斯，2001: 59）由威廉斯所述生命在母体内的初生之地，可见身体自存在之初，就已处于地方之中。继而是地方对身体的养育过程，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地方主要为自然地理概念的家园和栖息地，向身体供给物质养料，如犹他州盐湖城之于威廉斯、熊河保护基地之于鸟类、沼泽地之于香蒲。身体依附于地方，也正是其物质实在性促成了身体与自然地方的物性关联。就这些不同类型身体占据的地方来说，持身体平等以及地方平等观点的威廉斯又融会地将人类的地方与其他物种的其他地方等同并置，契合了瓦尔·普鲁姆伍德所提倡的“多元地方论”，维护所有身体在所有地方中的生存权利，尤其是在现实中被遗弃的群体和地方。于是，当地方衍生出文化内涵时，体系完整的地方就开始对身体的精神特征产生全面的构建作用，不仅决定了生命物的生存习性，也赋予了其个性身份。同时，身体对地方也有相应的构建作用，与地方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1976: 47）将“地方”概念分为三个维度：“静态的物理背景、活动和意义”，既界定了“地方”的有意义性，又承认了人类在地方中的能动参与，使地方不再只是人与自然的单纯容器，或是人类的单向施事者，而与人类互为非惰性的塑造关系。劳伦斯·布伊尔也指出，“地方概念至少同时指示三个方向——环境的物质性、社会的感知或者建构、个人的影响或者约束”（布伊尔，2010: 70），再次确认了“身体”对“地方”的建构作用。在威廉斯的著述中，她写的大多是群体性身体，包含人与非人类，它们联结起来共同参与地方的正向构建过程，在物质面和精神面施以影响。就物质面而言，身体所建构的地方是实态性的，多见于外显的营建和美化活动，如熊河候鸟保护区的人为设立与鸟类栖居、肯尼亚女性为绿化国土发起的植树运动。而在精神面，身体设置地方文化，予以地方多元的衍生意义。阿拉斯加州的因纽特人创造了地方的冰雪文化；美洲原住族群纳瓦霍人构筑了他们古老神秘的礼俗文明，纳瓦霍的狼也现身其中，成为这个部落重要的文化符号；威廉斯的祖辈跟随约瑟·史密斯将摩门教的根基迁至犹他州盐湖城，建立了当地深厚的宗教传统；大盐湖的鸟群则各展其貌，共筑了一方水域的独特风景。由此在宏大的地方体系中，人与非人类和谐共生，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交融。身体也通过与地方的双向塑构，两者达成融洽的合作关系，成为彼此依赖又互相反馈的生态共同体。迷恋土地和自然的威廉斯时常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投身在真实裸露的地方情境中，“我脱去衣服，背躺在一干涸的谷地里，任由粉色的沙子所吸收的热量透进体内的每个细胞里”（Williams，2013: 93），实现身体与地方的微妙融合。也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融通关系，威廉斯对万物的共同存亡予以迫切关注，走向了关乎现实利益的地方政治。《心灵的慰藉》创造性地把大盐湖水患的治理同母亲的病情联系起来，进行对照书写，并将泛滥的湖水比作“损耗母亲身体的力量”（威廉斯，2001: 78），旨在反映两者的命运共同体身份。同时，由于湖水的持续上涨，地方原本的平衡秩序被扰乱，导致熊河保护基地的鸟类流离失所，面临生存危机。而《在破碎的世界寻求美》叙写的卢旺达是威廉斯口中“接近死亡的地方”，对其唯一所知就是“种族杀戮以及该词的沉重”（Williams，2009: 224），它在枪林弹雨里成为废墟，使身心遭受重创的卢旺达人无家可归。但在威廉斯等同行艺术家的援助下，绘有精美图案的房屋相继重建起来，应用意大利马赛克镶嵌艺术的纪念馆也从这片“被遗忘的地方废墟”（Williams，2009: 270）上拔地而起，地方焕然新生，填补了卢旺达人内心的空缺。“镶嵌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马赛克碎块只有通过碎裂和重组，才能达到和谐。”（Williams，2009: 7）这种由碎片完美过渡到整幅镶嵌画的马赛克工艺深刻体现出一种交融与共的原则，恰恰契合了卢旺达国土与国民重塑碎片、相依为命的关系。
显形于威廉斯笔端的地方与身体摆脱单独叙事的疏离状态，在物质和精神意义上互动融通且休戚相关，共同联结起了完整的生态体系。地方不再是起于垒土的无意义物理空间，身体也不再是隐蔽了背景来源的孤立躯壳，两者相互依赖和建构，协助彼此存在意义的发掘以及内涵价值的深化。威廉斯热切关注并平等对待各类身体及其所在的地方，她对于地方与身体间关联的这番究察不仅展现了其生态关怀，也显示出她意图消除人与自然、人与地方乃至人与人间隔阂的整体性生态思想，这可以用她对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凯塞·查韦斯（César Chávez）的援引来证明：“在一个残损的人居世界里，所有的问题都是融合的。”（Williams，2013: 73）
4. 结语
通过回归地方与身体的书写，威廉斯还原了包罗万象而形貌真实的生态世界，并破除各种指示着分裂和对抗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了复合性整体“自然—人—社会”的和谐统一。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中，“地方” 与 “身体” 联合一致，又各为整体。一方面，威廉斯完整定义了自然与文化元素相交汇的“地方”概念，使中心地方与边缘地方、人类地方与其他物种的地方、自然地方与文化地方都平等共事，形成广泛的“地方整体”，实现其生态、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威廉斯重构了整体性的身体理论，关注并回归身体的物质实在，也重视身体的精神感知和内外叙事，主张“完整身体”的显现。在整体性生态理念的指导下，威廉斯构建起平等正义的生态伦理秩序，以为广泛的地方范畴之内不同类型身体的融合共存提供合理思路，促使生命体在物质与精神相融通的和谐家园体系里得以“重新栖居”。
威廉斯的这一整体性生态观深度吻合了西方生态伦理学流派中的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其以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自然价值论和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为代表。利奥波德主张“大地共同体”身份，认为应将伦理道德施用于土地乃至整个生态圈，精神实质为“共同体内在的和谐、完整”（王野林，2016: 15）；罗尔斯顿（2000: 191）重塑了人与自然的价值地位，指出各物种有“建构上的整体性”，崇尚“生态整体价值”；奈斯以“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为最高原则，希望人类通过“最大化的认同”达到与自然万物“最大化共生”的道德境界（王野林，2016: 18）。威廉斯书写中所渗透的整体性地方观、整体性身体观以及生态共同体观点无不与以上思想相映照，呼吁人向自然的回归，但她的生态理念又显然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寻，而旨在更广义的社会层面营建起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具有精神外延的和谐世界，体现出广泛包容的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
威廉斯回忆自己在“荒野协会”做理事时的遭遇：当她在会议室放了一本主张女性话语权的《掠舌者》时，男人们的反应是“各自落座，继续研讨荒野问题。对于这样一本书怎么突现‘荒野协会’的圆桌中央，这样的书名，这样的画面，他们竟只字不提”（Williams，2013: 144）。她批评道：“假如女性之声总遭遮捂，那么阳刚的思维将占满地球的表面，我们的命运便危在旦夕。”（Williams，2013: 144）基于环境问题，威廉斯实际揭露的是男性环境主义者所忽略的性别问题，在很多交叠性语境中，某种弱势的声音在无意识中又充当了压迫的话语。因此，威廉斯在另一个场合也重申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的思想也处于支离状态。”（Michael，2006: 166）面对现今各类问题频发且早已分崩离析的生存环境，威廉斯强调世界应当被视作一个神圣的整体，也唯有重视整体之中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驱逐固有的分化偏见，才能抚愈碎片的裂痕，使世界归向大和谐。“世界是完整的，甚至是神圣的。对事物联系的关注支撑着我们。这种生态思想才能够让我们所属的世界得到治愈，重获完整。”(Austin，2006: 111)从碎片化到整合性，正是她力透纸背的整体主义生态观，从而为缓解生态危机找到了切实出路。
说明：
1. 因平台版式及编辑需要，本文未加原文英文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等内容，具体可参考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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