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 | 从《高堡奇人》看或然历史的虚假与真实
【作者简介】
李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上外“志远卓越学者”，曾先后在上海财经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或从事研究，现为上外犹太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兼任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李锋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犹太文学、商务沟通与商业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等，以及《圣经的叙事艺术》《巨匠与杰作》《后现代主义诗学》等译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或然历史小说研究（1945-2015)” （17BWW083）
摘要：菲利普·迪克的或然历史小说《高堡奇人》具有奇特的叙事结构与丰富的主题内涵，其中包括书中有书的内嵌叙事、不同历史版本之间的互文，以及作者对历史与当下的深刻思索。本文论述了《高堡奇人》中纷繁复杂的文本世界和虚实难分的历史面貌，以期对这部作品（以及整个或然历史小说文类）的形态特征与主旨思想有更深的把握，同时通过古董与《易经》这两个重要意象，分析了其蕴含的历史观念（即历史的主观性与偶然性)，继而阐述了作者通过这段虚构历史对现实世界的暗指和讽喻。
关键词：菲利普·迪克；高堡奇人；或然历史；嵌套式叙事；元小说；古董；易经
0. 引言
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1928-1982）凭借其高超的写作笔法、深刻的哲学主题，将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詹姆逊 (Frederic Jameson)、齐泽克（Slavoj Žižek) 等理论家都认为，迪克的科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现代性的到来，詹姆逊甚至称其为 “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 (Jameson 2007: 345)。
迪克的《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是涉及二战题材的或然历史小说（alternate history）代表作之一，假想了一个美国在二战中失败的架空世界。该书在出版次年即获得雨果奖，随后被广泛阅读和反复评析，成为该文类公认的最具知名度的一部作品。1988年，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幻小说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曾推出 “菲利普·迪克专刊”，刊发了数位学者以《高堡奇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探讨了迪克作品的政治理念与艺术特征，足见这部小说的影响力。
《高堡奇人》体现出迪克作品的若干特征，其中包括 “反讽意识，对何谓真实（以及我们如何知晓何谓真实）的不断拷问，一大帮常常跟开场形象并不一致的故事人物，还有在意外之处发现的英雄精神” (Evans 2010：368)。这部小说的写法颇为奇特，书中有书、虚实难分，而且主题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外交、宗教、哲学等领域，使得相关的分析研究五花八门、彼此各异。有的集中分析作品中的时空结构、嵌套叙事、元小说属性等，有的则专注于作品中的基督教思想、道家理念、法西斯主义等。无怪乎罗西（Umberto Rossi）称 “很少有迪克写的小说被人们用如此之多的方式解读过” (Rossi 2011：81)。不过笔者认为该书最值得探讨之处，无疑还是其纷繁复杂的文本世界和虚实难分的历史面貌，与之相关的重要意象，如古董与《易经》，及其所蕴含的历史观念，即历史的主观性与偶然性，以及这段虚构历史对现实世界的巧妙影射。
1. 纷繁复杂的文本世界
可见，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十分复杂——横向来看，它没有特别明显的中心情节和故事主线，而是多点透视、多线并行，让读者一时很难摸得清头绪，这种类似网状的复杂结构甚至被人比作中国书法—— “所有的部分都跟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但并非直接相连。人们可以通过线性的头绪或脉络，曲曲折折地穿过故事情节，但他得不到一种环形叙事视角的中心点” (Warrick 1980: 183)；纵向来看，它也并非常规的线性历史和单层叙事，其内嵌的文本《蝗虫成灾》对《高堡奇人》中的假想历史再次做出否定，从而形成一种 “双重或然历史” 的格局。当然，尽管内嵌故事中轴心国战败的大背景同真实历史相符，但在很多方面又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包括二战的时间跨度、战争的具体进程、战后的世界格局等。于是，小说中涉及的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存在3个不同的版本，即《高堡奇人》历史、内嵌的《蝗虫成灾》历史、外部的读者已知历史/真实历史，它们分别对应这部小说的主要文本、次生文本、零文本（Rossi 2011: 139)。
我们以《高堡奇人》选取的历史分叉点，即罗斯福遇刺为例：小说的架空世界中，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4年被赞加拉刺杀身亡，随后由约翰·南斯·加纳和约翰·布里克先后继任总统职位，由于没有 “新政” 刺激，美国经济持续萧条，外交上也延续孤立主义政策，无法通过《租借法案》对英法苏等国施以援手，这就为随后日德两国霸占全球创造了条件；在其内嵌的《蝗虫成灾》中，罗斯福倒是躲过了这一劫，但他并未像真实历史上那样参加1940年的总统大选，而是遵从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放弃参选，继任者是他的智囊，经济学家塔格维尔，此人同罗斯福一样积极推动美国参加二战；在大家已知的真实历史中，赞加拉开枪击中的是正在陪同罗斯福的芝加哥市长塞马克以及4位旁观者，枪击时间为1933年2月15日，并非小说中提到的1934年，而罗斯福则一直担任总统到其1945年4月12日病逝。
通常情况下，或然历史小说的关注重点，除了作者对历史分叉点的具体选取之外，当属作品中的假想历史与已知的真实历史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文关系，而这部小说颇为罕见地呈现出3个不同的世界，彼此互为参照，使得文中的互文关系来得更为立体和复杂—— 当我们在对比真实历史与《高堡奇人》的历史时，《高堡奇人》中的人物也在对比自己所处的历史与《蝗虫成灾》中的历史，而《蝗虫成灾》与真实历史之间因双重或然而本不该存在的明显差异，也会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如此复杂的叙事结构，破坏了传统叙事中的基本秩序与关系，也扰乱了书中人物的角色定位——《蝗虫成灾》这一内嵌故事的存在，使得居于其外层的《高堡奇人》中的部分人物摇身一变，成了它的作者和读者；而且，《蝗虫成灾》中的内容在《高堡奇人》中不断被人拿来引述甚至讨论，导致前者作为小说文本的身份被充分暴露（尽管这种自我暴露叙事行为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层次的叙事中)，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元小说属性。
2. 虚实难分的历史面貌
同纷繁复杂的叙事结构紧密关联的，是整个小说中历史面貌的虚实不分、真假难辨。《高堡奇人》中充满了 “小说与历史、真实与想象、推测的可能性与经验的偶然性之间的张力” (Canaan 2002: 382)。具体而言，这本书不仅仅是 “通过调换二战中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角色而构建出来的一个或然历史故事，而是由小说中的物件与文本所具体表达的一系列复杂的元小说可能性” (Rieder 1988: 217)。作者为此有意地模糊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让每一个场景都显得似有可能，又绝无必然，导致读者真假难辨、莫衷一是。
作为主体叙事部分的《高堡奇人》历史，虽然源自作者的虚构，但本应着力构建起一个逼真可信的文本世界，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暂时搁置怀疑、投入故事。然而有趣的是，迪克有意地放弃这种对可信度的追求，极力地破坏故事的情节连贯与逻辑衔接，以至于每当书中人物 “确信自己对某一状况的判断绝对正确时，他们几乎就总是错的” (Simons 1985: 274)。迪克甚至特地在书中多处透露：他所展现的这个世界，或许只是书中人物的一种精神体验和幻觉而已。
例如，在全书的第十四章，田芥先生在公园里对着神秘银器自言自语时，确曾体验过一段短暂的幻象，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时空（那里有陌生的建筑、拒绝给他鞠躬让座的白人)。事实上，他在这个幻境中体验到的就是我们的真实世界（即轴心国战败后的旧金山)；换言之，他从小说的主文本暂时穿越到了零文本中。这是全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个真实世界，就像一个冰冷的参照物，猛然将田芥先生所处的世界打回原形，令其文本性和虚构性暴露无遗。我们知道，一般的元小说都是通过故意暴露叙事人身份、插入式评论等陌生化方式展现自身的虚构性；而在或然历史小说中，除了以上手法之外，有时还会出现 “另类历史暗指” (allohistorical allusion）的独有方式—— 作者在讲述或然历史时，故意不经意地提及某些存在于真实历史中的人或事，以暗示两者之间的偏差，从而引起读者对手头文本的怀疑和对历史轨迹的深思。上述田芥先生所经历的短暂幻境即是如此，迪克这种通过真假历史的互文对比来实现自我揭示叙事行为的处理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极为罕见，也丰富了元小说的表现形态。
另一个例子是朱莉安娜，她在阅读《蝗虫成灾》时，不禁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萌生怀疑（同时让手捧《高堡奇人》的读者对自己所在的世界也产生了一丝疑问)；在临近故事末尾，朱莉安娜费尽周折地找到 “高堡奇人” 阿本德森，并与之进行了一场具有明显 “元评论” (meta-commentary）性质的对话，更是印证了朱莉安娜（以及小说读者）之前的这一怀疑—— 原来全书前面十几章中所描绘的人物、地点、事件 “其实都是被囊括在一个更大的现实世界中的虚构故事” (Canaan 2002：389)；而当朱莉安娜询问阿本德森为何要写《蝗虫成灾》这样一本书时，对方让她投币卜卦，得到的答案是下兑上巽的中孚卦，意指 “内在的真实”，这其实也是在暗示：《蝗虫成灾》中讲述的可能才是真实之事，而朱莉安娜所处的世界都是虚构出来的，或者是一个与其同时并存的平行宇宙。
此外，在角色塑造上，书中的几乎每一位主要人物都具有双重身份—— 同田芥先生打交道的瑞典商人贝恩斯，实为前纳粹人员韦格纳；弗林克是一个犹太人，其真姓为芬克，为了避免被抓才隐姓埋名；朱莉安娜的情人乔，表面上是一个意大利卡车司机，实为受纳粹之命、准备暗杀阿本德森的瑞士杀手。在写作手法上，哪怕是同一事件，作者有时也会故意给出不同的版本—— 例如，朱莉安娜在发现乔的真实身份后杀死对方的经过，在书中总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作者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另一次是朱莉安娜从报纸上读到的新闻报道，两者视角相异、互有出入。这些模棱两可的处理方式，让读者不明就里、难辨真假。
3. 古董：历史的主观性
既然人的主观意识各不相同，那么世界自然呈现出多种形态；与之相应，迪克在创作中倾向于采取多人物的 “众声喧哗” (heteroglossia）与多视角的相互交叉（multiple views)，为的就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这种复杂性，“他绝不容许读者同情任何一位主人公…… 他非常反感单一主人公的观念，因为这根本无法反映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Hellekson 2001: 63)。当然，这对读者的要求相应地也就更高，因为读者除了要比照既定历史与或然历史（以及或然历史中内嵌的双重或然历史）之间的异同之外，还要在不同的人物声音与叙事视角之间来回切换、梳理头绪。
通常情况下，古董是历史的最佳载体之一，因此在《高堡奇人》中，历史的主观性常常通过古董或艺术品的真假难辨来得以体现：一件物品之所以特殊和珍贵，同它本身的物理属性（如材质、外观、功能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人为附加给它的 “历史性” (historicity)，而历史性又跟个人记忆紧密相关—— 由于记忆并不可靠，所以当然也就无所谓绝对客观、准确的历史。例如，小说中的金属品制造商温德姆-马特森一直在给齐尔丹古董店提供赝品，蒙骗那些痴迷美国文化的日本客户，他在对朋友解释 “历史意义” 时，用两个打火机比喻道：
“就是说这件东西里有一段历史。听着。这两个芝宝牌打火机中，有一个是罗斯福总统遇刺时放在口袋里的。另一个不是。一个因此有了历史意义，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说法，要多少有多少。另外一个则什么都没有。你能感觉到其中的差别吗?” 他用胳膊肘推了推她，“你不能。这两个打火机，你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个。没有哪一个有‘神秘的原生质’存在，也看不出有什么‘气场’存在。” (迪克 2017：80)
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物品的内在价值时，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衡量标准，仅仅只是“机缘巧合和文本注释的彼此关联，构建起了这个物体的光晕（Rieder 1988：217)，甚至就连这其中的文本注释，其可信度也缘自人们的主观选择。在这里，作者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核心理念，即 “并不存在独立的历史现实，是作者与读者相互创造了历史” (Butter 2009：100)。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温德姆-马特森紧接着又以枪为例，继续阐述历史的主观性：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完全是一个骗局，这个行当的人都在自欺欺人。我的意思是，就算一把枪在一场著名的战役中使用过，比如默兹-阿尔贡战役，但就这把枪本身而言，参加过这场战役和没有参加过这场战役没有任何区别，除非你知道它参加过。历史意义就在这里。”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在脑子里，而不是在枪里。” (81）
无论是罗斯福口袋里的打火机，还是在默兹-阿尔贡战役中用过的枪，其实都相当于承载着某段历史的文本，它们的真实性（authenticity)—— 或者说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的 “原真性” (echtheit)—— 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认知与记忆；根据温德姆-马特森的话，既然真正的历史只能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那么它在本质上必然是虚幻不实的，而承载历史的古董，由于其历史证据的难以确凿，加之机械复制时代对艺术品原件的无情冲击，其光晕也必将黯淡下去，直至完全消退。
事实上，人脑的思维不仅能决定对过去的认知，还可以影响到自身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和阐释，“由于每个人都是依靠过去来解释当下，如果过去不一样了，当下可能也就不足为信、有待商榷了” (Hellekson 2001：67)。《高堡奇人》中大量涉及古董交易的篇幅，正是突出了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这种极不稳固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以假乱真的赝品，其实就是在暗指：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对历史兴趣浓厚，但却未必真正地了解过去，于是也就很难把握当下。
4.《易经》：历史的偶然性
无论是迪克在真实世界中的写作进程，还是《高堡奇人》(包括其内嵌的《蝗虫成灾》)中的叙事方向，《易经》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就迪克本人而言，他在写作《高堡奇人》时经常遵循《易经》中的卦象来决定故事的情节转向，可谓听天由命、随意之极；2）就《高堡奇人》而言，故事中的多位主要人物，包括田芥先生、弗林克、朱莉安娜等，在做出重大决策时，都常用《易经》来预测吉凶、权衡利弊，以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事；3）就《蝗虫成灾》而言，作为双重或然历史的内嵌叙事，按理说这本禁书里的内容本应是我们已知的既定历史（尽管读者后来发现两者并不尽然相同)，因而应当具备必要的 “客观真实性”，可就是这样一本看似严肃的书，居然也是阿本德森通过投掷硬币和查阅《易经》的方式写出来的，尽管他并不情愿承认：这本书的结构布局全部来自于神谕，自己只是承担了一名 “打字员” 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本德森的行为其实是对迪克本人写作方式的一种隐喻，而书中对这一行为的公开袒露和评论，也就间接地赋予这部小说以一定的元小说属性。
《易经》在以上3个世界中的出现，将几个历史文本统一为一个整体，同时又打乱了整部作品在时间上的稳定性，正如芒福特（Paul Mountfort）所言，《易经》“将小说的文体与哲理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留给我们一部复杂的后现代小说，探索了文本与时间之间的界限，以及它们的交叠之处与多样性” (Mountfort 2016：287)。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承载着东方智慧的卜筮之书，本应为未来的人生走向做出精准的预判，然而由于其内容和用语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能够给读者以极大的阐释空间，使之几乎总能自圆其说，反而将人生引向更大的不确定；同理，小说家在动笔之前，本应对故事框架有一个大致的预设，而从《易经》中的卦象和爻辞中产生的故事情节，则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这也呼应了该书的主题之一，即现实世界的变幻莫测与混淆不清。事实上，由于《易经》对小说情节如此深度地参与，它本身即具有一定的叙事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高堡奇人》内部（除《蝗虫成灾》之外）的另一个嵌套叙事，它参与了对这个复杂的文本世界的构建。
当然，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迪克对《易经》的理解和应用可能并不完全精准，但这丝毫不影响作者的主题表达与技法展现，甚至可以通过一定程度上的 “误读”，为其笔下的文本世界搭建起新颖的情节结构，也为其读者的理解阐释构筑出别样的可通达路径，正如麦克内利（Willis E.McNelly）所言，“比迪克运用《易经》更重要的地方，就在于他创造出某种跟古代智慧之书相对等的西方智慧” (McNelly 1979：1325)。事实上，该书对《易经》的高度依赖，其实是在以此暗示人类历史的相对性与现实世界的随机性，即 “或然可能性始终都是存在的，或许就在那些抽到了其他卦签的不同现实中” (Everett & Halpern 2013：49)。
此外，如前所述，《蝗虫成灾》中的内容跟真实的历史之间并不完全吻合，而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可能也是缘于《易经》所指的模糊性，导致阿本德森无法足够精准地知悉和塑造 “真实世界”，同时进一步暗示了机缘巧合在构建历史中的作用，并向读者表明：我们身处的这个所谓的 “真实世界”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必然性，也许它也只是诸多的可能世界中我们碰巧经历的那一个而已，只要硬币的翻转或对《易经》的解析稍有差别，这个世界的样貌可能就会大相径庭，以致让当下的我们无法辨识。
5. 结语：现实美国的镜像
由此可见，尽管在《高堡奇人》的文本世界中，美国是以受害者的形象示人，但以上社会问题无一不是在影射真实世界中的美国乃至西方，正如卡特（Cassie Carter）所言，“迪克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最糟糕的场景，即在对亚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之后，在迎合自身需要而构建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形象之后，西方创造出一个作为殖民者的日本，实则是其自身的镜像” (Carter 1995: 341)。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则把关注点放在了社会心理方面，他指出《高堡奇人》中的 “社会与心灵生活展现了迪克小说总体上暗指的内容，即在他所处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的 ‘常规’ 异化和人类生存的难题” (Freedman 2013: 166)。
总之，作为美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最有名的一部或然历史小说，《高堡奇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文类的特征—— 作者以艺术虚构的形式，设想和演绎历史进程从原先轨迹拐道之后的场景，呈现了别样的故事版本，并同真实历史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由此反映出一种另类的历史观念，即历史走向未必遵循所谓的 “客观规律”，而是有着很大的主观性与偶然性；更为重要的是，相关作品常常含有对现实世界的影射，即 “透过历史折射当下，以反映人们对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索” (李锋 2014: 78)。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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