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祥 | 基于知识翻译学的翻译研究与知识转化

【作者简介】

张生祥，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传播理论、中央文献外译、国家话语等方面研究。 

张生祥 教授

基于知识翻译学的

翻译研究与知识转化

原文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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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是文化的具象化存在，是介乎文化与语言之间的思想物质。本质上讲，翻译是跨语际/文化知识管理、转移和转化的过程。学界致力于多路径的探索，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基点出发，试图揭示翻译的本源，对翻译现象和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指向性表征，但似乎未对其实质给予认识本源上的廓清和解释。从认识论或认知起点出发，厘清翻译概念，接近翻译活动本质，是构建知识翻译学的一个可行路径。依照知识增殖链条上的信息、知识、智慧三个关键点，我们可以将翻译领域的知识转化简约为仿造、改造和创造三种模式，将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归化策略加以改进和细化，不仅能将翻译研究聚合化，而且有助于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

关键词：知识翻译；转化模式；知识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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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进入知识跨国快速流动、汇聚和杂糅的新时代。各种地方性、区域性知识的交融聚合和多向传播，衍生出新的知识形态， 从根本上 “赋予了翻译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情境化和相对性……成为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普遍语法” (杨枫 2021a：2)，为世界普适性知识和智慧的再发现注入力量。而知识的广泛传播，始终离不开翻译的加持和协助，它在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不同语言的交换和互动中，发挥着中介、纽带、桥梁、黏合剂、转化器等关键作用。从历史看，翻译不仅在共时维度上促进知识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而且它还助力同一文化系统内知识在历时维度上的传承和衍变，促进共同知识的创造；从现实看，翻译不仅沟通不同语言（或文化）群体之间的信息，而且是全球实现知识共享、形成信息社会的中介环节；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翻译承担着知识管理、信息过滤、系统控制的职能，是维护世界知识系统多样性的神经纽带;同时，它又服务于一个国家的语言战略和规划，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从知识维度走近翻译，进入翻译，可能更能揭示翻译的本质。

2. 翻译研究的知识观

概念界定，是一切研究的理论起点。缺乏对翻译概念的基本定义，就无法开展对翻译现象和问题的深层论述。译学界对翻译的界定已不下百种，皆从独特视角出发对翻译的本质进行学理上的圈定和阐释，衍生出丰富的翻译知识和成果，对后续的研究打下基础。翻译，始于语言，终于语言，携带源语的文化价值，将其外显化。我们若剥开语言的外壳，就会发现其承载的内容更多的是知识，以多样的面貌出现在思想场域中。通常来讲，知识是信息的系统化和组织化的集中体现，“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 (Gettier 1963: 121-123)。译者在对文本信息和知识进行综合、提炼与转换的基础上，获得翻译经验、理解和判断。知识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特定领域文化的具象化存在，介乎于文化与语言之间，具有真实性、物质性、系统性和合理性等特征。作为知识生产、流通和延伸的催化剂，翻译是知识的 “守门人”。

而Translation一词在管理学领域多被译为 “转化” 一词。探讨知识翻译或转换现象，最早出现也在知识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大多关注组织、机构、企业、部门等之间的知识生产、知识管理、知识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 (如Holden et al. 2004; Kayes et al. 2005; Polanyi 2005; Cranefield & Yoong 2007; Zhong & Chin 2015; Wraas & Nielsen 2016)。“知识翻译” 一词近十年来才逐渐进入学人的视野，引起学者们的重点关注，从知识与翻译的关系、知识管理与转化、知识翻译的重要性、知识维度的翻译研究以及知识翻译学的研究范畴等方面探讨翻译，逐步进入翻译的知识场域，知识翻译学纲目逐步清晰，为未来该学科的发展奠定认识论基础 (如李瑞林 2015；张生祥 2016，2020；许钧 2017；蓝红军 2020；杨枫 2021a，2021b；李瑞林 2022；覃江华 2022；庞秀成 2022等)。

从知识的进路来看待翻译，我们会发现，翻译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知识管理、转移和转化的过程 (张生祥 2016; 覃江华 2022)。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在特定的 “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Halliday&Hasan 1985）下，遵守一定的翻译基准或原则，采取适当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实现个体、集体和文本知识从源文本到目的语文本，或从源文化到目的语文化的管理和转化。比如特定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如何实现跨语际、跨组织、跨文化的生产、准入、流通、管理、转换、转化和接受，就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知识翻译现象。而译者则在这种跨语际知识转换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对语言、文本、知识以及思维水平的理解，通过转换、分析、体验、判断等多种手段，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逐步实现从低阶思维向高阶思维的跃进，最终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蜕变。

另外，从译学的历时发展与共时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在学科谱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霍尔姆斯的译学分类到今日中国对应用翻译的日益重视，学界将翻译分为纯粹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为译学探索搭建可行的框架，但基于这一框架的译学研究似乎没有从认识论的本源上廓清翻译的本质，重理论而轻实践，虽具有高度自洽性，却相互不很兼容。从认识论的角度或知识范畴的元理论去探究翻译的本质，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即翻译的认识论起点。如此，我们可以将译学分为知识翻译的理论研究与领域研究，摆脱具体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的二元对立困境，提高应用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这样岂不更易理解，并被学界接受？比如教育翻译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3. 翻译是显性知识与隐形知识的

跨语际交互活动

如果说翻译是促动人类知识共享的社会实践，那么译品则是翻译过程中多种领域知识的共动、糅合和互构的结果，它是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和呈现，与源文本知识一起塑造新的知识生态。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通过语言转换的机制将源文本承载的知识与译者个体知识、社会—文化知识一起融入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并将其转化为目的语形态的知识，与目的语文化中的相关领域的知识产生联系，并促动新的知识形态的产生。为此，我们在具体的知识转化实践中还可以 “将个体反思纳入一种知识化程序，在翻译教学和实践中发挥作用” (庞秀成 2022: 77)，提升译者的整体认识水平。翻译是世界知识生产、转换和发展的孵化器。

杨枫（2021a: 2）指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 作为跨语际、跨领域和跨时空信息、知识和智慧的转换者，译者首先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知识和领域知识，并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完善、优化和涵化自己对翻译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还要对所掌握或习得的领域知识加以系统科学地分类、储存和管理，优秀的译者一般也具有较高的知识管理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在技术操作阶段成功调取知识、辨别知识、应用知识。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知识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即显性知识 (articulate knowledge) 和隐形或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其中，隐形知识是 “直观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 (Polanyi 2005)，它被储存于人类大脑中且不易被提取或编码；而显性知识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并易于在个体之间传播，它以各种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是所有能言说事实的载体。事实上，显性知识远不止如此。与隐形知识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很简单地对显性知识进行解码、编码和表述，形成可以转移的 “实体性知识” (李瑞林 2022: 53)，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岩画等各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对的更多是显性知识，或 “可以通过正常的语言方式传播的知识” (李海生 2012: 7)，并在显性知识的层面履行语言转换职责。相比之下，对隐于文本内知识的提取和转换，就要求译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跨文化素养以及娴熟的语言文字转换能力，才能将承载其中的价值、意义以新的语言方式 “复原” 出来，为特定的读者群体所认识。二者相辅相成，并非知识的两个支流。隐形知识构成了发展和理解显性知识的基础，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证明，只有掌握必要的共核知识的人才能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对于译者来说，理解知识的这些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知识管理领域的理论发展受不同知识类型之间差异的影响。一般来说，译者的工作通过显性和隐性知识两个层面交互展开，通过翻译行动，按照目的与语言文化的规则将隐形的知识外显，外显的知识内隐化，在 “打破阻碍知识跨国流动的语言障碍方面扮演关键的中介角色” (Zhong&Chin 2015: 592)。

翻译虽然是一种跨语际的知识转化活动，但其并非只涉及某一类知识，也并不是某类知识的简单的线性的平面迁移，它还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并在多个维度、多个层面上进行，翻译活动其复杂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作为知识的 “搬运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需要掌握转换知识的技巧之外，还需要一种超出技术理性的知识，即知识之知识。美国学者Seaton（2002）就指出，知识转化的过程要传达的是 “这是我的知识告诉你的”，而不是 “这是我所知道的”。因此，如果知识从信源到信宿（即读者）的过程中，身兼传播者角色的译者，如果没有向读者解释提供通往知识的各种路径，那么知识转化就达不到它的目的。比如序、跋、注释、图表等副文本成分的出现，可以帮助读者（或读者）更快捷地接近正文本，对知识的 “全景” 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可以说，所有的翻译活动参与主体（包括作者、译者、编辑者等）一起合作，将原本的知识 “图景” 最大化和最优化，为读者以最小的距离接近那个似乎 “无法还原的象” 提供智力和技术上的支撑。

4. 建构知识转化模式的必要性

知识翻译是一种基于规则的跨领域社会实践。译者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转化知识的同时，开展知识建构行动。那么，这种跨领域知识建构是如何发生的？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类似的进程是否有具体的规则和规律可供遵循？有关翻译理论研究的文献对这些问题少有述及。作为知识转化的行为者，译者的联想力使得翻译结果变得无法预料和独一无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的知识转化加以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翻译规则、方法和技巧以及翻译规律。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知识翻译活动，我们试图构建三种各具特色的转化模式，将各种翻译实践行为理论化。此处的 “转化模式”，意指具有明确目的和风格，以特定翻译行为为对象的模型建构。亦即，翻译目的不同，将影响译者的行为，译者在这三种模式的统领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根据知识在目的语中得以转化的程度高低，我们将翻译行为归纳为仿造、改造和创造三类。需要说明的是，此三种模式只是一种分析性的框架，意在跳出流行的翻译标准 (原则)—策略—方法—技巧的传统翻译模式，希望有助于我们探索知识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形、转型、转换、转化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三种转化模式，意在将特征相似、目的相似的知识翻译行为归为一类，对美国翻译家韦努蒂（Venuti 1998）提出的归化/异化策略加以改进和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归化/异化策略从翻译目的角度，为我们理解翻译行为提供了宏观性的理论指导，而转化模式更能清晰地凸显译者的目的，将译者有意选择的翻译策略具体化。然而，这些策略如何在连续性文本中 “落地”，还要视译者的行为习惯、文化观念和价值传统，文本的类型及其承载的知识内容，以及不同国家的翻译政策、语言规范和话语表达方式等多种背景性因素的影响。

5. 译者的知识阶位

与其知识转化模式

一般来说，译者会因受其综合素养程度的影响，在翻译活动中选用不同的知识转化模式，并遵循相应的翻译规则 (包括标准、策略、方法和技巧)，对文本中的知识进行转换。这里的 “翻译规则” 还可能包括图书出版方提出的翻译作品规范、体例与要求。虽然赞助者或发起人对规则加以清晰界定，但译者到底采取何种方式来转化知识时又不那么规范和清晰了，这多半归因于译者自身的素养程度。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曾受美国德雷福斯兄弟哲学著作Mind over Machine 中对技能习得五个阶段的启发 (Dreyfus & Dreyfus 1986：19-31)，尝试着将译者分为五个层级，即新手、高级新手、胜任者、精通者、专家等，引入译者的翻译能力培训 (Chesterman 2016: 77-79)。我们不妨借鉴这种分类法，对译者转化知识的模式加以考察。

人类认识活动所构成各种的文化形态、历史传统进入文本的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内容所蕴含的意义不断被唤醒和激活，使译者的认识进入意义增殖的重复发生的链条而经历翻译的发生。在这种意义增殖的任何一个社会领域，行为者都会经历从新手到专家的发展阶段或进阶过程，即在知识增殖链条上，沿着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链条提高自己的认识，实现思维和认知水平的飞跃。当然了，这种飞跃必须基于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足够的领域经验。译者在翻译中能否 “把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最合适的读者” (张生祥 2016)，往往取决于其在知识链条上的所处阶段。按照知识进阶的规律，我们尝试着将译者分为初阶译者 (新手型和高级新手型)、中阶译者 (胜任型和精通型)、高阶译者 (专家型) 三类，与信息、知识和智慧三个层次相对应。这种配型只是一种基于翻译经验的判断，不能绝对涵盖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专家型译者有时候也会在信息的处理上犯低级错误。孟修斯、常凯申、桑卒之类人名的低级翻译问题就是最好的注脚。

知识管理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尤其是揭示和区分源语环境和目的语环境中知识传播的规则方面的成果，为我们考量知识的跨文化转化打开了思路。我们提出这种分析性的归类方法，主要得益于译者在各种组织文化背景下转化实践和理念的诸多努力。基于此，我们将各类知识翻译的模式归结为下文介绍的三种情况。

5.1 以处理信息为主的仿造模式

仿造是最常见的翻译现象，常见做法是在语言转换时，采取复制、仿制、模仿的再造方式，遵守忠实原则，尽可能保持源文本中蕴含的知识的 “原汁原味”。初阶译者大多会采取仿造的模式，即以源语作者或文本为中心，向知识的源头倾斜。因为其典型性，可以称之为仿造模式 (reproducing mode)。我们常读到的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的译品就是这种再造逻辑的结果，翻译市场上也大量充斥着硬译、死译、乱译的作品。如果我们将原文或原作视为创新性的知识产品，那么这些再造译品的系统性复制，就是为了获得某些方面的竞争优势。比如国内有些出版社以翻译外包的方式在短期内对经典作品的复译，并以电子图书的形式抢滩图书市场，就是这一种类表现，其翻译质量十分堪忧。如果表现在学术领域，就是一种思想竞争优势，在技术领域，就是市场竞争优势。国内出现大量的仿真性的学术作品，就是这种再造的结果，当然，正规引用学术观点的作品除外。学术仿真类作品主要表现为范式仿造、理论仿造、概念仿造、观点仿造等多种形式。本质上讲，这种行为就是对他人学术 “核心技术” 的跨语际挪用、盗取、占有、剽窃。在这种模式下的各种翻译行为，只能停留在对数据和信息的简单处理层面，本质上讲，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如果要接近翻译，还需要译者提升自身的 “内功”，识别知识元，进入知识的内核，然后对其加以跨文化改造和调适。 

5.2基于知识本身的改造模式

作为源文本的阅读者、转换者和传播者，译者通常会采用改造的模式，尤其对中阶译者来说，他们会对源文本蕴含的知识和意义进行语言形式上的变更和改编，以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知识诉求，我们称之为改造模式 (modifying mode)。译者之所以做出这种决策，大多因为目的语场中缺乏相似的语义选项，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折中方案，对源文本加以调适和改造。本质上讲，这种模式是知识转化的一种实用主义表现，力图满足目的语文化、市场及其读者的知识需求，是一种向需求方倾斜的做法。译者一般面临两难的境地，既要秉持对源文本的忠实，又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知识需求，在知识复制和知识调适两者之间摇摆，并备受挑战 (Williams 2007)。

为了提升知识传播的效度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译者通常围绕概念重构 (re-conceptualizing，移神)、语境再设 (re-contextualizing，移境) 与情感迁移（empathizing，移情）等几个方面开展语言转换工作。

首先，需要译者依照目的语的文化需要，将源语中的知识要素提取出来，将其概念化，并以目的语的形式融入翻译文本中。比如专门术语的归类，文化负载词的甄别，以及特定领域知识范畴的界定等。概念重构，是将源语文本背景知识 “前景化” 和潜在知识外显化，是翻译实践的寻常做法 (Pym 2005)，唯有将源文本中的社会实践重新概念化和外显化，帮助源语常识实现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本土化，以目的语激活它，赋予其新的生命和内涵，才能让地方性知识注入世界知识领域，成为普适性知识。通常我们通过对单独概念与普遍概念、正概念与负概念、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之间的相互转化 (谭梦 2016：74-79)，来实现知识在目的语中的重构目的。这意味着，在知识要素提取前，译者首先必须具备对源语知识实践的识别、体察和探索，将其系统化管理，为达到计划中的意义传播目标做好准备，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素养，才能做到翻译的传神达意。

其次，人们期望转化的知识能够在目的语语境中发挥作用，契合目的语文化的伦理价值规范，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最终融入目的语知识体系。语境，是读者赖以理解文本的关键要素。在一个熟悉的语境中，人们一般会更易体会和理解文本，并与文本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需要译者将提取的知识要素再语境化，保障知识的跨语际转化；换言之，转化知识的接受度高低，要视译者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语言手段，为读者提供一个可接受的经验范围 (scope of experience)。源文本中承载的知识，是原著者经验范围的集中体现，这就要求译者要为目的语读者构建一个相似的或熟悉的 “场景”，避免知识在传播中的失真或走形。译者通过各种语言手段重新创设这种 “经验范围” 时，有必要对其加以调整，以适应目的语现有的实践。比如，传播学者施拉姆就认为意义沟通实际上是一种经验沟通，跟没有调香槟酒的经验的人谈喝调味酒是白费力气 (施拉姆 1984：47)。“经验范围” 论为知识翻译中的改写、译写和改译等提供了理据。译者不能一味按照自己的自我经验行事，还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能否领会源文本承载的实践经验。如果受限于正文本的结构和翻译规范要求，这些经验、体验还可以通过副文本的方式来补足。在以实用为导向的翻译活动中，译者通常采用增译、略译或改译等技巧对源语知识进行改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以 “视域融合” 的方式为读者们 “理解每一种意义的传递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画面” (Gadamer 2008：xix)。比如我们要精确完整地翻译中国领导人讲话中的 “金句”，就必须考虑不同语境，采用贴切的意译，才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使外国受众受到感染和启发。比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就不能直译为 “Green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mountains of silver”。在英文语境中，金山银山是一种很低格调的追求，不符合高层次追求的文化语境，所以这句话在十九大报告中的译法是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再次，高素养的译者除了要传神达意和再造语境之外，还要善于移情转魂，将源文本中承载的情感元素加以语言加工和知识移就，并用词语活用的多样修辞手法，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搭建情感的桥梁，甚至激活读者的内在情感成分，让文本知识在读者的文化记忆、知识记忆和情感记忆中鲜活起来，并产生情感共鸣。例如，我们在翻译中国熟语时，就可以采取这种手法。“一贫如洗” 被译为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是因为基督教教堂的祭坛上不放置供品，而 “富得流油” 就可转换为 “as rich as a Chinese temple mouse”，因为中国的佛教寺庙里香火旺盛，供品不断。这种译文处理既形象又动人，不仅成功转移中西文化知识，创设了语境，还将读者心中的情感激活。在知识翻译中，尤其是文学作品类，译者如果做好了移神、移境和移情，翻译就会渐入佳境。

5.3贡献智慧的创造模式

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一个称职的、有经验的译者所做的远不止是逐字翻译那么简单。事实上，生产高质量的翻译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几乎所有的知识翻译活动都是围绕译者展开的，离不开译者超语言的理解、选择、置换工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调动自己的所有官能和感觉，将个体知识、社会知识、文本知识进行合理的提取、调适和糅合，以合适的书写方式将深植于语境的源语知识外显化、前景化，特别是在知识元（knowledge unit）缺失的情况下，更需要抛开形式和意义，创造性地处理源文，创造全新的文本。译者采取超越文本的翻译做法，我们称之为 “创造模式” (creating mode)。

这里的 “创造模式”，不同于上文提到的 “改造模式”。改造模式统领下的译文虽与原文有异，但在整体上与原文仍有某些关联，而且两种语言所承载的知识在形态上和内涵上具有某种公约性；而创造模式下的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与源文几乎没有多少关联，源语所承载的知识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是一种 “新奇存在”。译者采用这种创造模式，通常是因为双语之间缺乏知识对等物或对应项，是通常意义上的 “知识缺省”（knowledge default）现象。知识缺省，是翻译创造模式的必要条件。比如乡土语言所承载的 “土味” 知识，对它们的处理就需要超越语言的表征，调整原文部分意义的表达方式和逻辑顺序，以符合目的语受众的阅读与思维习惯。高阶译者会在这种跨语际转换中，以智慧的手段巧妙实现知识元在目的语中的跨文化的 “意义现身”。

知识以多样态、多模态、多维度、多地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就有多种知识缺省现象；同时，它们又隐身于各种媒介，附着于媒介，有时候又以媒介的样貌出现在思想流通的场域中，等同于媒介，却不易被人识别和察觉。由于其复杂性，增加了知识翻译的转换和转化难度，有时候需要我们超越知识本身，以一种更贴近读者和更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调整文本内容，提高它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仅商业领域知识的跨文化创译例子就不胜枚举，比如公司、品牌、产品的命名和广告语；跨国活动的名称、标题和口号；产品宣传的文案；企业对外宣传的新闻稿、公关声明和领导演讲。这些都需要专家型译者的高超智慧，才能传神达意，又不失原旨，将文本中承载的知识和价值传播到远方。

6. 结  语

知识，是翻译的本质所在，翻译活动基本上围绕知识展开。可以说，翻译活动一开始，就围绕知识展开，参与知识的生产、流通、传播、转移、转化各个环节。译者在这一知识翻译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在翻译规范和原则指导下，不断提取和调适个体知识、社会知识和文本知识，采取合适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将这些知识融入文本，并试图将源语文本中蕴含的隐形知识显性化，将某些显性知识隐形化，跨语际生产知识产品，满足目的语文化的市场需求。如果说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是所有翻译理论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那么，从认识论出发，对翻译活动中知识的跨语言/文化转化的探索，将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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