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姜仁凤，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本文原载于《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 (19ZDA293)。
摘要：崩溃与疯癫是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探讨的重要主题，承载着莱辛对共同体及其与个体关系的思考。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和基于情感的深度共同体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政治共同体内的话语沟通失灵表征着政治共同体的瓦解，而个人情感的缺失和社会情感结构的坍塌则表征着深度共同体的解体。共同体的崩溃与个体的疯癫从反面揭示了共同体与个体的共生关系。莱辛倡导的人类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相生相成的、生机勃勃的有机共同体。
关键词：崩溃；疯癫；共同体；《金色笔记》
一、引言
《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中心人物安娜的经历再现了20世纪中期的三大重要问题：政治、疯癫和性别战争（Pickering 1990：92)，成功书写了当时的 “道德气候” (Lessing 1973：x)。二战给人们造成的深层伤害日渐显露，炸毁长崎、广岛的原子弹摧毁了人们的传统信念，动摇了人们对人类文明的信心。人们吃惊地意识到所谓 “正义一方” 所使用的武器竟然 “比敌人用的更具破坏性” (Lessing 1974：65)，对错、好坏、正邪不再泾渭分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战争此起彼伏，暴动频繁发生，冷战如火如荼，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 (卡尔维诺 2012：269)，如《金色笔记》开篇所言，“一切都崩溃了” (3)。无疑，人类社会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每当社会动荡或转型之际，就会有作家对社会群体的境遇、诉求和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和及时反应，并在创作中精心构思，驰骋想象，从内容到形式对 ‘命运共同体’ 予以全方位的观照 ” (李维屏 2020：55)。莱辛的作品彰显了她对社会各类群体的广泛关注和对共同体及其与个体关系的深度思考。莱辛直面人类是群体动物这一事实，她笔下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群体中，特别是与家庭、工作、社会、宗教、政治等息息相关的群体中。她尤为关注人们因身在群体中而易于从众进而导致个体性消失这一困境，指出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世上最难之事莫过于坚持个体的不同意见” (Lessing 1994：56)。她认为个体能切实推动人类社会发展（Lessing 1994：82)，在面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人们应该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人不是只关注个体良心的、无法交流的、孤单无助的个体，也不是只强调集体良心的集体人，而是一个 “负责任的个人 ”，“负责任” 意味着对集体有担当，“自愿服从” 集体，但同时又需要坚持自我 ，“服从之前必先做自己的判断” 且 “永远不是彻底服从” (Lessing 1974：12)。在莱辛的作品中，“良心”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交流” “责任” 是个体与集体关系研究中的关键词，它们作为共同体理论的核心词汇，将莱辛的作品与共同体理论联系起来。在共同体理论中，有学者认为 “良心”，特别是 “民族良心”，与共同体息息相关，“探究民族良心，就是想象共同体” (李睿、殷企平 2021：64)；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把 “良心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 (戴从容 2019：VI)；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更为强调个体良心，认为日常 “共在” (being together）的话语交流、经验分享不过是 “闲谈” (idle talk)，个体要成为真正的自我就应该对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服从共同体所代表的 “他们” (the “they” ) (Miller 2019：7)。可以说，莱辛在作品中对集体良心、个体良心以及两者之间的绵延交流和责任关系的持续关注和反复探讨正是她对共同体及其与个体关系的想象，是她 “改造社会” (Gindin 1986：9)、构建理想共同体的尝试。本文针对学界迄今就《金色笔记》的共同体内涵鲜有研究成果的现状，深度分析小说中指涉的政治共同体和基于情感的深度共同体（the deep community)，认为政治共同体内的话语沟通失灵表征着政治共同体的瓦解，而个人情感的缺失和社会情感结构的坍塌则表征着深度共同体的解体，关于共同体崩溃与个体疯癫的书写揭示了莱辛对共同体的想象，凸显了其对共同体与个体共生关系的思考。莱辛是政治共同体的积极参与者与构建者，也是各种进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支持者，她曾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为消除性别歧视和阶级壁垒等加入英国共产党。这种对现实中政治共同体的关注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践行了自己的主张，即 “作家应该在小说中表现自身所处时代的政治矛盾” (Lessing 1974：70)。但是，正如现实中的英国共产党逐渐分化解体一样，《金色笔记》中的中心人物安娜的政治共同体实践也以失败告终。“文学家们对于共同体的构想从来都是充分运用会话元素的” (李睿 、殷企平 2021：63)，在小说中莱辛也运用大量会话元素来呈现共同体内无效、荒诞的会话场面，直指共同体内部话语的崩溃，借此表征安娜所在的政治共同体乃至整个英国社会的四分五裂 。会话的态度、语气与共同体的精神密切相关（李睿、殷企平 2021：63)。安娜所在的英国共产党分支机构的成员们的会话语气暗示了话语的崩溃，预示着其政治共同体濒临瓦解。在此，我们以小说中小组围绕一本关于 “斯大林论语言学” 的小册子展开的会议讨论为例加以说明。负责文学评论的莱克斯提议逐句研读；无产阶级作家乔治说 “天哪，必须得这么做吗？从来不是个搞理论的人呢”；负责宣传的共产党员克莱夫附和 “必须的，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开展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迪克说 “至少，我们要抓住主要观点” (300)。于是，莱克斯以 “谦卑、充满敬意的” 语气谈起了斯大林。安娜虽然觉得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荒谬、语言笨拙，但发言时却总是不由自主地使用 “充满歉意的” 口吻，“兴许是翻译得不好吧” (300-301)。然而，当这些人在酒馆或大街上相遇而讨论起这本小册子时，大家却使用了截然不同的语气，批评它语言 “干巴巴的，令人痛苦不堪” (300)。这说明个体在共同体内外说话的语气是不一致的。当个体身处共同体内部时，其难以如实表达自身，成员间不能有效交流，这最终容易指向个体的分裂，使得在群体中 “人人都是他者，没人是他自己” (Miller 2019：10)。这是群体对个体的压制（Lessing 1994：82)，也是海德格尔认为的个体对共同体所代表的 “他们” 的服从 (Miller 2019：7)。由此说来，当个体想要拥有自我时，便应回应良心的召唤（the call of conscience）而从共同体中抽离出去（Miller 2019：13)。不仅如此，在小说中，组织内部的主导语气是 “警惕” “轻蔑” “讽刺” “戒备” “恶意” “幸灾乐祸” (154-156)，暗示了共同体成员在私下互相猜疑、相互推诿、勾心斗角的真实关系，进一步预示着本该赋予个体 “共同身份感” (a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的共同体的瓦解 。话语崩溃的另一个表现是个体化语言的丧失，这集中体现在安娜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前后多次收到的工人阶级成员的来信中。苏共二十大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安娜第一次收到的三封来信在措辞、风格、语气上如出一辙，都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即任何影射莫斯科和斯大林有不妥行为的话语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散布的谣言。苏共二十大之后，安娜又收到了三封来信，这三封信除了字迹不同，其他毫无二致，都充满了歇斯底里、自我谴责、内疚和自我贬低的情绪。几天后，安娜收到了第三批信件，情况依然如此。这种个体化语言的丧失暗示着 “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卡尔维诺 2012：274)，共同体对个体的独特性进行了压制，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失衡。事实上，对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只有在共同体中，每个人才有全面发展自己能力的手段” (Marx 1996：171）的论断，我们不难发现，当个体失去其作为独特个体的语言表达时，其所在的共同体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了。“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交流” (殷企平 2016：74)，当话语沟通失灵，共同体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金色笔记》中政治共同体的话语沟通是失灵的，成员之间、成员和组织之间都几乎没有真正有效的交流。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方面，共同体无力面对真相，不能直面自 身在斯大林年代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小说中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们对苏共和斯大林获得了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然而人们所在集体无所不在的 “非同寻常的禁忌” (301）让成员个体无法坦诚表达自己，导致个体总莫名自我怀疑，“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们疯了”，并最终陷入“明明知道自己是 对的”，却在言语表达上不由自主地道歉，或是为自己辩护的境地 (297)。人们构建共同体是为了“追求完整，为了结束这种分裂的、令人不满的生活方式” (161)，最终却发现自己在共同体内更为迷失、自我分裂更严重。这种话语沟通失灵不仅存在于英国共产党内部，也体现在不同阶级之间。例如，在儿子得了奖学金后，工人阶级的盖茨先生在给中产阶级的莫莉家送牛奶时满脸得意，认为儿子能够如莫莉所言 “上升到中产阶级了” (11)。当听闻莫莉吐槽自己的儿子虽条件优渥却迷茫不已时，他颇为得意地回道 “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并在此后的对话中反复强调 “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1)。对阶级壁垒深恶痛绝的莫莉恨恨地回道 “根本不是什么世道如此，是这个见鬼的阶级森严的国家的世道” (11)，盖茨先生对此置若罔闻，两人显然没有达成有效沟通。于是，尽管中产阶级的莫莉和工人阶级的盖茨先生操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却无法顺畅地进行跨阶级交流。当然，小说中也不乏对不同阶级之间难以进行交流的现实的描写：工人阶级居住区里一个个小房子灰扑扑地趴在那里，丑陋、脏乱，看不见头，由恐惧和无知统治着，房子里的人 “不能，也许也不愿意走进” 中产阶级的房子；毗邻而居的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笼统地以 “那些人” 相称，他们之间没有交谈、沟通；更糟糕的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甚至是 “看不见” 的存在，因为当中上层社会成员傍晚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从这些房子、村子疾驰而过时，所看到的都是一座 “街灯绽放，笼罩在迷蒙光亮中的” 城市，而这正是当时英国分裂的现状，即 “表面上一切都好——宁静、温良，郊区的生活方式，底下却糟糕透了，充满了恨、嫉妒，到处都是孤单寂寞的人 ” (176-177，184，189)。不仅如此，上述对话还揭示了因家庭成员跨越阶级而导致家庭这一共同体分裂的可能，从中读者不难管窥英国不同阶级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当家庭成员成功跨越阶级壁垒之后，其生活方式变得与父母的大不相同，其说话语气、措辞也将不同于以往，家人之间的有效交流几近于无，双方 “无异于陌生人” (189)。由此可见，当共同体中的话语失去了交流功能，这 一 共同体就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 “真正的共同体是无阶级的” (Miller 2019：3）背道而驰，逐渐走上了消亡之路。莱辛通过描写安娜、莫莉等跨越阶级的人物在英国政治共同体内的生活，探讨了共同体构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潜在风险，并且对曾深深影响自己并促使自己加入英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她直言马克思主义即使 “身退” 也意味着已经 “功成 ”，因为它已经被充分吸收成为人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xi)。正如莱辛所言，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 “整体地、联系地” 看待事物的方式和 “全球思维、全球伦理” (xiv）在今天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 。情感是共同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殷企平 2016：76)，“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是深度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只有在深度共同体中，“沟通才成为可能” (殷企平 2015：80)。莱辛在《金色笔记》中对此予以深刻探讨，着力呈现个体情感的缺失、社会情感结构的坍塌以及由此导致的深度共同体的崩溃和个体的种种疯癫 。小说中不同家庭的崩溃是情感结构坍塌的重要表现。其中，理查德和玛丽恩的婚姻代表的是上层社会家庭的普遍状态。理查德出身豪门，年轻时参加过左翼进步运动，他违背家庭意愿与莫莉结婚，但后来又 “迷途知返” 与莫莉离婚，回归原生家庭。凭借自身的商业天分，他将家族企业发扬光大，成功脐身大亨前列并与望族联姻。年轻的玛丽恩 “温暖、安静、文雅”，其家人与亲属的头衔足以 “印在公司的专用信笺上为之增色” (17，26)。婚后，玛丽恩怀孕生子，作为 “家中天使” 的她渐渐失去自我而沦为了理查德招待商界朋友的宴会女主人；丈夫理查德则风流韵事不断且长期不着家，他的背叛和冷漠让玛丽恩崩溃而成为了酗酒者。尽管理查德面对指责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护说背叛妻子是男性生理特点所致，但莱辛却借莫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情感问题，跟生理没有半点关系” (31)。理查德和玛丽恩的婚姻悲剧是整个上层社会家庭状态的缩影，正如理查德所说，他认识的已婚男人莫不如此，自己 “从来没有看见哪桩婚姻哪怕只是接近它该有的样子” (30)。小说中医生保罗和妻子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也面临着崩溃。外表体面实则情感荒芜的保罗只在每天清早回到郊区的家里换一件干净的衬衫去上班，夫妻二人形同路人。相较于中上层家庭的徒有其表，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则如同他们清一色的 “狭小、破烂” 的房子般赤裸。事实上，不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中产阶级抑或是工人阶级，情感结构的坍塌集中体现在家庭主妇身上 。她们被困在由孩子、电视和女性杂志《居家女人》组成的世界里，她们等在家里，“努力留住自己的男人”，努力维护着 “家庭” 所带来的 “安全感” 和 “体面”，努力不让它分崩离析（223)。《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们无不 “疲惫不堪” “孤单寂寞” “悄悄地疯了”，因自己的郁郁寡欢而 “怀疑自己”，感到 “内疚”，认为自己 “一定是哪里有问题”(165-167)。《居家女人》每天收到无数信件，写信人叙说着自己 “想象” 的各种身体病症。在莱辛看来，这些女性问题的本质是情感缺失，即她们感到寂寞与被忽视，需要有人关心、看见她们。不仅如此，情感结构的坍塌还通过性问题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揭示。借助艾拉和保罗的亲密关系，莱辛对性以及两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 “很多深层次问题经常通过性表达出来” (Lessing 1974：80)，情感结构坍塌无疑是深层次问题之一。艾拉和保罗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后相爱，打动艾拉的是她所感受到的保罗对她的真情，她觉得保罗看她的眼神里透着尊重，没有丝毫 “男人估量女人跟他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 的意思，并且他说话的声音中流露出对她 “自然、真切的喜欢” (189，191)。真诚的情感让艾拉体验到性高潮，这让她确信保罗和自己相爱，因为 “性对女人来说本质上是情感”，“自然的情感对她们的性满足感至关重要” (215)。与家庭主妇们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毁灭截然不同，自然情感基础之上的亲密关系让 “自由女性” 艾拉感到放松、自信，感受到自我完整。然而，正如性高潮让她相信自己与保罗之间的爱情一样，正是性高潮的缺失让她预感到保罗情感的消逝。讽刺的是，男人未给予法律上的妻子所谓的 “安全感” 和 “体面”，也未把情感留给情人，哪怕是情人心中真正的爱情，在男人眼里也只是又一段无关紧要的 “风流韵事” (224)。《金色笔记》出版后被贴上了 “性别战争” 的标签（Lessing 1974：25)。表面看来，小说讲述的是对家庭及亲密关系不负责任的男人、崩溃的家庭主妇、被伤害的情人、“自由女性” 等的故事。但实质上，它表现了莱辛对现代社会情感问题的深思和对深度共同体解体的担忧。人们相信 “所有情感的尽头都是财产、金钱、权力” (545)，于是千方百计地回避、约束乃至索性拒绝情感，“他们与人相爱，但知道那远不是全心全意的爱，而是扭曲的爱，因此变得冷漠起来” (545)。个人情感的匮乏乃至缺席，令原本该是 “经由身体表达出来的性欲和狂喜的结合” (Rubenstein 1979：83）的性沦为了 “冷而高效” 的性，使得 “每推开一扇门，屋里就有个身心崩溃的人” (658)。这种情感结构的坍塌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深度沟通，孤立的个体 “将自己与世界用玻璃或者冰隔离开来” (544)，像一个个 “幽灵” (574）般 “恍惚游移于各项应尽义务、种种安排好的活动之间” (Shields 1999：40)，最终导致深度共同体的解体 。“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有一种 ‘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 (殷企平 2016：78)。莱辛在《金色笔记》中重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通过书写一个个关于话语沟通失灵和情感结构坍塌的故事，呈现了各种政治共同体和深度共同体的崩溃以及个体所经历的分裂、疯癫的生存境况。安娜所在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仰崩塌和阶级制度僵化；各种家庭/亲密关系名存实亡的深层原因在于情感结构坍塌。莱辛的共同体书写似乎印证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描述的 “具有自我破坏性的自我免疫体的共同体” (Miller 2019：17)。然而，如同整合的金色笔记从四分五裂的四本笔记中喷薄而出，莱辛对 “崩溃” “疯癫”的正面意义寄予希望—— “有时候 ‘崩溃’ 是自我治愈、内在自我摆脱错误的二分法和各种分类的途径” (viii)。小说中的个体脱离共同体后并没有像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 “成为真正的自我” (Miller 2019：xi)，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共同体的崩溃导致了个体的分裂甚至疯癫。这暗示了莱辛关于共同体与个体共生关系的思考：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长，共同体因为个体而生机盎然，个体离不开共同体，因为 “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自由才有可能” (殷企平 2016：72)。莱辛倡导的人类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相生相成的、生机勃勃的有机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