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 | 在扬弃中创新具有中国思维的叙事学理论和实践——评申丹教授新作《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作者简介】

王卓，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师范大学东岳学者拔尖人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山东外语教学》主编、《基础外语教育》联合主编、国家级一流专业（英语）负责人。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一级学会）常务理事、中非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二级学会）创会会长、中国高教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2019—2022年山东省本科教育通用外国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诗学、英语国家族裔文学、英语教育成长小说、中外文学教育和英语教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子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编著教材5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CSSCI 80余篇，A&HCI 1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6篇。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教育厅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多项。专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申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扬弃中创新具有中国思维的

叙事学理论和实践

——评申丹教授新作《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原文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申丹教授新作《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以下简称《双重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是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结项成果，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部著作是 “世界上首部” 对 “隐性进程” 与 “情节发展” 所构成的 “双重叙事进程” 进行系统理论探讨文本分析的专著。这部厚重、充满理论创新的作品是申丹长期专注于叙事学理论和实践的系列成果之一，更是她在近10年不断思考和自我扬弃中，挑战传统单一叙事学模式的收获。她创新性地提出 “双重叙事进程”、“隐性叙事” 等术语和观点，并孜孜不倦地完善、丰富这一理论基础和文本分析实践。这部专著历时地呈现了这一中国学者文学批评创新理论的建构过程以及对经典文本阅读所产生的颠覆性 “重构” 和 “拓展”。毫无疑问，这部新作成为申丹为中国和世界叙事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一、重构叙事与重读经典：

《双重叙事》的内容、结构与研究范式

《双重叙事》由上篇 “理论探讨” 和下篇 “作品分析” 构成，共十五章。上下两篇彼此呼应，宏大的理论建构和绵密的文本细读完美结合，将双重叙事的建构逻辑和文本中的运用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上篇七章全方位阐释了 “双重叙事进程” 的理论和模式建构。作为全书的开篇，也是该创新性研究的基础，第一章致力于揭示 “隐性进程” 的独特性，尤其是 “隐性进程” 与第二故事、隐性情节等术语的区别；双重进程与双重话语、双重意义等概念的区别。第二章集中探讨 “隐性进程” 和 “情节发展” 互为补充、互为颠覆的不同互动关系。这两章对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建构意义重大。其一，它们通过对比分析，厘清了 “隐性进程” 的独特属性和独特价值，阐释其具有独创性叙事学理论的学理基础。其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总论作用，为下编中的文本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第三章探讨 “双重叙事进程” 被忽略的七种主要原因，并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七种挖掘 “双重叙事进程” 的建议，前后呼应，有的放矢。如果说前两章更多关注的是理论建构，这一章则聚焦于方法论，为下编的文本分析做好方法论铺垫。第四到第七章探索 “双重叙事进程” 对文体学、叙事学、翻译等领域带来的挑战和 “新的发展机遇” (80)。

下篇八章则运用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和视角，对经典小说作品展开具体分析。绵密、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不仅受到上篇所探讨的理论建构的指导，“而且助力上篇的理论建构” (12)。全书涉及到众多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这些文本既包括家庭问题小说、战争小说、哥特式小说、心理小说等不同类型，也涉及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既有英语文学作品，也有非英语文学作品。但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由于传统意义上囿于 “情节发展” 的阐释，而使得意义和内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固化。“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和视角的融入使得这些看似被盖棺定论的经典文本焕发了新的光彩，具有了更为丰富，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

二、从 “情节发展” 到 “双重叙事进程”：

暗流涌动中生产的文本新意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创新性地揭示出，在 “情节发展” 背后，还存在贯穿文本始终的 “隐性进程”，从而形成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而这两种叙事运动的不同互动不但影响着读者的阐释，也改变着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经典的内涵也随着对两种不同叙事进程的揭示得以重释。约翰·皮尔（John Pier）指出这一理论 “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创的研究传统，因为它与强调情节的传统不同，转而探索与情节发展平行运动，有时对立运动的文本暗流” (123)，“是对以往研究重要的和开创性的增补” (111)。“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的确立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条 “钻掘到情节和叙事表层的下面，从而揭示隐含的意义” 的路径（Wolff 118—21)。这一路径的发现对文学经典的重读、重释意义重大。申丹认为，“隐性进程” 是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并列运行的叙事暗流，两者以各种方式互为补充或者互为颠覆。“隐性进程” 对表达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邀请读者做出与对情节发展大相径庭甚或截然不同的反应（《隐性进程》81)。在 “双重 叙事进程” 中读者颠覆性的反应为某些看似盖棺定论的经典文本带来了新的生命，也涉及到对某些作品、作家的重新评价和定位。“双重叙事进程” 至少在三个层面为经典作品重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双重叙事进程” 带来的第一个颠覆性变化是将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更为有效地纳入到叙事进程考察要素。比如对肖邦《黛西雷的婴孩》(“Désirée’s Baby”，1893）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例证（Shen，Style 70—92)。通过对 “双重叙事进程” 的揭示和分析，揭示出该作品建构了反种族主义的表面情节和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这一结论对传统意义上的肖邦研究是颠覆性的，使我们看到在美国特定的黑白对立的复杂社会语境中，种族主义作为社会和心理顽疾难以被根除的复杂动因。这一结论不仅对肖邦和其作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与第一个颠覆性变化基于宏观社会要素不同，“双重叙事进程” 为经典作品重读带来的第二个颠覆性变化走向心理深处。以曼斯菲尔德的《心理》(“Psychology”）为例。“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不但为该作品带来了叙事视角的变化，而且揭示出 “男女双方在性情心态、思维活动上的本质差异” (237)，从而为该作品更为深层次的解读开启了一扇全新的门。

“双重叙事进程” 带来的第三个颠覆性变化是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高度融合。一个例子就是对坡的名篇《泄露的心》（“The Tell-Tale Heart”）的重读和重构。两个不同层面的隐性进程将宏大的19世纪中叶关于 “精神病抗辩” 的争论和微观层面的以基于文体学分析的心理动因完美融合，有效地阐释了坡的道德关怀与结构上微妙的 “效果统一” (191)。而这一结论对于重新认识坡和他的作品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

三、自我扬弃与创新发展：

进程中的“双重叙事进程”

《双重叙事》的出版标志着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的最终确立。然而这一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创新性叙事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却是漫长的，曲折的，前后经历了10年之久，可谓十年磨一剑。这一理论建构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经历了从修正西方理论模式到首创中国理论模式的转化过程；其二，经历了不断反思、不断自我否定、肯定的自我扬弃的过程。

尽管不可否认，“西方叙事学知识体系中” 有诸多 “中国元素”，但作为学科的叙事学却是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法国的一场西方学术思潮（曾军 168)。要想在这个业已形成悠久学术传统和缜密学术话语的体系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需要文化自信、学术素养、创新意识和持之以恒的探索和付出。申丹在叙事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生涯即是最好的例证。反观 “双重叙事进程” 的建构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建构经历了两个过程，即从修正到创新和自我扬弃的过程。“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萌芽期、检验期和确立期三个阶段。2012年之前，在按照传统情节发展思路，挖掘情节深处含义的过程中，申丹就已经注意到文本会产生不同的主题含义，但此时她更多地采用了修正和调整的方法。这一点可在《双重叙事》的 “后记” 中得到印证。申丹在 “后记” 中谈到，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着力于发现西方权威学说中的漏洞、混乱或偏颇之处，进而对漏洞进行弥补，对混乱加以清理，对偏颇之处进行修正” (322)。

然而，申丹显然没有满足于此，打破西方传统的束缚，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一直是她的追求。2012年当她再次研读曼斯菲尔德的《苍蝇》时，她开始将目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并开始在《外国文学评论》《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等期刊发文，首次提出 “隐性进程” 的概念。从2012—2015年，“隐性叙事进程” 理念被运用在多个文本分析之中，这一不断的文本分析实践的过程使得 “隐性叙事进程” 和 “情节发展” 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越来越清晰。到2014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就意识到，申丹的《短篇叙事小说的风格与修辞》一书 “发展了一种关于叙事进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严谨和迫切的强有力的新理论”。

从2015年开始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进入到全面建构、确立阶段。这一期间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阐释和运用该理论进行的文本分析以在国内外发表的系列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随着《短篇小说的文本与修辞》的出版，这一创新性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2017年欧洲叙事学协会第五届双年会邀请申丹做了题为《双重叙事运动能如何重构和拓展叙事学》(“How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Can Metamorphose or Extend Narratology”）的主旨报告。2019年《外国文学》发表《西方文论关键词：隐性进程》，同年法国 “叙事学常用术语” 网站将 “隐性进程” 作为叙事学常用术语收入。2021年美国期刊《文体》(Style）春季刊刊发了申丹的目标论文《“隐性进程” 与双重叙事动力》(该文系统概述了《双重叙事进程研究》的理论建构)，并邀请8个西方国家的14位学者撰写论文对该文进行回应，同时推出了多位知名学者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文本分析的文章（2)。至此，“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全面完成了理论建构和确立过程。

从修正到创新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建构过程不仅是对西方叙事学的挑战，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在学术上的自我扬弃过程。这种自我扬弃的精神成为推动这一理论建构不断完善、发展的 “隐性动力”。“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叙事学这个尽管年轻，却发展迅猛的理论一直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根源。正如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所言：叙事学 “似乎一直向新的方向运动”，它一直处于一种 “令人激动的永恒的运动之中” (148)，而叙事学的活力和发展之源恐怕正是在于如申丹一样的学者的孜孜以求的努力以及勇于挑战权威、否定自我的信心和勇气。这一点对于一位在叙事学领域早已得到中西方学界高度认可的学者而言（曾军 173)，着实难能可贵。

四、文学、文体学、翻译研究的高度融合：

界面上的 “双重叙事进程”

《双重叙事》专辟两章阐释了 “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对文体学和翻译所带来的挑战并给出了极具高度的应对策略。这一界面思维极大地拓展了 “双重叙事进程” 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事实上，“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的建构和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文体学和翻译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体系的支撑和界面学术思维模式的助力。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因于申丹长期致力于跨文学、文体学、翻译等不同领域的深入的界面研究，而这也是她将自己的自选集命名为《跨越学科边界》的原因。

申丹的学术生涯是从文体学研究开始的。她在英国留学时，师从著名英国文体学家索恩（J. P. Thorne)，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潜心文体学研究。正如米勒对申丹的评价：她是 “一位在叙事学和文体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的学者（Miller v)。申丹的专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以及多篇论文均是综合采用了文体学和叙事学方法的典型案例。申丹对翻译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源自于她的文体学研究。她利用译本为文体分析提供素材和比较对象，而由此引发了她对文体学和翻译之间关系的思考。专著《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1995)、论文《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建设中的重要性》(2002）和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翻译研究论文等均是该研究领域的成果。

正是由于申丹在文体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她更为敏锐地意识到，文体学与叙事学有机结合对文学研究的价值，并能注意到很多被文学研究所忽视的叙事进程中产生的多重意义。通过 “聚焦于文体和修辞结构的成分”，申丹挑战了传统的叙事分析，呈现了一种 “启迪”，启发我们对显性和隐性文本过程的理解（Wolff 118)。“双重进程” 的理论对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124—26)，因为同样的文字在两种叙事进程中可能会表达出不同的意义，或者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从情节发展来看，令人满意的译文，如果从 “双重叙事进程” 的角度来看，却可能造成了 “隐性进程” 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损伤（111—12)。

在界面上运行的 “双重叙事进程” 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质和影响。对此米里亚姆·沃尔夫（Miriam Wolff）曾言，“以她对隐性进程的强化，申丹教授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将叙事和文体相结合，揭示出被隐藏的伦理和美学维度” (121)。此言不虚。“双重叙事进程” 在文学、文体学和翻译三层界面上的运行，以跨学科的视野揭示了文学作品中不同的伦理维度和美学维度，从而使文学经典焕发出时代的魅力。

在三十余载的学术生涯中，申丹早已享有巨大的国际声誉。“双重叙事进程” 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再次显示了以申丹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国际前沿创新的能力和视野。申丹在自我扬弃中创新具有中国思维的叙事学理论和实践的经历表明，中国学者的学术创新能力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的，是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扬弃中实现的。申丹的学术创新充分体现 了中国学者在建构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使命与担当（习近平 338)，为世界了解 “学术中的中国” 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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