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大量优质公办幼儿园社会招生，黄埔某幼儿园操作更骚！下一个行业是？

据天河区教育局消息：2023年7月7日起，天河区64所公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招收插班生（2023年9月入学），小、中、大班均有名额。

报名时间为7月6日-8日（周四、周五、周六），具体招生方式和相关信息，以幼儿园招收插班生公告为准。

招生对象如下：

小班：2019年9月1日-2020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幼儿。中班：2018年9月1日-2019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幼儿。大班：2017年9月1日-2018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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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发布的这则消息，让市民们看到了，即使在目前看似人口密度很高的广州市中心城区，曾经一位难求的优质公办幼儿园学位，如今也出现了剩余。其实在黄埔区、南沙区、番禺区等等多个区域，相当部分的楼盘配建幼儿园已经出现了招生名额不满的情况。

更离谱的是，在黄埔某知名楼盘，2023年6月家长们满心欢喜地收到了配建幼儿园的录取通知，近日却被告知幼儿园不开了！据公众号了解，该幼儿园为黄埔区某集团办学模式的幼儿园，非公办幼儿园，而且此次突然闹出暂停开办事件也跟新生数量较少有部分关系。

大家都经常听到网红优质幼儿园突然倒闭的相关信息，从二线城市蔓延到一线城市，至于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相信不少读者都会有了解。

比如2022年10月份，天津一家幼儿园通知家长暂缓入园，但是后来就停止运营了。

2022年11月，河北保定一家幼儿园同样突然倒闭。

2022年12月1日，广州市番禺区一家成立30年时间，有300名学生的幼儿园突然关闭。

其实类似这种案例并不少发生，这说明幼儿园关闭潮已经提前到来。

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元年。就教育而言，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学前教育。

数据显示，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

而在现实的幼儿园端，部分幼儿园已经率先感受到“寒意”——生源持续减少，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甚至可能面临关停。

当然，更值得行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已经比预期更早迎来了供需逆转的拐点，随着生命历程展开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体系中，谁又会是下一个面临招生难的呢？

“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王莉是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担心秋季的招生计划能否完成。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她所在幼儿园就开始直面招生难，今年生源可能进一步下滑。

去年3月起，同样地处北京的北京凤凰禾童幼儿园执行园长张裕欣感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给孩子排队等位。到了2022年，她“清闲”了不少，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9月开学时，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只开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满额，第三个到10月时才“勉勉强强开了起来”，张裕欣回忆。

在武汉，家住汉阳区归元寺附近的龚玲（化名）在小区周边为刚满3岁的儿子物色幼儿园。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的一所驻汉央企机关幼儿园向她抛来橄榄枝。

该幼儿园园长告诉龚玲，自己在这所幼儿园工作了20多年来，向来只对单位内部招生，前几年刚放开二孩时，生源多得还要排队筛选入园，但从去年秋季开始，个别班级却出现了招不满的现象。面对变化，今年春招园方决定扩大招生范围，不再硬性规定家长必须为本单位职工。

除了“放下身段”，为了抢夺生源，幼儿园们也是花样迭出，如私立幼儿园的“老带新”活动，老生学杂费可立减5000元，普惠幼儿园新生学杂费直接打9折，公立幼儿园不设招生范围零门槛入园。

甚至还有民办幼儿园甚至“派”家长去别的幼儿园抢生源，“比如出台优惠政策，家长能从别的园带来几个孩子，就减免多少学费，家长就会去周边幼儿园以咨询名义劝说其他家长，把孩子引过去”。

公办幼儿园带来的压力也不小。比如，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办园对入园资质有严格限定，一般须有京籍户口，但从去年开始，有公办园下调了招生门槛，不仅没有户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证”（务工就业证明、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居住证），“于是很多家长本来交了报名费，最后又被公办园挖走了”。

民办招生艰难，公办幼儿园也不是全无压力。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部分公办园也照样招不满。以朝阳区为例，2021年，在接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既有民办，也有公办，每月收费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就指出，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人口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数据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王莉觉得，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对普惠性民办园，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这样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婧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会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最先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王莉已做好了未来3~5年可能要裁员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持续，最终要自力更生。面对越来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围，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未来能至少“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解释说，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全国面临普遍性“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来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格局也要动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当下，更多面临生源危机的幼儿园想到的可行解决方案：办托班。

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未来不会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坍塌，而是会渐进式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托班现象一定会非常普遍。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断拓展托班，从一个班、两个班到三个班。随着3~6岁生源的不断减少，多出来的班额可能会先让给2~3岁，最终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最后，普惠性民办园可能慢慢全转向0~3岁，公办园仍以3~6岁为主”。

柳倩指出，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较好，中国未来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幼儿园关停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延伸，不仅是延伸到0~3岁，更重要是服务的延伸，比如延长孩子在园时间，接送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无缝衔接，这些跟进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幼儿园就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 1960 年代初开始下降，在 1975 年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为了刺激生育，新加坡在近十几年来增设了大量托儿中心，招收对象是18个月~6岁间的所有年龄段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07~2017年十年间，新加坡托儿中心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 62911所增加到了143400余所，反之，幼儿园招生人数锐减，新加坡父母更倾向让孩子进入提供全日制服务的托儿中心。

王海英认为，结合他国经验，从学前教育服务人口战略的定位看，仅靠学前教育“单打独斗”，释放人口数量红利是较为困难的事情。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学前教育政策要结合生育、托育、家庭福利等一揽子配套措施，实现长时期、全领域的综合变革。

由于人口下降带来的各方面冲击在时间的滞后性，和幼儿园的“一生难求”相比，当下不少小学却是“一位难求”。

2023年，广州、济南、成都、长春、南昌、大连等多地，均发布了针对2023年秋季义务教育入学的“学位预警”。

有人或许疑惑：幼儿园生存都如此艰难了，为何小学学位却又全国多地频发预警？

这是因为，出生人口下滑对于教育领域的影响是分时间段的，就目前来说，学前教育首当其冲，受到较大冲击。相比之下，小学教育仍存在延后效应，所受影响要延后几年。并且，受二孩效应影响，2016年、2017年出生的孩子目前正进入到读小学阶段，部分人口流入、年轻人集中的城市，学位出现了较为紧张的局面。

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尤其是城乡、区域、学校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会导致部分区域、学校出现学位紧张的情况。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整体而言，出生人口减少对小学招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结构差异，未来乡镇的小学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其次很多县城和部分小城市的小学也会受到影响。但年轻人流入较多的大城市这一影响很小，这些大城市学位一直比较紧张。

不仅如此，未来中学乃至大学的生源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此前曾撰文分析，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十年，将会经历由于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占比下降而导致的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数量减少的过程。在青年人口转型过程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的招生生源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丁长发说，不同类型的高校受出生人口下滑的影响差异很大。好的大学招生没问题，未来招生生源受影响较大的高校是高职院校、民办高校，未来有不少高校将会倒闭。当然，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对此，张翼建议，如果要加强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教育，就应该及时促进高教改革，使其从规模扩张阶段过渡到内涵式发展阶段，从而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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