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锋：2019年度戏曲学发展简述与思考
作者
王学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摘要
2019年，戏曲学的研究继续稳步发展，延续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趋势，同时也有新的变化。以“戏曲”作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在2019年期间共发表论文、评论等各类文章4439篇，其中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类分别为3382篇、561篇、379篇，就发表数量来说，大体保持着近10年持续增长的稳定发展趋势。这一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共立项戏曲类重大项目7项、一般项目13项、青年项目2项、西部项目2项；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图书馆 · 情报与文献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不少立项项目涉及戏曲学的内容，其中一般项目16项、青年项目7项；此外，新设的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亦立项戏曲类项目6项。2019年度，继续出版了一批戏曲文献汇编和学术著作。本文拟对过去一年戏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研究进展略作梳理，见闻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2019年，一批重要的公、私藏曲和戏曲史料继续被搜集、整理与出版。
戏曲剧本方面，如传奇杂剧，《古本戏曲丛刊》项目自2012年重启以来，已先后完成六、七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2018年版）的编纂与出版，八集也于2019年出版，六、七、八集以清代的戏曲作品为主：六集收录清顺治至乾隆时期的传奇和戏曲别集77种；七集收录清康熙至乾隆时期的传奇、杂剧92种；八集收录清乾隆、嘉庆时期的传奇、杂剧集70种，附2种。如地方戏，《中国近代地方戏曲剧本丛刊（第一、二辑）》（王文章主编，学苑出版社2017年、2019年版）汇集了清中晚期至民国初期的各类地方戏剧本，前两辑共收录弋阳、皮黄、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梆子腔、秦腔、柳子戏、洋腔、部分京剧和豫剧的剧本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和油印本2109种（第一辑1164种，第二辑945种）；第三辑拟收录川剧、粤剧、湘剧、汉剧、评剧、江浙诸腔、福建诸腔、影戏等各类剧本，将于近期出版。如影戏，《影戏剧目清代钞本辑校（第一辑）》（赵建新等点校注解，甘肃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共收录清乾隆、嘉庆至光绪年间的甘肃皮影戏剧目60种，为历年收录甘肃皮影戏剧目之最，且不乏独有剧目。如域外戏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黄仕忠，中国文学11&ZD108），在已经整理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二辑）》《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之后，2019年又推出《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黄仕忠、[日]内田庆市编，张志峰等解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使北美、日本两地的珍稀戏曲俗曲文献得以更加便利地为研究者使用。
曲论文献方面，明清戏曲序跋整理的重要收获《明清戏曲序跋纂笺》（郭英德、李志远编）已编撰完成，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序跋集弥补了前人相关著作的阙漏，更趋完备。此外，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有“祁彪佳曲论汇辑笺校”（张诗洋，中国文学19CZW022）等。
口述文献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去年出版的《杜近芳口述实录》（张正贵、陆蕾采写，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曲艺、戏曲生活六十年：包澄洁自述》（包澄洁，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分别聚焦表演艺术家和戏曲学家的口述历史，各具精彩；而汇集更多艺术家和研究者的口述历史之作《昆曲口述史》（王安奎，艺术学2009AB002）也即将出版。在对传统剧本文献的整理中，也越来越重视口述本，如2019年开题的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传统戏曲剧本集成（口述传抄本编）”，此类项目的推展将促进口述传抄文本整理经验的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探讨。与口述文献的“活态”性相关，表演文献的整理也需要根据其“活态”特性，尝试具有针对性的、立体的把握方式，以《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倪惠英主编，广州出版社2019年版）为例，此书对粤剧表演艺术所涵盖的做打、唱念、锣鼓器乐、排场剧目、化妆服具等内容分卷整理出版，编撰团队共同商定、精准整理、规范记录、集体传承，以图、文、音、像“四合一”的方式，立体地展现了粤剧表演艺术遗产，此书先期推出“做打卷”，值得进一步关注。
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组织推动的对戏曲史家黄芝冈、戏曲音乐理论家傅雪漪的著述文献汇编——《黄芝冈全集》《傅雪漪文集》也于去年启动，这两部文集将与前此出版的《张庚日记》等，共同推进学界对“前海”[1]学人群体和学术传统的研究。
在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下，戏曲文献的影印、整理、出版总体向好，但仍有待深耕细作，研究性整理和专题性汇编都大有可为。
二
戏曲史一向是戏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出版了《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2]（康保成主编，大象出版社2017年、2018年版）、《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江巨荣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两套丛书，显示出过去30年的丰厚成绩。2019年，相关研究大体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推进：一是如《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赵兴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明代传奇目录研究》（欧阳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清代戏曲考论》（王汉民，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校录及考论”（徐子方，中国文学13BZW085，2019年结项）、“《长生殿》曲谱整理和研究”（李俊勇，冷门“绝学”153）、“北曲联套流变研究”（时俊静，中国文学19BZW079）等出版和立项、结项的基金项目，在目录考证、作家作品、曲谱曲牌等方面开展研究；另一是如“近代华北开埠城市演剧研究”（刘淑丽，艺术学19BB014）、“清文化遗民与京剧关系研究”（周茜，中国文学19BZW089）、“中国近代报刊戏曲整理与研究”（姚大怀，中国文学19BZW166）、“清代男伶群体身份演化研究”（林秋云，中国历史19CZS030）、“江南地方戏与近代乡村生活研究”（朱小田，中国历史19BZS092）、“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何光涛，艺术学19BB027）等立项项目，对戏曲研究作“向后、向下、向外”[3]式的探讨。
这是大体而言，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和相互借鉴在具体研究中会越来越多，如“明清时期昆曲舞台演出本整理与研究”（刘玮，中国文学19BZW086）、“元明戏曲剧本形态研究”（龙赛州，中国文学19CZW036）等立项课题，展示出剧本形态研究上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而《清代戏曲中的明史再现》（华玮，“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之一，中华书局2019年版），则提示了文本研究可能展现的美学、表演、记忆、社会变迁和政治等多个维度。
此外，戏曲文物、戏曲图像研究也有新的推进，如“上党地区戏曲文物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王潞伟，中国历史17CZS063）、《山西高平神庙剧场调查研究》（颜伟，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对区域剧场的整体把握；“中国古戏台题记文献汇编”（曹广华，中国文学18FZW026）的立项及其相关的题记研究，展示出区域演出史和基层戏曲史的研究前景；而《西方史料中的19世纪岭南竹棚剧场——以图像为中心的考察》（陈雅新，《戏曲研究》第112辑）、《从演剧习俗到美术传统：论中国古代演剧图中的“窥帘”及其成因》（朱浩，《戏曲研究》第112辑）以图像为中心结合多种方法观照戏曲史问题的尝试，均值得关注。
域外戏曲研究方面，既有对古典戏剧在欧美传播的关注，如“英语世界明清戏曲的译介与研究”（李安光，中国文学19BZW087）、《英语世界的南戏传播与研究》（林施望译著，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又有对京剧、粤剧在中国“周边”区域传播的聚焦，如《清代戏曲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演出及影响——以长崎唐馆为中心》（夏心言，《戏曲研究》第112辑）、“粤剧在泰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黄露，艺术学19BB029）。此外，已立项的“东亚民俗演剧假面史论”（麻国钧，冷门“绝学”154）、“海外重要唐乐文献《教训抄》整理与研究”（吴真，中国文学19BZW040），也值得期待。
《文学遗产》在2019年第1期推出“古本戏曲丛刊研究专辑”，包括《也是园古今杂剧发现及购藏始末新考》（潘建国）、《朝鲜燕行使节所见清朝宫廷大戏——以乾隆时期〈升平宝筏〉为中心》（[日]磯部彰）、《龙继栋〈烈女记〉东传朝鲜王朝考述——兼及明清戏曲“死文学”的价值重估》（程芸）三篇文章，很好地示范了传统文献研究如何开放、接通新的戏曲史研究领域。文献固然可以“化身千百”、嘉惠学林，但“相关作家、作品乃至所牵连的戏曲史、文学史现象，能否进入、又如何进入学术观照的视野之中”？[4]如何使一个研究领域的产生、开掘，不变成新的封闭，而具有开放、连接、盘活其他学术空间的力量，值得思考。
当代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已有70年，加上延安时期，时间更久。对于这段历史的梳理，早年有《当代中国戏曲》（张庚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近年有《中国当代戏曲史》（余从、王安葵主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册）》（傅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重要著作，尝试了不同的研究范式。2018年，艺术学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开始招标，并分省推进，“安徽卷”（李春荣，18ZD08）、“福建卷”（王汉民，18ZD09）、“黑龙江卷”（张福海，18ZD10）、“山东卷”（王秀庭，18ZD11）已于2018年立项，2019年又立项了“上海卷”（朱恒夫，19ZD04）、“江苏卷”（王宁，19ZD05）、“北京卷”（吴新苗，19ZD06）、“湖北卷”（朱伟明，19ZD07）、“内蒙古卷”（刘新和，19ZD08），作为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总结新中国70年的戏曲发展历史，该项目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对新时期以来的戏曲发展也有课题立项，如“改革开放四十年新编戏曲剧目研究”（赵锡淮，艺术学19BB020）、“现实题材戏曲剧本创作研究（1979—2019）”（李世涛，艺术学19BB021）、“新世纪戏曲导演艺术研究”（赵娟，艺术学19BB024）等。当代戏曲史的研究，如何处理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又如何将自我“历史化”，可能是一个难点。去年，《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张炼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修订再版，此书对新中国戏曲实践的探讨颇具深度，在历史与当下的相互观照方面，亦多有启发。
三
随着国家对戏曲传承工作的逐步开展，各地对传统戏曲艺术的保护实践逐步深入，相关的理论问题也得到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近几年的艺术学重大项目逐渐集中于艺术创作、人才培养、艺术体系建构等几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可见一斑，如“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陆军，16ZD03）、“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李伟，18ZD05）、“中国戏曲历史题材创作研究”（2020年招标项目）；“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孙惠柱，17ZD08）、“戏曲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冉常建，18ZD04）、“富连成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孙萍，19ZD09）；“中国戏曲表演美学体系研究”（傅谨，17ZD01）、“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相关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刘祯，18ZD07）、“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王馗，19ZD03）等项目，显示出当下迫切的、根本性的理论关切。
此外，一些立项和出版的项目，如“曲韵研究”（俞为民，冷门“绝学”148）；“中国古代戏曲关目研究”（张勇敢，中国文学19BZW093）、《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刘二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梅兰芳戏曲表演美学形态论》（池浚，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当代中国戏剧批评史》（傅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川剧理论批评史研究”（张志全，艺术学19BB026）、《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化》（孙红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生态、创作与传播——21世纪戏曲新论》（李小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体现出理论批评在多个方向上的努力。
在戏曲理论批评中，艺术体系的建构最令人期待，但也最具难度。体系也许只有一个，但建构体系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以笔者所在单位承担的“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的现状与发展研究”项目为例，主要注重从剧种及其形态角度观察、理解、建构中国戏曲艺术的体系性，强调戏曲这个活态传统的“多元一体”的特性，并试图深入戏曲有机体的内部，揭示各剧种及其形态间的联系与个性化特征。但理论建构如何能全面、有效地涵盖剧种乃至剧团和传承个体，抓取其充分的多样性，尚需努力探索。
四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剧种”一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关于剧种历史与艺术的研究蔚为大观，对戏曲种类相关问题的讨论也渐趋深入，新中国“十七年”的剧种调查、剧目资料汇编工作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 · 戏曲曲艺》《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纂时对中国戏曲各剧种历史及其艺术特点的研究工作，均有着奠基性的学术建设和重要的理论总结作用。2001年以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如四批国家名录的公布、2015年《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发布以及2017年全国戏曲剧种普查对348个剧种的认定等，再次推动了建构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的进程，剧种问题已经成为理解戏曲史、构建戏曲理论体系、促进戏曲艺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剧种艺术体系建设中，关于剧种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近年已有一些重要的论著发表、出版，如《乱弹 · 剧种 · 地方戏》（路应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0辑）、《戏曲种类问题略说》（路应昆，《戏曲研究》第91辑）、《关于建立认定剧种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刘文峰，《戏曲研究》第92辑）、《关于剧种的认定和划分》（安葵，《戏曲研究》第92辑）、《中国戏曲剧种研究》（朱恒夫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去年又发表、出版了《戏曲剧种演进史考述》（曾永义，现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和《戏曲声腔研究70年回顾与反思》（路应昆，《戏曲研究》第111辑）等论著。
对于京剧和昆曲的剧种研究，近年来有较为显著的推进，出版了《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中国京剧艺术百科全书》《京剧学通论》《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梅兰芳全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研究丛书》《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中国昆剧大辞典》《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中国“昆曲学”研究课题系列丛书》《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图谱》等书，去年又有《东西文化的对话：纪念梅兰芳1935年访苏演出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傅谨、周丽娟主编，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梅兰芳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梅兰芳先生暨梅派艺术传承与发展研讨会文集》（秦华生、刘祯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梅兰芳学刊（第一、二辑）》（刘祯主编，学苑出版社2018年、2019年版）等书问世，《京剧艺术大典》（王文章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傅谨主编）亦将于近期出版。
地方戏曲剧种研究近年来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地推出不少“非遗”项目丛书，国家社科基金亦加大了对地方戏曲研究的立项力度，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项目有“西秦腔文献整理与传承保护研究”（穆海亮，冷门“绝学”152）、“粤剧表演排场研究”（杨迪，艺术学19CB163）、“早期粤剧剧本的著录与研究”（周丹杰，中国文学19CZW056）、“福建作场戏文化地理研究”（罗金满，艺术学19BB017）。出版了《中国民间小剧种抢救与研究》（冯俊杰、王潞伟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国家、社群与现代地方小戏：以赣南与粤北地区采茶戏的生存和流变为考察对象》（王静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周爱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婺源徽剧研究丛书》（万叶主编，包括《婺源徽剧史论》（汪晓万）、《婺源徽剧剧录》（钟传志、郭晓莺）、《婺源徽剧音乐》（王昆仑）三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守望中的行进：云南戏曲与花灯演出组织研究》（吕维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论著。《中国民间小剧种抢救与研究》收录了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西9省区的小剧种22种，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师生进行小剧种田野调查的多年积累之作，这些小剧种调查涉及秧歌类、歌舞类、道情类、曲调类、板腔类、皮影木偶戏类、宗教仪式类7大类，实际完成的论文和报告达80余种，每一个小剧种的研究都根据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所得，进行历史发展、艺术特性、当代发展等多方面的完整把握，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作为“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子课题之一的《中国戏曲剧种全集》，去年启动了编撰计划，将在各地艺术研究院所系统的学术支持下，联系各地的剧种研究专家，为2017年文化部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所公布的348个剧种（再加皮影戏、木偶戏）每种撰写1册，既促成对中国戏曲剧种的全面推介，也借此推动艺术研究院所系统的学术传承。
对丰富多样的戏曲剧种进行研究，有多种梳理和把握的方式，如以省或行政区划进行分类的研究，可操作性较强，已有较多的积累；如以声腔等艺术形态进行分类的研究，也积累了丰厚的学术家底，均应做恰切的继承。而对于其他的剧种组织和划分方式，也应当积极尝试，“剧种繁多的中国戏曲是区域文化生态中突出的文化标识”[5]，剧种作为某一区域的文化标识，对各类区域与剧种关系的探索可以加强对剧种认同、识别的理解。正如艺术学立项的“京杭大运河与戏曲传播研究”（周爱华，艺术学19BB028）带给我们的启示：以京杭大运河沟通的“水系”这样一个大型区域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剧种的传播和形态的演变？当然，区域的形态是多样的也非静止不变的，若以区域为探究工具，那么对其领域内的剧种发展演变历史和艺术概貌的把握就应该是动态的。
相较古典戏剧文献的系统整理，以及京、昆文献的整理在近年的推进力度，大多数地方戏曲的剧本、文献整理相对滞后，对于推动地方戏曲剧种研究的开展很不利，清中叶以来的花部戏曲文献、民国年间的各类地方戏曲资料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理的剧目汇编、调查报告等，都有待更充分地搜集、激活与利用。
五
少数民族戏曲研究也是戏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给予了这方面较大的支持，立项了“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优秀剧目整理与研究”（郑雷，冷门“绝学”147）、“青海藏戏剧种、流派的记录整理与研究”（才让措，冷门“绝学”149）、“布依戏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杨红，艺术学19EB196）等。此外，立项的“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通史”（熊晓辉，冷门“绝学”150）、“河湟社火研究”（吴海霞，社会学19BSH089）、“武陵山区苗族民间仪式表演文化象征体系研究”（龙胜阳，民族学19BMZ056）、“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再研究”（宫海峰，艺术学19BB016）等与少数民族戏曲研究也有不少相关性。
当下学界对民族问题、文化认同、族群建构等问题的研究探讨日渐深入，这一学术背景为少数民族戏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发展可能，从文献梳理、舞台观照到历史研究、田野调查，少数民族戏曲研究的多个方面都有待更深入的掘进。但相较其他研究，民族地区的戏曲研究人才稀缺、对戏曲艺术的关注度不够、民族戏曲研究前期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都严重限制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需要学界同仁继续努力。
六
最后，略谈两点感想。
戏曲一直是发展变化的，从古典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均有着不同的艺术范型和理想；对戏曲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文学性、表演性、剧场性、文化性、文献性都可谓戏曲艺术的基本特性，戏曲研究应该保持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平等性和方法上的综合性、贯通性，不必拘执一端。戏曲学虽然不是各学科中的显学，但戏曲历史、戏曲艺术、戏曲文化中积淀的“人”的能动性和限制性的张力，足以帮助研究者理解何为艺术、何为“人”。
戏曲学的发展和推进，离不开对学人传统的批判继承，更离不开青年人才的传承培育。过去几年间，“中华戏剧学刊联盟”设立青年优秀论文奖，连续推选出多篇青年戏剧学者的优秀论文；中山大学的黄仕忠教授带领着研究生实施“《太和正音谱》研读计划”等，系统研读、规范培养、合作研究，并将研读成果集中发表；首都戏曲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自2017年以来已坚持举行4届，探讨了近现代戏曲研究等多个前瞻性议题；《戏曲研究》的“深度访谈”栏目已设立5年，栏目以青年学者访谈青年戏曲艺术家的形式，尝试共同提炼具有实践性的理论问题，这些都是涵养人心的有益尝试，期待继续坚持，多多益善。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ZD03）、中国艺术研究院“全国艺术科学‘十三五’研究状况及‘十四五’发展趋势研究报告”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赵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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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前海”学人群体及其学术传统的介绍可参见郭汉城：《“前海戏曲研究丛书”总序》，《中国戏剧》1994年第4期。
[2] 相关讨论参见戚世隽：《中国戏剧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方法——从〈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谈起》，《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3期。
[3] 廖可斌：《向后、向下、向外——关于古典戏曲研究的重心转移》，《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4] 程芸：《龙继栋〈烈女记〉东传朝鲜王朝考述——兼及明清戏曲“死文学”的价值重估》，《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5] 王馗：《而今迈步从头越——2018年中国戏曲发展研究报告》，《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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