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国音乐学术发展概述
摘要
在国家整体发展理念指导下，2019 年度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平稳推进，传统音乐史论、作曲技术理论、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评论等领域，学术理念和学科方法不断深化拓展，发展水平获得进一步提升。
一、传统音乐史论研究
传统音乐史论领域研究，集中体现在传承前辈学术思想、挖掘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建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等方面。
（一）继承学术传统，建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
2019年适逢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10月，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梁溪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杨荫浏的音乐学成就及其现实意义”研讨座谈会。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举办“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包括《天韵社曲谱》首发式、学术研讨会、学术纪念展、专场音乐会四个版块。与会者从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语言音乐学、乐律学、琴学等多个方面，总结杨荫浏的学术成果与研究理念，对他进行历史评价与再认识。此次系列纪念活动在学术界掀起热潮，对推动学术自省、学术批评及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自2017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等单位，已成功举办两届（三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涉及中国音乐文化自身演化脉络、发展特色以及表演艺术理论、传统音乐理论若干专题，在学界引发积极反响。2019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以“创作理论”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结合活态传承、音乐本体、音乐创作等素材，对地方戏曲、中外乐谱、历代乐史、传统曲牌等论题展开研讨，涉及中国音乐创作理论的体系建构与深层内涵、传统音乐本体创造与技术理论的关系、中国音乐创作的历史与审美、当代音乐创作中的创承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多层次、多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设。
（二）关于阐释本象的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研究
本年度的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更多关注音乐表象后的文化本象，如强调以人的主体性为视角的身份认同，对乐器学予以人类学解读，重新认知民族音乐学、音乐表演民族志，回归民族音乐形态研究等。围绕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本年度学界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涉及音乐影像志、传承人培养及传承基地建设、民族音乐学形态研究、传统音乐传承创新与研究理念、“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及江南音乐文化等多个方面，如：5月，沈阳音乐学院人文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音乐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8月，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10月，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碰撞与交汇‘一带一路’中的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暨樊祖荫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浙江音乐学院举办的“全国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学术研讨会”；11月，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缪天瑞研究会第二届天瑞音乐学术论坛暨首届江南音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举办的“2019全国乐器学研讨会”等，不断开拓、反思、深化、推进传统音乐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人才培养”项目启动仪式，6月至7月在星海音乐学院举行，极大地推进了本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乐器学方面，《一鼓立中国》[1]分析建鼓的高柱与国家象征，阐述响器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不同面相；《既问苍生也问神鬼——打击乐音响的人类学解读》[2]以局内人眼光诠释研究对象，探讨乡村实践难以用科学解释的文化本象。认知民族音乐学方面，《从〈音乐中的文化认知——尼泊尔古隆人音乐的延续与变化〉一书看音乐的认知研究》[3]以莫伊萨拉的著作探讨认知民族音乐学，详细归纳该门学科的概念、研究维度和方法。学术身份认同方面，《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4]从“身份认同”视角思考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分层和属性，指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之网的跨界族群音乐，不仅形成了由小到大的层次级序，还携带了一套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编码程序和表述方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方面，《音乐表演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5]思考了以“体验”为核心的音乐表演民族志，指出包括聆听、表演习语以及指法思维研究的重要性，通过比较相关学术作品探讨音乐表演民族志文本的表述方式。
（三）“多重证据法”下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
本年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呈现重实践、重方法、重应用的特点，学者以文献为基础，连接活态传承，以古鉴今、以文化人、以器论道。《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项阳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丛书，是项阳团队历时20余年坚守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成果展示。丛书共分13卷，运用考古实物、历史文献、地方志书、活态音乐等资料，从功能角度把握传统音乐文化整体内涵，选题涉及乐户、乐籍、曲牌、礼乐、俗乐、戏曲、宗教音乐等方面，提出的“以乐观礼”“官乐民存”“整体一致性下的区域丰富性”“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的关系”“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和共生现象”等观点，对传统音乐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燕乐二十八调”文献通考》（李玫，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通过对唐代以来文献的解读分析，理清“燕乐二十八调”的逻辑结构，采用“五度链”形式以“调域编号”建立“综合观念表”，用现代乐理表述方式对古代乐学遗产做系统整理，使传统在实践中迸发新生。该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律话校释》（李玫，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也是古代音乐文献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论“外则为犯”》[6]解析了《梦溪笔谈》中燕乐二十八调的用音概念。《管色十二律位系统的旋宫实践与音律结构——系列研究之一：“阴阳旋宫”的音律结构与律制模型》[7]聚焦传统管色乐器的旋宫实践，揭示出以按孔音位为基础、以十二律位为统率、以阴阳旋宫十八律为特质的律调理论规范。
文献史料方面，《观察中国音乐文献学的三个维度》[8]从应用层面谈音乐文献学的形态、文本特征与背景文献，提出音乐文献学既应以多闻阙疑、求本存真的态度呈现文献原貌，也应对音乐术语、音乐行为、音乐思想做到古本之真、事实之真。《〈郑译墓志〉与开皇乐议相关史料辨正》[9]对照西安新出土的《郑译墓志》重新厘定乐议的时间表，辨析《隋书》郑译“前后论乐”记载。音乐考古学方面，《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的音乐学分析——以江都王刘非墓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为例》[10]借助物理学、化学分析，指出江都易王刘非墓出土编磬属于人造制品，是尚未完成调音的实用器，也是迄今发现“玉磬”的最早实例。《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11]考证刘家洼墓地出土礼器，指出M2出土的B型山字形磬、建鼓以及钟铃和建鼓组合皆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近现代音乐史领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12]重在提醒研究者避免常识性错误，推动学术争鸣。《以“新史学”为视阀的一点新认知——对冼星海一点存疑史实的“想象性”阐释》[13]以“新史学”多学科交叉视角，对冼星海作曲技法给予人文关怀。《曾志忞歌剧论》[14]认为，曾志忞按西洋歌唱声部划分京剧声部，提倡使用五线谱，废除“口传心授”，添加精确工尺，废锣鼓代之以铜管，乃至亲自演唱等多种改革方案，为戏曲改革奠定了基础。
本年度举办的多次学术活动，对深化音乐史研究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如2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枯木龙吟 · 让古琴醒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馆藏古琴音乐会”；5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音乐考古学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暨李纯一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11月由中国音乐史学会联合河南师范大学、浙江音乐学院宋代音乐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宋代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等。学者们深入田野、深入实践，充分利用文献、文物与活态音乐阐释音乐历史，不断完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
二、作曲技术理论研究
2019年度的作曲技术理论研究，不仅为本学科提供有效理论支持，且与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音乐表演等交织，成为音乐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中国当代作曲家创作与中西文化交融
中国当代作曲家与音乐创作研究，继续保持强势发展态势，成为该领域参与者最多、成果最为丰富的版块，个案和专题研讨、整体和宏观意识层面均取得新进展。作品研究方面，学者针对音高、音色、音响、结构等技法，从评析、技法分析、历史、观念四个角度进行深入研讨，如《从杨立青〈荒漠暮色〉的个人音乐风格探寻其文化传统》[15]。“作曲家周文中先生音乐研究”系列文章[16]，涉及对其人、其作、其思想的集中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东西音乐合流的实践者：周文中》，以口述史形式记录周文中的“音乐世界观”。《当代中国器乐创作研究》（高为杰、宋瑾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分“作品评介汇编”“历史与思想研究”两卷，对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作曲家的器乐作品进行评价分析。《新时期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海外传播的成绩、问题及其对策》[17]则在梳理当代音乐创作海外传播的基础上，指出众多新创或获奖作品难以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探讨创作的人民性问题。
（二）作曲技术基础理论的历史反思
学者们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观照历史、发掘史料，厘清理论内涵，补证理论缺失，梳理作曲技术元理论的发展脉络。相关文论，如《和声学教材补遗：减八和弦》《九本书的管窥之见——中国大陆1930—1949年音乐理论著述出版掠影》《中国新音乐：人工调式的理论与实践》等。[18]历史反思性研究在译著中亦有体现，如叶纯之先生的三部译著《20世纪作曲技法》（[美]里昂·达林著）、《20世纪和声研究（一）：1914年以前的法国和声》（[法]莱尼·列诺曼著）、《20世纪和声研究（二）：当代和声》（[英]穆斯柯·卡尔那著）（均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对作曲及和声研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三）跨学科方法论与学科建设
作曲技术理论学术研讨主题，体现出跨学科思维与学科融合趋势。9月，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碰撞与交汇’——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音乐当代研究暨第二十二届CHIME (‘磬’)国际学术研讨会”，体现出学界对跨学科思维分析模式的关注。“听艺术”的联觉问题受到关注，《约翰尼斯·薛尔霍恩〈六一∕水〉的中国山水画意境表达》《从山水画到珊瑚礁：梁雷的跨学科音乐创作生态群落启示》《“记忆未来”：贾国平〈万壑松风〉的视听景观分析》等[19]，均以文艺理论视角，解读作曲家赋予音乐要素的潜在符号，发掘当代音乐创作视听的景观属性，阐释听觉与视觉艺术的联觉反应。
本年度，学界不约而同地回顾梳理自身传统，思考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建设。11月，“纪念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暨2019年和声学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现当代作曲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研究研讨会”分别在武汉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两场会议回顾学科发展，围绕中国当代作曲家展开讨论，涉及音乐分析、学科历史、律学、传播等领域，反思学科发展方向，探讨当代音乐创作学科建设及发展。整体而言，本年度作曲技术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音乐创作技法研究、西方前沿技术理论研究、一战后时期技法等方面。未来学科发展中，应继续加强现当代音乐创作及作曲家研究，加强各学科历史书写及基础理论研究，加强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研究。
三、西方音乐、音乐美学等研究
本年度的西方音乐研究处于多年积累后的上升发展阶段，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来说，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学眼界在整体拓宽，思路更加活跃，一些交叉领域的学科研究逐渐汇入单一学科领域，使其更具广度和深度。其他如音乐美学、音乐表演理论、音乐评论以及音乐治疗、人工智能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一定成果，呈现出多学科交融发展的趋势。
（一）西方音乐研究
本年度西方音乐理论研究，可从学术活动及论著两方面体现。学者不仅具有国际视野又有国内把握，理论构建、方法论、学术理念及项目内容都有一定进展。代表性学术活动，如10月份在苏州大学召开的“国际音乐学学会东亚分会第五届学术研讨双年会”，发言内容辐射历史音乐学、音乐美学、作曲理论、音乐表演学、文化批评、民族音乐学等诸多领域。11月，西方音乐学会举办第六届年会暨“2019‘上音社杯’西方音乐学会论文大赛”，论文选题以“西方音乐的风格流派”为主体，包括西方音乐风格流派与中国乐派、西方音乐视野下的中国乐派、西方音乐风格流派的成因特点和影响以及西方音乐风格等。
2019年，一些学者的交流访问和系列讲座，也给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界和中西文化交流带来活跃氛围。例如，9月国际音乐学学会现任主席，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音乐系系主任蔡宽量·丹尼尔博士，为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呈现了对当下音乐学“全球化”趋势的观察与思考。英国剑桥大学音乐学院凯瑟琳·埃利斯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系列讲座——《音乐文化史：来自法国的视角》，时间上跨越浪漫主义盛期、19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聚焦于法国音乐领域，从方法、视角、观念等方面给大家带来不同于美国学派的欧洲学者的新启迪。
国内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涉及音乐史、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等内容。《西方音乐史》（王晡，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年底举行首发式，全书90万字并配有1600多张彩图与200余篇聆听导言，可读性很强，是国内近年来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宫宏宇，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探讨上海1843年开埠后寓沪西侨及来华西人间的音乐活动，涵盖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是近年来中西音乐交流领域的力作之一。《珍珠·松香·夜莺·序列——西方音乐中的德奥》（乐正禾，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注重从接受史的角度介绍音乐家。
西方音乐著作选编和翻译方面，法国弗洛朗斯·热特罗（Florence Getreau）的《看见音乐：西方经典绘画中的音乐主题》（李祎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一部图像音乐史著作，以“16—20世纪的艺术家如何描绘音乐”为主体，展现西方音乐主题绘画的创作演变之迹。“西方音乐研究原著丛书”（喻辉主编，黄山书社2019年版，全6册）编选了20 世纪西方出版的6本英语原著，包括[英]赫尔曼·史密斯的《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的早期音乐》、[英]戴维· 门罗的《古希腊音乐调式》、[美] W. S. B.马修斯的《通俗音乐艺术史》、[美]亚瑟· 埃尔森的《女性音乐作品》、[英]詹姆斯 · 莱特伍德的《查尔斯 · 狄更斯与音乐》、[英]爱德华·伍德尔· 内勒的《莎士比亚与音乐》，涵盖音乐史、音乐与文学、音乐理论、比较音乐等领域，是近年来外国音乐研究领域不多见的英文原著文献丛书。此外，美国克雷格· 莱特（Craig Wright）的《聆听音乐》（余志刚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日本冈田晓生的《极简音乐史》（伊宁译，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版）等，也是本年度音乐学重要译作成果。
（二）音乐美学及其他领域研究
本年度音乐美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基于审美与文本互动研究，运用跨学科视角阐释音乐与人类学、教育学、艺术理论等领域的美学问题，整体呈现出音乐文本辐射人文语境的趋势，在美学与艺术学科的关系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歌剧理论构建方面较为突出。8月，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为期5天的“第二期音乐美学与艺术学理论主题讲坛暨暑期研习班”，围绕“音乐美学、美学和艺术学之间的关系”主题展开交流。《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研究》（宋瑾、韩锺恩、洛秦、管建华，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在厘清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教育学角度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进行阐述，并对20世纪以来音乐创作表现出的多元文化观念和行为进行研究、批评和分析。
中国音乐美学方面，学者将音乐观念和形态置入同一文化语境中考察，深挖中华民族文化精髓，探寻内在文化规律。《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王次炤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以京剧、南音等为例阐述传统音乐和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结合与发展。《于润洋音乐美学学术谱系研究》[20]以学术谱系的形式对于润洋先生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歌剧美学研究方面，《以现代思维开掘传统——评歌剧〈画皮〉兼谈当前中国歌剧创作中的若干问题》[21]提出，“追求深刻的戏剧思想命题、追求清晰的歌剧结构组织、追求鲜明的音乐性格特征”是评判中国歌剧创作和理论的美学内核，主张中国歌剧应以中国的风范讲述中国故事。
本年度，召开了两次音乐表演理论学术会议。6月由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第二届全国音乐表演研究学术研讨会”，11月由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9首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表演理论学科国际高峰论坛”，加强了音乐表演实践与理论的联系，推动了音乐表演理论的发展。代表性成果，如《当代西方音乐表演研究的书写身份问题》《姿态的阐释——西方音乐表演研究的前沿问题及意义》等。[22]
本年度的音乐评论呈上升趋势，在歌剧、交响乐、音乐剧、民族管弦乐、作曲家及专辑等方面均有创见。相关成果，如《谭盾：“把搞中国音乐当饭吃”——中国第五代作曲家音乐创作特写之一》《听见不一样的“龟兹”——〈意象丝路·龟兹盛歌〉的美学解读》等。[23]为更好地培养歌剧评论与研究人才，7月上海音乐学院启动了国家艺术基金“歌剧理论评论人才培养”项目，就歌剧理论、评论以及歌剧创作实践开展教学研讨。12月，全国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暨首届优秀歌剧评论征集比赛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研讨会围绕“中国歌剧的民族化与国际化趋势”“中国歌剧创作与表演的理论与实践”及“当代中国歌剧评论现状与展望”等问题研讨交流，推动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
本年度，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交叉学科与新兴领域正在开启。《中国传统音乐治疗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张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从多学科互动视角，探究传统音乐的治疗思想与内涵方法。《一部中国电子音乐的微观史》《AI技术在音乐领域的探索与应用——对于中国民族乐器种类以及乐器技法的识别》等，[24]是电子音乐、人工智能方面的新成果。学者们从艺术与文化全局出发，在厘清各音乐领域边界的同时，深入把握各艺术领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乃至自然科学学科间的内在联系，针对音乐艺术发展的现实与应用问题，开展更为广泛的跨学科研究。
综上，2019年中国音乐学术发展总体呈现出队伍不断壮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态势。广大音乐理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为指导，努力创造出更多思想精深、学术精湛的优秀成果。在国家宏观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未来音乐学术发展将稳步推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之《2019年度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研究报告》节选。篇幅及写作体例所限，文章仅选择本领域部分代表成果略作记述，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宏锋、银卓玛统稿；孙晨荟、李冬、饶曦撰稿。
责任编辑：李卫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 张振涛：《一鼓立中国》，《读书》2019年第8期。
[2] 张振涛：《既问苍生也问神鬼——打击乐音响的人类学解读》，《中国音乐》2019年第2期。
[3] 张伯瑜：《从〈音乐中的文化认知——尼泊尔古隆人音乐的延续与变化〉一书看音乐的认知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4] 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
[5] 萧梅、李亚：《音乐表演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音乐》2019年第3期。
[6] 刘勇：《论“外则为犯”》，《中国音乐》2019年第6期。
[7] 李宏锋：《管色十二律位系统的旋宫实践与音律结构——系列研究之一：“阴阳旋宫”的音律结构与律制模型》，《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8] 金溪、王小盾：《观察中国音乐文献学的三个维度》，《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
[9] 龙成松：《〈郑译墓志〉与开皇乐议相关史料辨正》，《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2期。
[10]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的音乐学分析——以江都王刘非墓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为例》，《中国音乐》2019年第5期。
[11] 王清雷、孙战伟、张玲玲、种建荣：《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中国音乐》2019年第4期。
[12] 刘再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中国音乐》2019年第5期。
[13] 戴嘉枋：《以“新史学”为视阀的一点新认知——对冼星海一点存疑史实的“想象性”阐释》，《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
[14] 李岩：《曾志忞歌剧论》，《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1期。
[15] 王旭青：《从杨立青〈荒漠暮色〉的个人音乐风格探寻其文化传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16] “作曲家周文中先生音乐研究”系列文章，《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
[17] 王耀华：《新时期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海外传播的成绩、问题及其对策》，《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
[18] 高为杰：《和声学教材补遗：减八和弦》，《黄钟》2019年第3期；姚恒璐：《九本书的管窥之见——中国大陆1930—1949年音乐理论著述出版掠影》，《乐府新声》2019年第3期；钱仁平、马琳：《中国新音乐：人工调式的理论与实践》，《音乐艺术》2019年第1期。
[19] 宋杨：《约翰尼斯·薛尔霍恩〈六一∕水〉的中国山水画意境表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许多：《从山水画到珊瑚礁：梁雷的跨学科音乐创作生态群落启示》，《音乐艺术》2019年第3期；刘洁：《“记忆未来”：贾国平〈万壑松风〉的视听景观分析》，《艺术评论》2019年第11期。
[20] 于亮：《于润洋音乐美学学术谱系研究》，《音乐艺术》2019年第3期。
[21] 杨燕迪：《以现代思维开掘传统——评歌剧〈画皮〉兼谈当前中国歌剧创作中的若干问题》，《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
[22] 刘洪、杨婧：《当代西方音乐表演研究的书写身份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高拂晓：《姿态的阐释——西方音乐表演研究的前沿问题及意义》，《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3] 姚亚平：《谭盾：“把搞中国音乐当饭吃”——中国第五代作曲家音乐创作特写之一》，《人民音乐》2019年第6期；赵倩：《听见不一样的“龟兹”——〈意象丝路·龟兹盛歌〉的美学解读》，《中国音乐》2019年第4期。
[24] 丁旭东、张小夫：《一部中国电子音乐的微观史》，《人民音乐》2019年第10期；刘灏：《AI技术在音乐领域的探索与应用——对于中国民族乐器种类以及乐器技法的识别》，《人民音乐》2019年第10期。
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长按左侧二维码订阅《艺术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