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翀 | 器与礼：东周社会变化中的豆、觥（匜）之革

作者：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5期

摘要

东周是先秦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周天子的统辖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诸侯的实力提升，并出现了新的诸侯国。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中小贵族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地方生业及经济大为发展，日常生活更为清新多样，思想文化也更为多元。后世礼学家称之为“礼崩乐坏”，并非实情，透过对两种青铜器类豆、觥（匜）演变的剖析，可以窥见社会变化与礼器演进的关系。

周朝是中国上古重要的时期，其思想及礼法奠定了后来中华人士的思维模式，甚至影响至今。历史学家眼中，周朝被分为西周、东周两段。牧野之战后，西周对殷人制度损益，所谓商周沿革。东周时期，社会变化及动荡程度远远大过西周，之前多以“礼崩乐坏”一言而过，少有中层性质的观察。本文拟以青铜礼器为切入点，讨论东周的社会变化及其对铜器的影响。

两周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亦有平王东迁。于周人视角，周朝仍在，国祚继续，未若后世的田氏代齐。周天子的威仪渐失，遂不能约束诸侯，诸侯霸业大过王政，进而公卿分立侯国，亦交战频仍、兼并土地。史家依据平王迁都洛阳，在丰镐之东，亦称之为东周（公元前770—前221），平王之前居于镐京的周朝，则为西周（公元前1045—前771）。东周分“春秋”“战国”前后两段，前一段以各国史书春秋纪年为名，后段则是以交战史势而言。总之，西周实行的以周王为核心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1]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其政治格局实质是上以德为枢纽将神权与王权弥合，形而下层面则以血缘维系着土地和贡赋资源。

上述不啻为东周社会的重大变化，亦可看作是“进入了一个政权结构与西周迥异的新时期”[2]。东周时期，周王虽为名义上的天子，但管辖力与号召力都大为减弱，大一统的实质也悄然失掉。所谓“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竟悦所习”[3]，是东汉人的观念，亦有西汉大一统淬炼的影响。《论语》最初的“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的说法，则是宰我认为居丧三年不习礼乐而崩坏的隐忧。[4]孔子给出“不为”的理由，恰好也说明，在礼乐面前，人的情感及其活动更为优先。而礼、乐连称的说法较早出现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诏中，“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5]。元朔五年之前的几年，正是武帝推恩削王、击匈奴、降东夷的时期。次年，卫青绝幕击匈奴，武帝才放言“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6]。可见，礼法都是为大一统服务的，而东周的实际情况又与西汉社会不同。

《春秋》《左传》虽对乱臣贼子秉笔直书，然却未有涉及道德评判。孔子对季氏八佾的僭礼，很大程度是“是可忍”的微讽。[7]孔子认为季孙氏田赋“不度于礼”，是看到实质，过度征收乃是为用兵[8]；而非简单的“不礼”。这些恰说明是当时社会结构有所变化，金字塔顶部的贵族阶层出现松动、解体，并涌现出新兴贵族群体。例如护送平王迁都于洛阳的秦伯，后被封国。这一变化趋势也相应发生在诸侯国内部，层级也出现映射式的降低。“君王完全丧失了权威，各诸侯国都忙于解决内乱。”[9]在整体社会处于礼乐社会的变调下，其变动亦反映在礼器上。青铜器之所以称之为彝器，是因为在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活动中承担了重要的道具作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10]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动、阶层成员的升抑，青铜器也相应发生一些变化。这一变化亦非渐变式的器物演进，而具有骤变的特性，亦可称之为礼器革命。简言之，就是器具要符合新兴贵族的使用，其功用要合乎他们自身的礼乐活动的场景。

物质文化的革命，不同于人类社会的革命，基本不体现出暴力性。我们也只是借用革命一词，仅指器物形制变化的剧烈，甚至出现了人为特意的改造。限于当时制器工官制度以及现今材料发现的碎片化，我们难以具体说到某位工匠的创制，只能就整体器物发展的趋势来论证。所谓礼器革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之前既有的器物，经过某些局部构件的改造，功用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二是之前已经消亡的器具，重新复刻，开始承担新的功能。前者以豆器为代表（图1），经过加深腹部等改造，在器物组群中，等级得到提升。[11]后者以觥器为代表（图2），西周早期之后，作为酒器的觥逐渐消失。[12]西周晚期，这类器物被重新拿来制作，缩减腹部容积，降低流口折率，成为一种新的器物——匜（图3），且与盘配合使用。虽然是水器，但亦为食器的附属。

图1 曾侯乙豆（采自《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图2 日己觥，为时代较晚的一件铜觥（采自《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版，第159页） 

图3 朕匜（采自《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版， 第245页）

一、铜豆的革新

豆形器物出现的时间很早，早在陶寺文化中就有木豆的身影，铜豆多是模仿陶豆而制。故“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13]，皆是指不同材质。器形多为高脚，或柄足，上指浅盘，便于手持用以执献之礼，其“豆”的古文字字形也能印证此点。考古所见最早的铜豆在商代晚期，江西新干大墓出土了一件假腹粗柄豆（图4）。[14]豆柄较粗，明显仿制同期陶器，如吴城遗址三期的陶豆[15]，豆腹亦为假腹。假腹及浅盘的做法，在当时商人的政治中心——殷墟也比较常见，如河南安阳小屯388号墓的白陶豆。[16]限于材料零散，新凎豆的形制为当地自行发展还是殷墟影响，不得而知。然而，商代晚期以及西周早期，豆多是这种粗柄浅盘形。此与功用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豆多是盛葅醢的。文献亦称：“醢酱二豆，葅醢四豆，兼巾之。”[17]所谓葅醢，当是酱菜、肉酱或其他调味品，安阳郭家庄1号墓所出铜豆（图5）内就有鸡碎骨[18]，可以证明。商代铜豆具体使用，乃为配合鼎实中的煮肉，用以蘸佐。实际上是与酒器相配，背后是有商人重酒的社会文化及其器用思想的。进入西周，整体社会运行与商人不同，周王发布《酒诰》，抑制饮酒。亦基于此，西周铜豆只发现了寥寥数件，姬姓周人很少使用豆，多少跟重食有关。这一阶段，相关器形功用被铺类器所承担。这是一种镂柄的浅盘器[19]（图6），被认为是豆器的另类器形。它的起源为竹编器，文献多称为笾，被制作成铜器后，可能多用来盛干物。《士冠礼》亦谓：“再醮，两豆：葵菹、蠃醢；两笾：栗、脯。”[20]有学者也认为其是盛稻粱的[21]，然考虑铺盘深度一般为2厘米，有些要深一些，即便是盛稻粱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容积。陈芳妹解释为粢盛祭器，也有一定道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器物与传统豆器交错发展，将豆改造成粢盛器也多是受铺器的启发。

图4 新干假腹粗柄豆（采自《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中国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图5 郭家庄铜豆（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2·商2》，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图6 1974年扶风县强家村窖藏重环纹铺（采自《周原青铜器》第2卷，巴蜀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西周的周人贵族没有使用豆器的习惯，而铺器则多集中于“三周”地区，为姬姓高等级贵族人群使用。其主因是周人更为理性，不提倡饮酒。春秋时，铺器也有流传，开始为周人以外的人使用，如山东枣庄徐楼及传世的宋公铺（图7）。[22]而彼时的传统豆器仍是以盛酱料或肉汁为主，其功用是配合佐酒使用，也就不被周人所用。进入东周之后，新兴贵族的涌现。尤其因为屡次的政治事件，伯一级的新贵被纳入新的政治势力版图。这就需要多样且新式的彝器予以确认，出现了新的器种，如簠、盨等。另外，一些旧的器类又被翻新，像铜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食器——确切地说是粢盛器的范畴。周生豆[23]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周生豆（图8）时代为西周中期，但其制器思路对东周豆器启发很大，它集合了前期豆器（粗柄、浅盘）以及铺器（镂柄）的特征，柄部为垂鳞纹且有竹节箍手，可视为铺（笾）器的变化。然从其铭文判断，器主非姬姓，与周人有联姻关系，这层亲缘或是改造的动力。虽然也有假腹，但整个腹深加大了，达4厘米，而且为盍口，开始向更为纯粹的食器转换。
对于豆器而言，豆体增高，腹深加大是一种变革性质的器形变化，有助于它向粢盛器的过渡。粢盛器主要是盛黍等蒸制的粒食，更为彻底。其实周人转化礼器，并不限于器形，更早就有将酒器的列卣形式变革成列鼎。[24]故此，将器形加以变革也就不在话下。这样一来，豆器又重新回到食器的行列。其背后也有礼制的变化，商人认为祖先有神格，并采用旬祭的形式。姬周立国后，为前代王修建宗庙，进入东周，以《士丧礼》《既夕礼》为代表，祭法更为繁密。[25]而朝夕哭奠就能用生人的日常用器。[26]这也就一举彻底改变商人以酒或血祭祖先的传统，盛黍等粒食食器的地位得到抬升。春秋中期，铜豆完成了彻底的改变，其形制为器腹较深，多为8至10厘米；柄足保留，长度适中；另外多有豆盖。豆器的改造，也受到其他器物的影响，如设置盖是受到敦器的影响。因为，较大的捉手或长支足（图9），可以让盖翻转却置，暂时盛放食物，以备不时之需。

图7 传世的两件宋公铺（采自《读新见“宋公铺”二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图8 周生豆（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5·西周1》，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图9 中赵甫铜豆线图（采自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8期）

经此改造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豆得以在全国流行起来。从中原到周边地区都有发现铜豆，包括临近内蒙古草原的地区，以及长江下游。春秋后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中小贵族墓葬中，还盛行着鼎、豆、壶的组合。可见，豆器已经深入人心。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豆腹的加深，促使功用转变，可以像簋一样盛放黍、稷之类的食物，甚至出现了“豆替代簋的变革”[27]。在器物的背后，整体社会意图酝酿更为完备的礼仪，如四时之祀。《礼仪 · 月令》曰：“孟秋之月，农乃登榖，天子尝新，先荐寝朝。”尝祭在七月，蒸祭则在冬十月。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亦息息相关，“始杀而尝，闭蛰而烝”[28]。后来，尝、烝都成为常祀，引发开始使用容量不大，且轻便化的盛器。经过变革后的豆器也就成为盛器中的主力。总体说来，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仪从悼念亡者转变成更为广泛的纪念活动，更有利于缔结社会成员的记忆。[29]愈是社会剧烈地变动，愈是要加强成员的文化记忆，重复和解释都是一种统治需要。
当时社会变化最为显著的两点：一是政治（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中心（成周、洛邑）与文化中心分离。因为平王有着弑父的嫌疑[30]，周天子的权威遭到损害，而鲁国乃是周公一系，周礼得以外传。这样，曲阜就成为文化中心。东汉也有政治、文化分离的现象[31]，这早在东周时便有前身了。二是诸国的公卿大夫亦如一个小王国，“封建”和“宗法”相对比较淡薄，尤其是不采取嫡长制的秦、楚、吴等国。[32]这样当然会促发所谓的“礼崩乐坏”，但“僭主”与“分宗”，也使得中小贵族可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礼乐，也就需要更多礼器。礼器不仅数量多，也有等级层次跨度大的需求。经过革新的豆器就当仁不让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豆器相较于簋器等其级略低，同时相较于簠、盨等器亦更具备传统因素。
周人用“德”取代“天命”，改变了商人以祭祀天帝为基础的礼法。周天子也转而成为天帝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接下来就是较为直接的临民。尽管孟轲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33]之言，但也渐次剥除商代以来的“一神教”的宗教外衣，形成简单而直接的统治。这样一来，拥有实权者也能实现在更小范围的临民，如赵国的赵简子。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史潮动态多以“僭越”称之。
士鞅、赵鞅（即赵简子）先后专政于晋。这是源于晋献公废长立幼，导致士卿强于公室，所谓“六卿强，公室卑”[34]。赵简子不仅接纳了鲁国乱臣阳虎，还在围卫时，欲与卫人进行人口与土地的交易。[35]尽管他用的是晋阳自己的封地，然已有悖于西周以来的土地制度[36]，最后赵简子据晋阳以叛。山西太原市郊金胜村的251号墓，被认为是赵简子之墓。[37]墓中出土14件铜豆，不仅用粗、细花纹表示不同的套组，还利用方座等部件来提高豆器等级。可见，铜豆不仅是数量之多的问题，还欲在等级上取代簋的地位。这座墓中，粢盛器只有豆、簠，并无簋的身影。14件豆，粗蟠虺纹豆（图10）一组四件、细蟠虺纹豆（图11）一组四件、方座豆（图12）一组四件，另有两件浅盘高柄豆（图13）。[38]更饶有意味的是，粗蟠虺豆与细蟠虺纹豆形制相同、尺寸相近，很容易相组合成更大的一套。这样的话，这组豆器就是八件了。如果放到簋身上，八件簋是什么等级，就不言而喻了。[39]要知道，在此前后的东周王城区域的墓葬，或者是郑韩墓葬，最多只见四件豆同出。

图10 赵卿墓粗蟠虺纹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三〇） 

图11 赵卿墓细蟠虺纹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二九） 

图12 赵卿墓方座豆（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图版三二） 

图13 赵卿墓浅盘高柄豆（ 采自《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图版三一） 

从赵卿墓（太原金胜251号墓）中的5件龙凤镈、14件编镈、13件石磬的乐器编制来看，也能体现这种隐藏的蓄势。[40]王子初亦用权力的下降，来说明春秋末期卿士一级可以使用“轩悬”之制。[41]很难说不是因为乐器过于显眼，而青铜食器相对隐蔽，何况还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组合方式。其实，无论是守礼还是僭越，其本质在于社会层级发生变动，不再是西周中期预设好的模式了。所以，也不必强解赵简子守礼，更何况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黄父之会上赵简子与子大叔关于礼的对谈[42]，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已。从其墓中随葬的器物，可以看出晋国实权人物跨越阶层之情状，尤集中在豆器上。

二、觥的“借尸还魂”

觥，是一种青铜酒器，大致形状为椭圆体或方体，前有宽流，后有鋬。因其器型源自牲器，早期多拟动物形，足亦为动物状的蹄足或锥足（图14）。后来觥器则演化为几何形状，足亦多为圈足（图15）。铜觥最早见于殷墟二期的妇好墓中，基本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西周中期早段以后，逐渐消失。它的消失，与周人的抑酒政策不无关系。况且在西周时，它主要为殷遗民所使用。器上的族徽、日名是比较明确的证据。[43]在西周昭王、穆王时期，已经确立周人为主的本体文化，殷遗民文化式微。

图14 洋县张村牛觥线图（采自《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图15 延长县父丁觥线图（采自《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73页） 

但是，西周中期出现了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另一种器物——匜（见图3）。东周时期，匜器作为水器，非常流行，且与盘成套，配合使用。觥、匜这两种器物非常近似，以至于宋朝金石著录中常将二者混同一类，即将觥器当作匜属。最早著录觥器的王黼（1079—1126）的《博古图》[44]，就将七件觥编入匜类。降至清季，无论是官方的图录——“西清四鉴”[45]；还是如端方[46]（1861—1911）、阮元[47]（1764—1849）、吴式芬（1796—1856）等的个人著录，均延续此风。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及其之前器物学研究尚属混沌。同时，也侧面说明觥、匜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王国维先生《说觥》[48]，可谓是凿破鸿蒙，开创觥、匜分野。陈梦家更给觥确立七条标准：1.广口，一侧外伸为流；2.渠状流；3.单把；4.椭方形或椭圆形腹；5.凹底或平底；6.椭圆形或长方形高底座，有的带缘；7.常有扉棱。[49]此七项标准虽然明晰，但不同程度上也能当作匜类器的特点。我们在此基础上，四条评判标准[50]：1.功能属性不同。觥为酒器，匜为水器，且与盘相配使用，所谓“奉匜沃盥”[51]的记载，“奉匜沃盥”就是古时行礼前的重要一项，而匜就是用来进行盥洗的器具。2.形制尺寸不同。匜一般较低，大多数在15厘米以下，器腹随之浅而钜，容积较小。显然是为了取水随即倾注而设计。而觥器则较高，一般超过15厘米。此外，匜器多没有器盖，觥器则须有盖。没有器盖以及盖上没有动物形饰件，则不能称其为觥。3.器铭不同。觥器多铸有彝、尊彝等铭文，为酒器通称。而匜上铭文多为自名，且作形，指示器物的大形及用法。4.时代不同。如前所述，觥器存续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绝迹于西周中期。而匜器恰好于西周中期出现，盛行于东周。两者时间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器形虽似却异，不啻为一种“借尸还魂”。
目前已知较早的一件匜器为夷曰匜[52]，时代在周穆王、共王之际，通盖高19.6厘米、腹深9厘米、长27.2厘米，器形介乎于觥、匜之间。[53]近乎觥的特征在于四足、有盖，且盖上有兽首；而近乎匜的特征则为腹部较浅，且敞口，流部曲率较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铭文的器主系联，发现“夷曰”器组除这件匜外，还有夷曰盘、夷曰壶、夷曰簋。这样形成簋、壶、匜、盘组合，很显然是食器性质的组合，盘匜作为盥洗器存在。盘匜组合也能在文献中找到证据，“匜实于槃中，南流”[54]，显然夷曰匜是从酒器转变为水器。这一转变，亦如张临生所指出的西周中期周人的“沃盥之礼”开始形成。[55]不过，殓、盥、葬等一系列礼仪则要等到东周时期才完全成形。像具备平面空间的椁室（也就是文献所谓的“题凑”）等葬制在东周更为流行[56]，恰能与《仪礼· 既夕礼》中所谓入葬明器等吻合。故此，匜器在春秋中晚期发展到高峰。[57]
除夷曰匜外，还有一件带有过渡状态的匜—朕匜[58]（见图3），时代也在西周中期。[59]器物尺寸，通高20.3厘米、通长36.5厘米、腹深11.7厘米，另有铭文，器盖联铭，共13行156字。虽然自名“旅盉”，但整体器形更有横长状觥的色彩，但并非如发现者所谓的“由盉演变来的”。盉的最大特征是带有管状流[60]，而匜从觥脱胎而来，部分是受到了盉器的启发。一般认为，盉由酒器而转为水器，甚至有学者认为盉始终就是水器。[61]西周中期之后的社会背景，由晚商重祭祀转为人间礼仪，使用器物也由祭器（酒器为主）转变为用器，有学者亦说是从“神器”向“人器”的转变。[62]匜器的流行也是顺应潮流，从向逝去祖先的祭祀转为清洁身体的沃盥。不过，比较典型的匜要到春秋早中期才定型（图16），腹部呈瓢状，腹深虽浅，但流部近平，便于舀水盥洗。这里存在社会风尚与实际用器的时间脱节问题，部分也因为考古所获知材料的偶然性与片段化的特质。

图16 鲁伯愈父匜，春秋早期，上海博物馆藏（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9·东周3》，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东周时期，丧葬礼仪已基本系统化[63]，并在此蕴生了伦理或禁忌的思想，从而开始要求特定的器具，之前的传统水器——盉器因为管状流、腹部开口，使用不便，遂转而从旧式的觥器，发明了匜器，更便于舀水。觥是祼礼用器，匜是沃盥用器，二者的核心在于浇或灌，但性质发生截然的变化。如果不理解这一层，只会认为从觥到匜只是称谓的改变，“酒器匜便是觥转变到一定程度的另一种叫法”[64]，似是而非。我们亦要知道，器物是社会生活的用具，所以是存在动态变化的。因为匜便于浇注，日常生活的盥洗亦在使用。《礼记 · 内则》云：“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孙希旦谓：“愚谓槃以承盥水，其盛水盖以匜，左传‘奉匜沃盥’是也。”[65]当匜器让觥器“借尸还魂”承担注水之器的功能后，盉尚未退出，而改为温水之器。[66]

结语

所谓“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颂，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67]，之所以如此看重礼法，多半是因为东周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动。可惜的是，我们在“三礼”中看到的只是相对稳定且和谐的状态。然而，史实却并非如此。像前揭赵卿种种举动，已然逾越了他本身的身份。其使用器具也成为难得的表征物。然在宗法社会中，其表达相对比较隐晦。在新兴士卿贵族开始取代公伯、攫取政权的社会背景下，器物的革新不期然成为一种巧妙的举措。
豆器在西周时期不甚流行，到东周时期较为普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做了器形变革，然而大多数的变革都是在豆器器形内部，也就是没有特别改变豆器的主体的造器理念，即高柄足。觥器于西周中期之后消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周人不提倡饮酒。而在西周后期乃至东周流行的匜器是借鉴了觥器某些特征，但具体使用场景已发生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周社会生活更为多元，是西周时期宗周礼乐文明的解体与重构。固然不能以“礼崩乐坏”截然而论，但也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旧式的上层贵族失去曾经的辉煌，期盼往昔的秩序；另一方面新兴的中小贵族跃升历史的舞台，需要确立另一套仪式。一升一降之间，必然出现相应的矛盾，从而产生重组政治秩序的可能。但是，周天子作为中央力量早已失却了统摄力，政治及其社会生活呈现了多元化。政治秩序则需要礼仪来维系，且用器物来传达。东周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器物类型也未必完全能够胜任，改造器物就成为了应时之举。虽然戏称为“礼器革命”，但春秋铜器确在商代晚期之后，呈现了青铜艺术的又一高峰。
本文作者张翀

责任编辑:杨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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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0页。

[2][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3]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182页。

[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6]此为汉武帝志得意满之言，自是与三代实情相差较远，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四书章句集中》，第59页。）

[7]此段见于《论语·八佾》，“是可忍，孰不可忍”，后人多有误解，对八佾不是不能忍，其因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境上的差异。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曰：“盖言尊家庭而简宗庙”（见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页），甚是。孔子后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亦是超越礼乐，直至核心问题——仁。

[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二年》，第1669页。

[9][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10]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二年》，第788页。这是左丘明记载孔子所说的一段话，“器”也不完全是今天所言的铜器、器物。孔子之言有相当程度的复古思潮，同年（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宋文公死而厚葬，“椁用四阿，棺有翰、檜”（《春秋左传注》，第802页），用殉，被认为是“不臣”。

[11]张翀：《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2]张翀、刘莹莹：《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觥卷》，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13]邵晋涵撰，李嘉翼、祝鸿杰点校：《尔雅正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86页。

[1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15]彭明瀚：《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文化厅编《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孙华：《新干大洋洲大墓年代简论》，《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17]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士昏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164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19]李学勤：《青铜器中的簠与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1页。

[20]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士冠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1]陈芳妹：《晋侯对铺——兼论铜铺的出现及其礼制意义》，《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4期。

[22]详见张翀：《略论宋公铺与山东豆器》，邹芙都主编《商周金文与先秦史研究论丛》，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87页。

[23]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图博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第9期。

[24]张懋镕：《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1期，后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54页。

[25]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后收入陈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79—100页。

[26]张懋镕：《试论商周盛食器的兴衰》，《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236页。

[27]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器形演变与功能转化的互动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191页。

[2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桓公五年》，第107页。

[29]参见[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小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0]钱穆先生曾论：“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页。

[31]胡保国：《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4—62页。

[32]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3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页。

[34]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30页。

[35]事见《左传·定公九年至十三年》，《史记·晋世家》。

[36]李峰指出，西周的赏赐及宗法本质为以“恩惠换忠诚”，西周灭亡的根本原因为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人口几何增长。[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政治危机》第二章“混乱与衰落：西周国家的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第98—151页。

[3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3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第34—42页。

[39]我们认为所谓的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鼎簋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设想模式，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数量的列器仍然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40]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文物春秋》2006年第4期。

[41]王子初：《太原晋国赵卿墓铜编镈和石编磬研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太原晋国赵卿墓》，第337—339页。

[42]白国红据此认为赵简子守礼。白国红：《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文物春秋》2006年第4期。

[43]关于日名、族徽作为殷遗民辨识的标志，可参见张懋镕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222页；《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文博》2009年第3期，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 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6页；《三论“周人不用日名说”——兼答周言先生》，《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第1辑，收入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97页；《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证明》，《金文与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收入《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第223—250页。

[44]王黼：《宣和博古图录》，清乾隆十八年（1753）宝古堂刻本。

[45]梁诗正等编纂：《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1748）敕编，光绪十四年（1888）辽宋书馆铜版影印本；王杰编纂：《宁寿鉴古》，民国二年（1913）涵芬楼依宁寿宫写本石印本；王杰：《西清续鉴（甲编）》，清宣统三年（1911）涵芬楼石印宁寿宫写本影印；王杰：《西清续鉴》（乙编），民国二十年（1931）报蕴楼钞本石印本。

[46]端方：《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

[47]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嘉庆九年（1804）刻本。

[48]王国维：《说觥》，《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151页。

[49]陈梦家：《中国铜器综述》，王睿等译，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17页。

[50]张翀、刘莹莹：《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觥卷》，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51]《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52]游国庆：《故宫西周铜器铭文巡礼》，《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3期。

[53]张懋镕：《夷曰匜研究——兼论商周青铜器功能的转换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25卷第1期，后收于张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163页。

[54]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既夕礼》，第1168页。

[55]张临生：《说盉与匜——青铜彝器中的水器》，《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

[56]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57]阴玲玲：《两周青铜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第37页。

[58]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59]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85—389页。

[60]详见李云朋：《商周青铜盉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第24页。

[61]彭裕商、韩文博、田国励：《商周青铜盉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

[62]梁彦民：《“神器”与“人器”——商周青铜器礼器功能杂谈》，《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4期。

[63]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64]高泽：《从酒器到水器——论匜的功能性转变》，《艺术研究》2019年第5期。

[65]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9—730页。

[66]陈昭容：《从古文字材料谈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关问题——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铜水器自名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4分，2000年12月版，第857—932页。

[67]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曲礼》，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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