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雷 | 史前中国的音乐文化基因——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基因 · 笔谈（三）

编者按

基因是生物体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它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基因中不仅储存着单个生命体的生长、衰病、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也存储着物种的种属特性和代际传承密码。从“基因”这一视角观照文化，特别是像中华文化这样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且依然生机勃勃的“生命体”，我们会发现从远古至今，上万年的发展和沉积塑造出中华文化的基因，生长出中华文化的根脉与魂魄，它们体现于社会生活，融化进万千大众，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独特的基因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面目和魅力，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

艺术是文化基因的鲜活显现，艺术史的更迭与变迁内蕴着文化基因的演化过程。历史上，中国艺术往往一方面要求忠实复制自身基因，在世代交替中始终保有自我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不断容涵异质文化，在时代的更新蜕变中塑造五彩斑斓的艺术风貌。这得益于中华文化基因博大而包容的精神特质。在中华文化面临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今天，我们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基因，不仅是为了回溯中华艺术的“生命现象”，发现其中储存着的中华文化的“生命信息”，更重要的是努力探寻中华艺术未来生命的无限可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五位学者分别从原始艺术特征、视觉文化的包容性、传统音乐律制的消亡危机以及农耕文明特色和炎黄民族性格等多个视角思考了中国艺术史中的文化基因问题。希望以此为肇端，启发艺术学界展开更多的相关研究。

王清雷 :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6期

在中国这片拥有九千多年音乐文明的古老土地上，出土了许多史前乐器，如河南舞阳贾湖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陶埙、陕西神木石峁口弦、山东陵阳河陶角、山东泰安大汶口陶鼓、山西襄汾陶寺鼍鼓、山西襄汾陶寺特磬、河南郑州大河村陶铃、陕西长安斗门镇陶钟、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摇响器等，数量多达几百件，彰显了中国史前音乐文化的早熟与辉煌。其中，最能集中体现史前中国音乐文化基因的乐器非河南舞阳贾湖骨笛莫属。

贾湖骨笛之M78：1号贾湖骨笛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属于贾湖文化（距今9000至7500年）遗物，其演奏姿势为斜吹。贾湖骨笛时代之早、出土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工艺之精湛、乐器性能之高超，在我国及世界音乐考古史上均属罕见，是空前的重大发现，贾湖骨笛也堪称世界史前音乐文明史上最杰出的代表。截至2014年，贾湖遗址共出土骨笛40余支。骨笛类型多样，分为二孔笛、五孔笛、六孔笛、七孔笛和八孔笛等，其中以七孔笛为主。从保存完整的骨笛之按音孔孔距来看，绝大部分骨笛为匀孔笛。其中，第二批骨笛的测音工作于200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骨笛的试奏工作由刘正国教授负责，测音对象为M511:4号七孔笛。此次测音与试奏表明，M511:4号笛可以演奏七声音阶，音高非常准确，音域达两个八度又一个纯四度。因为该笛为匀孔笛，故此还实现了“一笛翻七调”的旋宫转调功能。由此观之，即使将贾湖骨笛置于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乐器性能也并不逊色，令人叹为观止。众多七孔骨笛的出土及其展现出的不同宫调的七声音阶与旋宫转调性能，表明贾湖音乐在贾湖文化第二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而朴素的乐律学体系，这是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的产物。

关于贾湖匀孔骨笛的律制，学界尚存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律制属于非十二平均律。这种匀孔笛的律制作为中国传统主流律制，已传承数千年，与中国其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律制的音乐文化和谐共生，各美其美，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这正是中国音乐的文化基因，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绎出东方音乐之美的独特音腔与神韵，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国乐系。

律学家缪天瑞先生指出，“时至19世纪，十二平均律已成为键盘乐器标准的调音法，并广泛流行，成为一种典范律制”[缪天瑞：《律学》（第三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20世纪，以十二平均律为音乐文化基因的西方音乐在中国发展、传承并普及。时至今日，从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再到音乐学院的专业教育，国人所学几乎都是以十二平均律为音乐文化基因的、西化的中国音乐，而不是以非十二平均律为音乐文化基因的中国乐系的音乐。2016年11月作曲家杨青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上指出，“现在作曲家都已经被训练成西方耳朵、西方审美，以及西方结构，所有东西都西方化了。我们没有自己中国音乐深入的血脉，对于民族的声音感，传统的多声感，我们都没有课程”（钱仁平、洛秦：《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现状与反思——嘉宾对谈(二)》，《音乐艺术》2017年第1期）。百年来中国的主流专业音乐教育，实际上一直都在传承、发展、创作、繁荣着西方的音乐文化。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大体上是事实。更为严重的是，十二平均律这种西方音乐文化基因具有排他性，并不具有包容性。以十二平均律为音乐文化基因的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对已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乐系的音乐文化造成了较大冲击，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生态造成了较大破坏。那些具有中国音乐文化基因的传统音乐，绝大部分已处于危险之境，成为被保护、被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更为危险的是，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培训和各种传媒的共同参与下，十二平均律这种西方音乐文化基因已经渗透到国人的血脉中。无论是民间乐人还是职业音乐家，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相关机构，概莫能外。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音乐已经面临被全面“转基因”的危局。毋庸置疑，对于当下的中国，音乐文化的基因问题是应该上升为国家层面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的陶埙

作为一位普通的音乐学者，笔者希望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音乐体系中，以非十二平均律为音乐文化基因的中国音乐能够与西方音乐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可以并驾齐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在未来的世界音乐体系中不再有中国乐系，而这对于拥有九千多年音乐文明的古老中国而言，将是一场悲哀。

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特磬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世界音乐生态园中，拥有九千多年音乐文化基因的中国音乐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样貌和绽放出新的璀璨。

本文作者王清雷

责任编辑: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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