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 | 中国艺术的 “农耕” 特色 —— 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基因 · 笔谈（四）

编者按

基因是生物体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它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基因中不仅储存着单个生命体的生长、衰病、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也存储着物种的种属特性和代际传承密码。从“基因”这一视角观照文化，特别是像中华文化这样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且依然生机勃勃的“生命体”，我们会发现从远古至今，上万年的发展和沉积塑造出中华文化的基因，生长出中华文化的根脉与魂魄，它们体现于社会生活，融化进万千大众，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独特的基因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面目和魅力，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

艺术是文化基因的鲜活显现，艺术史的更迭与变迁内蕴着文化基因的演化过程。历史上，中国艺术往往一方面要求忠实复制自身基因，在世代交替中始终保有自我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不断容涵异质文化，在时代的更新蜕变中塑造五彩斑斓的艺术风貌。这得益于中华文化基因博大而包容的精神特质。在中华文化面临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今天，我们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基因，不仅是为了回溯中华艺术的“生命现象”，发现其中储存着的中华文化的“生命信息”，更重要的是努力探寻中华艺术未来生命的无限可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五位学者分别从原始艺术特征、视觉文化的包容性、传统音乐律制的消亡危机以及农耕文明特色和炎黄民族性格等多个视角思考了中国艺术史中的文化基因问题。希望以此为肇端，启发艺术学界展开更多的相关研究。

李修建 :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6期

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展出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出土物都可提供证据。农耕文明孕育出的中国艺术，呈现出自身特有的魅力。概括说来，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亲近自然的林泉之心。农业虽靠人力，但土地、阳光、雨露等外在因素更显重要，皆为自然的馈赠，所以中国人有“靠天吃饭”之说。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对抗式的，而是怀着感恩之心与审美之眼，感知自然、顺应自然、欣赏自然。先秦时期的孔子即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 · 雍也》）之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审美意识已然成熟，“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正是王羲之等人山水游乐的产物。魏晋之后，山水诗蓬勃发展，山水画初见端倪，并在宋代以后蔚为大观，成为文人艺术最重要的类型。自然山水，不仅为中国人提供物质所需，更是其精神栖居之地。“一丘一壑吾所许，不须更慕明堂材”（陆游《木山》），中国文人最为推崇的，是超脱世俗的林泉之心。

盛懋，《渔樵问答图》，元代

渔樵耕读，是中国人欣赏的生活方式，与山水相伴的渔樵，更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所寄。“此身何所似，天地一渔樵”（殷尧藩《过雍陶博士邸中饮（一作赠陈十四）》），渔樵的生活逍遥出世，他们化身为高人逸士。“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杨慎《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渔樵饱历世事，冷眼旁观着时事的演替，他们超越于历史之外，成为历史的评说者。

第二，注重直觉的意象式思维。自然物象纷繁复杂，大千世界光怪陆离，如何化无序为有序，执简以驭繁，以便更好地理解所处的世界，成为每个族群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人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形成了特有的意象式思维。伏羲造八卦的传说最是典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 · 系辞》）。汉字的创制，诗文书画的创作，乃至诸如古琴等器物的发明，异曲同工。由此，中国古人主张制器尚象，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

李开先像

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与批评，同样体现出意象化的特点。魏晋人物品藻中，常以自然物象比人，如王恭的形貌“濯濯如春月柳”（《晋书 · 王恭列传》）；南朝袁昂评卫恒的书法“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古今书评》）；明人李开先评庄麟的绘画“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歇，娱逸人之心，来词客之兴”（《中麓画品》）。凡此之类，充分表明“象”极富审美性，对“象”的把握，靠的不是逻辑思维，而是直觉和想象。可以说，意象式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中国艺术最具诗性精神。

第三，以家为核心的现世关怀。传统中国奉行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以家庭为核心。中国社会即围绕家庭建构而成，家国天下，成为一体，儒家思想奠基于此。中国人“顾家”，安土重迁，看重血缘和地缘，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怀，有所作为的，要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漂泊异地的，要告老归田、落叶归根。

中国人强烈的家族意识，使其注重现世幸福和家族绵延，儒释道三教，以及一切有助于此旨趣者，皆可为我所用，兼容并包，体现出浓郁的实用理性和现世精神。这在民间艺术中表现尤甚，中国民间艺术种类丰富，形式纷繁，无论剪纸、泥塑、年画，还是评书、戏曲之属，其表达的主题都很相似，莫不意在趋吉避凶，追求平安吉祥，体现出喜庆、热闹的美学色彩。民间艺术常常利用汉字的谐音形成吉祥图案，如五福（蝠）临门、三阳（羊）开泰、金玉满堂（金鱼满塘）、马上封侯（猴）等，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对现世生活的美好追求。

苗族剪纸《马上封侯》

《狮子滚绣球》，木版年画，武强年画博物馆藏

第四，审美的多样性与价值的统一性。中国幅员辽阔，虽然大部分地区都务农耕，生活方式大致相同，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在艺术上有明显表现。文人艺术作为精英艺术，高度集中于上层，地域特色并不突出。而民间艺术是各地民众生活的直接表达，地方特色最为鲜明。以戏曲为例，由于戏曲与方言关联密切，所以种类纷呈，据文化部门统计，全国目前有348个剧种。同样的声腔，用不同的方言演唱，会形成不同的剧种，如梆子腔，在关中地区形成秦腔，在河东形成蒲州梆子，到晋北成了北路梆子，传入河北成为河北梆子，流到山东变成山东梆子，传到河南成为豫剧。其他民间艺术门类，亦有类似特点。它们如繁花竞放，争奇斗艳，展现出中国艺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另一方面，这些民间艺术却又共享着同样的元素和题材，透露出同样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所以彼此之间能够往来沟通，又可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形成互动，从而互相借鉴，为民众共赏，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总而言之，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国艺术的独特面貌，为我们理解中国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本文作者李修建

责任编辑:韩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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