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 | 炎黄时代开创的中华民族基因 —— 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基因 · 笔谈（五）

编者按

基因是生物体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它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基因中不仅储存着单个生命体的生长、衰病、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也存储着物种的种属特性和代际传承密码。从“基因”这一视角观照文化，特别是像中华文化这样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且依然生机勃勃的“生命体”，我们会发现从远古至今，上万年的发展和沉积塑造出中华文化的基因，生长出中华文化的根脉与魂魄，它们体现于社会生活，融化进万千大众，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独特的基因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面目和魅力，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

艺术是文化基因的鲜活显现，艺术史的更迭与变迁内蕴着文化基因的演化过程。历史上，中国艺术往往一方面要求忠实复制自身基因，在世代交替中始终保有自我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不断容涵异质文化，在时代的更新蜕变中塑造五彩斑斓的艺术风貌。这得益于中华文化基因博大而包容的精神特质。在中华文化面临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今天，我们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基因，不仅是为了回溯中华艺术的“生命现象”，发现其中储存着的中华文化的“生命信息”，更重要的是努力探寻中华艺术未来生命的无限可能。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五位学者分别从原始艺术特征、视觉文化的包容性、传统音乐律制的消亡危机以及农耕文明特色和炎黄民族性格等多个视角思考了中国艺术史中的文化基因问题。希望以此为肇端，启发艺术学界展开更多的相关研究。

任大援 :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6期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多元一体的民族，以其悠久的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年来在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人们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中是否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或者叫作历史文化基因？

《史记·五帝本纪》，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最早三家注合刻本)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炎黄时代通常被看作中华民族的肇始时期。这时期，氏族和部落间的壁垒被打破，出现了族群大融合和联合范围扩大的局面。如果说炎帝时代还是发其端的话，黄帝时代则将三大部落（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融合，在中原地区形成政治权力中心，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 · 五帝本纪》）。这时期，中华民族的制度文明得到首创，凝聚力得以彰显。可见，炎黄时代孕育了两个文化基因，就是开拓创新和凝聚融合的精神，国内学界对此已有共识。
炎帝时代，中国“农业革命”阶段开始出现，《周易 · 系辞》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包牺氏所处时期相当于上古的渔猎时代，炎帝神农依靠创新精神将其取代。耒耜是炎帝时代的重要创新和贡献，在中国上古农业中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推动了种植业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农业的特色。从此，先民们与土地结缘，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和依恋，也开始关注太阳、星辰、季节、雨水、气温等自然环境，加速了先民智慧的积累和文明的生成。例如，位于黄河南岸的河南郑州巩义市双槐树遗址，有北斗九星图案的建筑遗迹，该遗址被专家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春种、夏耕、秋收、冬藏，五谷的收获与储存，使粮食的积余成为可能。随着种植业的发展，炎帝时代开始培植茶和药材，这是对种植结构的创新，增强了先民的生命保障系统。

炎帝时代，古人饮食方式有所创新，即熟食和制陶的产生。史书有云，神农氏“加米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耕而作陶”。创新改变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从适应自然转为利用和改造自然，从“必然”转化为“自由”，从“自在”转化为“自为”；农业生产使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此外，由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社会分工和物品交换开始产生，《周易 · 系辞》曾描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商君书》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其中“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说明华夏历史上首次出现“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模式。后来有史学家提到，炎帝“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司马贞《三皇本纪》）。由于分工扩大，创新进入艺术层面。例如河南濮阳出土的“贾湖骨笛”达数十支，成为上古先民在原始宗教和音乐艺术中开创性的物证。

如果说耒耜、制陶等属于器物技术方面的创新，那么男耕女织、集市、艺术和原始宗教形式的出现，使上古先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结构有所变化，开始带有制度创新的意味。

黄帝时代继承了炎帝时代的开拓创新精神，技术创新更加丰富，制度创新有了飞跃：中国史书中第一位“帝王”出现，中国开始进入早期国家的雏形阶段。可以说，从炎帝到黄帝，中华民族勇于创新的精神得以充分展现。

如果说创新的基因为世界上能延续至今的民族所共有，而中华民族有其独特表现的话，那么炎黄时代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基因——凝聚融合的精神，则可以说更具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文化基因中较为独特的内容。

司马迁把黄帝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帝王”，其真正用意，应是强调凝聚力的重要。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开创者，黄帝是中国早期政治一统形态的开创者，“帝王”实际上成为国家凝聚力的一种象征。炎黄时代凝聚力的表现，见于《史记·五帝本纪》：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里呈现了华夏各族人民在黄帝时代凝聚与融合的生活图景。

许多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辅助证明材料。炎黄时代大型聚落中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中央统治管理区域的规模较大。目前发现的史前城址近百座，其中，良渚古城遗址面积约29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石峁遗址石城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双槐树遗址仅残存面积就达117万平方米。这些大型聚落的不断被发现，逐步证明着“监于万国”的历史事实的存在。此外，在上古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关于太阳、北斗等星象的符号记载，如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浙江乌镇桥头遗址中绘有太阳纹图案的彩陶，双槐树遗址中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表明当时人可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在对炎黄文化的研究中，很多人都十分重视姓氏文化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姓氏文化仅仅理解为汉族姓氏，《史记 · 五帝本纪》中所说的“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应该是不同区域的氏族首领。因此，黄帝时代，华夏民族已经开始出现融合凝聚，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肇始时期。

另外，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也可以找到华夏一统的证明。研究表明，从距今五千多年前开始，汉藏语系分化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支系，西北人群的扩张是原始汉藏语分化成汉语和藏缅语族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藏语是炎黄时代华夏西北人群扩张和南下迁徙的成果[Su Bing, et al.,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Human Genetics107 (2000): 582-590]。

炎黄时代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趋向稳定，华夏精英继任者唐尧、虞舜、大禹、商汤等， 接连走上了华夏历史舞台，炎黄时代确立的开拓创新和凝聚融合精神不仅没有泯灭，而且在创新中前进，逐渐步入思想和理论总结的辉煌时代。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炎黄文化精神中的开拓创新与凝聚融合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遗产或历史文化基因，仍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本文作者任大援

责任编辑:韩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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