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欣悦 时静 | 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建构 ——第三届全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学术综述
作者：
摘要
自18世纪温克尔曼将艺术史作为一个“体系”确立起来后，现代意义的综合的艺术史开始以理性主义加之经验主义的方式构建其学科体系。20世纪初的中国，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含有美育意义的艺术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逐渐进入高等教育课堂，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由此探讨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离不开东西方的互看与共同构建。东西方艺术史学科发展至今，已经从学科外部结构设定问题的探讨，转向学科内部垒砖式构建问题的审视。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艺术史学下各门类之间的跨界以及各门类的共同发展，探索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之路。“第三届全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延续了前两届积极关注艺术史学科发展前沿的态势，为学科体系构建的理论化探讨提供优质平台，推动国际艺术学科理论交流互鉴。
东西方艺术观念与美术精神的比较
对东西方艺术观念的探讨是将艺术史置于全球视野下的全面思考，探索东西方艺术史生成的艺术观念以及支撑艺术创作的精神，乃至艺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是开放包容的。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无法凭空产生，它需要置身于全球艺术研究平台之上，形成东西互观，构筑学术互通。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锋教授就全门类的艺术史及其全球性问题提出了构想。将艺术史推至全球视野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问题：艺术史的全球性、全球艺术的历史以及全门类艺术史的样貌。他认为艺术史正在变成全球的艺术史，正是由于现代艺术史研究和教育体制的趋同。当下，中国学者正在构想涵盖全部艺术门类的艺术史。其实这三者均可以黑格尔的史学观研究范式作为参照，但并不等同于照搬，尤其是针对中国艺术的历史研究来说，它极有可能会显现出一条独特的艺术史脉络。在探索艺术史与全球史的关系时，彭锋教授认为全球的艺术史或许并不存在，即便当下谈论的全球艺术史，也是和贝尔廷所构想的全球当代艺术一样：只有共享的平台，没有同一的内容。
认知与正视全门类、跨门类艺术史在艺术史学科中的理论性问题，既要关注西方艺术史已经形成的理论内核及正在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又要探讨东方艺术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有的艺术精神、艺术观念。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研究员以日本美学家大西克礼的《东方的艺术精神》为切入点，探讨东方艺术精神的“泛律性”。相对于西方艺术鲜明突出的“他律性”与“自律性”精神表征而言，其居于东方艺术系统理论阐释的核心，且是揭示东方艺术精神及其种种表征的基础与前提，该理论阐释为我们总结概括中国乃至东方的艺术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其实，对于艺术理论梳理与释读方法的归纳与总结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新媒介的演进、新视野影响下的东西比较，是近年来热议的话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王廷信教授从艺术史视角探讨了媒介研究问题。他认为艺术的媒介特性体现在创作、文本、传播的各个环节，并决定了艺术的传播基质。从机械媒介出现起，艺术的文本形态多是基于此前形态的变种和与新型媒介相适应的新型艺术文本形态，媒介在演进中丰富了艺术的文本形态。随着媒介作用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传播速度、精度、范围、深度四大方面的推进，也在不断为受众节约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以便受众选择信息。随着媒介的继续演进，艺术传播的模式还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丰富艺术创作，扩大艺术传播范围，增强艺术的影响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需要艺术理论密切关注。
多位学者用比较艺术学的方法来讨论东西方艺术观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李倍雷教授特别强调面对当今世界各学科现象与语境，需要通过比较艺术学的方法来提供一个公共交流的平台，做到艺术史研究中交流双方互为主体。他进而提出了比较艺术学方法的变迁研究、形态研究、交叉研究和互释研究四个方面的方式方法。特别谈到交叉研究的核心是跨学科的关系，基本方法是科际边缘整合，研究学科之间的“亲缘”联系。要求研究者以跨两点以上的国别（民族）、族群、文化、语言以及跨学科的视域，来比较、考证、求索其变迁的原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岸瑛教授则聚焦于中国，在中西方美学比较为基础的层面上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提出趣味问题（雅俗之辨、美丑之辨）是中西方美学的源问题。“趣味”（taste）可以拆解为“品＋味”，进而分析为三个概念环节（好恶＋感觉＋认知）相互排列组合。组合一批判性继承了康德、休谟和维特根斯坦三者有关趣味的分析成果，将趣味理解为基于感觉细分的知识系统，对趣味现象进行重新阐释，对雅俗重新划界；组合二将“品”和“味”拆解开来，超越中西方传统美学中的雅俗之分，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解开美学对大众文化集体失语的理论症结。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张坚教授立足于西方理论视角，探讨西方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史研究的汉学传统与专业艺术史学的知识建构的复杂交融状态。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些重要的艺术史家、理论家和艺术家尝试构建艺术学科，如费德勒提出：艺术家具备特殊的形成“视觉概念”的能力，这种视觉概念即视觉“格式塔形式”的创造，关乎对象“纯可视性”和“整体性”，与艺术家高度组织化和敏锐的视觉认知能力联系在一起。这在当时是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视觉形式理论。当然，费德勒与希尔德勃兰特视觉形式创造及其内在心理机制的理论，对以沃尔夫林等为代表的形式艺术史科学产生深刻影响，也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中国艺术史知识系统建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基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孙晓霞副研究员亦关注到了西方艺术学科与科学分化的关系问题，就柏拉图的“技艺”理论探讨艺术学科如何走向自主。对柏拉图技艺理论的本质构成、思想根源、理论内核及分类体系的考察，揭示出其技艺论强调普遍性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内在互动，技艺论的内核是逻各斯精神，是推动艺术实践追求确定性知识和体系化发展的中介性存在。
当前，艺术史学科建设正处于传统美术史与其他门类艺术研究大融合的时代，如何厘清与构建中国话语语境下的艺术学科理论问题，需要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知识谱系源流做梳理与探索。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杨振宇教授通过现代艺术史学科回溯研究了中国、日本、德国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知识谱系的影响。聚焦清季民初，探析康德和新康德理论研究中的隐在之链的两方面：一是努力建立和整理有关往昔的艺术文献与考古知识；二是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重铸美术（艺术）的观念，以便把握美术创造和发展的风格与意图的多样性。同时，杨教授列举了康有为等学者在面对民族文化如何再生的危机中，是如何运用中国的古意宇宙概念来表述康德关于时空概念的意图，由此建立一种新的史学概念和新的东方文化艺术的认知模式。
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框架内分析和总结前人的相关学术遗产，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激发国际呼应的艺术史范式和外延认知，是挑战，更是机遇。艺术史理论的建构与方法论的知识谱系探讨，亦离不开对中华传统艺术精神、艺术文化的释读。这既有助于理解东西方艺术与美学精神之异同，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及当代传承创新的认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赵奎英教授从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与观念谱系视角，提出“大美”观念。她认为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既相关，又不同。艺术观念是对艺术的观点、看法形成认识的关键，它是“多”。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则像“灵魂”一样处于中枢位置，具有凝聚力的宗旨或要义，它是“一”，即具有统一性、指向性。中国传统艺术的大美精神，是以“自然”之道为本，以“无形”之象为体，以“生成”之德为韵，以“合和”之境为指，中国传统艺术的观念谱系正是围绕着“大美”精神形成的。
我们这个时代将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形态，艺术家能为时代贡献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都需要在理论上不断地探讨和探究。传统经验对史学概念的认知与建构，为艺术史学学科提供了开展后续研究的可能。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童强教授针对艺术史学理论的建构，提出了两种研究路径：一是西方路径，强调理论的概念化、抽象化、体系化，强调普遍性，这种体系化的背后是逻辑；二是以中国思维构建的中国路径，是形象的思维，强调经验。这种“并置”令双方都可以用对方来解释自己，双方的特点都有扩展。而如何理论化地表述，要依赖于基础性的理论建构。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为艺术史学学科理论构建寻找新的治史路径。他认为，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知识谱系的探讨，基本认知前提是明确艺术史二级学科的性质，并强调“从观念入手”“从关联入手”“从时代入手”，着重于跨门类艺术史的“公共阐释”。其内涵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的认识；二是对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认识。尝试“多元互动—跨文化—跨界域—跨门类”这一清晰的艺术史观层级结构，可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包括依托20世纪初叶“新史学”产生的根本转变，都应该在知识谱系中反映出来。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子方教授提出了西方艺术史范式及中国艺术史学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欧美艺术史家成功地使他们的观念成为范式，然而并未出现拥有绝对权威的“西方共识”。不过，欧美艺术史范式仍然直接影响了20世纪前期中国人的艺术史观和当时的中国艺术史书写。当下，中国艺术史界开始寻找自我，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史范式势在必行。西方艺术史范式对视觉艺术边界的坚守和反思，有助于人们从多方面对相关问题深入探索，其正面意义便是催生艺术学理论专业视野下相关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东西方艺术观念与美术精神的比较，由理论层面深入至实践领域，尤其是直接表达本我和世界关系的艺术形式所揭示的史学比较视野与在整体史学中的书写互观的意义，都是对跨门类融合发展下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建构的深层认识。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李超教授在近现代西画东渐的背景中，重点关注留学生艺术家为主体的油画本土化艺术探索，以“江南”风景题材油画作品切入，通过“艺术之物”和“历史之物”的复合联系，分析其中具有怎样“前世今生”的艺术资源。再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专业数据库系统和馆藏系统的实践路径，实现使“看不见”成为“看见”的社会美育传播，藉此思考近现代东西方美术交流中江南艺术资源的保护与转化问题，深化当代文化语境中“江南文化”的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系陈敏教授从戏剧作品的视角，阐述东西方不同艺术精神下的艺术史书写。她认为，戏剧史依据作品存在，其核心是戏剧作品史，作为舶来品的戏剧本身具有西方创作者的情感哲理，在传播到中国之后被二度创作，浸入了创作者的中国美学精神。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姚佳根老师同样谈及东西方戏剧美学与艺术史书写问题。他认为在加强建设民族品格戏剧事业的当下，提出东方美学的“写意”理念，对戏剧观折叠理论的再讨论具有回归戏剧艺术规律本身的意义。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张素琴教授从“新舞蹈”视角探讨跨门类互动中的艺术语言，她认为世界范围内“新舞蹈”的发生不仅是新旧文化交替中的变革，更主要的是受到20世纪席卷全球的反法西斯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有相对统一的源头与发展脉络。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戎恺凯博士以中国晚明文艺精神为例，审视西方现代舞思想，阐述东西方艺术观的互通之处。
在东西方艺术观念与美术精神的比较议题中，学者们注重理性审视自己知识体系下的思考，借鉴西方发展的科学目光与东方传统的文化积淀，观念互换，纵横比较东西方艺术观与美术精神流变，并以此进行反思。比较的目的在于会通与寻根，从学科的高度形成跨门类、跨学科乃至跨文化的研究，将艺术史上升到世界艺术科学共同体的层面，认识和建构具有共性的、普遍意义的世界艺术史理论框架。东西方绘画的交流与互观
艺术门类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视野下的艺术史研究对象之一，其理论与方法论具备艺术史的共性，参与艺术史及艺术史理论的建构。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艺术史学下各门类之间的横跨，寻绎共通性。例如，在东西方绘画领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艺术观点。有学者认为，以“传神”为追求的东方绘画理论，衍生并丰富了与之相关的东方艺术理论体系；而西方则多以客观反映现实的模式展开艺术表现，形成古今、东西的分野。东西方绘画的互观则在一个共许的关注艺术的认识论下，探求各艺术门类共通的本质。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黄厚明教授围绕明清时期园林绘画中的盆景表现，探讨绘画中母题逐渐变为独立审美对象的艺术观念。明清盆景与盆景图像，于时人来说，其属性发生了变化，由商品属性转化成文化属性，身份权利趋于宫廷化，更涉及文化资本占有背后的身份认同和品位认同。特定时期的艺术思想会产生特定的视觉逻辑与艺术判断，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倪志云教授用文献学方法，对冈村繁的《历代名画记译注》中错位的艺术判断重新做了梳理。如卷一“叙画之源流”中，因对“美”的动词性意义认识不足，而将其猜测为“类”字的错误，认为这种猜想有欠严谨。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因过分相信辞书，将“玄化”当作“玄牝”一词，传写讹误，证明辞书等工具书不能一步到位地概括词语所具有的多种义项，而是被不断编纂和修订的。他国的汉学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但也需避免盲目崇拜和信从，对其论著中的误解、误读有必要指出和纠正，以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王菡薇教授亦在文献释读中察觉作为“他者”的欧美中国书画研究，是中国本土书画研究的参照系，但由于语言与文化差异，交锋与融合使其研究成果经历了双重转译，如何将欧美书画理论适当与英语研究互动，是从“他者”角度思考传统书画理论，加强学术对话，需要着重关注之处。
发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方艺术问题亦是构建艺术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史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杭春晓研究员以刘海粟在1923年发表的文章《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为例，讲述清代画家石涛“民国声誉”之建构，分析现行艺术史中石涛的形象，探析诸如创造、民族主义等认知话语与彼时世界网络的关系，以期讨论被20世纪中国艺术史内化了的全球化实践。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赵琰哲副研究员以清宫御书房收藏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画作《海西知时草》为例，探讨18世纪清宫绘画如何形塑中西时间观念的问题。西洋分秒计时在清宫生活中被广泛运用，清宫院画中也出现表现钟表计时的画作。乾隆时期，宫廷还沿用中原农耕节令，院画家依照岁时节令图绘特定题材的年节画。这两种计时方法各有使用范围，对应着不同的实际需求。中西时间文化的交流，通过清宫书画创作与鉴藏体系，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东西方造物观与艺术史学观比较
“融与通”“新与实”是学术交流、传播和共建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的出发点，尤其体现在联通门类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科之间书写的互通关系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张犇教授通过研究清人官修绘制的《皇清职贡图》，对川西北与陇南民族服饰进行了比较，认为该图对陇南番民服饰样貌的描绘，蕴含了丰富的设计学信息和族群源流、经济活动的信息。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周方老师结合造物与绘画，考证分析了三国时期东吴朱然墓出土的“宫闱宴乐图”漆案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艺术审美。作者认为画面内容不是本朝（东吴）事件，而是汉成帝刘骜封赵飞燕姐妹为妃，而废掉皇后这一历史事件，以此来解释画面中暗藏的不合理，并做出推断：古代的借鉴图像可能有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两种。
跨门类、多元的历史考据对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流史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程雅娟副教授对1984年出土于广东省遂溪县的多枚波斯银币以及波斯铭文银碗展开考古实证，分析其纹饰、工艺、造型、用途，发现其与北朝时期东北亚的“龟背纹”纹饰体系具有同源性，其内纹样“万岁”属于东亚地区盛行的与佛教、墓葬艺术相关的纹饰体系，而造型与南北朝飞仙画像砖中的手捧供奉盏相同，浅錾刻花纹工艺又属于3至5世纪朝鲜半岛独有。工艺上不属于波斯系模塑锤揲工艺，而属于东亚金属錾刻阴刻工艺。由此推断其为波斯商人在与雷州半岛居民贸易时带入遂溪县边湾村而得以窖藏。指出要审慎分析考古第一现场与证物的真实性，以及造物形象创造、使用及其审美意义。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刘芊老师研究了北朝石刻佛教艺术中所见的圣树图像，她认为圣树图像是创作的灵感之源，但统治者文化倾向的转变以及本土民众的创造最终决定和改变着艺术流变的方向与形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倪葭副研究员梳理了年画中“娃娃骑鱼”的图像源流，从“乘鱼仙人”到“娃娃骑鱼”，载体发生转变的同时，仙人“摩睺罗”的习俗也逐渐褪色。出土于阿富汗蒂拉丘地的“骑海豚的丘比特”纹金扣饰中，省去翅膀的天使骑乘的是类似于鲤鱼的淡水鱼，以“男童骑鱼”的形象出现，此类纹饰与唐镜中的“骑鱼童子”相似度极高，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艺术与科技相结合对艺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叶康宁教授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叶珂罗版相关史迹，管窥晚清民国艺术出版业的概貌。19世纪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尤其是珂罗版等机械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艺术出版业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也给予了读者更大的艺术欣赏空间。珂罗版也有初印本、后印本、翻印本之分，其中以初印本最为珍贵。20世纪上半叶珂罗版直接影响艺术风格甚至艺术生态的重大变化，如民国后期的有正书局以木板、玻璃版套色，使得高质量的印刷书籍得以问世。江苏科技大学许旸副教授认为设计艺术交流在世界艺术传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比如16至18世纪的澳门社会，东方手工艺品输出与欧洲宗教文化的输入使得设计艺术产生变化，不同文明观念和艺术设计观念使设计艺术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差异。
对东西方造物观塑造的各自造物事实和具体案例的考证与辨析，由东西艺术史学观差异带来的看待东西方艺术的对比，由造物门类上升到一般史学的认识，会成为艺术史“筑塔”者可靠的“砌墙砖”，具有探求艺术史学理论研究路径的价值。艺术经济史学的融合建构与研究路径探讨
对艺术经济史学的融合建构与研究路径探讨，是跨学科构筑艺术史学理论“巴别塔”的最直观论题。1986年，李向民教授在国内首次提出“精神经济学”理论，并将此理论运用于艺术实证研究。艺术经济史学以跨学科研究视角，将艺术文化与经济产业相结合，参与艺术史重要问题探讨，为艺术史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路径。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袁玥博士聚焦20世纪以来的艺术品市场发展以及艺术品投资基金变化问题，结合英国、美国等艺术品市场的具体案例，经过分析后认为，艺术品味的迭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命题，它包含着社会文化中各个阶层力量的角逐与影响，它的形成、维系、消解与重构等过程，均受到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多元影响，本质上是资本与权力角逐的结果。在国家内部，艺术品味的迭代总与社会阶层的巨变密切相连；在国际层面，品味的迭代往往是国家实力较量的结果。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徐堃博士分析了清中叶以来各阶层对京剧广泛喜好和追捧的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私家赞助模式相关。京剧艺术受到来自有闲阶级的私家赞助及帝后偏好的强烈影响，又与京剧市场的繁荣紧密结合。王公贵族、官僚军阀等阶层形成了“自娱＋娱人”“智慧＋权力”“趣味＋金钱”的三种赞助模式。紫金文创研究院杨昆博士以民国时期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组织方式——“银团”为研究对象，结合明星和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案例，梳理了银团投资的动机与方式，展现了资本、电影公司、电影人之间的诉求与博弈，探索了民国电影公司的资本运营情况，分析了资本对电影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影响。
结语
艺术史学科建设处于传统美术史与其他门类艺术研究大融合的时代，特别是从当代媒介的转化到全球化等各种机遇，为艺术学提供了许多新的命题。本届研讨会聚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议题，围绕跨门类融合发展下的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建构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系统地开展讨论，着重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形成共同问题意识，学科内涵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的发展，需要东西方不同学术背景和学术观念的碰撞与交流，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在争议中获得推进，既使得艺术史学研究充满多元性与开放性，又促进了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这一扩展突出体现在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迁移，以及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上，艺术史事实研究的多元推进，丰富了艺术史与其他学科史学的交流。在艺术史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更加丰厚、扎实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更需要密切沟通与交流的精神，彼此分享，相互借鉴，以严谨、科学、包容、开放的态度推动当代艺术学理论建构和学科发展。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5）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许欣悦
本文作者时静
责任编辑:王瑜瑜
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艺术学研究》稿约
《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2期文章荐读《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3期文章荐读《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4期文章荐读
《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1期文章荐读《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2期文章荐读《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3期文章荐读《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4期文章荐读《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5期文章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