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晖 熊 卉 || 从脑文本到终稿：易卜生及《社会支柱》中的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苏晖，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近年来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子课题负责人，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专项。出版《黑色幽默与美国小说的幽默传统》（独著）、《西方喜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独著）等著作，发表有关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比较文学、喜剧美学的论文70余篇，其中有10余篇被A&HCI收录，6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篇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湖北省优秀高教科研论文二等奖等。

熊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

内容摘要：脑文本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术语之一。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易卜生的戏剧《社会支柱》的四个稿本是作家脑文本的体现，而四个稿本之间的变化是易卜生在把脑文本解码成书写文本过程中进行的伦理选择的外化；戏剧主人公卡斯腾·博尼克的理性意志与非理性意志进行了剧烈的博弈，其伦理选择亦与脑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脑文本的动态变化及其与伦理选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易卜生的伦理意识，他在剧中探讨了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社会普遍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两性伦理关系和女性地位这三个伦理问题，表达了个人追求自由的重要性，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丑陋面，肯定了女性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了戏剧的道德教诲本质。

关键词：亨里克·易卜生；《社会支柱》；脑文本；伦理选择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东西方戏剧经典的伦理叙事研究”(SK02072018-0324)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黄晖

在易卜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中，《社会支柱》一直以来并未受到太多批评家的重视。罗伯特·卡德罗（Robert Cardullo）通过追溯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认为《社会支柱》是易卜生所有戏剧作品中最受忽视的。① 尽管如此，《社会支柱》是易卜生的创作生涯中重要的现实主义转折。韦勒得·威尔逊（Willard Wilson）给予该剧这样的评价：“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戏剧，是由一位脚踏实地进行创作的艺术工匠的优秀作品（Wilson 53）。相较于国内零星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心理学、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视角观照了这部作品。其中，奥利弗·格兰（Oliver W. Gerland III）提出，“《社会支柱》展现了卡斯滕·博尼克从父性身份到母性身份的转型过程（Gerland III 343），艾林科·欧兹德米尔（Erinç Özdemir）则运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来解读戏剧，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和技术现代化结合是推进戏剧发展的动力，因而也就使铁路项目成为戏剧情节发展的中心轴（Özdemir 43）。然而，除了威尔逊，很少有批评家关注《社会支柱》在正式出版之前易卜生曾多次修改此剧本。威尔逊试图通过追溯戏剧的写作过程来挖掘易卜生的创作素材、创作动机及心理变化过程。② 本论文则旨在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关于脑文本的相关理论，对《社会支柱》的所有稿本做相对全面的比较，并从脑文本与伦理选择的关系入手，深入阐释不同稿本变化的原因。

易卜生创作戏剧时往往是多易其稿，这在易卜生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亨利克·杰格尔（Henrik Jæger）的笔下得到了印证：“当他选定了他的材料，他会在下笔之前仔细思索很长一段时间〔……〕当他思索出大概的提纲的时候，便写下提纲的草稿〔……〕在这一提纲的基础上，易卜生随后开始着手给出剧本的大体形状〔……〕而后，在第二稿中，他进行了修改，最终，定稿在第三稿中完成”③。他的创作“依赖于不断的聚合、调整和修改”（《易卜生的工作坊》4）。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这个“聚合、调整和修改”的过程是大脑对具体事物认知并通过文字再现出来的过程。本论文以《社会支柱》为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证明该剧的不同稿本是易卜生脑文本的表现以及他创作时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虽然易卜生在其书信中曾提到打算把《社会支柱》写成一部五幕戏剧（Letters of Henrik Ibsen 291），但直至其最终问世，第五幕始终没有出现过。所以《易卜生的工作坊——现代剧创作札记、梗概与待定稿》（From Ibsen’s Workshops: Notes, Scenarios, and Drafts of the Modern Plays, 1911）一书收录的《社会支柱》的三个修改稿都只有四幕。本文比较此书提供的三个修改稿之间以及与终稿的异同，分析易卜生在把脑文本解码成书写文本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同时，阐释主人公卡斯腾·博尼克进行伦理选择时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博弈，并探究其脑文本在他进行伦理选择时的作用；最后通过解读易卜生的伦理意识，揭示戏剧的道德教诲本质。

一、易卜生创作《社会支柱》的脑文本及其伦理选择

对于易卜生而言，戏剧创作 “绝不是意味着仅仅是语言在灵光一闪之时便已然完成的附带发生”（《易卜生的工作坊》324），它首先需要在剧作家脑海里构思。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来看，这个在作家大脑中构思出来的作品可以被称作“脑文本”。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文本，“就文本的载体而言，文本有三种基本形态，除了脑文本，还有书写文本和电子（数字）文本。”其中，脑文本“以人的大脑为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和认知，先是以脑概念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储，然后借助脑概念进行思维，从而获取思维的结果：思想。思想是大脑在感知、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只要在大脑中存储，就形成脑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0）。

易卜生早在 1869 年就告知他的长期赞助商兼出版商弗雷德里克·黑格尔（Frederik Hegel）：“我正在构思一部全新的严肃的现代戏剧”（Letters of Henrik Ibsen 180）。《社会支柱》发表于 1877 年，而这期间易卜生发表的唯一一部戏剧《皇帝与加利利人》(Emperor and Galilean) 是他在 1873 年构思的。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现代戏剧”就是发表于 1877 年的《社会支柱》。很显然，在成为可见的书写文本之前，这部戏剧以脑文本的形式存储于易卜生的大脑中长达八年。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构成脑文本的单位是脑概念，易卜生借助脑概念进行思维，“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对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脑概念的组合形式也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这个“组合和修改”的过程其实就是戏剧家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这部戏剧的多个稿本恰恰证明了这一过程的存在。通过比较分析这些稿本中的变化，我们能看出易卜生在形成关于《社会支柱》的脑文本并把脑文本解码成书写文本的过程中做了一些重要的伦理选择。恰如易卜生本人所言，“戏剧的第一幕往往是最难写的”（Letters of Henrik Ibsen 291），他在所有稿本中第一幕的修改是最多的，因此本文就将聚焦于第一幕中的三个重要修改之处和第四幕的一个重要变化。

第一个而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变化是不同稿本间人物表的变化。《社会支柱》最初两个稿本中都有老一辈有影响力的人物。老博尼克夫人是每一次小镇夫人们集会时的中心人物，而且她会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为她儿子卡斯滕说话：“当我儿子决定要做什么时，他一定能做成”（《易卜生的工作坊》17）。有着绰号“獾”的玛德茨·汤尼森（希尔马的父亲）是小镇很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代表：“我紧握双拳，坚持努力拼搏〔……〕我这只獾将告诉他们獾是有爪子的”（22）。玛德茨是建造航船的老板，所以他反对修铁路，他甚至断言 “这（修铁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卡斯滕）想用我们的钱来修建铁路”（35）。可以预见，这样一个人物的强烈反对将会构成卡斯滕铁路计划顺利推行的极大障碍。但是到终稿时，易卜生完全放弃了这两个人物，通过在终稿中塑造两位典型的新生代卡斯滕的儿子渥拉夫和来自破碎家庭的孤儿棣纳对父辈安排的命运的抗拒，表达了对未来的关切。剧中，当希尔马质疑渥拉夫为什么一次都没有随他父亲的船只去美国时，渥拉夫回答道 “我真想去”（《易卜生戏剧》115）。当小镇上出现美国水手时，夫人们都认为是些 “丑家伙”（125），渥拉夫却异常兴奋，所以他最终决定跟随舅舅约翰去美国。棣纳一直认为自己 “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139）。在她看来，这种不同并非是因为母亲犯了通奸罪并且在父亲离开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小镇上的夫人们总因这件事对她另眼相看。她的不一样表现在她并不满足于夫人们自称为重要事业的针线活，她想去美国，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且在那里能 “自自然然地做人过日子”（139）。她从不盲从他人的观点，当所有人在流传关于约翰的诽谤时，她却对约翰说：“他们都对我说，我应该恨你，应该瞧不起你——他们说这是我的义务。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我的义务。我一辈子不会明白。”她认为约翰是个“有出息的人”，所以她愿意跟约翰去美国，而且她有更远大的志向： “我要对人家有贡献，不愿意只做个被人家收容的人”（174）。易卜生通过这样的修改，一方面清除了原本可能存在的障碍，使卡斯滕的铁路计划得以顺利获得支持，然而这种顺利恰恰凸显了后来卡斯滕当众忏悔错误的突然性，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易卜生对老旧传统的摒弃。在一次演讲中，易卜生曾明确表达：“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我们目前的时代描述为一个终结，而新的东西将要从中发展出来”。通过渥拉夫和棣纳追求个人梦想和自由的描写，表现了易卜生“坚定地相信人类种种理想的增长与发展能力”（《易卜生书信演讲集》374）。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第一幕中罗冷博士给夫人们分享阅读的书名的变化。除主人公卡斯滕外，校长罗冷博士是戏剧中另一重要人物。他在戏剧中的隐性身份就是一名牧师，虽然他本人予以否认。易卜生通过多次修改罗冷给小镇女士们分享阅读的书目表现了罗冷布道的本质以及对宗教的讽刺。初稿中的书名是《在自然的怀抱中静憩几个小时》（《易卜生的工作坊》16），到第二稿变成《森林社区》（34），终稿改为《妇女乃社会之奴仆》（《易卜生戏剧》114）。这样的修改是和易卜生表现的罗冷博士的性格特征是一致的。作为牧师的罗冷自视甚高，他总是声称自己是“被选为他所在社会的支柱”（《易卜生的工作坊》35）。和夫人们分享这些书都表现了罗冷作为牧师的本质。初稿中，他认为这本书“整体上被一种温柔的宗教精神所鼓舞”（13）。二稿中，他评价道：“它向我们显示出天意有时以何种奇妙的方式被超越了。这小小的基督教团体在遥远的西方原始森林里得到庇护”（32）。他一直在教导着夫人们要感恩上帝的赐予。显然，终稿中的书名本身就表现了罗冷说教的本质，他希望夫人们能守在她们应有的位置上，即从属于男性。然而，这样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反讽的效果， 因为到剧本最后，真正的社会支柱是两位女性——楼纳和贝蒂，这就形成了对罗冷自视为“支柱”的讽刺。此外，终稿中的评论表现了罗冷对于变化中的世界的态度：“这本书的内容跟咱们每天在报纸杂志上看见的不幸的事情正好是个鲜明的对照。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易卜生戏剧》111-112）。罗冷是一个典型旧秩序和传统道德的卫士，然而他所捍卫的社会秩序才是真正“没有道德基础”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谎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罗冷成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物。这个自视甚高的人物事实上没有权力参与小镇日常事务，他唯一的重要性表现在和那些夫人们的集会上。通过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易卜生表达了对宗教虚伪和政治欺骗的抨击：宗教实在是瘟疫和鸦片，弄到人类麻不不仁，像死人一般；不知道人生的真义，只知道有上帝的天堂和牧师的教会（《易卜生社会哲学》3）。

第三个变化是资本家们对卡斯滕推行铁路计划的态度发生的转变。整部戏剧是围绕卡斯滕推行铁路计划这一事件展开的。在不同稿本间，小镇举足轻重的资本家们对这个计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初稿和二稿中，卡斯滕和其他资本家的态度有所不同。卡斯滕起初反对，但他一直认为他有职责“促进合理的与必要的进步”（《易卜生的工作坊》25），所以当他意识到铁路项目能够带来小镇经济发展时他又亲自重新提出这一项目。相反，由桑斯达、德拉斯幕森（鲁米尔）和维格兰为代表的资本家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而且维格兰认为：“这将使我们进入到世俗的追名逐利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精神需要”（36）。因为有这样看似非常正义的反对声音，卡斯滕就必须费尽周折才可能得到他们的投资。然而，在终稿中，对卡斯滕的计划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正如鲁米尔所说，“成功失败，咱们都是一条心”（《易卜生戏剧》122）。这使得结束时卡斯滕向大家坦陈修建铁路真实目的更具冲击力，并且凸显了卡斯滕和小镇资本家沆瀣一气的虚伪本质。

在戏剧最后一幕还有一个重要的修改，即卡斯滕如何向众人承认他自我欺骗以及欺瞒家人和社会的。随着情节的展开，卡斯滕和楼纳的对话不断将戏剧推向高潮。在第三稿中，卡斯滕向楼纳坦白：“我也有时候看不起我自己〔……〕你知道我们这些被看作是社会支柱的人是什么呢？不多不少，我们是社会的奴隶”（《易卜生的工作坊》44）。也就是说，卡斯滕清楚地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且会时不时地反省，只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只要有人推他一把，他就能直面自己的错误。在终稿中不同的是，卡斯滕一直都沉溺于他所获得的成就和他在社区的地位给他带来的满足。是楼纳回来之后，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迫使他面对真实的自己。如评论家所言，“易卜生和女性主义关系主要表现在他在剧中塑造的真真切切的女权主义人物”（Mcfarlane 90），楼纳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女性人物。通过凸显楼纳在卡斯滕变化中的作用，易卜生使虚伪的卡斯滕和真实的楼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把脑文本转换成书写文本的过程中易卜生做了一个又一个的伦理选择，透过这些选择我们得以了解他的伦理意识。同时，这些伦理意识也反映在剧本人物的伦理选择中。

二、主人公卡斯滕·博尼克的脑文本及其伦理选择

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评论道，“易卜生戏剧中的人物都努力塑造和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相符的理想身份〔……〕而当实现这一身份出现困难时，他们会撒谎”（March 1278-80）。在《社会支柱》中，卡斯滕就是通过撒谎实现了他的理想身份。他违背真实自我成为了小镇的“社会支柱”。在实现理想身份的过程中，他做了一系列的伦理选择。和作者一样，戏剧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也是和他们的脑文本密切相连的。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等的不同，脑文本的存储、加工和提取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过程。一般说来，“什么样的脑文本决定什么样的人”（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也就是说，一个人存储的积极正面的脑文本越多，他越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高尚的伦理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一开始就选择撒谎的卡斯滕未能存储足够的正面的脑文本，所以他很难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卡斯滕的错误始于他最初做出的错误的伦理选择。他最初是和楼纳相恋的。当他们家的家族生意遭遇滑铁卢时，卡斯滕意识到只有依赖楼纳的异母姊妹贝蒂继承的遗产才能帮助家族度过难关。此时的卡斯滕在楼纳和贝蒂之间面临着两难的伦理选择。如果卡斯滕选择面对自己的真实感情，家族生意会败落；而如果他选择拯救家族，他将要放弃自己的真爱。卡斯滕选择了后者。然而，这并没有完全帮助解决卡斯滕的家族经济危机，卡斯滕必须依靠另一个谎言来解除危机。渐渐地，说谎者的身份成为了卡斯滕脑文本的一部分。随着这一负面文本的不断累积，它开始影响甚至决定了卡斯滕后来的伦理选择。因为做出了这些选择，他有了一个不真诚的家庭和一个本不属于他的社会地位。

随着放弃真爱，卡斯滕抑制了自己的理性意志而任由他的非理性意志肆意滋长。“非理性意志表现出来的种种精神因素，〔……〕都不受理性的控制和约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1）。当楼纳离开小镇的时候，卡斯滕的非理性意志完全战胜了理性意志，开始控制他的行为。他虽然已婚，却和一个有夫之妇有染，而且当他险些当场被抓住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相反，他却恳求妻弟约翰为他做替罪羊。因为没有理性意志的约束，他还到处散布谣言说约翰偷了家族的钱，以此来挽回濒临败落的家族生意。卡斯滕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原因是他已经在他的大脑里储存了谎言的文本，导致他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当非理性意志战胜了理性意志时，他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高尚的伦理选择。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因为这个撒谎者的身份，卡斯滕不但重振家族生意，还确立了“社会支柱”的身份。他享受着谎言给他带来的一切荣耀，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小镇发展不可或缺的人物：“谢谢老天，咱们这个勤苦耐劳的小城市是建立在坚固的道德基础上的。要是打个比方的话，我可以说咱们大家一直都在做打扫垃圾的工作，以后还要继续打扫。罗冷博士，你还得在咱们的学校和家庭里继续你那对于大家有益的活动。我们这些经营实际事业的人要努力推进社会福利，范围越大越好。至于咱们的妇女〔……〕尽管去搞她们的慈善事业，帮助、安慰她们最亲近的人”（《易卜生戏剧》124）。很显然，他已经习惯于做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还理所应当地给他人分配社会角色。殊不知他天真相信的“坚固的道德基础” 恰恰是自己的欺瞒骗世。因此，当他想要推行修建铁路支线计划时，虽然他的真实目的是牟得更大的利益，他却自欺欺人地告诉大家这是在“推进社会福利”。

虽然目前卡斯滕所得到的都是空中楼阁，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所以他要费尽一切心思来保证这一理想身份，他所做出的伦理选择也是和他的“社会支柱”伦理身份相对应的选择。楼纳和约翰从美国回到了小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唤醒了卡斯滕被压制的理性意志。但是另一方面，卡斯滕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当约翰敦促他将以前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众时，仍然是非理性意志主导着他的选择。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么做只会让“你（约翰的）家乡福利岌岌可危”④。此时卡斯滕的脑文本是他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于是，他想要贿赂约翰让他再次帮自己保守秘密。遭到拒绝之后的卡斯滕仍没有幡然醒悟。当他得知约翰将要带着棣纳登上一出海即将沉没的“印第安少女”号时，他想到的是他的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去也将成为历史，所以他没有阻止“印第安少女”号出航。非理性意志已经让卡斯滕走到了犯罪的边缘。

楼纳最终唤醒了卡斯滕被压抑的理性意志，并且是她不断给他输入积极正面的脑文本，让卡斯滕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在剧中，卡斯滕向楼纳坦白道：“自从你回来之后——我想的很多”（《易卜生戏剧》177）。因为楼纳，卡斯滕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卡斯滕开始在继续享有欺骗带来的声誉和坦白事实真相之间做出抉择。他最终意识到了楼纳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离开我，我就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177）。楼纳就代表着他的理性意志。楼纳的回归也就意味着曾经被压制甚至是缺失的理性意志在慢慢苏醒，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所得都是“撒谎欺骗人的下场”（178）。打倒他非理性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起初当他得知自己寄予一切希望的儿子已经登上即将沉没的“印第安少女”号时，他彻底绝望了，但是儿子最后还是没有上船，而是回来了。卡斯滕最终决定抛弃自己的撒谎者身份，直视自己的内心。而且他还向小镇人们呼吁：“让咱们〔……〕真正开始一个新时代。咱们要抛弃旧时代，把旧社会的假面子、假道德、假正经和怯懦的劣根性都送进博物馆让大家去展览，当做个教训”（186）。

卡斯滕恢复了他的理性意志，付出的代价是他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身份，但他不再受负疚感的折磨，而且面对真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道德成长经历。曾有批评家质疑过戏剧这样突然的转折，但是正如伊丽莎白·雅各布斯（Elizabeth Jacobs）辩驳的一样，“易卜生擅于以人物内心冲突和变化构成人物的戏剧性。他的戏剧的高潮通常都是一个顿悟的时刻，即主人公在关键一刻会不顾任何后果地直面他最真实的灵魂”（Jacobs 425）。

三、易卜生的伦理意识

“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34）。从这个意义上说，戏剧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一方面是受到了他们自己脑文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作家伦理意识的反映。易卜生在谈到这部剧时说过，“它会探究当今更为重要的几个问题”（《易卜生书信演讲集》160）。具体说来，在《社会支柱》中，通过这些人物，易卜生探讨了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社会普遍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两性伦理关系和女性地位这三个伦理问题，表达了个人追求自由的重要性，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丑陋面，肯定了女性的重要作用。

在评论易卜生和他同时代的丹麦作家兼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两人的异同时，比约恩·海默尔（BjØrn Hemmer）注意到：“这两位剧作家都强烈抨击了当前中产阶级社会价值观，在作品中都表达了个人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追求”。比约恩进一步指出：“易卜生和勃兰兑斯不约而同地认为当下社会没有办法满足个人对自由的与生俱来的追求”（Mcfarlane 69）。在给勃兰兑斯的信中，易卜生也说：“最重要的其实是来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易卜生书信演讲集》104）。因此，易卜生一直很重视个体自由的重要性。在《社会支柱》中，他通过两种追求自由的伦理选择表达了这一观点。第一种以楼纳和约翰为代表。当他们意识到旧的社会秩序和传统成为了他们追求自由的桎梏时，他们选择远离它，在新世界 —— 美国获得了他们希冀的成功和自由。楼纳成为了一名酒吧歌手，还发表公共演说，而且还出版了一本书，而这一切在小镇夫人们看来都是疯狂、不可思议的事情。约翰在楼纳的照顾下也成为了一名有身份地位的商人。另一种对自由的追求的典型就是卡斯滕。他选择捍卫旧秩序，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社会支柱”的地位。然而，“就是这些所谓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是最没有自由可言的”（Mcfarlane 69），他牺牲了个人自由。虽然，在民众看来，他成为了“又老练，又和气——一个十足的上等人——女人全都喜欢他”（《易卜生戏剧》119）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来于一个个谎言，所以注定会消逝。易卜生“没有说过要牺牲社会为个人，个人应该永远保存自己的人格”（《易卜生社会哲学》51），所以牺牲个人为社会的卡斯滕不可能成为支柱。最后，他放弃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选择真诚地面对世人。这个看似突兀的结局事实上和易卜生的主张是一致的，卡斯滕最终保存了自己的人格，实现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昭示着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周宁 568）。因此，在《社会支柱》中，易卜生通过表现卡斯滕最终实现精神自由，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及宗教的批评。易卜生通过卡斯滕和罗冷这两个人物彰显了对他们虚伪本质的批判。卡斯滕拒绝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还约翰清白时，说到这已经到了他事业的关键点，“凭着我没有瑕疵的名誉声望⑤〔……〕我也有力量担当应付，我会向大家宣布：‘诸位，我冒这风险是为了社会的福利’”（《易卜生戏剧》160）。这句话中“没有瑕疵的名誉声望”极具讽刺之意，因为卡斯滕守护的那个没有任何瑕疵高尚的身份地位恰恰是靠着一个又一个充满瑕疵的行动换来的。这句话的另一个反讽是“为了社会的福利”一语。戏剧开始之初，当渥尼在解释为什么要在工人们中发表关于机器的坏处时也这么说了。渥尼是卡斯滕船厂的工头。那么在这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的人之间，到底谁才是真正“为了社会的福利”呢？渥尼一家三代都在卡斯滕的船厂做工，卡斯滕却仅仅因为渥尼不服从他的命令而开除他。然而事实是，渥尼有他自己的考虑：“我怕新机器挤破工人的饭碗。先生，您常说咱们对社会有责任，可是，据我看，社会对咱们也有责任。为什么社会不先训练一批会用新技术的工人，就冒冒失失把科学上的新发明用在工厂里？”（132）渥尼并不是如卡斯滕所说单纯地排斥新机器，他只是希望他和他的工友们都能有学习新技术的机会。相比之下，卡斯滕显得自私得多，他所说的社会是有条件的，是排除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所以这就使得他的“为了社会的福利”具有了讽刺性。

罗冷博士是戏剧中另一个虚伪负面的形象。戏剧伊始就展现了一副非常可笑的画面。罗冷在为夫人们读书，“可是声音的高度只能是屋里的人偶尔听见一两个词”（《易卜生戏剧》110）。同时在做着针线活的夫人们显然听不到多少，但是当他“砰的一声把书合上”时，夫人们突然变得非常热情：“听这故事真有好处！是个劝人为善的故事！像这么一本书真能启发思想”（111）。可见，在他们的交流中没有任何真诚可言。随着戏剧情节的展开，罗冷向棣纳求婚了，但并不是出于爱情。如果罗冷真爱棣纳，就不会说“要是将来有一天我可以向你求婚”，更不会在说出“我真爱你”之后迅速地说“嘘！有人来了！”（122）他不了解爱情，他不知道如何承担爱女人的男人的责任。到后来，罗冷在夸赞卡斯滕时又极尽谄媚之能事：“今天我们向你致敬，主要因为你是个有眼光、有毅力、不自私并且肯牺牲自己的公民〔……〕这些年你在本城是个赫赫有名的模范人物〔……〕你简直就是咱们社会的支柱，社会的基础”（183）。罗冷说这一切简直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因为最终发现他所看到的竟都是假象。易卜生笔下的罗冷是宗教伦理的卫士，而通过揭露他所捍卫的是虚假的，易卜生也表达了对于罗冷所捍卫的传统和宗教的讥讽。

相反，戏剧中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楼纳和贝蒂，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易卜生本人对于女性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妇女应该是未来希望、突破现状和革新的生力军（海默尔 12）。在《社会支柱》中，易卜生对女性的褒扬是通过楼纳和罗冷以及贝蒂和卡斯滕的对比表现出来的。博尼克家是戏剧发生的主要场所，家里内饰装修足见主人的富裕。但是大部分时候，戏剧的背景都是比较晦暗的，因为屋子里的人都不太愿意拉开窗帘。当美国水手们拥上街头热闹无比的时候，罗冷却“关上通廊子的门，把门帘窗帘都拉好，屋子变成半黑”（《易卜生戏剧》126）。他认为这么做就可以把喧闹的新世界关在门外。“窗帘”显然已经成为戏剧中的一个重要意象。窗帘隔开的半黑屋子和热闹的街景就象征着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冲突。选择关上窗帘待在半黑屋子里表明了罗冷不愿意接受甚至抵制任何新的变化和发展。相反，楼纳痛恨黑暗。楼纳回到小镇上，来到博尼克家首先就把窗帘都拉开，她对大家说：“咱们早晚有一天会从这坟墓里爬出来”（128）。这一细节象征了她对小镇人固守陈规的鄙视以及对他们走向新世界的希望。另一方面，卡斯滕从一开始就对贝蒂不真诚。他并不爱贝蒂，结婚后，也从不让贝蒂了解他生意的事情，因为他认为“她不是我（他）需要的那么个帮手（178），而且他也认为妇女就该待在家里管好家务事。最终是楼纳帮助他认识到他和妻子疏离的原因：“因为你从来没让她参加你的事业。因为你不让她跟你自由坦白地交换意见。因为你做了对不起她亲人的事情，害她成天心里难受”（178）。相反，贝蒂虽然一直知道丈夫的所作所为，但她用爱包容着丈夫的谎言，在丈夫向人们公开忏悔之后更是以一颗宽容的心拥抱他：“这些年我从没像今天晚上这么快活过！现在我有了新希望”（187）。她一直在等着自己的丈夫幡然醒悟，和她一起开始全新的生活。由此可见，以楼纳和贝蒂为代表的新女性和传统女性在戏剧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脑文本，人无法发展他的伦理意识，无法形成善恶观念，因而也就无法和动物区分开来。“文学蕴含的一系列道德范例、榜样和说教，只有转换成脑文本后才能形成观念和思想，发挥褒扬或劝喻、鼓励或批评、赞扬或警示的作用，从而实现教诲目的”（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4）。因此， 学习研究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作家和人物的脑文本。诚然，我们无法完全再现他们的脑文本，但是如前文所言，易卜生的戏剧往往都经历了从早期的初稿到最终定稿的过程，通过比较和分析《社会支柱》这一部戏剧的不同稿本，我们证明了易卜生在戏剧创作时的脑文本和他的伦理选择的关系，并且以此洞悉他的伦理意识，揭示戏剧的道德教诲本质。

注解【Notes】

①See Robert J. Cardullo, “The Pillar of Ibsenian Drama: Henrik Ibsen and Pillars of Society, Reconsidered,” Neophilologus 95 (2011): 359-71.

②See Willard Wilson, “Genesisand Development of Ibsen’s Pillars of Socie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25: 1 (1939),<http://dx.doi.org/10.1080/00335633909380436.>.

③转引自 Mcfarlane 161. 译文参考亨利克·易卜生：《易卜生的工作坊 —— 现代剧创作札记、梗概与待定稿》，汪余礼 黄蓓 朱姝 王阅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年）322-323 页。本书根据From Ibsen’s Workshops: Notes, Scenarios, and Drafts of the Modern Plays.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11) 译出。论文中本书简称为《易卜生的工作坊》。论文中《社会支柱》的前三稿引文译文均来自此书。

④原文是 the welfare of your (Johan’s) native place is also at stake，此处为作者自译。

⑤原文是 the unblemished and honouredname，此处为作者自译。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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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吕洪波   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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