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平：推进犯罪治理走向“数理化”
我们要通过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犯罪治理科学化，从“心中无数”到“心中有数”，让治理体系从简单到精细，治理的资源从分散到集中，治理的手段方法从模糊到清晰，最终使犯罪治理这门学问从粗放进入到科学精细的阶段，进入到一个“数理化”的阶段：“数”就是要心中有数；“理”就是要理性；“化”就是现代化。
在法治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笔者重点关注的是犯罪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建设。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法治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其中就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平安中国在现阶段已经建设得非常不错了。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安全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依笔者的研究，中国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后面笔者要给大家具体数字。但即便如此，这是否就意味着现在的平安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程度呢？显然也不是，至少在犯罪治理的信息公开、共享方面，在犯罪统计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诸如犯罪白皮书、犯罪统计信息发布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司法信息化进步很大，在很多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但仍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平台，那就是犯罪统计与相关信息发布的平台或制度建设。如果说，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石油，那么其如何开采、收集、运输、交易和使用的制度，就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因此，在我们奔向法治强国、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当中，与犯罪统计相关联的一整套制度，就是我国犯罪治理应该着力解决或者重点建设的基础设施。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对于法科生而言总是比较头疼的，而依马克思的主张，一门科学，光有数学或数据还不行，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
统计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各国立国之初，作为君主和治理者，总要对国家治理心中有数，因而都非常重视统计。要有效治理犯罪，就必须对犯罪现象有精准的了解，进而制定确立科学的治理策略。我们利用各种公开的数据，勾画了一个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70年间刑事犯罪发展的整体趋势。如果把这70年的刑事犯罪案件数和立案率串起来，就会发现，这和中国的地理地势很像，改革开放前的犯罪态势就像东部的地势一样平缓，改革开放以后就像越过了中部进入西部，地势迅速上升，前几年到达一个顶峰，近年又顺势下降。
很多人在看到犯罪总量变化的时候，常常会作出一个直观的判断，即改革开放前的犯罪治理很好，而改革开放之后的犯罪形势日趋严峻，进而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对我国犯罪治理的业绩作出评判，对犯罪治理的战略策略提出自己的设想。笔者以为这样的做法过于简单，甚至粗暴。个人认为，相比于犯罪总量的发展变化，犯罪现象的内在结构变化更加值得关注。这种结构变化，笔者把它概括为“双降双升”。
“双降”中第一个“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下降。按照公安部门的统计，从2012年开始，我国以传统的八类严重暴力犯罪为代表的街头犯罪、暴力犯罪开始下降，跌至犯罪总量的30%以内，近几年还在下降。中央政法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仍然是下降的趋势。法院系统的司法统计数据也表明，在全国法院审结的具体案件排行榜上，2014年排在第一位的是盗窃罪，第三位、第四位的是交通犯罪，第五位、第六位也都是非暴力犯罪，传统的暴力犯罪如抢劫罪排在第七位，杀人罪的位次已经是十名开外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杀人、伤害和强奸这三类暴力犯罪的数量总体趋势都在下降。对比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虽然现在网络或者各类媒体上总是出现骇人听闻的恶性杀人案件，但这应该属于媒体放大的效应，因为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案件是7525件，2019年是7379件。在刑事案件中真正占比较高的是盗窃罪和诈骗罪。如果说在中国其他种类的犯罪都有升有降的话，传统的犯罪之中，唯独诈骗罪只升不降。而另一个只升不降的危险驾驶罪是新罪名。
第二个“降”是重刑比例下降，这是与严重暴力犯罪下降趋势对应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传统统计标准，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称为重刑案件，重刑率从1983年严打时的接近50%下降到2016年的8.01%，这个变化是非常可观的。2016年是一个低谷，2017年、2018年略有反弹，到2019年再次下降。
跟“双降”相对应的是“双升”。首先是轻微犯罪的数量和占比迅速上升。这个趋势在2011年5月1日以后表现得最明显。笔者曾戏言，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5月1日由刑法修正案（八）投放市场的一个“新产品”，对刑法市场效益的影响非常明显，危险驾驶罪（其中绝大多数是醉驾案件）从2011年的5万件一下子涨到2019年的32万件，几乎相当于我国整体刑事犯罪的五分之一。而当年传统的“第一大户”盗窃罪只有21万件。
而与之对应的另一个趋势是轻刑案件的数量和占比也在上升。轻罪案件增多了，轻刑的比例自然就上升了。这是轻罪轻刑的对应结果，也是“轻刑化”政策的体现。若从技术的角度看，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五年徒刑为界的统计口径，近年我国法院判决的刑事案件中，轻刑案件的比例在90%以上；而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近披露的数据，以三年徒刑为界，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案件也从20年前的54.4%上升到了2019年的83.2%。
正因为对犯罪态势有以上“双降双升”的总体判断，所以我们确信，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两大奇迹。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从2004年2005年起推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个政策不能变，应该长期坚持下去，而且它必须特别明确，要“以宽为先”，即以刑罚的轻缓化、刑事制裁的多元化为趋势。当然，有人担心，如果这样做，刑罚越来越轻，一些坏人就会作恶。但注意看有关部门做的全国公共安全感调查，从2013年的90分上升到2009年的95.6分，再到2019年的97.38分，说明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满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迅速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犯罪治理和社会治理业绩殊为不易！横向比较，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统算，全球平均犯罪率在3%至6%之间，美国略高于7%，法国基本上是6%。而即便把我国公安机关统计的最高年份的600多万件刑事案件和1000多万件的治安案件加总，我国的违法犯罪率也仅为1.5%，是世界平均水平底线的一半。所以笔者确信，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最后笔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设犯罪统计制度？因为犯罪统计及相关制度是犯罪治理科学化的基础。战国时期的法家李悝说过，“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犯罪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部分；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保障，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看，犯罪每天都在发生，关于犯罪的基础数据每天都在公安司法机关生成，所有办过的案子都有痕迹可循。但很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没能进入到学者的视野，没能进入公众的视野，可见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能共享。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通过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犯罪治理科学化，从“心中无数”到“心中有数”，从感性到理性，让治理体系从简单到精细，治理的资源从分散到集中，治理的手段方法从模糊到清晰，最终使犯罪治理这门学问从蒙昧进入到科学的阶段。概括而言就是进入到一个“数理化”的阶段：“数”就是要心中有数；“理”就是理性；“化”就是现代化；当然，也可以把“化”说成“法”，也即法治化。犯罪治理的“数理化”或者“数理法”的阶段，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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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建平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1年01月24日第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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