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柳青》：文学寂寥处，电影孤单时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李道新

今天，对影片至关重要的推介和评论，则出自陕西文学、电影和教育界或与之相关的一批重要代表，包括和谷、李星、肖云儒、张阿利、裴亚莉等在内的专家学者的文字，与文艺作品本身构成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艺矩阵。其中，著名作家和谷所撰《电影<柳青>的美学品格》一文，不仅较早地热情赞扬导演田波和制片人王苗霞“崇尚文学的神圣，甘愿做艺术的跋涉者和苦行僧”的“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而且高度评价了影片：“《柳青》以睿智的思想视角，坚定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充分调动现代电影特质的多元手法，准确地阐释了时代精神和乡村道德理想以及作家的心理处境，是一部有着鲜明美学品格的杰作。”和谷的判断基于文学与电影的双重论域，既知人论世，又极有胆识。

在当下，一位早已逝去的杰出作家，到底需要遭逢何种机缘，才能让文字中的思想不被读者遗忘？或者说，一个等待6年的电影导演，究竟需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让影片里的形象被更多观众看见？目前，80后编导田波的作家传记影片《柳青》，便向文学与电影提出了这种颇伤脑筋的双重难题。

追溯文学寂寥处，总是电影孤单时。《柳青》的出场，虽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和令人鼓舞的电影现象，但偌大的影院和众多的影厅，仍然只能容得下更多的“杀手与车手”“速度与激情”，仿佛是为了验证这一类作家传记影片乏人问津的普遍命运。据猫眼专业版显示，《柳青》上映14天，总计241场，票房仅为114.1万；与此相应，好莱坞犯罪动作片《速度与激情9》同样上映14天，总计79,180场，票房高达12.42亿。如此算来，两者场次相差330倍，票房相差更是接近1,100倍。尽管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受众的兴趣所在以及作品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主流电影《柳青》而言，票房并非唯一的评判标准，在全媒体时代及媒介融合语境下，片方、主创尤其是主流舆论、文艺批评等在各个层面的多种努力，也能很大程度上发酵影片的口碑，提升相关话题的到达率。最近一个月以来，影片《柳青》从官方海报发布、中国作协点映与定档5月21日开始，到马不停蹄地去往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全国多所大中学校和相关单位“路演”，进而入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主流文艺评论及主流媒体愈益明确地表达了对影片本身的好评，点赞了导演自己对影片主人公柳青的崇敬，其诚可感，其心可鉴。电影频道、央视频、学习强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电影报等数十家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以及中央党校、中影集团、中国作协等相关单位的推荐支持。

柳青及陕西文学，包括陕西电影、西部电影的崛起，不仅能够在底层叙事、平民关怀和忧患意识上独步文坛，而且能够以其独特的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气质，来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历史。今天，对影片至关重要的推介和评论，则出自陕西文学、电影和教育界或与之相关的一批重要代表，包括和谷、李星、肖云儒、张阿利、裴亚莉等在内的专家学者的文字，与文艺作品本身构成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艺矩阵。其中，著名作家和谷所撰《电影<柳青>的美学品格》一文，不仅较早地热情赞扬导演田波和制片人王苗霞“崇尚文学的神圣，甘愿做艺术的跋涉者和苦行僧”的“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而且高度评价了影片：“《柳青》以睿智的思想视角，坚定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充分调动现代电影特质的多元手法，准确地阐释了时代精神和乡村道德理想以及作家的心理处境，是一部有着鲜明美学品格的杰作。”和谷的判断基于文学与电影的双重论域，既知人论世，又极有胆识。

时至今日，这部直接以作家柳青的名字命名的影片，能在文学的精神诉求与电影的影音质感之间，找到某种内在的平衡，显示出当下中国作家传记电影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准；又能将个体生命的顿挫与国家民族的坎坷，极为深切地联系在一起，其间渗透着主创尤其编导感人至深的情怀和难以历数的心血。特别是在影片中，伴随着人生的无奈与时代的颠狂，眼前那片熟悉的土地，身边那些普通的乡党，才是柳青临终之际饱含泪水的热爱，最柔弱又最坚强；就像全片色调的动人之处，恰是父老兄弟的沧桑，田野稻谷的一片金黄。通过倾心观照作家命运与国家发展的艰难嬗变，影片散发出一种悲剧气质、理性史识与诗性光芒。

实际上，在一个社会加速、信息过载、连柳青是谁都很难有人关心的时代里，被无数话语塞满脑际的文学，可以相互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小；同样，被海量影像淹没时空的电影，期待认真凝视的愿望也逐渐淡然。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柳青》的出场，及其面向市场的应对策略和呼唤观众的顽强姿态，反而彰显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同样来自柳青的思想传承以及“文化陕军”的精神力量。近年来反映作家生平的传记电影并不多，《柳青》填补了这一遗憾，它让年轻人看到了彼时乡野和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电影中，柳青在生命最后时刻面对朝阳吐露的对人民的深情，是整部电影的升华之笔，将主人公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创作过程的困苦、放映场次的压缩与票房数据的低落，还是让人感觉到电影市场的残酷与对话交流的不易，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柳青当年及逝后所遭遇的生命之痛、文学之艰与壮志未酬，那是一种无法逃避也无处呼告的寂寥，更是一种伫立雪夜独自面对的孤单。也正因为如此，在影片中，柳青是以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创作圭臬的，尽管在柳青所处的年代里，托尔斯泰的大部分译作将要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而直到柳青逝世，托尔斯泰作为启蒙的“思想家”和人类的“良心”，其痛苦而深沉的内省和对终极价值永不停息的追问，才被重新阐发。显然，导演田波把自己代入了人物的灵魂之中。与其说影片以精益求精的质感还原了特定的时代风貌和乡土人情，不如说以诗意现实主义的精神塑造了一个仍然活着的柳青：深入生活而又特立独行，扎根土地而又充满悲悯。当其临终之际，面对天地间腾跃而出的那轮朝阳，看到田野间亲爱的乡党辛勤劳作的背影，不由得流下泪水的这一个柳青，确实是从来不曾逝去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文学不再寂寥，电影也不再孤单。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艺术报 黄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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