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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孙少平们，注定只能成为进城的“农民工”
像孙少平这样的青年农民，在迈向城市的进程中要付出多少惨重的身心代价？
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
作者：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今天来看，《平凡的世界》无疑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文本，囊括了叙述者及故事叙述年代所特有的复杂性。竞争性话语的登台、角力，在一个渐次开放的历史时空中青年人的活跃以及自我压抑，作家在塑造这一文学形象时所参引的思想资源及遭遇的困境……凡此诸问题皆意味深长。不妨从失恋的故事讲起。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得知郝红梅移情别恋爱上班长后很失落，为了平复这挫败感，他产生了幻想：未来的某一天，当“我”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这座城市”，再路遇郝红梅他们，会是怎样的情形？……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假想，或者说是对“主体位置”的期待和假想。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所模仿、追求的对象，往往来自于地位相距较近的阶层。以此来说，出身贫寒的孙少平确实“雄心勃勃”。想象的力量是巨大的。孙少平身上产生的幻想与渴望，促使着类似的青年个体“进城”。随着孙少平们必然地“进城”，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拒绝成为新一代的农业经营者，在田间地头渐渐地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今天我们检讨这一困境，可能应该考虑到孙少平当时对“主体位置”的想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人才流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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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少平接触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
请注意这里由“星星”和“流水”构成的景象，基本上是抽离了具体劳动的、纯粹审美的对象，一个挣脱了原本参与其中的劳作环境的青年农民，此时如同“城镇居民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审美景象来凝视”。这也是一种“风景的发现”吧。
首先，“星星”和“流水”构成的“自然风景”，是作为——借巴赫金的话——“片断的美景”被纳入到“个人私室的世界，只是作为优美的片断，在人们散步、休憩的时刻，当人们偶然一瞥眼前景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后文的论述将会表明，这一“风景”的出现，“与田园诗或稼穑诗的自然截然不同”，它预示着“人的形象开始移向私人生活”。
当下生活的不如意，在孙少平这里，表现为先前社会对个人发展空间的压抑。阅读是自我塑造的重要媒介：怎样才可以称为“人”，怎样才可以实现完善的“自我”，这一自我如何认识世界，追求何种价值……当孙少平沉迷于《艰难时世》《简爱》《苦难的历程》《复活》《欧也妮·葛朗台》《白轮船》……时，他汇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新人”为追求的阅读工程和历史脉络中。孙少平希望通过阅读重建自我的身份，他一次次去“县文化馆图书馆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阅读量惊人，那些《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小说中孤身奋斗的主人公，一次次进入他的梦乡，所有这些人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为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些现象了。
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这种“超越”还以旁观者田晓霞的观感表达了出来：“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许多学生气质太差劲……”问题是，这只是内在“气质”的重组，而不是实际身份的转变。诚如杨庆祥的洞见所示：当小二黑开始读书的时候，“当小二黑变成了高加林”，他将必然意识到，“他的环境、他的阶级身份不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信心，而是苦闷和焦虑”。
孙少平必然要投向“外面广大的世界”，不仅是借助阅读中“想象的翅膀”，更得是现实中行动的脚步。然而当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启动之后，孙少平们注定只能成为进城的农民工。哪怕孙少平是一个如此独异的个体，一个能在超强度的劳动后，还可以在烛光下忘我夜读的打工仔：
恋人田晓霞和哥哥孙少安来找在黄原市打工的孙少平——
二楼的楼道也和下面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 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淀，伤痕累累！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肯定会对上面这个场景过目难忘。孙少平“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想必依然憧憬着“远方的世界”、“生活在他处”；让人动容之处在于，路遥以孙少平脊背上的“伤痕累累”，呈露出“现实”对“阅读”的强行楔入。像孙少平这样的青年农民在迈向城市的进程中要付出多少惨重的身心代价？
还需注意的是，孙少平对远方的期待，与同一时期的香雪、凤娇们有所不同，后者“是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是精神里充满了物质性的”(“铅笔盒”“挂面”“火柴”“发卡”“纱巾”“花色繁多的尼龙袜”……)，而孙少平则以浪漫、激情的心态去憧憬抽象、理想的远方，比如投身到“北极的冰天雪地里”“赤手空拳”地战斗……这也与他身上的文学气质有关，尽管实际上“他只能象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在工地上“扛石关、提泥包、钻炮眼”。我们在感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时也被孙少平身上那种向往远景、斗争不已、不被辖制的力量所感动。
02
对于孙少平这样的打工者来说，现代城市的吸引力来自于对未来的一种模糊、朦胧的希望和想象，恰恰是文学阅读，有力地导引了这一希望和想象的过程。然而孙少平在城市所遭受的不平等、他脊背上的“伤痕累累”，预示着实现希望和想象的可能性实在渺茫。路遥如何处置、解决被阅读所唤醒的孙少平内心翻腾的欲望、所遭遇的烦恼和困境？孙少平是这样一个“特异”的农民工：他出身农村，在城市接受教育，最终成长为模范的能动者，既非都市里落后、低素质的外来人，也不是需要加诸同情的无助受害者（田晓霞曾反省自己不该以怜悯的态度对待孙少平）。这样的形象与贯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素质”为焦点的主流话语相吻合。“素质”用来指称人的一系列属性及其可塑性。从80年代早期开始，“素质”一词频繁见诸于主流媒体，成为有关现代性发展的各种表述中的核心要素。就某种程度而言，孙少平这一人物形象如同一座历史的“浮桥”，一方面暗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描述青年人在时代风暴中斗争成长的“十七年”期间的革命经典；另一方面，孙少平也被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社会工程所接纳，最终将成为市场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力模范。这就好像《人生》中，在亚萍的眼里，高加林是保尔·柯察金和于连的“合体”。
我想，孙少平式的忍苦耐劳哲学提供了一种化解危机的“粘合剂”。《平凡的世界》展现了孙少平的“匮乏”和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孙始终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之上；将“不平等”待遇看作素质提升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恰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我们还必须注目于孙的身份，像他这样的青年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依靠自己的打拼来闯出一片天地，这也加剧、固化了那种将在生存竞争中的成败归咎于自身原因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所改变，新近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年轻人日益将个人的成败、进退归结于个人责任，“尽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多可选之项”。正是在此意义上，孙少平这个文学形象深刻地嵌入到改革时代的社会肌理中。
如上文所述，孙少平惯于将忍耐、韧性、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等“内化”为个人品质，将其自身遭受的“艰难和困苦”、脊背上的“伤痕累累”看作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由此，阅读赋予了孙少平一种关于忍辱负重的哲学（路遥所谓“更高意义的理解”)，将苦难自我归因。
与阅读相关的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翻版了《班主任》的中心情节，孙少平在开班会——那天班上正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时候“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被同学揭发……这个场景——空洞高蹈、让人漠然视之的学习，和忘我投入私人阅读而无视去获取能量的孤独个体——一方面预示了此后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孙少平的姿态与上文提及的他（及路遥）总是将苦难自我归因而“不假外求”的哲学因果贯通，自此丧失了阿伦特意义上我们在此相遇并共同担负责任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末尾，这个“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的阅读者重回煤矿：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黄绿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这个画面看起来光明、美妙，其实脆弱、经不起追问。与特定社会阶层相关联的劳动、工作的环境(矿山、煤堆)，被“永恒的审美景象”所置换，画面中的“山野”“蓝天”“太阳”，还是和孙少平最初憧憬的“外面广大的世界”一样朦胧、虚无缥缈，路遥/文学最终赋予了孙少平们“永恒的抽象”，而不再有“现实的具体”……
在80年代以青年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中，我们一再可以发现类似的“妥协的结局”，在铁凝为香雪设计的结尾中，陪伴着人物的是“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里鸣叫，松散、柔软的荒草抚弄着她的裤脚”、小溪欢腾着“歌唱”、“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恰似路遥最后给予孙少平的“山野”“蓝天”“太阳”……
03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孙少平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不安于被辖制的气质，使其在成为被现代化征用的资源的同时，又若即若离地产生冲突。孙少平的形象，在今天可以被理解为“活着”哲学、“奋斗”神话出现的“前史”或“想象性的审美预演”。这当然源自后来者所作的历史批判与反思。问题是，当代文学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于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更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为文学与文学人物作出一个解释——由路遥所展示的孙少平的命运，在时代节点与历史现场中给出了何种努力，他的生存斗争与精神生活在特殊境遇里有何创获。复杂的是，在素质话语的笼罩下，在人物将忍辱负重等品质“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一种对内部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路遥理解的、孙少平追求的解放、自我完善、创进不已是对个人有意义的，而不只是成为社会整体解放的一个零部件。“面对更好的‘机会’，省委副书记女儿的爱情，孙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虫的虚荣，而是劳动者的尊严——他是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他甚至在市场初启的大幕中想象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劳动者主体：“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更进一步，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不同，孙少平似乎永远在流浪，执拗地拒绝固守本位：他首先走出以土地为象征的“超稳定结构”，当城市人的身份唾手可得之时又决然放弃。“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孙少平类似“过客”永无止境地行走在当下的姿态，使得上文议及的自我“内在化”终究不同于“活着”哲学、“奋斗”神话，不同于以赛亚·伯林批判过的“退居内在城堡”，因为孙少平拒绝种种“隐藏的强制者”试图为他设定的条件，为他“发明出来的生活形式”。这样的一种反抗中就有文学青年某种“不安分”气质的参与。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论述，权力的产生来自于“使人们（社会作用者）接受他们在既有事物秩序中的角色，因为他们无法看见或想象有其他选择，或者因为他们认为这角色是天生或不可变的，不然他们就是视之为老天注定或对己有利的”。而孙少平拒不接受在“既有事物秩序中”被“派定”的“角色”，他身上天然的文学气质集中结晶着这份抗拒和反省。我们不得不感叹，此时的“文学”依然具备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路遥并不自外于“现代化”的共识，我也并不将他夸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者，但是他赋予孙少平的这份“不安分”，这种尽管模糊、无法具体赋形却又真真切切的对“其他选择”的想象、远见和不放弃，总能够在此后历史展开中为后人提供打开“理性”“自我”“发展”“市场”“现代”等合理化限制的可能。这难道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值得人去珍重的品质？
正是秉持着对人生的不竭思索，对未来的特殊想象，当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利益共同体初步形成，其他人都安于甚至急于“对号入座”在其中寻获一份“归属感”之时，孙少平在不断放弃固定自我的流动状态中成就了一个丰富的主体。文学“既是历史的符号又是历史的反抗”。一方面当注重文学与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但另一方面，这一依存关系并不意味着决定论式地将文学视作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而应当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探析文学对社会环境作出的不同反应，尤其是这种反应的“自由”。毫无疑问，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整合了当时整个社会民众心理，路遥并不外在于这一共识，此共识也以素质话语的方式渗透到孙少平的意识中。由此这一形象有意无意地配合了社会整体性的规划方案，但他又特殊地具有不假外求的自我创进的力量，从未丧失“对那个不管多么狭小但在其中我们选择做喜欢之事的领域的信念”，在不断放弃中自由选择。诚如研究者所言，孙少平的“方案”失败了，“双水村的后代们，将被‘看不见的手’驱赶到矿井中，生产出‘带血的煤’”；但这个“失败者”启示我们他在历史节点上曾经拥有的创造的自由。也许，他的主观努力与精神创获，在未来依然可以为变革客观情势提供可能……
本文节选自
《历史中诞生》
作者：金理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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